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张庆捷：美国返还石刻文物新探
2023年5月9日，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授权，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出席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举行的中国流失文物返还仪式，接收2件重要石刻文物。
返还的2件文物为中国北朝至唐代围屏石榻，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两件石刻为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在一起刑事案件调查中发现，由检察官办公室和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查没。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国家文物局密切协作，在美方职能部门配合下，成功实现文物返还。
5月下旬，两件文物顺利回归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多位专家对其作了鉴定，并于同年9月底在故宫博物院“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中公开展出。
一 两件返还文物的形制与图像解析
两件文物均为长方石板，朝外一面均为浮雕加彩绘。第一件为高浮雕彩绘贴金围屏石榻的前挡板。正面上窄下宽，上边缘长202.7厘米，下边缘长211.5厘米，高约48.3厘米，厚约20.4厘米。从画面构图看，上部浮雕一排紧密的连珠纹，其下雕一排覆莲瓣纹。覆莲瓣纹之下，画面可分五部分，自左向右辨识如下。
左一部分描绘一位神王捉杀恶鬼的场景，神王头戴宝冠，帔帛绕身，身向右倾，共四臂，上面两臂一手持金刚杵，一手持三叉戟。下面两臂一手握短剑，一手抓着身下一个恶鬼的头发，脚还踏着一个恶鬼。
左二部分又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三个浅浮雕的圆环连珠纹，内雕长有双翼的鹿、马、羊；下部是一个透雕的壸门，内雕对坐的两狮。
左三部分为该围屏石榻前挡中部，即束腰圣火坛图案。火坛下部伏一力士，四肢着地，头部朝外，背负火坛底座，底座上双狮交互扭曲，盘绕回首。上面又是仰莲形火盆，火焰飞腾。火坛两侧有四位祭司与飞天共护圣火，两两相对，分左右隔火坛侧身而立。两位祭司位于下部两侧，上半身为人首人身，下半身为鹰腿鹰爪，身形魁梧，手持环形物。两飞天位于火坛上部，飘游圣火两侧，也作了变形处理，上身为人形，下身腿脚为鱼身鱼尾形状。
左四部分同左二，也是连珠纹图案和壸门图案。
左五部分为一身向左倾的神王，共四臂，一手抓恶鬼，另三手分别握持金刚杵、三叉戟和短剑，脚下似踏一恶鬼，威风凛凛〔图一〕。
图一 高浮雕彩绘贴金围屏石榻前挡
五部分画面中存在三个题材：分别是两侧靠边的神王、半中间背生双翼的鹿、马、羊和对狮，以及中部的火坛祭司图案。最重要的是中部的火坛祭司图案。根据考古发现看，火坛祭司图案是祆教信徒的标记。三个题材同处一个画面，既独立，又相互关联，是非常精妙且有深意的构图。在某些部位，还残留彩绘和贴金。
第二件为浅浮雕彩绘贴金围屏石榻前挡，正面近长方形，长228.6厘米，高约58.4厘米，厚约15.2厘米。观察其正面构图，上半部有两排连珠纹和双莲瓣纹，下为一排十个环状连珠纹，其间有花柱隔离，环内各雕一个动物。下半部图案亦分五部分，自左向右辨识如下。
左一部分雕一神王，侧身向右，一手执剑，一手抓一鬼头发，举剑欲杀。左二部分为一透雕的壸门，壸门内雕一头狮子，向右站立。左三部分为正中，雕刻着两位祭司与一座火坛。祭司人首鹰身，面部戴着罩具，遮掩口鼻，相向立于莲座之上，手持一物，伸向火坛。火坛束腰，底座厚重沉稳，火盆深腹敞口，上下各饰一圈连珠纹，盆口冒着火焰。火坛两侧地上，各摆置一个长颈水瓶。左四部分亦为一透雕的壸门，壸门内雕一头狮子，向左站立。左五部分，一神将侧身向左，右手持剑，左手抓一鬼怪衣领，欲杀之〔图二〕。整体布局也是五部分，三种题材。
图二 浅浮雕彩绘贴金围屏石榻前挡
两件前挡看似汉白玉，但从前挡背面切割痕迹看，实为青石质，即石灰岩。两件文物具有很高的价值，从工艺上看，第一件为高浮雕彩绘，第二件为浅浮雕彩绘。两件主题相同，皆是以火坛、祭司为中心。以火坛祭司为图像中心的石刻之前已发现很多，如虞弘墓石椁、安伽墓门楣、史君墓石椁，包括近年发现的麹庆墓围屏石榻，都是以各种各样的火坛和祭司为中心。
两件围屏石榻前挡的构图与麹庆墓出土围屏石榻前挡相同〔图三〕，即由一个火坛加祭司、两个神王像和两个壸门与连珠纹加动物图案组成。但具体表现不同。如第一件围屏石榻前挡的圣火坛结构分上下两层，下方祭司为人首鹰身，上方左右还有两位手持串珠的飞天。其复杂程度堪比安伽墓门楣的圣火坛，类似者还有隋安备墓围屏石榻前挡。第二件前挡的火坛构图比较简单，中间乃是一个束腰火坛，两侧各有一位人首鹰身的祭司，与虞弘墓近似。
图三 围屏石榻前挡 安阳隋代麹庆夫妇合葬墓出土
除圣火坛外，两件前挡上的神王形象亦比较醒目。神王形象在北朝较为流行，曾在史君墓石椁前挡出现，西京博物馆藏祆教围屏石榻前挡与翟曹明墓的墓门也有守门神王形象，但形象差异较大。麹庆墓围屏石榻前挡的神王像比较特殊，左边的是两臂，右边的是四臂〔图四〕。有的祆教围屏石榻上雕刻有神王形象，有的没有神王像，两者比例相近，表明神王形象与圣火坛不同，不是祆教墓葬或葬具必备的元素。结合北朝墓葬中神王形象的流行状况，推测其可能是模仿了佛教的天王形象，起着守护墓葬的作用。因为在北魏墓葬中，神王形象很多，如大同北魏丹扬王墓甬道两侧，各绘一个天王形象，多臂多面，手执武器，足踏恶鬼〔图五〕。
图四 围屏石榻前挡两侧神王 安阳隋代麹庆夫妇合葬墓出土
1. 左侧神王 2. 右侧神王
图五 甬道守门神将 怀仁县北魏丹扬王墓出土
另如2005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沙岭北魏壁画墓。据墓内木棺漆皮残留文字记载，墓主为破多罗太夫人，死于太延元年（435）。该墓壁画分布于甬道和墓室，其中甬道两壁绘两身守门神将立像，南北对立，戴盔披甲，大眼阔口，凶恶狰狞。北壁神将右手举刀，左手持盾；南壁神将右手持盾，左手握刀〔图六〕。此墓为平城北魏最早的纪年墓，守门神将也成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北魏神将之例。
图六 甬道守门神将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
2014年，御东建设区一座北魏墓出土了解兴石堂。石堂题记时间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墓主人为解兴。石堂前壁门两侧彩绘守门神将。左面神将身着盔甲，脚穿系带麻履，右手持长刀，左手持盾，盾牌下方绘一头人首怪兽。右面神将也戴头盔，身着铠甲，脚登系带麻履，双手握一长戟，刺向前下方，长戟下方是一头口吐长舌的庞大怪兽。
2020年8－12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七里村北魏墓群做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29在甬道东西两壁绘镇墓武士。据简报，武士呈胡跪状，头戴缨盔、面覆狰狞面具，身着铠甲，手持兽面盾与环首刀，身侧及下方绘有人面兽身异兽与卷尾犬类动物〔图七〕。这种神王形象在北魏墓葬壁画或石椁前壁多可见到，而且占有较大比例。
图七 甬道守门神将 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9出土
两件围屏石榻前挡的雕刻相当精美，可以推知，原有围屏的雕刻也应该与之相当，可惜被迫分离，不得一见。
二 返还文物的性质、年代、出土地域与结构差异
两件文物顺利回归中国，令人欣喜。然而，仍有几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1、两件文物的性质是什么？2、两件文物的具体时代如何确定？3、两件文物是否存在仿制问题？4、两件文物的出土地点在哪里？5、两件文物的结构有何异同？
先谈第一个问题，两件文物的性质。两件文物中心图案皆为火坛与祭司〔图八〕，与以往发现的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石葬具上雕刻的火坛祭司大同小异，可确认两件文物均为入华祆教徒石葬具的前挡。中亚出土的粟特人纳骨器上，常见雕刻有圣火坛和祭司，入华祆教徒石葬具中的圣火坛和祭司图案，当是源于粟特地区，反映出祆教徒的葬俗和信仰。祆教作为中亚粟特人的主要信仰，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葬具艺术融合了中原文化与粟特传统，表现在采用了坚硬的石床榻，保留了圣火坛和祭司图案。因此两件文物的性质比较清楚，皆为中古入华粟特人墓葬出土的典型祆教文物。这种前挡板，或位于石椁底座前挡，或位于围屏石榻底座前挡，尽管不是石葬具全貌，却信息量很大，足以证明它的性质。
图八 两件石榻中心火坛与祭祀图案
再谈第二个问题，两件文物的年代。根据相关报道，时代定为“中国北朝至唐代”。美国学者乐仲迪和朱安耐（A. L. Juliano）推测第一件底座可能是日本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藏粟特石屏的底座，对于日本美秀美术馆藏品的时代，她们初认为是6世纪后半叶，后认为“为公元6世纪后半期至7世纪早期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产物”，对该底座的断代应当与对该石榻的断代一致。美国学者怀特认为这两件石刻时间是“6世纪后半叶”，没具体判定是北齐或北周。荣新江先生对比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安阳石床榻底座，认为“很可能也是属于北齐晚期”。葛承雍先生也谈到两件底座的时代，认为当是“北齐－隋年间”。几位的见解，各有道理，我的意见与几位接近，却稍有差异。我认为，给这两件石榻前挡定时代，范围应该宽泛些，因为不能完全排除掉还有北周的可能性。目前所见入华胡人围屏石榻，最早的为东魏时期，如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藏翟门生围屏石榻（石榻制作于东魏，出土地当在邺城一带），该围屏石榻上未发现火坛祭司图案。具有火坛祭司图案的石葬具，早的见于北齐和北周。经正式发掘出土且带有火坛祭司图案的北朝祆教墓葬石刻，是北周安伽墓和史君墓〔图九〕。馆藏祆教围屏石榻，如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北齐围屏石榻上的双阙，也刻有火坛祭司图像〔图十〕。还有许多隋代石葬具也有火坛祭祀雕刻，如虞弘墓石椁、安备墓围屏石榻、麹庆墓围屏石榻，或发掘，或馆藏，时代都是隋代，可见火坛祭司石雕图案流行于北齐、北周或隋代墓葬。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带圣火坛祭司图案的北魏及唐代祆教石葬具尚未见明确例证，因此，两件文物的时代定为北齐、北周－隋更为合适。
图九 火坛祭祀石刻图案
1. 安伽墓门额 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出土
2、3. 史君墓石椁 西安北郊北周史君墓出土
图十 北齐围屏石榻双阙上所刻火坛祭祀图案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再谈第三个问题，两件文物是否存在仿制问题。对于第一件前挡，在学术界并无争议，各家意见一致，认定为中古粟特人墓葬遗物，不存在仿制问题。对于第二件前挡，曾有不同意见，如怀特在其论文中提出仿制质疑，此后不少学者亦持保留态度。
2006年，我再度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承蒙该馆东亚部同行邀请，进入库房观摩第二件前挡。受库房光线与观察条件限制，直观感受为：第二件前挡在工艺上较第一件略显粗糙。大都会同行亦请我就第二件是否仿制问题发表看法。我当时的判断是：第二件虽在工艺上稍显粗率，但与第一件之间仅属工匠工艺水平高低的差异，并非仿制。
理由在于：当时已知的入华粟特人石葬具数量极少，特别是对石葬具上祆教标识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学界对祆教葬俗及其与佛教艺术的关系尚缺乏系统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精准仿造出符合其图像体系与形制特征的器物，难度极大，几乎不具备设计或仿制的条件。我亦将上述判断当面告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行。至今我还保留上述意见，不同的是，第二件前挡归国后，脱离了库房环境，仔细观察，我觉得也很精美。两件前挡比较，仅是雕刻加工的技法不同而已。
再谈第四个问题，两件文物出自哪里。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两件文物皆为被盗出境，流落海外，不知原初出自哪里。寻找具体出土地点，因无出土墓志提供信息，目前有一定困难，然而推测两件文物的大致出土范围，还是可以做到的。
迄今为止，出土过祆教石葬具的省份有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诸省，笔者收集整理过一些粟特人石葬具，详见［表一］。
表一 现知入华胡人主要石椁或围屏石榻一览（按墓葬年代排序）
据此表所列地点看，有的出土地点清楚，有的不清楚，如翟门生围屏石榻、美秀美术馆藏围屏石榻、弗利尔美术馆藏石葬具底座、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北朝“房屋形石椁”、法国吉美博物馆所展围屏石榻等，出土地不详。其他均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不存在出土地点的问题，无论甘肃省、陕西省，或山西省和河南省等，均属于黄河流域。翟门生围屏石榻虽在深圳，但结合墓志记载其制作于东魏武定元年，可知其应属于东魏疆域内的入华粟特人墓葬，东魏疆域位于黄河流域，因此该石榻的原生地域仍属黄河流域。其余几个，由石葬具形制看，或围屏石榻，或石椁，都是黄河流域传统葬具。结合已知祆教石葬具的分布范围，由此及彼，推测归还的两件围屏前挡出土地点，将其划入黄河流域是比较可靠的。
第五，两件文物的结构有何异同，即两件前挡反映的围屏石榻结构存在哪些差异。
笔者注意到，两件围屏石榻前挡上均有数个卯眼，但位置不同。第一件前挡上部没有卯眼〔图十一〕，说明上面没有围屏；在背面上部有通贯石档的直角边槽，看来是为铺床板开凿的。而且在边槽上开凿了卯眼，是燕尾卯，小口朝后，可能是搭围屏石榻横梁之用。整体分析，这是一件前挡无围屏的围屏石榻，与麹庆墓前面无阙的围屏石榻相似〔图十二〕。
图十一 高浮雕彩绘贴金围屏石榻前挡上部里侧燕尾卯 作者摄
图十二 安阳隋代麹庆夫妇合葬墓围屏石榻透视图
第二件前挡上部既有边槽也有卯眼，卯眼位于前挡上部。在前挡上方靠两侧，各有两个长方形卯眼。这四个卯眼朝上〔图十三〕，对应的榫头只能来自上部，说明上面曾存在带榫头的双阙，两侧各有一个。推析这件是有双阙的围屏石榻前挡，应该和河南安阳固岸出土的东魏谢氏冯僧晖墓出土双阙围屏石榻上部相似〔图十四〕。两件文物在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反映了祆教石葬具的多样性。
图十三 浅浮雕彩绘贴金围屏石榻前挡上部卯眼
图十四 东魏谢氏冯僧晖墓双阙围屏石榻
这件前挡莲瓣的下部，留存一个铁环残部，是用于连接？还是别有用途？目前因资料和学识有限，需要进一步研究，暂不能妄下判断。
三 回归与启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归还两件围屏石榻前挡的特点和价值。这两件文物都是典型祆教文物，一件曾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开展出，影响较大，讨论多有涉及。另一件因长期封存博物馆库房，见到者很少，虽然也有文章做过介绍，大多数学者却没有见过实物，对它的研究文章较少。如今两件文物回归故土，实为学界幸事，为研究丝绸之路与入华胡人及其信仰再添重要资料。
两件文物的研究主要基于图像分析，这些图像不仅是艺术表现的载体，更是了解粟特人葬俗以及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尤其是那些墓葬特殊画面，既能传述墓主人身份，也能反映该民族民俗信仰，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与不足。以考古发掘的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图像、北周史君墓石椁图像和隋代虞弘墓石椁图像作为基点，来比较其他粟特人石葬具图案便可发现，有的葬具或多或少地具备上述三个葬具图像中的一些重要题材，如祭司与圣火坛，具有鲜明的祆教色彩，充分表明粟特人对它的重视程度。
归还文物再次证明，汉唐之间，随着丝路繁荣，黄河两岸活跃着许多入华粟特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留下许多遗物。他们生前信奉祆教，去世还在葬具上刻绘出祆教徒身份的圣火坛。
目前对两件围屏石榻前挡的探讨仅是起步，未来研究还有很大空间，期待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探讨两件前挡与其他祆教文物的关系；二是寻找与其配套的其他构件，以还原完整的围屏石榻。此外，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有望进一步揭示祆教在黄河流域的传播与影响，以及粟特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角色与贡献。同时，对于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开放程度、黄河流域的民族交融与东西文化交流等，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