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甚名谁：关于郑家沟积石冢文化性质归属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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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09 16:49 来源:中国文化报
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持续推进，原来被视为红山文化“边缘”地区的河北北部，却因平泉东山头、宣化郑家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牵动红山文化研究新进展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尤其是郑家沟积石冢的发掘，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目前公开披露的材料以积石冢为主，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积石冢数量多，超过百座。其二，个别积石冢体量大，如一号冢面积近1500平方米。其三，年代较晚，碳十四测年显示，郑家沟一号积石冢的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300-4800年。有研究者指出，郑家沟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重大（朱乃诚，2026）。
由于郑家沟积石冢所在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出土遗物特征鲜明，学界有识之士对此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判定颇为慎重，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主持郑家沟遗址发掘的龚湛清先生认为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可能属于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发掘者认为，郑家沟遗址虽然有以积石冢和玦形玉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但年代较晚，且积石冢建筑结构、玉石器的质料均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有异。陶器方面，既有本地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传统，又与河套地区白泥窑子、庙子沟文化相似，且没有发现筒形器、塔形器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典型祭祀陶器，因此，这批遗存并非单纯的红山文化，而是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适应产生的新变化，可考虑称之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龚湛清，2025）。
第二种，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认为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种区域类型，可称红山文化郑家沟类型。郭先生指出，郑家沟积石冢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属“小异大同”：“小异”如积石冢上无成行排列的筒形器，夹砂筒形罐和彩陶风格近于小河沿文化，且有大量蚌质及绿松石、天河石珠片等装饰品，但“大同”因素是主要的，如选址在山岗、积石冢结构和随葬玉器等。相关差别应与年代早晚和地理环境不同有关（郭大顺，2025）。
以上两种认识虽然都认同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但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第一种观点，由于发掘材料尚在整理之中，还没有正式公布，尤其是陶器材料如何体现出“红山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创新等细节不得而知，因此，我们对此暂时持保留意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发现之前，来自内蒙古岱海地区庙子沟文化的相关遗存已经在冀西北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和午方类型中有发现（段宏振，2022）。我们的认识与郭先生提出的观点基本相似但略有不同：郑家沟积石冢等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类型，不过这里的“红山文化”并不是指“老红山文化”，而是“新红山文化”。
所谓“老红山文化”和“新红山文化”，是我们对在郑家沟积石冢发掘材料披露之前、学界关于红山文化两种不同认识的临时称谓。
“老红山文化”体系，是学界大多数学者对红山文化的认识，以郭大顺、朱延平、陈国庆、朱永刚、张星德、赵宾福、刘国祥等诸位先生为代表，即认为红山文化从距今6500年开始，到距今5000年结束，大致经历了1500年。虽然各位先生对红山文化所持分期方案并不完全一致，但“三期说”已逐步成为学界主流认识：早期以西水泉第一组遗存为代表，年代距今约6500-6000年，与半坡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大致相当；中期以西水泉第二组遗存为代表，年代距今约6000-5500年，与庙底沟文化大体同时；晚期以牛河梁第三组遗存为代表，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与庙子沟文化基本同时（赵宾福、薛振华，2012）。虽然在纵向时间发展方面，持“老红山文化”认识的诸位学者立场基本一致，但在横向分布范围和具体内涵方面，实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如刘国祥先生认为哈民忙哈、南宝力皋吐等遗址发现的遗存均可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刘国祥，2016），而朱永刚先生则建议将这些遗存与红山文化区别对待（朱永刚，2016）。
“新红山文化”体系，是学界少数学者的见解，由原来持“老红山文化”体系的赵宾福先生于2017年首次提出（赵宾福，2017），并于2024年系统论证（赵宾福、任瑞波，2024）。即根据分布范围、延续时间、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共性，将“老红山文化”和原“小河沿文化”合二为一，统一整合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新红山文化”大致延续了近2000年，从早到晚分别经历了“红山文化魏家窝铺期”或“后冈期红山文化”（距今6500-6000年）、“红山文化西水泉期”或“西阴期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红山文化牛河梁期”或“西王村期红山文化”（距今5500-5000年）和“红山文化小河沿期”或“庙底沟二期红山文化”（距今5000-4500年）。
“新红山文化”提出的初衷，是尝试破解在“老红山文化”体系下，长期以来红山文化牛河梁期只见以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和祭祀遗存，而不见与之对应的生活聚落和同时期“平民”生活居址与墓地的现实难题。
我们认为宜将郑家沟积石冢等遗存纳入“新红山文化”体系中的晚期地方类型，理由如下：
首先，在时间范畴上，郑家沟积石冢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300-4800年，已突破了“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距今5000年，但恰好属于“新红山文化”牛河梁期（距今5500-5000年）偏晚阶段和“新红山文化”小河沿期（距今5000-4500年）偏早阶段的年代范畴。已有材料初步显示，与辽西地区牛河梁积石冢（群）类似，郑家沟积石冢（群）经历了长期的营建和使用，有进一步划分期、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推测，在燕山以南，距今4800年可能并不是郑家沟遗存的最晚年代下限，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晚相关遗存的发现。在燕山以北，距今5000年似乎是各类红山文化积石冢年代下限的“底线”和“红线”，但从已有的线索看，下限突破距今5000年相关材料的发现和公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总而言之，“新红山文化”小河沿期（距今5000-4500年）可以容纳燕山南北两地以郑家沟积石冢为代表的或较其更晚的同类遗存。
其次，在文化内涵上，郑家沟积石冢出土遗存兼具“老红山文化”和原“小河沿文化”的特征，符合“新红山文化”牛河梁期和小河沿期的文化面貌。郭大顺先生和发掘者对郑家沟积石冢的文化性质判断虽有分歧，但都认为郑家沟积石冢与辽西地区“老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共性颇多。另外，郭先生明确指出，郑家沟积石冢发现的夹砂筒形罐和彩陶风格接近小河沿文化。我们也注意到，在已披露的资料中，郑家沟一号积石冢出土的网格纹平底筒形罐与老“红山文化”典型筒形罐相异，但和原“小河沿文化”的典型筒形罐相似，辽宁半拉山积石冢（熊增珑，2017）JK4出土筒形罐也属于这种情况。2024年，吉林大学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发掘了赤峰喀喇沁刘家梁遗址，部分遗迹活动面同时发现了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陶器共存，此类遗存的年代恰好在距今4800年左右。虽然我们暂不清楚郑家沟网格纹平底筒形罐的具体出土情境，但这一发现再次清晰显示出，“老红山文化”与原“小河沿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以往有些学者在分析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共存或共见的相关遗存时，会第一时间将二者分开，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不一定准确。
最后，在文化格局上，将郑家沟积石冢纳入“新红山文化”的范畴，有助于合理解释距今5000-4500年燕山南北两地的文化格局发展趋势与动态。如果认同郑家沟相关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地方类型这一观点，那么就有一道必答题需要认真考虑：在距今5000-4800年，是红山文化在其他区域都已消失仅存“郑家沟类型”，还是燕山南北两地依然存在其他红山文化遗存。如果有，可能是哪些？如果没有，应如何考虑燕山南北同时期相关遗存如原“小河沿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午方类型等与郑家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这种文化分布格局的动因。回答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还是以“老红山文化”为基准，部分问题的回答难度系数会很高。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可知距今5500-5000年辽西地区“老红山文化”和原“小河沿文化”共存，前者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各型积石冢常见，后者遗址数量少、分布稀疏，单个遗址面积小，难道是“实力弱小”的小河沿文化将正处于“实力巅峰”、文明阶段的红山文化逐步排挤出辽西地区，导致距今5000-4500年小河沿文化独占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在燕北绝迹、在燕南继续发展？如果换个思路，以“新红山文化”为前提，从逻辑上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在距今5000-4500年，燕山南北两地相关遗存的具体文化面貌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文化性质和发展进程基本一致，都可能与红山文化的日益扩散和红山文明的逐步衰落密切相关。
郑家沟积石冢的发掘在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新红山文化”而言，不仅是用考古材料实证了这一学术观点的可信度，而且进一步拓展了“新红山文化”牛河梁期和小河沿期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范畴。相较“老红山文化”，“新红山文化”提出的时间虽短，也有需要完善之处，但能从另外一种角度提供新的认识方案，为以郑家沟积石冢遗存为代表的诸多考古新发现“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