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巾”作为明代商品经济勃兴与社会崇侈风尚交织下的典型物件，以其精丝织造的工艺特质与随身佩系的日用属性，成为探究明代物质文化的重要切口。“三言”“二拍”等详载其使用场景及使用方式，《天水冰山录》载有“各色汗巾包头两千五百四十二方”的抄没清单，以及大量明墓出土的“汗巾”实物，皆印证此类织物在明代社会的普遍盛行。考诸《山歌》中“结识私情人弗觉鬼弗闻，再来绿纱窗下送汗巾”[1]的私密馈赠、《林石逸兴》中“汗巾儿为执照”[2]的情感描绘，可见此物已超越“拭汗洁面”的实用范畴，在男女情感传递、身份认同建构中发挥着特殊媒介作用。以往研究虽已基本厘清明代“汗巾”的形制特征与材质等要素，但对其多重功能的考察与文化意义的关注不多。
明代“汗巾”作为日常物品，其功能不止于简单擦拭。从日常擦拭、应急用途到装饰、身体修饰等审美功能，它在明代社会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这些功能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也体现了“汗巾”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重要性。
明代“汗巾”作为一种丝质织物，其基本功能之一是擦拭。因其材质多为丝织品，洗涤时须格外小心，以免缩水或损坏其使用价值。“汗巾”的擦拭功能多见于“汗巾点点”的拭泪场景中。如《酹江集》载：“（太清歌）恨无情，卷地狂风刮，都吹落宫花。想他魂断天涯，散作几缕儿彩霞。天那，一个汉明妃，远把单于嫁。止（只）不过，泣西风。泪湿胡笳，几曾见这般蹂践踏，将一个尸首卧黄沙。（正拿汗巾哭介）妃子不知那（哪）里去了，止（只）留下这个汗巾儿，好伤感人也。”[3]《山歌》中也用“牛皮做子汗巾无人拭得破”来打趣[4]。《金云翘传》中，翠翘为了催泪，特地用生姜汁抹在“汗巾”上，然后装作擦拭眼泪，生姜汁刺激眼睛，便真的落下泪水。这种场景在明代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生动地反映出“汗巾”在擦拭眼泪方面的普遍功用，这一用途也为“汗巾”化作情感表达的象征悄然埋下伏笔。
“汗巾”凭借其材质特性，拥有一定的柔韧性与包裹的功能，作为人们随身携带的丝织品，它常被用来包裹银两等贵重物品。《三刻拍案惊奇》中说：“袖子内袖了二三两小锞儿，把一条白纱汗巾包了。”[5]此场景直观展现了“汗巾”包裹银两的情形。“汗巾”被置于袖中，随身携带，其尺寸恰与包裹银两之需相契合，能有效防止银两散落丢失。《二刻拍案惊奇》也描绘了女子从“汗巾”里解下一串银钱的场景：
二女就在汗巾里解下一串钱来，递与四儿道：“与你买果子吃。烦你去约他一约，只叫他在后边粪场上走到楼窗下来，我们在楼上窗里抛下一个布兜，兜他上来就是。”四儿道：“这等，我去说与他知道了，讨了回音来复两位姑娘。”[6]
“汗巾”的多功能性在应急场景中展现得尤为显著。因其携带轻便、取用便利，当人们在生活中突遇状况时，便会将“汗巾”临时用作擦拭身体或书写的工具。如《雍熙乐府》中描绘美人出浴的场景：“子见他裙儿遮汗巾儿抹。蔷薇露调和着茉莉花。徧体匀擦。”[7]此处“汗巾儿抹”所擦拭的对象应为身体。此处使用“汗巾”而非“手巾”，美人搭配丝质佩巾，更显气质非凡，当她察觉到有窥视者潜藏时，便随手取下“汗巾”轻拭，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此外，《今古奇观》中朱重面对美娇娘的赤脚，取出“汗巾”对半撕开用于裹脚；《二刻拍案惊奇》中谢天香小姐以“汗巾”为笔，攒起一角写下“秾芳”二字；《海浮山堂词稿》记载“汗巾”用作云笺，可在上面书写。[8]其便于取用的物质特性还使其成为自缢工具。如《今古奇观》中三巧儿的故事。兴哥与三巧儿为夫妻，兴哥发现三巧儿与陈大郎的私情后欲休妻，三巧儿回到娘家欲用“汗巾”自尽：
三巧儿在房中独坐，想着珍珠衫泄漏的缘故，好生难解！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哪）里来的。沉吟了半晌，道：“我晓得了。这折簪是镜破钗分之意，这条汗巾，分明教我悬梁自尽。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耻。可怜四年恩爱，一旦决绝，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间，料没有个好日，不如缢死，到得干净。”说罢，又哭了一回，把个坐兀子填高，将汗巾兜在梁上，正欲自缢。[9]
“汗巾”在日常使用中虽然用途多样，但是最为实用的功能是擦拭眼泪。在面临突发或紧急情况时，使用者通常不会过多考虑“汗巾”本身的材质是否珍贵，而是将其当作一块多功能佩巾临时使用。这种功能的转化与延伸，并非取决于“汗巾”的材质，而是由具体的社会行为和使用场景赋予。在这些生活场景中，即便将“汗巾”替换为“手巾”或“手帕”等物品，在语义表达和实际功能上也不会产生违和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众多作者在明代笔记小说的写作中特意选用“汗巾”这一特定名词，这一细节不仅反映了“汗巾”在明代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还透露出其在当时所蕴含的多重功能和象征意义。
明代“汗巾”的材质为丝，在多种纹样及销金工艺的加持下，显得更为精美华丽。例如在《金瓶梅词话》中当陈经济为李瓶儿和潘金莲购置“汗巾”时，李瓶儿所选“汗巾”为“银红绫销江牙海水嵌八宝”与“闪色芝麻花销金”[10]；潘金莲所选“汗巾”为“娇滴滴紫葡萄颜色四川绫”，“上销金，间点翠，十样锦，同心结，方胜地儿——一个方胜儿里面一对儿喜相逢，两边栏子儿，都是缨络珍珠碎八宝儿”[11]。从这些描述可见，明代“汗巾”色彩与纹样极为丰富，色彩有银红、紫葡萄、闪色等，纹样有十样锦、同心结、芝麻花、江牙海水、嵌八宝等。如此精美的“汗巾”也被女性穿戴于身，展示人前。正如《金瓶梅词话》对潘金莲服饰的描写：“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12]在《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四回中，惠莲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再加上额角贴着花、耳朵戴着金灯笼，令人惊艳。反之，在第五十一回中，潘金莲索要一方“玉色绫锁子地儿销金汗巾儿”，被陈经济形容为“白剌剌”。笔记小说常依据不同性格的人物以及不同的场合，对能够反映人物特性的“汗巾”进行差异化描写，“汗巾”的装饰性不仅反映了人物性格，还体现了经济水平。
明代“汗巾”作为装饰品，纹样精致，还可附加其他精美器物，使其更具价值，用途也更为广泛。所附加的“三事儿”男女皆可佩戴，包含挑牙、穿心盒、挖耳等随身携带的小型用具，以链索为系，或连筒或不连筒[13]。《金瓶梅词话》中提及，西门庆的白绫“汗巾”上束着金穿心盒，紫绉纱“汗巾”上拴着一副拣金挑牙[14]。这应是西门庆从扬州船上带回的时兴之物。穿心盒与挑牙作为日常用品，采用了金质材料，再加上丝织“汗巾”的用料，费用极为高昂。泰州徐蕃夫妇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素绸“汗巾”，其一角连有银牙签。“汗巾”作为装饰品，无论是其本身的精致，还是所束的金银器，都反映了“汗巾”的多功能性及明代奢靡的社会风气。
“汗巾”的装饰功能也可从“束腰汗巾”上体现。《二刻拍案惊奇》中记载了贾闰娘自尽事件：“哭了半夜，趁着方妈妈炒骂兴阑，精神疲倦，昏昏熟睡，轻轻从床上起来，将束腰的汗巾悬梁高吊。”[15]说明此“汗巾”有一定的长度，可在腰间环绕系结，亦足以悬挂在梁上用以自尽。《警世通言》中更是提到邵氏拥有一条八尺多长（即今天的两米多长）的束腰“汗巾”。明代鲁荒王朱檀墓中长达255厘米的、带有铭文“龟龄鹤算”四字的“汗巾”就是真实的写照。这种束腰“汗巾”的用法一直延续到清代，如图1孙温绘制的《蜂腰桥设言传心事》，画面中两位女性腰间各束着一条粉色的“汗巾”。借助“汗巾”将衣裳收拢的搭配方式，在视觉上提高了腰线，使女子显得更为修长、秀丽。
图 1ˉ 女性腰系“汗巾”，《蜂腰桥设言传心事》（局部），孙温，清代，旅顺博物馆藏
在明代，“汗巾”作为一种馈赠礼品，用途极为普遍，赠礼行为直接关联着经济价值。“汗巾”作为丝质织物，因材质珍稀、织造工艺繁复、纹样精致，故而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特定情境下，可与银钱等量齐观。
明代中后期，女性追求服饰的价值与时尚并重，“汗巾”契合此需求，也成为女性间重要的馈赠物品。《金瓶梅词话》中多处提及：第十二回，桂姐归家前向月娘拜别，月娘赠予她云绢比甲儿、汗巾、花翠等物，与李娇儿一同送至门外[16]；第四十二回，吴银儿呈送四盒礼品，另备两方销金汗巾、一双女鞋作为寿礼赠予李瓶儿，并拜其为干妈，月娘收下礼物后打发轿子返回[17]；西门庆吩咐温秀才回礼时说：“你照此修一封回书答他，捎寄十方绉纱汗巾、十方绫汗巾、十副拣金挑牙、十个乌金酒杯作回奉之礼。”[18]西门庆通过回书附上贵重礼品，为仕途铺垫。可见，“汗巾”凭借其兼具价值与时尚的特性，既见于女性间的日常馈赠，也用作仕途社交的贵重回礼，实现了社交功能的转变与拓展，成为明代中后期相互馈赠的重要礼品。
“汗巾”作为赏赐与礼物的常见之物，其流行源于自身所具备的经济价值及便捷的购买特性。作为商品，“汗巾”的流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由固定商铺销售，二是通过流动货郎叫卖进入消费市场。传为明代仇英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中“汗巾”招幌（图2）样式清晰可见，明末清初的《苏州市景商业图》册中亦绘制有“汗巾”招幌（图3）。两幅图中的招幌生动展现了“汗巾”作为流行商品，于日常消费场景中的实际销售情况。
图 2ˉ“汗巾”招幌，《清明上河图》（局部），仇英（传），明代，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 3ˉ“汗巾”招幌，《苏州市景商业图》册（局部），佚名，明末清初，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代货郎题材的绘画生动地描绘了货郎的售卖场景。在货郎图中，人物衣着华美，物品琳琅满目，体现了非同寻常的售卖氛围。同时，货郎图中的物品也忠实于明代真实贩卖的货品。如图4所示，明代不同的货郎图中均出现了“汗巾”这一物品。这一现象与明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相呼应，正如《六十种曲》所描绘的流动商贩叫卖“汗巾”的场景：
（沽美酒）货郎儿，非自夸。论物件，果精华，占断同行第一家。有的是汗巾手帕，有的是挖耳挑牙，奇异的签筒笔架，苍古的香牌墨画。（我呵）更有海虾，海羓，海里出的海马呀！买与那娇养儿郎闲戏耍。[19]
图 4ˉ 汗巾，《货郎图》（局部），传为宋代苏汉臣作，实为明人绘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汗巾手帕”与“签筒笔架”的品类并列，直观地体现了“汗巾”的市场接受度。并且《金瓶梅词话》曾记载，一方旧“汗巾”估值可达二百文长钱[20]，那新制精品汗巾价格应会更加高昂。“汗巾”广泛流通、易于购买、经济价值高、装饰精美等特点决定了其作为礼物的可能性，也促使“汗巾”在明代中后期成为人际交往中常见的馈赠物品。
物品交换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流通，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传递的重要方式。“汗巾”是日常生活的实用之物，更是明人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明代“汗巾”承载着人们对长寿的深切祈愿和对爱情的复杂感情。通过“汗巾”的馈赠与接受这一过程，人们在传递一件实物的同时，更是进行了一场情感上的沟通。
“汗巾”作为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常常通过织入吉祥文字或图案来表达对长寿的祈愿或祝福，体现了明人对生命的珍视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明代“汗巾”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因而墓葬中“汗巾”遗存颇丰。加之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这些墓葬中的“汗巾”上多织有吉祥文字或图案。这些长寿铭文与图案交织其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象征与寓意。
如鲁荒王朱檀墓中出土的“汗巾”（图5），便承载着对长寿吉祥的期许。鲁荒王朱檀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生平喜好炼丹，追求长生不老，其墓葬中的“汗巾”上织有“万字纹”“福寿”等纹样。此“汗巾”以四个“万字纹”组成主纹，两端条带织入二方连续的“福寿”铭文，传达出对长寿的强烈渴望。明代“汗巾”的纹样搭配主从有序，目前出土实物中，万字纹作为主纹者较少。除朱檀墓中万字纹“汗巾”，泰州徐蕃夫妇墓中也出土有以万字纹为主纹的“汗巾”，其单元纹样较朱檀墓出土者更为精致小巧，四方连续布局精妙，整体纹样繁复却和谐统一。其他“汗巾”的万字纹纹样大多作为辅助纹样，织就在两端条带中，如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明代白衣寺多子塔塔刹（图6）等处出土的“汗巾”均如此。而“福寿”二字作为纹样也频频出现，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中便有一件以“福寿”铭文为中心纹样的“汗巾”，彰显着古人对吉祥寓意的追求。
图 5ˉ 万字纹“汗巾”，116cm×50.8cm，山东博物馆藏
图 6ˉ“汗巾”的万字纹装饰带，明代白衣寺多子塔塔刹出土，兰州市博物馆藏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中心图案织有铭文“龟龄鹤算”的“汗巾”，“龟”与“鹤”皆为象征长寿之意象，该四字楷体铭文既寄托了对长寿福祉的祈愿，亦隐含着对长生不老的深切诉求。盐池冯记圈明墓中的长寿“汗巾”则又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其上织有“仙鹤”“寿桃”等纹饰，以图案替代铭文传递长寿寓意。这些寓意长寿文化的“汗巾”与明代兴盛的祝寿文化也息息相关，明人祝寿习俗反映了社会对孝道伦理的重视，也与明代皇帝提倡的孝治天下政策相呼应。尤其在达官显贵阶层，每逢寿辰必操办隆重庆典，广征祝寿诗文，并延请画师绘制祝寿图[21]，“汗巾”与长寿相关的铭文及图案正是明代人对长寿的追求以及对祝寿的重视的体现。
“汗巾”在明代不仅是祈愿长寿的象征，更是男女情感交流的重要物质媒介。作为男女皆可佩用的物品，“汗巾”在男女间的传递超越了单纯的赠礼行为，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其象征意义贯穿于情感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
其一，“汗巾”被用作定情信物，通过交换贴身物品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深情。如周复俊在《泾林杂记》中所说：“一夕月明，女方倚窗远眺，生用汗巾结同心方胜投之，女报以红绣鞋，两情甚浓。”[22]男子用“汗巾”结同心方胜投递给女子，女子回赠红绣鞋，双方交换代表自身的贴身之物以表情愫。这种交换行为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传递，更是情感上的联结，通过“汗巾”这一物品，男女双方的情感得以物化和表达。“汗巾”的情感表达正是贯穿于“物品—记忆—情感”这一链条中，承载着深切的思念。如《诗女史》中所书写的：“升卒时，以汗巾遗妇曰：汝不忘吾，见此即见吾也。妇时时把玩，既死，犹不去手，人莫不怜之云。”[23]男子遗世之贴身“汗巾”成为他的象征，女子借此寄托哀思，足见“汗巾”是承载真挚情感的纽带。上述例证表明“汗巾”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情感的寄托物，通过它，男女情感得以延续与深化。这种传递强化了“汗巾”作为情感纽带的联结作用，更凸显其在日常互动中微妙传递爱慕情愫的功能，使之成为情爱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载体。
其二，“汗巾”成为私情的象征。“汗巾”承载着男女间难以言表的深情，常需隐秘传递，暗自交换，以免遭世俗非议。《山歌》中的“绿纱窗下送汗巾”[24]以及《林石逸兴》中以“汗巾儿为执照”却又“怕人知道”[25]，皆体现了此物所蕴含的暧昧情愫与私密性质。检视明代笔记小说，可知“汗巾”在当时社会已被广泛视为私情的象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中潘金莲与王姑子有一段对话：
潘金莲接过来说：“道士有老婆，象（像）王师父和大师父会挑的好汗巾儿，莫不是也有汉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个帽子，那里不去了？似俺这僧家，行动就认出来。”金莲说道：“我听得说，你住的观音寺背后就是玄明观。常言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没事也有事。”[26]
女僧精心挑选“汗巾”的行为，引发潘金莲对其涉俗世情缘的揣测。另《西湖二集》载：“那吴二娘年登四十余岁，是个在行之人，正在柜身子里，见对楼抛下汗巾一条，知是私情之物，急急起身拾了，藏于袖中。”[27]吴二娘看到被抛下的“汗巾”，就知道这是私情之物，进一步印证了“汗巾”在情感表达中作为私情象征的普遍性。
其三，“汗巾”成为男女断情绝爱的象征。正因其是浓烈情感的物化载体，亦被用于表达恩断义绝之意。如《太霞新奏》载：“因他情意别，把俺闲罗惹。进门来一迷里打草惊蛇。在谁家调得情儿热，临到咱行冷似铁。从今夜恩绝爱绝，把一方汗巾儿裂做两三截。”[28]文中撕裂汗巾之举即宣告“恩绝爱绝”。此破坏行为成为情感彻底终结的仪式性象征。在明代文学中，此类象征手法颇为常见，常通过撕裂、剪断、污损或丢弃贴身物品等动作，具象化地展现关系破裂。“汗巾”因其贴身私密性及承载深情的特性，当其被故意毁坏时，便成为表达绝情最直接、最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
“汗巾”所承载的情感意涵各异，无论是定情、维系私情抑或宣告绝情，其均作为关键的物质媒介参与其中。“汗巾”所象征的绝情，建立在先前男女相恋赠礼的基础之上，汗巾毁坏则象征其所承载的爱情随之破灭。“汗巾”复杂的情感传递功能与明人的爱情观念紧密相连。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三袁对情与理关系的探讨，以及钟惺的“性灵说”，共同推动了晚明时期情爱观的形成，使得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弥漫着浓烈的情爱气息，对情爱的追求甚至超越了对生死的考量。[29]这种爱情观念在“汗巾”的情感传递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男女之间借助“汗巾”传递情感，沉醉于一时的私情，同时也须承受事情败露后名节受损的后果。即便在晚明时期，男女性别界限有所松动，女性交往范围扩大，且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由“三从四德”转向“才德美”的背景下[30]，这种后果依然存在。这种不彻底的转变致使“汗巾”的情感传递既展现出大胆热烈的一面，又受到名声与报应因素的制约。一则则“汗巾”叙事案例，展现了明代社会情感表达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明人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
“汗巾”作为日常用巾，是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见证。作为巾类用品，“汗巾”具备擦拭、应急、装饰、束腰、作为礼物赠送以及赏赐等多种功用。这种多功能性与“汗巾”本身的物质特性紧密相关。“汗巾”由于材质和图案的精致，可作为装饰品；由于有的长度较长，可用作束腰；又因其经济价值较高，常被用作赠礼。但是，明代“汗巾”的多重功能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擦拭功能，“汗巾”作为丝织品，通常用于轻拭眼泪，而布制的“手巾”则更适合广泛地擦拭各种物品。
丝织“汗巾”的局限性反而凸显了其情感传递功能，贴身的属性更使其承载着远超实用层面的复杂情感。在情感功能层面，“汗巾”既承载着对长寿的祈愿，又在男女情感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汗巾”是表达爱意的信物、传递思念的媒介，也是表达决绝情感的象征。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于物质和情感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这种追求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影响了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社会文化也反映在“汗巾”这一常用物品中，“汗巾”无论是作为定情信物、私情传递的载体还是断情绝爱的象征，都反映了明人对于物质和情感的双重追求。
本文为教育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NHFZ202600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冯梦龙：《山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3页。
[2]薛论道：《〈林石逸兴〉校注》，赵玮、张强校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92页。
[3]孟称舜编：《新镌古今名剧酹江集》，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63—1764册，《集部·戏剧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41页。
[4]冯梦龙：《山歌》，第14页。
[5]梦觉道人辑：《三刻拍案惊奇》，宋惕冰等点校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第233页。
[6]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精装典藏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第401页。
[7]谢伯阳编纂：《全明散曲（增补版）（七）》，齐鲁书社，2016，第6165页。
[8]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凌景埏、谢伯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71页。
[9]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顾学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460页。
[10]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663页。
[11]同上。
[12]同上书，第25页。
[13]扬之水：《中国古代金银首饰》，故宫出版社，2014，第655页。
[1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787页。
[15]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精装典藏本）》，第404页。
[16]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上》，第136页。
[17]同上书，第523页。
[18]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下》，第908页。
[19]毛晋编：《六十种曲》，中华书局，2007，第28页。
[20]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上》，第129页。
[21]程波涛、杨卫华：《明代宫廷绘画中的民俗性特征探论》，《装饰》2010年第9期，第115页。
[22]周复俊撰：《泾林杂记》，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24册《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05—206页。
[23]田艺蘅编：《诗女史》《拾遗》一卷，齐鲁书社，1997，第7页。
[24]冯梦龙：《山歌》，第13页。
[25]薛论道：《〈林石逸兴〉校注》，赵玮、张强校注，第92页。
[26]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上》，第491页。
[27]周清原：《西湖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第120页。
[28]冯梦龙辑：《太霞新奏》，载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10》，凤凰出版社，2007，第255页。
[29]陈芳：《从潘金莲的服饰看晚明世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86页。
[30]同上文，第88页。
(宋伶俐，北京服装学院在读博士。通讯作者：陈芳，博士，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