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于中国｜刘夏凌：工匠的野心：荷兰代尔夫特黑釉彩陶及其跨材质互动

这件东方人物主题黑釉彩陶板制作于1700年前后的荷兰代尔夫特，画面中心饰有两位女子，一立一坐，或怀抱白兔，或手执芭蕉扇，两侧饰有盘龙、鹦鹉、瓶花等图像（图1）。在Henry Havard 1878年出版的《代尔夫特陶瓷史》（Histoire de la Faïence de Delft）中将其描述为“黑漆之上的彩色饰板”（Plaque polychrome, sur laque noire），Marion van Aken-Fehmers则将此类器物称作“上漆的瓷器”（lacquered pocerlain）。此类器物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代尔夫特黑釉彩陶，又名“代尔夫特黑”（Delft Noir）或“代尔夫特的奇妙黑”（het wondere zwart van Delft）。

不同于为人熟知的 “代尔夫特蓝”（Delft Blauw），黑色底釉搭配彩色装饰是此类陶器的独特审美趣味，且存世数量很少，世界范围内不足70件，集中生产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早期代尔夫特的三间陶瓷作坊。外显的漆器质感搭配内藏的陶器材质，为我们展开了一场在陶瓷器与漆器之间的材质竞赛。

图1 代尔夫特黑釉彩陶盘，无底款，1700年前后，私人收藏, 图像来源：Henry Havard于1878年出版的《代尔夫特陶器的历史》（Histoire de la Faï ence de Delft）图版1，现藏于美国盖蒂研究中心。

荷兰代尔夫特黑釉彩陶器的独特和稀有，已在多部陶瓷收藏著录中达成共识：“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有一批带有彩色装饰的中国风黑色釉代尔夫特陶器。目前，这类器物非常罕见。”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Rijksmuseum）2.22号的展厅一角，摆放着几件“代尔夫特黑”（图2）和一件 “代尔夫特棕”（Delft Brown）。在同展厅大量蓝白瓷器的衬托下，这几件黑釉彩陶显得尤为独特，近观这件陶盘可见黑釉的反光，云朵部分可见彩色釉料流动的质感（图3）。由此，也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是何种因素造就了此类黑釉彩陶的诞生？它的制作需要什么工艺技术？它与当时荷兰进口的东方漆器有何联系？为何此类器物仅仅生产了短短的几十年且存世数量极少？如何理解陶瓷与漆器等不同材质之间的竞争和互动？

这一批在特定时段（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特定地区（荷兰代尔夫特）生产的特定风格趣味（黑地彩饰）的器物可以构成一个“有限而具体的整体研究对象”，从而使得一段“有限的整体史” 的研究成为可能。本文将梳理现存代尔夫特黑釉彩陶收藏实物情况，对其材质、工艺、技术、底款、趣味等相关问题一一剖析，从代尔夫特工匠及陶瓷工厂的制作角度，探索这场仿制实验背后材质之间的互动和竞争。借此研究也可进一步理解，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与“跨文化”（Trans-culture）如影随形的“跨材质”(Trans-material)现象。

图2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2.22展厅中的黑釉彩饰陶器，©笔者自摄。

图3 黑地彩绘陶盘（局部细节），佚名，1700至1730年，直径22.5厘米，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BK-NM-12400-267)，©笔者自摄。

“成器”不易。技艺的成熟往往始于稚拙的实验。在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件精美器物背后，都堆叠着无数“不成功”的碎片。代尔夫特黑釉彩陶的现存数量之稀少，与其工艺难度直接相关。

1500年左右，当时被称作“马约里卡”（Majolica）的制作技术从南欧传到欧洲北部的荷兰。至16世纪末期，荷兰的陶器制造业（陶瓷器、瓷砖等）已经十分活跃。彼时，比利时安特卫普是“马约里卡”的重要生产中心之一，这是一种覆盖着不透明锡釉、釉上彩饰的陶器。1585 年安特卫普陷落后，许多瓷器制造商北迁并定居在荷兰代尔夫特等地。工匠的移居带来工艺的流动，这也即将成为代尔夫特陶器制造业的基础。1708年，荷兰代尔夫特一位诗人Reinoud Grammer在谈及代尔夫特陶器与进口东方瓷器的差异时提到，它们“仅在于材质的不同”。在同时代的外文档案中，代尔夫特陶器在一般以faïence，ceramic或earthware出现。其中，faïence一词特指此类表面完全覆盖锡釉（一般是白色）的彩釉陶器，它和马约里卡陶（Majolica）不同，后者是明亮的金属氧化物上光的可渗透陶器，特指19世纪在英国制作的仿意大利锡釉陶器。 据部分档案记载，产于荷兰代尔夫特的此类陶器也被称作“瓷器”（“porcelain”）。1787年出版的荷兰语词典将代尔夫特陶器（Delft earthenware）描述为“一类粗糙的瓷器”，以此来彰显代尔夫特本地作坊仿制东方进口瓷器卓有成效。若纳入市场维度进行考量，进口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对代尔夫特陶器的本土市场仍具有巨大威胁。从1677年持续至1703年，代尔夫特陶器（酒壶、茶壶、水壶等器物）的价格仅为东方进口瓷器的十分之一，直到1730年，价格的差距才缩减至五分之一。正是在此种背景下，东方瓷器受到狂热追捧，加之进口与本土陶瓷之间悬殊的市场价值，代尔夫特的陶瓷工匠为模仿真正的东方瓷器展开了一系列的仿制实验。

受到工艺技术条件的限制和中国青花瓷器趣味的显著影响，代尔夫特最初生产的陶器以蓝白色为主，因为蓝色、绿色、黄色和紫色等色彩可以在950℃左右的条件下顺利进行烧制。后来，随着日本柿右卫门和伊万里瓷器进口到荷兰并引起荷兰人的喜爱和模仿，加上锡釉及控温技术的逐渐成熟——烧制过程中可以更好地控制彩色釉料的扩散——使得工匠也逐渐大胆地实验，有的作坊会使用蓝色、橄榄绿甚至是黑色釉料，并且用一种或多种色彩来装饰器物。“如果更细致地来区分此类深色釉料，除了黑色，还有巧克力色和橄榄色，后两者通常以黄色颜料进行装饰”。在1695年至1715年间，代尔夫特也生产了一批褐釉黄色装饰和深蓝色釉白色装饰的陶器。自此，代尔夫特陶器上的颜色逐渐丰富起来，从经典的蓝白色逐步扩展至绿色、红色、黄色、棕色、紫色和金色等多种不同色彩。

那么，黑釉从何时开始被使用？代尔夫特陶器对于黑釉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1649年。根据代尔夫特市立档案馆中的档案记录，早在1649年代尔夫特就已经出现了彩色釉料，其中就包括黑釉。1679年，代尔夫特陶器（faïence）的黑釉配方被公布，以研究玻璃器闻名的德国科学家Johann Kunckel (1632/34-1703)出版了《玻璃工艺实验艺术或完美玻璃制造技艺》（Ars Vitraria Experimentails oder Vollkommene Glasmacher Kunst）一书，揭示出在玻璃上作画和代尔夫特陶器（faïence）之间紧密关系。他也指出若陶瓷表面颜色呈现为棕色，而不是黑色，应当在黑釉配方中添加更多的氧化钴（zaffer或cobalt oxide），这为代尔夫特黑釉彩陶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最初的黑釉仅用于小面积实验，逐渐覆盖整个器物，其制造工艺难度极大，价格也很昂贵。比如十七世纪末部分代尔夫特陶器上出现黑色轮廓线，还有部分带有工厂名称的首字母和特殊的订制标志图像也是黑色的。 还有一类陶瓷的边缘是黑色，类似镶嵌的黑色画框。十八世纪初期代尔夫特白地彩陶的局部会用黑色点缀，比如：东方仕女的黑发、麒麟的蹄部、仙鹤、鸟儿和昆虫的局部、草木山石的阴影等细节，还有对美洲人黑色皮肤的描画。黑釉的局部出现说明在十八世纪早期代尔夫特工匠已经掌握了黑釉技术，表面的透明铅釉还使其具有了类似瓷器的闪亮光泽。在黑釉技术实现突破后，对于色彩的选择也成为一种主动的趣味选择。

相较于一般陶器，黑釉彩陶需要独特的制作工艺。Henry Havard和Leopold Flameng在1909年出版的《荷兰陶器》（La Céramique Hollandaise）一书中提及两件黑釉彩陶器并将其划归到代尔夫特陶器的第二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标志性的黑釉陶器工艺。代尔夫特陶器表面的装饰既不是釉上彩，也不是釉下彩，而是 “釉中彩”（Inglaze），即将液态颜料和釉料进行了融合，且经过一次性地烧制成型。 此类陶器硬度较低，质地柔软，“可以用刀子很轻易地进行切割。” 此处对于器物硬度的判断是相对的，依据不同的工艺特征可将欧洲各地的陶器进行整理分类，比如英国陶器是硬质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除了纳韦尔地区Nevers）陶器为中度柔软，墨西哥陶器则为中等硬度。此处的黑釉主要是基于氧化锰这种材质，仅用黑色颜料进行绘制和装饰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问题，若想要在黑色背景上叠加彩色装饰，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知识。

黑釉与彩饰的叠加方式主要呈现为两种装饰风格，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制作工艺：第一种是先将陶胚涂上锡釉，待其干燥后施加彩饰，然后，将黑釉涂在纹饰之外的背景处，边缘位置的“留白”将黑釉和彩色釉料隔开，避免混色（图5）。此类工艺主要产自De Grieksche A (The Greek A) 陶瓷工厂；第二种是通体施加黑釉，待其干燥后再在器物表面进行彩饰（图6、图7），也见单一黄色釉或黄绿色釉装饰。其中，可使用的彩色釉料也有限制，现存的大部分代尔夫特黑釉陶表面以黄釉、蓝釉和白釉为主，红釉和绿釉需要先在黑釉上加一层白底，再继续上色，此类主要产自De Metaale Pot (The Metal Pot) 陶瓷工厂。在其烧制阶段，对温度也有着非常严格和精准的要求。温度过高，色彩着色不稳定，会逐渐和黑色背景相融；温度过低，则会使得彩色颜料过于暗沉，这也对烧制窑炉的控温技术提出了更加精密的要求。所以，相较于其他陶器，代尔夫特黑陶的制作是一个费工、成本高昂、技术复杂的过程，工艺的难度直接影响代尔夫特黑釉彩陶的产量。

图5  黑釉彩饰杯，1695至1720年间，荷兰代尔夫特， De Metaale Pot陶瓷工厂制作，高8 cm × 宽7 cm，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BK-KOG-2408-A），© Rijksmuseum, Amsterdam。

图6 黑釉彩陶咖啡壶，荷兰代尔夫特，De Metaale Pot陶瓷工厂制作，高20厘米 × 宽18厘米 × 深11厘米，现藏于荷兰代尔夫特王子宫博物馆（No. PDA 56）,©笔者自摄。

图7 黑釉彩陶咖啡壶（细节），荷兰代尔夫特，De Metaale Pot陶瓷工厂制作，高20厘米 × 宽18厘米 × 深11厘米，现藏于荷兰代尔夫特王子宫博物馆（No. PDA 56）,©笔者自摄。

目前，世界范围内现存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代尔夫特黑釉陶器仅不足70件，这批器物的器型多见于陶板、陶盘、茶壶、咖啡壶、方形茶叶罐、茶杯等，偶见毛刷板及陶制人物塑像，装饰图像常见花鸟、建筑及中国人物等中国风图式。Marion van Aken-Fehmers认为相关图式主要来自同时期的欧洲版画，比如Olfert Dapper于1670年出版的Gedenkwaergige bedryf铜版画；Petrus Schenk的版画等。现存实物主要收藏于荷兰、比利时和英国，相关收藏机构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Amsterdam)、荷兰代尔夫特王子宫博物馆（Museum Prinsenhof Delft）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英国剑桥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The Evenepoël Collection of Musées royaux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法国塞弗尔国际陶瓷艺术博物馆(Sèvres - Manufacture et Musée nationaux)、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等馆，其中，布鲁塞尔拥有27件，这几乎占据了这批藏品的半壁江山；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散见于私人收藏，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阿伦森代尔夫特（Aronson Delftware）曾经拥有十余件藏品，美国私人收藏，日本私人收藏等。

前文提到，现存的代尔夫特黑釉彩陶实物可依据制作工艺分为两大类；一类保留 “留白”，仅在彩饰之余的部分背景补绘黑釉；另一类通体施黑釉，另加彩饰。在此基础上依据色彩风格，可继续细分为两类：黑釉彩饰、单一黄色釉装饰或黄色釉搭配局部的绿色釉等，依照器型、底款、图式等要素还可进一步细分。笔者将结合现存藏品，对这三种风格进行梳理。

第一类是保留局部白地的黑釉彩陶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代尔夫特黑地彩饰配金属链条茶壶标有红色的字母组合“PAK”及收藏标记“Collection JF Loudon”，在由Pieter Adriaensz. Kocx经营的De Grieksche A陶瓷工厂制作。此类器物表面，白色仍然占据了一席之地。 同一博物馆中还有同风格的代尔夫特陶器，比如1695至1720年间的黑釉彩绘方形茶叶陶罐。这属于黑釉彩陶的第一类工艺，在De Grieksche A和De Metaale Pot这两间陶瓷工厂均有制作，相对而言，后者的“留白”面积更大。黑色作为背景补绘，先后的叠加并非制作技术上的必要，也反映出这是一种主动的趣味选择。

同一器型也用第二种工艺制作——通体施黑釉加彩饰，此类工艺主要生产于代尔夫特的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器型之一，陶板。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花鸟主题黑釉彩陶板；器型之二，陶盘，部分也较深的也被称为陶碗。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陶盘（参见上文图2），这件与一件现藏布鲁塞尔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的花鸟主题陶盘风格和形制非常近似。器型之三，茶壶。比如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剑桥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的两件黑地彩饰茶壶（图12、图 13），在黑釉之上饰有中国风景及花鸟纹饰；另有一件咖啡壶存世（参见上文图6、图7）；器型之四，方形茶叶罐（图14、图15）；器型之五，碗（图16）；器型之六，毛刷盖。茶壶和茶叶罐等器物具有尺寸上的差异，有的茶叶罐高13.厘米，有的仅8.6厘米；有的茶壶高13至14厘米，也有7.5厘米高的小型茶壶。此类小型茶具与当时的喝茶风气有关，在正式喝茶之前有“试茶”环节，女主人会用品茶壶（tasting pot）为客人们准备多种茶叶，用小尺寸茶壶泡制试饮，以供来客选择。类似开酒前的“试酒”，随着“试茶”风气的流行，小尺寸的茶壶和茶叶用具等也随之生产。

图12  代尔夫特黑地彩釉茶壶，1700年至1724年，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制作，高14厘米、宽18.1厘米，现藏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No. 128A-1887), ©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图13 黑釉彩陶茶壶，荷兰代尔夫特，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制作，高13厘米，宽17.5厘米，现藏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博物馆（No. C.2723 & A-1928），©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

图14 黑地彩饰茶叶罐，荷兰代尔夫特，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制作，现藏于荷兰海牙艺术博物馆，© Kunstmuseum, The Hague.

图15 黑地彩饰茶叶罐，荷兰代尔夫特，1700年至1720年，高13.9厘米，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私人收藏(D9024)，© Aronson Delftware, Amsterdam.

图16  黑釉彩饰碗，1705年，荷兰代尔夫特，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制作, 标记黄色的“LVE 5”, 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私人收藏(D2014)，© Aronson Delftware, Amsterdam.

在通体黑釉打底的基础上，除去彩饰，还有一类代尔夫特黑陶以单一黄色、部分搭配绿色釉进行装饰，装饰主题均为中国风。这件1700至1740年间的黑釉加黄绿色中国风装饰方形带盖茶叶陶罐（图18），该器物可见黄色底款“LVE” 在数字“5”之上。器物内里仍为白色，仅在器物表面施黑釉。另一件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荷兰艺术展厅（图19）；也见于毛刷板等日常用具。此类属于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的另一种风格尝试，也更加接近东方黑漆描金的漆器趣味。

图18  方形带盖茶叶罐， 1700-1724，荷兰代尔夫特，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制作，高10.2厘米，宽5.7厘米，现藏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C.2346&A-1910），©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图19  茶罐，荷兰代尔夫特，约1695至1720年，制作者很可能是来自De Metalen Pot的Lambertus van Eenhoorn，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笔者自摄。

综上，根据制作工艺可将此类代尔夫特黑釉彩陶分为两类；加上对彩色釉料及风格的考量，可将这批器物细分为以上三类。同一器型会分别呈现出以上三种不同的风格，比如陶盘、茶叶罐、毛刷等。相较于商品式的的量产，这更像是从设计者角度出发的一场材质实验，其中大部分器物都来自代尔夫特这间The Metalen Pot陶瓷工厂。

研究器物，底款不容忽视。代尔夫特的陶瓷工厂常常借助字母、数字、标点、颜色、几何形状、徽章等元素的排列组合来标记器物。C.H. De Jonge在1967年出版的《一位私人藏家的代尔夫特陶器收藏录》（Een particuliere verzameling Delfts aardewerk）附录中系统梳理了代尔夫特陶器上的41种底款。其中，此类黑釉彩饰风格主要来自以下三家代尔夫特作坊：“希腊字母A”（[荷]De Grieskche A，[英]The Greek A), “金属罐”（[荷]De Metaale Pot，[英]The Metal Pot)和“摩尔人的头”（[荷]Het Moriaanshooft，[英]The Moor’s Head)。其中，“希腊字母A”陶瓷工厂生产的黑釉彩陶以补绘黑釉的工艺为主。由Pieter Adriaensz. Kocx在1701年至1703年间经营，在他去世后由其夫人Johanna van der Heul在1703年至1722年间独立经营。De Jonge指出大部分的代尔夫特黑釉彩陶（此处指代通体施加黑釉的工艺）由“金属罐”陶瓷工厂制作，这间陶瓷工厂主要活跃于1691至1724年，由Lambert van Eenhoorn与他的妻子Margaretha Teckmann共同经营，器物底款为字母组合 “LVE”、“LVF”、“HP”（图21、图22）。有时，还会搭配“21”、“80”、“5 0”等数字，这是设计者和制作者姓名首字母的缩写组合，即Lambert van Eenhoorn和Hendrick Peridon。

图21  一件银彩色装饰啤酒陶杯上的底款, “2 1 LVE HP”（Lambert van Eenhoorn及Hendrick Peridon的首字母缩写搭配），荷兰代尔夫特“金属罐”陶瓷工厂。

图22  三件彩色装饰陶制花瓶上的底款，“LVE HP 8 0”（Lambert van Eenhoorn及Hendrick Peridon的首字母缩写搭配），荷兰代尔夫特“金属罐”陶瓷工厂。

（此处有删减）

在1686年的《魔术之书》（Tover-boek, Book of Magic）中，除了一些魔术戏法，还收录了中国漆器的上漆步骤。这比广为人知的《漆器与清漆工艺论》(A Treatise of Japanning and Varnishing)还要早两年。当时十七世纪末的欧洲人把中国漆工艺与魔术戏法并置，制漆被视作充满来自异域的东方秘密，牵引着欧洲的工匠和藏家。代尔夫特黑釉彩陶的诞生实现了对“漆”的粗略模仿和替代，这在欧洲人眼中也是一种魔法、一种可以把陶瓷变为漆器的幻术。本文聚焦荷兰代尔夫特黑釉彩陶，正是对这场“幻术”的重现。通过对其现存实物的收藏情况、标记底款、工艺、风格、特定的装饰趣味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及分类。笔者认为这一类集中生产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荷兰代尔夫特的黑釉彩陶器，除去日本瓷器、中国乌金釉瓷器、“绿色家族”瓷器等同材质器物的影响，也受到东方漆器的显著影响。同时代荷兰人最钟意的一类东方漆器——中国款彩漆器——有可能为此类提供了黑釉彩饰陶器的设计灵感。加之，代尔夫特工匠对于黑色釉料、低温窑炉等工艺技术的探索和进步，使得陶瓷与漆器趣味的互动成为可能。工匠在此实现的不仅仅是对于东方进口瓷器的仿制，还有对于材质的征服，为我们设下了一个“欺骗眼睛”（Trompe-l'œil）的视觉陷阱。此类器物不仅现存数量少，生产周期也集中于短短的几十年间。借用Monika Kopplin的一个比喻，这是发生在漆器和瓷器之间的一场迷人又短暂的风流韵事，一类器物随着风尚的“昙花一现”，正如一场狂热却注定短暂的热恋。

这一批在特定时段（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特定地区（代尔夫特）生产的特定风格趣味的器物（黑釉彩陶）构成了一个“有限的研究整体”，为我们呈现出一段“具体的整体史”。中国、荷兰、日本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伴随着风尚和美学趣味的流动，这条路径并非点对点的线性影响，而是一个多方互动的立体网络。好比是香气分子从香水瓶中四溢出来，在特定的时段、地域、物品之间形成一种交互式的立体氛围，无处不入、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跨文化”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跨材质”。除了风格，陶器、瓷器、漆器、玻璃器、紫砂器等不同材质之间也有着密切互动，分属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工匠对器物的模仿，既是制作，也是对不同材质的征服。人们曾经梦想 “点石成金”，而这是代尔夫特的陶瓷工匠们“点陶成漆”的梦想，是从进口、模仿到创造的野心，也是堆叠在无数“不成功”的碎片之上，终得 “成器”的一场跨材质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