导 读
本文考察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在拉丁美洲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三个案例概述这一过程。首先简要介绍了博物馆机构的情况和制约其发展的一般因素，以及流行于这一文化环境的理念。其次描述影响该地区博物馆学发展的结构性背景、机构性背景和实践的理念背景。最后讨论几所拉丁美洲大学博物馆学课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
一、引言
拉丁美洲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经费支持较少，文化遗产也从未被视为带动经济发展的资源。在拉丁美洲国家，文化始终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用于推进国家建设进程、传播政治阶层的特定价值观。
根据奎瓦斯·莫利纳的说法，“对中美洲地区文化动态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文化领域的研究来自大学和博物馆机构中的专业人员。2007年，伊比利亚博物馆的创建，迅速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博物馆政策制定的参照点。此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博物馆培训项目的发展也在快速改变着博物馆学领域和博物馆机构内部状况。这些举措提升了人员的专业素质，促进了博物馆机构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促使博物馆积极参与国家层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讨论。
二、拉丁美洲博物馆学的背景
玛丽亚·德·卢尔德斯·奥尔塔·巴雷托认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学既是文化事实，也是文化过程，必须将其置于特定背景中进行研究和分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与任何一种文化的其他层面都存在着持续的关系，是文化模式内在性质的清晰映现”。基于此，马塞洛·阿劳霍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鲁诺共同指出，该地区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博物馆机构的格局：在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拉丁美洲一方面将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压制了本土的和非洲的文化遗产。博物馆成为一个殖民机构，它反映的不是社会或民族的文化，而是专制和单一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博物馆机构的性质及其在我们认知中的形象本质上与其形成条件密切相关。我们必须研究其发展的社会条件，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引导博物馆学领域中的人们和机构行为、态度的外部条件。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三种主要背景来探讨拉丁美洲博物馆学界的状况、机构及其发展：结构性背景、机构性或专业性背景、实践的理念背景。
（一）结构性背景
在拉美地区，包括博物馆学界在内的众多行动者的共同参与促进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发展。虽然博物馆学的专业化和学科地位得到了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博物馆学在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区域经济环境塑造了博物馆机构的转型。为了回应经济形势，博物馆学界的一些理念得以萌生并付诸实践。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考察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如何影响博物馆学机构的运作和发展；而且还必须关注机构的管理方式和内部组织。
根据《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指导方针，结构性调整计划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得以实施。当经济限制浪潮席卷拉美地区时，许多国家削减了文化和旅游部门的预算。对博物馆机构预算的削减有时隐藏在一种论调背后，即这些机构缺乏社会相关性且被视为排他性场所。这便有自相矛盾的推论：一方面，从未关心过此行业的人却在谈论博物馆机构缺乏社会相关性；另一方面，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得不向公众证明他们的工作和专业信念的合法性。在博物馆专业人员眼中，自己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这导致博物馆专业人员从未想过有人会不同意这种看法。哥斯达黎加的博物馆预算直接来自国家财政支持，博物馆机构的所有收入都归入一个共同基金。尽管机构能定期收到固定预算，但也存在消极方面，例如对一般性的机构改革缺乏兴趣。
面对缺乏社会相关性的质疑，大量的观众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在博物馆领域。与此同时，博物馆推出的观众教育项目也引发了博物馆从藏品到公众的转变，参观博物馆成为有趣的学习体验。博物馆学机构开始从“死寂的空间”转变为“持续学习的倡导者”。在此过程中，博物馆学机构成为“社区的交汇点”。催生了博物馆学机构作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理念，博物馆机构可以提供新的展览和教育活动。许多社区制定了旨在通过文化旅游宣传的行动和策略，以加强当地的文化认同。譬如，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大众文化博物馆与社区的人们一起工作，遵循“生产性博物馆”模式，共同抢救和记录社区传统。
因此，促成《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突显了博物馆机构因观众缺失而面临的社会合法性问题。博物馆专业人员将重心放在以技术或速成操作方式为核心的工作坊和研讨会活动上。这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为应对危机而创造的新新运动不仅使观众受益，而且使专业人员意识到培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办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短期的，缺乏指导实施过程的理论。解决合法性问题需要掌握背后的原理知识，了解藏品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博物馆学机构本身及其展示的不同话语的构建过程。
西梅娜·瓦雷拉和西格弗里多·希门尼斯认为，这场危机创造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去中心化政策迫使部分博物馆与其他机构合并。许多博物馆开始出售与藏品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但这一行动并没有解决博物馆界的问题。瓦雷拉和希门尼斯认为，影响拉丁美洲博物馆机构运作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和机构性因素。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博物馆学界才提出要重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这一时期，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提出和讨论的一些理念被重新审视。一些新的理念出现于博物馆的性质、潜力和影响范围等议题讨论中，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生产性博物馆”的观点。但博物馆领域随后的几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1998年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题为“博物馆和可持续社区”的美洲博物馆半球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来自博物馆领域以及自然和文化遗产政府机构的专业人员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了博物馆和可持续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此次讨论涉及博物馆机构在经济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旨在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与经济福祉联系起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一个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广泛实践领域”。会议还表明，整个美洲大陆的文化政策以及博物馆机构亟需改革或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也需要转变理念。
这次峰会取得以下成果：首先，把文化和自然遗产机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提供了案例研究；其次，讨论了某些概念（例如社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涵差异，如“生态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保护美洲大陆第一民族知识的必要性；再次，会议将博物馆学机构的工作置于上述行动的中心。在上述所有理念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彻底改变拉丁美洲社会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关系、拉丁美洲各国之间关系的建议。这些讨论还建议博物馆学机构应以更积极的方式开展工作，以改变这些机构保护所服务社区遗产的方式。
总的来说，峰会希望通过强化博物馆机构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实体的观点，使其成为影响社会意识、改善和赋权所服务社区人们的手段，进而“为促进人类发展创造尊重、公平、自由和包容的条件”。尽管峰会充满了善意，但各政府的反应却和参会者的期望相去甚远，最初的期望不了了之。
2007年召开的首届伊比利亚-美洲博物馆会议可以被视为“大众博物馆学、社会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和批判博物馆学的当代继承者”。参与者包括伊比利亚-美洲秘书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等一系列组织。会议结束时，参与者签署了《萨尔瓦多宣言》，呼吁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为博物馆划拨充足的资源，还要求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实施博物馆公共政策”。制定了一些指导原则和行动方针，并成立了包括伊比利亚-美洲博物馆网络在内的机构组织。此外，会议还肯定了促进工作人员专业化培训的必要性。据此成立了“旨在促进和阐明拉丁美洲博物馆学公共政策的研究所”。这些举措旨在提高拉丁美洲地区博物馆的专业化和组织水平，应对结构性和机构性因素的挑战。
（二）机构性因素
在机构层面，我们可以确定两种类型的博物馆机构：一类是像国家博物馆这样的“大型机构”，另一类是像社区博物馆这样的“小型机构”。规模大小影响预算的分配。乔治娜·德卡利认为，拉丁美洲博物馆机构的状况由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员、专业人员的培训政策、培训预算三个要素决定。
多年来，在拉丁美洲博物馆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员缺乏博物馆学培训，但大多数都受过与博物馆工作有关的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这些机构缺乏具体的培训政策和预算。在博物馆学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必须自己寻找途径来获得博物馆学领域的教育。许多国家不承认博物馆学学位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履行其专业服务的必备条件。在一些国家，博物馆学专业甚至没有出现在公务员制度的专业列表中。
另一个阻碍改革的因素是组织的垂直性。一些国家的博物馆机构由国家博物馆或文化部等中央部门管理。这损害了机构的自主权。此外，这也不利于博物馆机构的中层专业人员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等组织举办的研讨会和工作坊。
（三）理念背景
博物馆学机构背后的理念都是由这些机构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决定的。在拉丁美洲，博物馆专业人员对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机构的范围和目标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由于该地区的政治特点，大多数专业人员相信机构对其社区和身份的社会承诺。这种理念一直存在于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讨论中，正如阿劳霍和布鲁诺多年前所表达的那样：
博物馆学在发展中国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依托一套比书面语言更加全面的符号体系，即藏品语言，从而缩短了文化生产者、支配者与学习者、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并为教育过程提供了替代性解决方案。
博物馆学可以“促进知识的广泛社会化，使博物馆成为自决进程的支持性机构”。大多数拉丁美洲博物馆学家都会同意约瑟夫·本内什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说的话：
每个国家都需要博物馆，以保存其文化遗产中可移动的部分，并创造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身份。通过在文化、科学和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和过去的连续性，博物馆有助于为未来创造先决条件。
在《拉丁美洲博物馆学思想——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拉美分会文献：1992—2005年的图表和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博物馆学机构潜力的理念及其多年来的演变。本书呈现了两种理念：第一种认为，博物馆可以干预其他社会机构的行动；第二种认为，博物馆的权力存在于一系列的角色之中，从负责拯救和维护身份到成为社区社会文化发展的行动者。这些理念构成了拉丁美洲大多数博物馆的理想主义和政治方法的基础。最近，这一理念已被转化为面向社会边缘群体及贫困社区学校的教育项目，其中包含这样的内涵——博物馆机构应作为具有社会职能和对社区负有责任的主体而存在。
通过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拉美分会组织的许多会议和工作坊，与会的博物馆学家发展出了一种理论话语，以支持博物馆学机构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变革的行动者的理念。然而，这些专业人员中的大多数都受雇于官方历史的国家机构，而官方历史的概念是与社会和经济变革行动者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在博物馆机构为促进其所服务社区的发展而可能采取行动的理念和务实的政治方法之间左右徘徊，后者要求他们遵循其不赞成的政治议程，以便获得政府赞助的预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存在着一种认知失调，表现为实践和话语之间的鸿沟。原因在于，没有多少博物馆专业人员拥有必要的博物馆学知识，无法从技术知识阶段迈向理论知识阶段。这种知识的缺乏源于博物馆学机构本身的组织性：一方面，许多专业人员只具备其科学学科的知识和在博物馆机构工作多年获得的实用性认知；另一方面，缺乏能够对这方面知识进行培训和更新的机构和国家策略。如果想要学习，大多数专业人员必须靠自己。博物馆专业人员普遍存在着一种制度化的心态，这种心态反过来又使理论话语制度化，并使其易于操作。
三、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在拉丁美洲的发展
尽管博物馆学在实践中存在局限性，但自1992年以来，理论博物馆学和作为学术学科的博物馆学在该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涵盖不同教育层次的大学课程的成功创建和发展；二是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拉美分会通过会议和研讨会提升了博物馆学理论的重要性。
在弗朗索瓦·梅雷斯和奥尔加·纳佐尔的指导下，如今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和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拉美分会分别在该地区组织了几次工作坊，以更新理论博物馆学。这些活动不仅寻求在理论博物馆学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博物馆学研究文化，而且还致力于弥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这些会议讨论了不同的博物馆学方法和博物馆的作用，旨在根据博物馆学的基本原则找到开展博物馆工作的最佳方式。根据费尔南多·阿尔玛萨·里斯克斯的说法，新博物馆学、批判博物馆学等新理念也在该地区兴起。新博物馆学通过墨西哥的费利佩·拉库图雷·福尔内利等专业人员的工作传播到整个拉丁美洲，批判博物馆学则见于巴西和阿根廷研究人员的相关著作之中。
在拉丁美洲博物馆学机构和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中，我们发现二者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奈莉·德卡罗利斯、特雷莎·席尔纳等女性一直在国际博物馆学会委员会发挥重要作用。女性不仅积极参与理论的发展及其随后的传播，而且还出现在工作“第一线”，和同行一起提出新的理念和方法。自1992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拉美分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这些女性和许多其他博物馆学家都为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拉丁美洲的博物馆学教育项目
在拉丁美洲，博物馆学的专业化与学科化经历了一条漫长且曲折的发展道路，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曾为之努力。他们从未忘记博物馆学机构对该地区的重要性，也没有忘记完善知识和博物馆工作的必要性。博物馆专业人员一直认为，博物馆学机构既是政治和经济的媒介，也是孕育未来的交流平台。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丁美洲在博物馆学领域建立了许多的博物馆学大学项目。每个项目都以其自身的兴趣为中心，同时兼顾该地区更普遍的情况和有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开设博物馆学大学项目的国家有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
在墨西哥，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发展之路始于博物馆机构的基本活动。第一所学校是1966年成立的“曼努埃尔·卡斯蒂略·内格雷特”保护、修复和博物馆实务学校。1972—1978年间，墨西哥政府与美洲国家组织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进一步开设了美洲文物修复课程和美洲博物馆学培训课程。保护、修复和博物馆实务学校的博物馆学教育项目聚焦于“承认博物馆的社会作用、侧重于交流和教育过程、遗产的社会处理方式”。
数代学人都在保护、修复和博物馆实务学校接受了以拉美视角为核心的教育，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他们实现了技术的情境化。此外，这所学校还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博物馆实务传统，影响了拉丁美洲许多博物馆学机构的展览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起，更多的墨西哥机构开始参与未来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据此，特里亚纳·莫雷诺总结了墨西哥博物馆专业化进程的三个关键时刻：第一，博物馆实务的专业化；第二，从博物馆实务到博物馆学作为一种研究主题和专业发展领域的过渡；第三，从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务形成过程的角度来承认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务。
巴西的博物馆学教育项目包括里约热内卢大学的博物馆学和遗产研究生项目与圣保罗大学的博物馆学研究生跨部门项目。这两个项目反映了巴西博物馆界就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持续讨论。前者创建于2006年，是里约热内卢大学与天文学及相关科学博物馆合作的成果。主要从事博物馆学、遗产和发展两个领域的研究。该项目还出版了《博物馆学与遗产学杂志》，以供专业人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发表研究成果。后者于2012年创建并获得批准，是大学博物馆专业人员内部对话的产物。其课程聚焦于遗产的保护和记录、展览和文化活动的规划和组织、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等领域。
哥伦比亚的博物馆学发展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博物馆学本身是大学主流研究领域之外的边缘学科。根据孔巴里萨的说法，博物馆学在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博物馆协会成立后开始进入哥伦比亚的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该协会领导了一系列行动，其目的正是为了开放博物馆的管理资格。”
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的博物馆专业人员团队是这一进程中的另一个行动者。他们推动了博物馆学研讨会和工作坊的举办，还设法将一些条例引入哥伦比亚文化法案。通过在互联网上发布一系列与博物馆机构管理相关的文本，该团队的工作成果已经公开。哥伦比亚博物馆协会和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的努力也得到了国家大学和国家银行的支持，并开设博物馆学和遗产管理硕士项目。通过大量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哥伦比亚在博物馆领域的专业倡议使得该地区的许多博物馆学家和博物馆受益。
五、博物馆学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博物馆学的专业化和学科化之所以在拉丁美洲地区得到认可，得益于三个主要群体的行动：博物馆学专业人员，博物馆学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大学和大学博物馆。专业化进程主要指以交流和教育为重点的行动。与博物馆学家相比，普通大众更容易理解博物馆教育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在拉丁美洲，培训平衡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实践环节都从理论视角进行了分析，并充分考虑了博物馆学机构作为社区行动者的理念。然而，这些博物馆学项目的学生主要集中在与技术知识相关的领域，这可能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和解决具体日常问题的境况。
在所有博物馆学项目中，至少有三个重要方面对博物馆学机构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理论因素、加深与其他学科联系的需求、致力于社区实践的理念。
首先，在理论方面，各种博物馆学项目的课程都包含了一种明显的兴趣，运用新博物馆学和批判博物馆学的观点，将博物馆学机构的工作情境化。历史因素对于理解博物馆学机构的现状非常重要，它使这些机构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激活其意向的社会表征清晰可见。理论知识是统合各种博物馆学过程和活动的关键要素。理论知识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从实践角度来看，理论因素旨在促进对博物馆学工作的整体分析，并将其理解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这表明了博物馆学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即博物馆学不被视为某一特定学科的一部分，而是博物馆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提出的“整体博物馆”或之前讨论过的“生产性博物馆”等理念获得了具体的社会意义。其次，为了加强博物馆学机构和社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加深与其他学科联系的需求和建议。将博物馆学机构理解为变革的行动者迫使我们关注其教育和交流。因此，心理学、教育理论、市场营销和传播理论等学科在博物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方法影响了活动和展览的质量以及拉丁美洲各地博物馆教育项目的改进，表明博物馆在提升观众体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再次，致力于社区实践的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将博物馆视为具有社会责任的机构，这构成了大多数博物馆学项目课程的基础，并贯穿于博物馆机构自身的所有行动中。博物馆学实践不再被视为一套管理机构的技术和策略，而是以促进社区和机构共同发展为导向。该视角采用整体性研究方法，涵盖了知识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上面概述的三个方面在博物馆学机构的行动中都有所体现，并开始产生积极的影响：博物馆正在改进其教育服务，制定更好的管理计划，并让社区参与其活动。在学术方面，仍有一些工作要做。其一，必须研究这些理念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工作中如何实施这些理念。其二，必须改善专业培训的可及性，以便让博物馆工作人员能够获得学习机会，提升他们的知识和专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