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化到去殖民化：加拿大的博物馆学理论（1960—2000年）

      1971年，加拿大博物馆学家邓肯·弗格森·卡梅隆撰写了《博物馆：神庙还是论坛》一文。这篇文章从根本上挑战了他所感知到的当代博物馆的停滞状态。神庙式博物馆未能“解决其角色定位问题”，许多博物馆仍在迎合社会和学术精英及其价值体系。20世纪60年代末创建或重新构想的众多创新性博物馆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推翻博物馆学传统。

      卡梅隆的论点与致力于重新构想博物馆机构社会可能性的学者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深知博物馆在丰富社区生活、文化发展和保存遗产等方面的作用。如今，另一位加拿大博物馆学者罗伯特·简斯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针对各种地方和全球问题采取社会行动。事实上，许多加拿大博物馆重新定义自身，采取大量措施推动藏品和实践的民主化，这显示了博物馆参与当代社会事务的潜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博物馆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和作用圆桌会议”。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博物馆在当代世界及其不断演变的需求中所扮演的角色。“整体博物馆”的概念就诞生于这次会议，它具有多学科的构成和整体性的方法，并在实验性的生态博物馆中得以体现。

      卡梅隆这篇文章的根本性反思和理论化主张，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加拿大（以及全球）博物馆学理论和实践的两个重要节点之一。另一个是定居者去殖民化和对加拿大殖民博物馆学的瓦解。原住民行动主义、对原住民人类遗骸和藏品进行文化返还的呼吁、批判既有实践的艺术和策展干预，以及原住民策展的兴起，成功地挑战了加拿大博物馆和当地居民社区中心内的机构权力关系。

      作为多学科研究领域，博物馆学存在许多分支。在思考20世纪末加拿大的博物馆学理论时，我们聚焦于相互交织的理念，这些理念影响了日益发展的批判性实践；反过来，我们也聚焦于影响了当代博物馆学理论的实践。博物馆机构的复杂性，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网络化场域中的枢纽”来分析至关重要。不仅需要从藏品、展览等方面进行多学科分析，还需要解释包括艺术、历史等在内的不同博物馆类型的独特历史和实践方法。

      本文试图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几种理论线索汇集在一起，并着眼于21世纪。我们既突出了在国际上引起共鸣并影响了全球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学理论的杰出学者的理念，也指出了某些反过来促进了该领域理论化的具体博物馆学实践。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博物馆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交流，它催生了人们对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根本目的的深刻反思。这与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热潮相呼应，挑战了长期以来的博物馆哲学和实践，并导致了新的博物馆学见解和实践的出现——即字面意义上的“新”博物馆学。这个新词是由法国博物馆学家安德烈·德瓦雷在其1980年为《世界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中创造的。法国理论家弗朗索瓦·梅雷斯和安德烈·德瓦雷指出，该运动最重要的进展发生在1972年至1985年间，当时诸如参与式博物馆学和文化认同等概念和理念在一系列新型博物馆中得到实践。这些新型博物馆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共享社区支持这一要素，并标志着博物馆与其服务的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几位加拿大博物馆学家在推进这些理念和将相关实践具体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具体化体现在当时加拿大所发展出的独特博物馆类型。其出现基于两种诉求：一是强调博物馆及相关机构的社会和教育作用，二是通过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来实现机构的民主化。

      新博物馆学运动不仅在于让博物馆更广泛地向公众开放，而且还期望它们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博物馆基本作用的全新认识也源于新兴的遗产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对保存、保护并将国家遗产传递给后代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与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运动和后殖民理论同步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次大会上探讨的“对博物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彻底重估”，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民众的需求。《魁北克宣言》是1984年第一届生态博物馆与新博物馆学国际工作坊的关键成果。这份政策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肯定了该运动的核心理念：社区博物馆学、社会进步、跨学科性、人道主义原则、社区发展和生态博物馆学。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附属国际组织。多年来，该组织定期在欧洲和北美举办会议，其理念也通过四语期刊《社会博物馆学论集》得到传播。

      在实践中，新博物馆学的原则在生态博物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生态博物馆深受关于环境及其生态的更广泛认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对遗产阐释和保护日益增长的承诺的影响。在加拿大，上博斯生态博物馆等均因地制宜，植根于所在社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需求。在早期阶段，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尚未获得一致支持。梅兰德将生态博物馆描述为一个集合体，分布在一个群体的地域范围内，并擅长运用大众教育的方法。生态博物馆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对生态系统及其相互关系更加整体性的理解、跨学科性、公众参与以及一种保护精神。瑞瓦德进一步将戴瓦兰给出的等式（地域+遗产+居民）加入了记忆元素。

      加拿大最早的生态博物馆案例出现在魁北克，这凸显了法国和魁北克博物馆学家及理论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延续至今。通过国际和法语网络的传播，这些基础理念推动了加拿大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发展。然而，加拿大英语地区虽然专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但并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末采用“生态博物馆”的术语。如今的生态博物馆在规模、范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不同于先前的魁北克模式。其中几个博物馆巨大的地理范围有助于将多个遗址或区域整合起来，以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对地方遗产的社区治理。

      实验性博物馆并非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唯一重要的博物馆学举措。新的联邦计划和政策的出台“促进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博物馆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在更广泛的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领域引发了其他的理论探究。国务部长热拉尔·佩尔蒂埃于1972年发表演讲，宣布联邦政府的新博物馆政策，并特别强调了政府促进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两大主要目标。

      早在佩尔蒂埃演讲之前，加拿大博物馆专业人员就已经认识到服务于广泛而多样化的民众所面临的困难：一是它可能变得过于集中化，远离自发的“草根”活动；二是它可能过于紧密地与地方活动联系在一起，可能导致本已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更加分散。

      迈向文化民主化的第一步是了解加拿大博物馆的藏品情况。为此，政策规定创建国家名录计划。国家名录计划被构想为数字化数据库，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计算机化引入博物馆并将其应用于藏品的广泛努力。将众多博物馆中不同形式的信息收集起来，放入一个能为广袤国家服务的单一的、基础的数据库的努力被证明是困难但富有启发性的。

      到1986年，国家名录计划更名为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那些拥有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加拿大博物馆开始独立工作，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开始为与文化遗产信息管理相关的产品、服务和培训提供咨询，这一角色延续至今。当今，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藏品联系起来的努力也与此相关。

      创建数字国家名录的努力展现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国家遗产的去中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张力。对文化遗产管理透明度的渴望促使人们将国家名录视为一种解决方案。然而，国家名录计划揭示了国家主导的去中心化和分散项目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为了创建一个能促进民主化访问的资源，首先必须将信息及其管理集中化。同样，集中化的数字记录也存在问题。为了使名录信息可访问而进行的数字化需要同质化和最小化。此外，一个中央机构决定了哪些文化遗产信息是重要的，以及哪些博物馆将首先成为数字化工作资金的受益者，使得机构规模影响了可达性和可及性的理念。这需要一个集中化的国家权威机构来实现。

      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的成功之处在于使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加拿大的藏品，从而能够更广泛地参与重要的理论讨论。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的早期努力继续启发和影响着加拿大国内外的多机构数据库。

      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核心要义的社会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加拿大博物馆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的讨论则发展得更为细致。英国艺术史学家彼得·弗格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论文集中使用了“新博物馆学”一词。该文集对博物馆领域的批判，已从多个学科视角被广泛拓展。自此，新博物馆学让位于受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以及其中的跨界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更新的称谓，批判、后批判和反身性博物馆学的概念在加拿大变得更加普遍。它们首先是作为理论话语，其次是作为藏品研究和展览实践中进行实践性实验的理由。对此，杰西-佩德罗·劳伦特的区分具有启发意义：

      新博物馆学家主要是追随强力领导的行动主义者，批判博物馆学家主要大量存在于大学之中……“新博物馆学”起源于法语世界及其影响区域，“批判博物馆学”则是在后现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在那里，人们特别关注博物馆表征什么和表征何人以及如何表征，指向了阶级、性别或多元文化主义等问题——也包括一些实践成果，例如将藏品归还给原住民。

      反身性和批判性博物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思想基础是后殖民实践和理论，优先考虑多元性、社区协商和多元叙事，并将其作为指导性的藏品研究策略，以弥补传统博物馆实践的疏漏。它也质疑操作博物馆学或“实践博物馆学”的实践。在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学者和从业者自觉地参与多元文化主义、可见少数族裔群体的表征缺乏和身份政治、机构批判，以及面向多元公众的参与式博物馆学。社区协商、合作与多元性是近期展览的标志，这些方式不但是加拿大博物馆学理论的基础，而且是博物馆学实践中更加符合伦理且更具包容性的时代标志。

      然而，1988年和1989年举办的两场展览既挑战了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博物馆学范式，也因其引发的争议和关注而成为促进地方和全球博物馆学实践深刻变革的典范。它们尽管并非未来实践的模范，但在无意间创造了“建设性对话的契机”，为未来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更符合伦理的合作实践铺平了道路——这些写作实践旨在呈现原住民和可见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

      葛伦堡博物馆的“灵魂之歌：加拿大第一民族的艺术传统”展，以及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珍妮·坎尼佐策划的“深入非洲腹地”展，都是“反身性博物馆学的早期实践”。坎尼佐的目的在于揭示“表征非洲的博物馆学和殖民实践，并……让观众了解加拿大和大英帝国的共谋关系”，同时她“探索帝国主义、收藏和西方展示传统”的策展意图完全符合更广泛的权力关系视野中的反身性原则。然而，坎尼佐对后现代惯例的误用，再加上没有与当地社区进行协商，最终导致了展览的失败，其于2016年秋季公开道歉。

      探讨欧洲殖民时期原住民文化的“灵魂之歌”展也曾招致谩骂。但争议原因在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壳牌石油公司在当时阿尔伯塔省的卢比孔湖克里族原住民社区的土地诉求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赞助了该展览，以及对神圣和仪式物品的不当展示和当代原住民艺术的缺乏。克里族抵制该展览，并要求借展机构也这样做。该展览是与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同期举办的艺术节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它也是葛伦堡博物馆民族学部门的一次协同努力，旨在通过将这些遗产从它们当时存放的主要国外收藏中带回来，以“教育加拿大人民了解他们国家的原住民遗产”。即使葛伦堡博物馆通过召集一个原住民联络委员会来回应争议，但这一举措力度不够。正如朱莉娅·哈里森当时所言：“博物馆过去（现在也是）致力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博物馆应独立于外部政治压力，以便能够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随着该领域质疑博物馆是否真正独立于外部政治压力，这一立场持续受到审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原住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深刻转变。在原住民政治行动主义和原住民/定居者政治的推动下，这一重要转变也通过去殖民化的过程体现在加拿大的博物馆学与藏品研究实践中。菲利普斯将这一过程描述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不断演变的争论、理论化、学科修正和实践的政治”。在此之前，一些加拿大博物馆在其创始神话和对原住民社区的表征中采用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菲利普斯认为，在1967年举办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之际，由一个原住民咨询委员会策划的“加拿大印第安人馆”是一次对加拿大殖民博物馆学“早熟但革命性的”展示与批判，其同等水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难以企及。她指出，这是“加拿大博物馆本土化进程开始的地方”。在此过程中，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在内的某些加拿大机构在塑造批判性和去殖民化的博物馆学实践方面一直是先驱。

      虽然加拿大国家博物馆中的主导性博物馆学话语在千禧年后经历了修正与变革，但加拿大博物馆实践的去殖民化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一去殖民化进程的早期工作和重要时刻包括1967年世博会的印第安人馆、全国原住民艺术大会的创建，以及加拿大原住民艺术家学会的成立。“灵魂之歌”展被认为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1988年11月，第一民族议会和加拿大博物馆协会在渥太华联合举办了全国会议。大会促成了一个工作组的建立并协商该工作组的任务。协商确立了理论基础、指导原则，这为进步的博物馆学实践提出建议。1992年发布的《翻开新的一页：在博物馆与第一民族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确认了如下原则：在阐释、研究、展览策划以及原住民文化遗产利用方面，第一民族应与博物馆专业人员平等合作；迫切需要纠正由原始文化的民族学模式造成的普遍刻板印象，代之以当代文化中原住民的鲜活、动态形象；亟需为第一民族和非原住民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并使这些专业人员了解第一民族的价值观；在向来源社区归还非法获取的人类遗骸、圣物和文化遗产方面达成共识。该工作组不仅为加拿大实践的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路线图，也为国外的从业者树立了榜样。

      原住民在加拿大整个文化领域表征不足至今仍是难题。尽管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全国的历史编纂学等机构仍迫切需要增加对加拿大第一民族成就的表征，同时加拿大主要博物馆在招聘原住民方面也需要更公平的做法。

      尽管存在上述看法，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出现的大量显著举措有助于将原住民研究员的独特实践、原住民视角展示文化遗产的理论洞见带到博物馆世界。

      本文对塑造20世纪下半叶加拿大博物馆学的一些认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并展示了两种博物馆学流派如何各自在加拿大的英语区和法语区演变与共存。例如，新博物馆学运动的理念促成了生态博物馆学的早期实验，并于20世纪80年代催生出了社会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争议性展览后，批判博物馆学在英语博物馆学文献中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论化探索。

      加拿大魁北克和原住民背景的众多从业者、学者在本国多元的理论视角与丰富的文化政治语境影响下开展相关工作。这些工作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加拿大发展起来的充满活力且具创新性的博物馆学实践的核心所在。20世纪60年代本身也是全球博物馆学领域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节点，多种因素促进了这一发展。此外，加拿大特有的第一民族、定居者和更近期的离散社群的构成，及其不同的认识论取向也在定义加拿大博物馆学实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卡梅隆曾大胆地突破博物馆学的先例，呼吁在当代公共生活中重新引入隐喻性的“论坛”。这是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

      随着我们想象和塑造博物馆及其实践隐喻的演变，我们对一个更具伦理性和文化敏感性的机构及其实践的期望也在随之演变。伊万·卡普和科琳·克拉茨提出的“质疑型博物馆”概念代表了从权威机构向更具对话性交流方式的转变，并继续扩展其社会职责，这对加拿大博物馆来说是个好兆头。从致力于通过提升公众参与、社区导向以及博物馆藏品和展览的可及性、民主化和分权化，来确保其社会相关性，发展到对其专业实践和公共成果进行去殖民化这一政治和道德要求，许多加拿大博物馆已经对全球博物馆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原则进行了实验、回应和拓展。为了使有意义的实践和机构转型沿着本文描绘的充满希望的道路继续下去，可以与大学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社区建立伙伴关系与合作，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实验，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偶然性和矛盾保持开放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