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本文聚焦瑞华德学院的课程发展以及（理论）博物馆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自1976年成立以来，该学院主张将博物馆学从博物馆实务中解放出来，并基于此发展其课程。博物馆学并非与收藏相关的主题学科分支，而是课程体系背后的基本原理。博物馆学被视为一门拥有自己教师的真正学科，而非一门应用科学。深受兹比涅克·斯特朗斯基、伊沃·马罗耶维克和其他中欧博物馆学家的影响，彼得·冯·门施发展了一种不同的博物馆学方法，即将藏品作为数据载体的结构化方法。20世纪90年代，课程引入了价值评估、社会包容、参与、学习的新理念，并成为英国新博物馆学和葡萄牙/巴西社会博物馆学的混合体。2001年，学院在遭遇生存危机后将发展方向定义为遗产研究，并结合当前遗产领域的整合趋势凸显项目的全新现实价值。与这种整合思维相一致的是，课程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开始专注于记忆之场、文化传记和遗产社区的概念。
一、自我民族志的方法与瑞华德学院的独特性
本文旨在从我个人的视角出发，聚焦于瑞华德学院的课程发展以及（理论）博物馆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论述的时间始于1982年我成为博物馆学的全职教师，终于2011年退休。论述重点将放在瑞华德学院如何识别、讨论和采用国际话语。为此，采用了一种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这个方法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利用其他人可能几乎无法获取的大量数据；另一方面，记忆不可避免地会进行选择、塑造和扭曲。
1976年秋，瑞华德学院在莱顿成立。1992年，搬至阿姆斯特丹。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瑞华德学院与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专注于培养学生为相当明确的工作做好准备。为此，瑞华德学院明确响应了荷兰博物馆对登记/记录、藏品管理、保护、展览、教育和营销等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尽管学生了解与收藏相关的主题领域，但这些学科通常被视为大学培训项目的专属领域。因此，瑞华德学院更加强调藏品管理和交流（教育、展览设计）的专业性。
与其他博物馆培训项目相比，瑞华德学院将博物馆学作为课程背后的基本原理。博物馆学被视为一门拥有自己教师的真正学科，这在荷兰可谓是一项创举。虽然彼得·波特教授早在1973年就提出应把博物馆学视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但是博物馆学作为学术学科的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当时未出现关于博物馆学现状的系统论述：既没有探讨作为博物馆理论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将博物馆学视为独立学科。因此，博物馆学的第一批教师实际上必须从零开始。
在1982年至2011年间，瑞华德学院的博物馆学培训项目需要四年时间来完成。在第一和第二学年，课程通过讲座和实践练习为所有博物馆实务领域创建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在藏品作为数据载体的概念下，介绍一种理解藏品的系统方法。在第三和第四学年，课程会讨论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不过，博物馆实务依然是重点，学生可以专攻保存或者交流（教育、展览设计）。
二、从里维埃到斯特朗斯基
可资借鉴的学习项目在学院成立之初寥寥无几。最初仅有两个项目提供了灵感：一个是莱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项目，另一个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开设的博物馆助理员学院。总的来说，学院的职业课程和培训方法更接近后者的专业视角，旨在为学生在博物馆担任非藏品研究的职位做准备，而不是像莱斯特大学的学术项目专注于藏品研究职位。
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兼博物馆学教师希尔扬·杜塞，曾在巴黎的卢浮宫学院学习，是乔治·亨利·里维埃思想的追随者。然而，他并没有为理论博物馆学课程发展出一套持续性的项目，其课程和工作坊展示了一种相当直观的方法，即在法国新博物馆学传统中对博物馆的社会角色进行批判和反思。1982年，当我接替他担任博物馆学教师时，我不仅要为博物馆学课程搭建理论基础，而且还要为所有其他课程创造框架。我学习过生物学和考古学，也曾在各种博物馆担任不同的职位，这使我迫切希望在与收藏相关的主题学科之外探寻一些联结性原则。
我的考古学学习经历和未完成的考古动物学博士研究项目使我接触了新考古学及其看待藏品的新方式，这成为藏品导向的博物馆学的基础。1983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会议上，我提出了大纲。这种理论方法深受迈克尔·希弗的《行为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的美国“学派”——爱德华·麦克朗·弗莱明、詹姆斯·迪茨、大卫·金格里、朱尔斯·普朗的影响。同时也吸纳了兹比涅克·斯特朗斯基的博物馆性概念、马罗耶维克/图季曼的信息-文献方法和苏珊·皮尔斯的符号学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始于肯尼斯·赫德森的格言：“博物馆里的老虎只是博物馆里的老虎，不是真的老虎。”此外，由于我长期活跃在环境教育领域，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对自然史博物馆、观众中心、植物园和动物园的教育意义进行了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认识。
艺术和艺术博物馆在我的博物馆学方法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在瑞华德学院，艺术史教师弥补了我在这方面的不足，其将课程范围从艺术史扩展到了艺术博物馆。多年来，学院还有其他博物馆学教师。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姆斯特丹热带博物馆的哈里·莱滕。继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之后，莱滕是瑞华德学院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员。他是第一个将学院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内与藏品研究、博物馆收藏相关的委员会联系起来的学者。在此之前，瑞华德学院的教师主要活跃在与博物馆功能相关的保护委员会、展览设计委员会等委员会中。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研究员与国际民族志博物馆和收藏委员会成员，莱滕不仅带来了有关民族志博物馆的专业知识，还在伦理作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哈里·莱滕之前，博物馆学教师还有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戈塞维因·冯·比克。值得注意的是，学院的三位博物馆学教师（杜塞、冯·比克、莱滕）都是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这可能解释了学院对文化动态、跨文化对话、非物质遗产、非法贸易和返还/归还/回归等问题的敏感性。
通过对中欧博物馆学的研究，我发现斯特朗斯基的方法以及整个中欧的话语比杜塞所采用的里维埃的方法更吸引我。1982年，我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相较于由英国和北美博物馆学家主导的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实际上是在法国和中欧博物馆学家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创建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成为博物馆学思想中许多不同传统代表的聚会场所，并在思想的沟通与传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得益于委员会新任主席维诺斯·索夫卡的慷慨，我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并参与思想交流。这个关系网成为我参观世界各地博物馆学中心的催化剂。在此过程中，我与同行会面、与学生交谈，并参观博物馆。这些经历丰富了瑞华德学院的学习项目。
语言障碍一直是国际思想交流的重要制约因素。瑞华德学院的第一代学生对英语、德语和法语有基本的了解，但由于荷兰教育体系的变化，学生理解德语和法语的能力逐渐消失，这限制了他们对各种博物馆学传统的了解。
三、在阿姆斯特丹拥抱世界
1992年，学院搬迁至阿姆斯特丹，成为了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一部分。1994年，学院创立了国际硕士学位项目，其最初设想的是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项目提供组织结构。学院之所以会发展出这个独具特色的项目是因为瑞华德学院的大量教师在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经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展现了博物馆实践的多样性。这种务实且兼收并蓄的做法得到国际博物馆界的广泛支持。
1989年之后，中欧博物馆学的地位开始式微。部分原因在于施莱纳、斯特朗斯基、马罗耶维克在内的核心理论家的退休和去世。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博物馆学家主导了国际话语。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博物馆学家变得重要起来。他们在创建批判遗产研究协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协会实际上取代了最初以英国为基础的新博物馆学。法国新博物馆学的主导地位被拉丁美洲的社会博物馆学取代，其中，巴西博物馆学实践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即便如此，理论博物馆学在瑞华德学院课程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更多的专业教师得以参与博物馆学课程，这带来研究机会和新的观点。一位是葆拉·阿萨曹·道斯·桑托斯。作为接受过法国—葡萄牙—巴西新博物馆传统培训的巴西博物馆学家，她将社会博物馆学引入瑞华德项目。另一位是鲁本·斯密特，他从莱斯特博物馆学学派汲取了包括社会包容在内的重要概念知识，尤其是受到了史蒂芬·威尔和理查德·桑德尔的启发。荷兰历史学家和博物馆学家莱昂汀·梅耶尔曾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学习，她吸收了德国、中欧关于博物馆和遗产的思想，并对记忆文化特别感兴趣。
与此同时，伦理一直是课程的基石。伦理的跨学科意义伴随着对上述主题的新关注而变得更为重要。正如珍妮特·马斯汀在《劳特利奇博物馆伦理指南》中所述，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朝着新博物馆伦理的方向发展。新博物馆伦理更加强调博物馆工作的相关性，特别关注社会包容的概念。在社会包容的三项原则中，参与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我们还反思了产出和成果的概念化。英国通用学习成果的概念在我们的思考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数据载体的博物馆物的概念化重点转移到了价值评估的方法上，但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斯特朗斯基的博物馆性概念。此外，澳大利亚的“意义”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首次面世后不久，该方法就被作为课程基石引入。瑞华德学院的教师积极参与了荷兰语版本的开发，《博物馆价值权衡》最终于2013年5月由文化遗产局出版。
价值评估、社会包容、参与和学习等新理念的实施不仅融合了英国新博物馆学和葡萄牙/巴西社会博物馆学，而且还为课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强了博物馆学课程和博物馆实务课程的互动。即便如此，人们仍较少考虑博物馆工作的最终社会目的是什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博物馆学学习项目的部分内容被整合到保护、登记/记录、教育和展览设计的学习项目中。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博物馆学学习项目。这导致更加强调收藏发展的理论，即超越传统主题学科的藏品和收藏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了价值评估、来源研究和参与的新思想，并专注于新的话语。鉴于此，莱昂汀·梅耶尔和我联合瑞典当代文献项目的伊娃·法格伯格，共同在国际博物馆协会框架内建立了一个新的收藏委员会。经过试运营，国际收藏委员会于2013年被接受为常规国际委员会。同时，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和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已经不再是灵感来源。
20世纪90年代，瑞华德学院已经进行了范式转变，这似乎是博物馆领域更广泛变革的一部分。2012年，盖尔·安德森出版了第二版《重置博物馆》，其副标题是“关于范式转变不断发展的对话”。2004年面世的第一版，副标题则是“范式转变的历史和当代视角”。在第二版序言中，安德森对“重置”和“范式转变”进行了解释：“重置博物馆不仅是增加一个项目、重装一个展厅或增加财务储备，而是态度、目标、联合和执行的系统性转变。”在瑞华德学院的案例中，这种范式转变还涉及将课程从博物馆扩展到遗产。
四、从博物馆到遗产的转向
2001年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领导层准备将瑞华德学院与美术教育学院合并。瑞华德学院的职工反对这一决定，并提议将学习项目重新定义为遗产研究，强调该项目与当前遗产领域整合趋势（称为遗产3.0）的相关性，最终学院保持独立并改名为文化遗产学院。转向遗产研究后，学院的课程率先转向档案研究，2002—2009年担任院长的西奥·托马斯森对瑞华德项目的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将自己的档案知识整合到我们对博物馆的认识中，从而加深了对遗产和遗产机构的共同理解。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博物馆学不仅仅是对博物馆机构的研究。最初，我采用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博物馆学家的观点而专注于博物馆的功能，而不是作为机构的博物馆。我的基本假设是，所有遗产机构都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并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寻找整合遗产学科的理论基础。在通用系统理论的帮助下，我们开发了通用遗产理论，以呼应托米斯拉夫·索拉于1982年提出的遗产学概念。在这方面，我对批判遗产研究的出现表示欢迎，并且邀请劳拉简·斯密斯作为我2011年5月26日告别研讨会的主讲嘉宾。与此同时，瑞华德学院普遍不愿意接纳批判遗产研究，因为它过于学术化。
2006年，学院设立了一个教授职位来支持从博物馆到遗产的转向，我被任命为学院的第一位文化遗产教授。瑞华德学院的文化遗产研究新方法体现在空间转向上。在这方面，加拿大博物馆学家皮埃尔·梅兰德等人的思路极具启发性。梅兰德曾经预言，博物馆将从后博物馆学结构向跨博物馆学结构转变。这些新结构将重新定义人和地方的动态关系，即将地方作为人、群体和个体之间互动的背景。这不仅认为地方是展览场所，而且还将其视为关于意义的过程。根据这种整合思维，记忆之场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记忆之场更准确地说是集体记忆的锚定场所。在特定社会中，每个群体都编织了自己的记忆之场的网络，有它自己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储藏库，历史的创造者可以反复利用和选择这些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记忆是一个不受现实变迁影响的元储藏库，其整体的预选立场使它能够保护过去免受历史图像不断缩减的影响，从而使历史免受科学或社会偏见的影响。
在瑞华德学院的学习项目中，空间转向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博物馆学学习项目框架中的课程，城市遗产阐释的概念被用作垫脚石。后来，“文化传记”的概念也服务于这一目的。其次，空间转向被引入国际游学项目。作为学习项目的一部分，瑞华德的学生参观了巴黎、柏林和伦敦。1995—1996学年，学院推出了“城市漫步”，作为探索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文化传记的一种方式。后来，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漫步成为学士和硕士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城市漫步以一种遗产整合视角实现了学科整合的设想。在我们的项目中，将漫步作为一种“巡回的地方感”的方法可以追溯到蒂尔登的《阐释我们的遗产》，并受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和米歇尔·德·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通过埃米尔·舒尔滕的工作，漫步在德国被赋予了科学依据。他的《德国漫步研究》开创了漫步学或散步学的学术领域。对这类边缘学科的关注或许是内在好奇心的一种体现，而这种好奇心也催生了博物馆学研究中的折中主义方法。
除了空间转向，我们还采用了欧洲委员会2005年发表的《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引入的遗产社区的概念。遗产社区被认为由重视文化遗产特定方面的人们组成，他们希望在公共行动的框架内将这些遗产保存下来并传递给后代。至关重要的是：
（该定义）既未纳入以地域空间衡量遗产价值的传统维度，亦未提及地方、区域、国家或全球的重要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它摒弃了所有预设的社会身份参数，例如国家、宗教、职业或阶级。遗产社区可突破地域与社区的物理边界建构起来，其定义既不锚定于遗产所在的地理区位，亦不取决于成员的社会地位。任何人只需认同某项文化遗产的价值或怀有传承的意愿，即可成为遗产社区的一员。
比利时弗拉芒大区通过2008年颁布的《遗产法令》落实了欧洲公约。该法令虽沿用了“遗产社区”的概念，但做出了一项关键的修订，即将定义中的“人”扩展为“组织与人”。这一措辞强化了《法罗公约》中隐含的要义：跨越传统遗产学科的界限，实现公共部门、私营机构与志愿组织的协同合作。
瑞华德学院的多个项目曾对此理念展开探讨和验证。在退休之后，我与莱昂汀·梅耶尔共同提出了“流动的博物馆”的概念，旨在将空间转向和遗产社区概念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从博物馆向遗产转型的新理念。该术语源自澳大利亚博物馆学者菲奥娜·卡梅隆，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概念。流动的博物馆“不再仅被视为等级化的、封闭的或固定于某一物理场所”，它涉及“（博物馆）现有制度结构与边界的消解……由于流动的机构是分散的，其关系的复杂本质使得变革具有迭代性与非线性特征，并伴随着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多重影响。在流动的博物馆的框架下，博物馆作为变革推动者的理念也通过各种元素之间的动态互动得以重构，这些互动是更大联盟内部的迭代过程，而非大规模变革的表现形式”。
五、结语
长期以来，瑞华德学院持续关注博物馆和遗产领域的国内外最新动态，并在引入新理念和新实践方面发挥了作用。在瑞华德学院的课程发展中，流动的博物馆理念能够多大程度上发挥可持续的作用还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荷兰博物馆与遗产领域如何采纳这一理念。但这也说明，学院热衷于发现、探索并最终采纳新思想，不仅与学生分享，而且与整个专业领域分享。需特别指出的是，除非有例外情况，学院的组织架构并不鼓励教材的出版，这体现了高等职业培训与大学之间的主要差异。《博物馆学新趋势》的出版虽然试图整合既有知识，但如其引言所述，该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材，而更接近于一个门户网站。其目标在于提出问题，指出与当代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践与理念，并在各种趋势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引导读者进入与当下专业话语相关的多元资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