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像叙事到影像考释——基于《渝城大观》的延展研究
摄影术于1839年诞生，并在19世纪50年代逐步走向技术成熟，由此开启了人类以光学与化学手段固化现实的新纪元。自19世纪60年代始，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探索热潮，大量来自英、美、德、法等国的考察团陆续深入四川盆地腹地。作为长江上游的水陆要冲，重庆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战略价值成为这些考察活动的核心场域之一，由此留下了最早一批关于这座山城的视觉档案。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进一步加速了东西方交流的频次与深度，各类游历者、传教士及商业团体纷至沓来。他们在兴办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同时，亦以镜头为笔，持续记录着晚清至民国时期重庆的城市变迁与社会百态。时至今日，这些散佚于全球十余个国家档案馆、图书馆中的历史影像，已然构成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视觉数据库。
《渝城大观——重庆近代影像考释》
2026年4月，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纂的《渝城大观——重庆近代影像考释》（后简称“渝城大观”）正式出版，该书系统性地梳理了自1877年至1949年间涵盖山城风貌、市政建设及民生图景的珍贵影像，不仅标志着重庆历史影像研究进入了系统化的新阶段，更为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开辟了视觉维度的新路径。本文以此书所收录的影像内容为基础，结合相关延展史料，尝试引入新的技术方法与跨学科视角进行再研究，旨在探索历史影像分析的创新路径，以期为重庆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更为立体、动态的学术支撑。
重庆城市的第一印象
重庆，这座雄踞中国西部的山水之城，以其两江交汇的独特地理格局构筑了极具辨识度的城市肌理。基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影像档案，当我们试图重构彼时重庆的“城市第一印象”时，必须将视线投向观察者进入这座城市的“路径”。不同的进入方式，不仅决定了物理视野的差异，更在深层逻辑上塑造了观察者对重庆截然不同的空间感知与心理图景。
晚清时期，随着长江航道的开辟，绝大多数西方摄影师与考察者选择自宜昌溯流而上，穿越险峻的三峡天堑，经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最终抵渝（编者按：此处的“渝”，指今重庆市主城）。这种水路进入的方式，赋予了观察者一种动态的、渐进式的视觉体验。在船只尚未靠岸的数公里之外，长江南岸大佛寺的塔影便成为进入重庆地界的视觉前奏；随后，江北城与渝中半岛的轮廓在江雾中依稀浮现。许多摄影师在航程将尽时，便急切地按下快门，留下了珍贵的江面远眺视角。德国文学家约瑟夫·库施纳（Joseph Kürschner）在1900年编辑《Deutscher Kolonialbesitz in China》（《中国国土与子民》）所引用的照片，正是试图通过这种全景式的构图（图一），向西方世界阐述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的第一印象——一种融合了自然险峻与人文聚落的宏大景观。
图一《Deutscher Kolonialbesitz in China》中两江交汇处重庆城插图，此时正在举办划龙舟比赛，两江四岸人山人海。
尽管朝天门作为两江交汇的地理极点，在影像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在实际的交通体验中，它并非理想的靠泊之地。受限于水文条件与码头设施，包括英国探险家托马斯·布莱基斯顿（Thomas W. Blakiston）[1]在内的许多早期抵达者，实则经由太平门登陆入城。这种“视线”与“动线”的分离，揭示了历史影像中符号化的城市地标与实际城市生活通道之间的微妙张力。
除水路外，陆路进入重庆的视角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基调。早年经由万县古道往返于蓉渝之间的人群，若选择陆路返渝，往往需翻越佛图关，途经两路口，最终由通远门进入母城。这一路径不仅是一条物理通道，更是一条充满心理暗示的文化边界。正如古诗所云“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经由通远门入城，城外往往伴随着一种穿越边塞般的沧桑感与归属感。现存的佛图关影像资料中，依然能窥见当年入城仪式的庄重（图二），这种陆路视角的影像记录，为重庆的城市形象增添了厚重的历史纵深感。此外，亦有如法国里昂商团（Chambre de Commerce de Lyon）[2]等少数群体，选择从滇、黔方向经渝黔古道抵渝，其留下的插画与照片，进一步丰富了重庆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多元进入视角。
图二 这是佛图关东门——瑞丰门外一带的景象，关城威严耸立，与牌坊、官道、民居及葱郁田畴一同入画。
但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早期的观察者似乎都怀有一种“全景式”的观看渴望。在他们留下的海量影像中，渝中半岛的全景图占据了极高比例（图三）。这些照片不仅清晰地记录了包括珊瑚坝在内的地理地貌，更将重庆城“城在山中、水在城中”的空间特质永久定格。这种对全景的执着，既是对未知东方城市的好奇，也是试图在视觉上掌控并理解这座复杂立体山城的尝试。
图三 此图为重庆全景图中的一隅，图中的江心沙洲为珊瑚坝。
《渝城大观》的叙事逻辑与史料构成
《渝城大观》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叙事逻辑，全书十二章的架构在宏观上遵循着从时空背景到文化遗存，再到社会发展的递进关系。前三个章节立足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勾勒出重庆城影像遗存的总体轮廓；第四至六章聚焦于母城建筑，从城市文化遗存的视角对历史影像进行深度阐释；第七至九章则通过城市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折射出城市近代化的侧面；最后一部分回归人本视角，通过对衣食住行、信仰民俗及农耕社会的描绘，全景式地展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的社会面貌。这种叙事策略并未拘泥于传统史学以晚清、开埠、抗战等政治时间轴为脉络的严谨分期，而是采取了专题化的板块结构。其优势在于打破了线性历史的局限，使读者能够在跨越时代的影像并置中，更直观地洞察城市空间演变与民众生活变迁的内在肌理。
在影像来源的构成上，该书呈现出鲜明的“外源性”特征。据统计，书中约75%的珍贵照片源自海外档案馆与图书馆的馆藏，国内拍摄者的作品占比不足30%，且本土摄影活动的兴起在时间上显著滞后于西方。这一数据差异在市政建设板块的影像记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早期外来拍摄者多带着猎奇式的“他者凝视”，更倾向于捕捉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风貌与市井生活，对现代化城市建设却往往视而不见；而自民国时期起，随着本土政府机构档案管理意识的觉醒，影像开始被纳入市政管理的工具体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月刊》[3]（万县）、《市政月刊》[4]等官方刊物中便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建设的系统性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土留存的市政史料中，关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像尤为珍贵。以重庆复杂的地下排水系统为例，作为山地城市防洪排涝的关键工程，其建设与修缮记录在官方出版物《重庆市下水道工程》[5]中占据了一定比例。这些关于参与人员、沟渠疏浚、涵洞修筑的历史照片，不仅反映了当时工程技术的水平，更直观地展现了市政当局对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逻辑。这种由“他者猎奇”到“自我审视”的视角转换，以及影像记录主体的更迭，恰恰为我们研究近代重庆的城市变迁提供了极具张力的双重史料维度。
历史影像与古今文献的互证
历史影像不是重构城市历史记忆的唯一路径，通过“图史互证”的方法，我们不仅能验证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更能从视觉细节中发掘出文字史料未曾触及的历史肌理。
早在《四川通志》中便有明确记载，重庆城共有“九开八闭十七座城门”。这一文献记录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影像中得到了精准的视觉还原。以城门形制为例，影像资料清晰地展现了不同城门的功能差异：东水门作为一座不设瓮城的城门，在早期照片中呈现出简洁的结构——城门外连接着一坡长长的石梯坎，旁有文昌阁伫立（图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远门，其完备的瓮城防御体系被众多镜头所捕捉，瓮城之外“通远门”三个大字赫然醒目（图五）。更为珍贵的是，影像还记录下了通远门墙体上保留的税务征收文书，这一细节极具史料价值，它直观地揭示了城门与城墙在古代城市中不仅是交通孔道，更是具有严格管控功能的经济关卡与政治边界。
图四 民国早期，东水门外是一坡长长的梯坎。
图五 晚清时期，通远门瓮城之上的“通远门”十分清晰，借助放大镜，可见旁边征税的文书。
文献中关于重庆城市肌理的描绘，同样在影像中找到了生动的注脚。巴县史料中多次提及“重庆城重岩垒居”，意指房屋依山而建、鳞次栉比的景象。透过诸多老照片，我们不仅能看到城内密密麻麻的民居，更能观察到城门之外大量依附于城墙和陡峭山体的建筑——这便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吊脚楼。（图六）影像清晰地解构了这种建筑的营造智慧：其结构极为简易灵活，上部房屋多以竹席等轻质材料围合墙面，下部则由横七竖八的竹木杆支撑，巧妙地适应了山地复杂的地形。这些影像不仅记录了建筑形态，更折射出当时民众在有限空间内求生存的社会建筑风貌。
图六 20世纪40年代，朝天门城墙外依旧建有大量的吊脚楼。
此外，历史影像在考据城市地标变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证作用。老鼓楼作为反映南宋至明清时期重庆历史印记的重要文化遗存，在文献记载中曾一度改名为“丰瑞楼”。这一名称的更迭在文字史料中或许只是寥寥数笔，但在一张藏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珍贵老照片（图七）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丰瑞楼”三个大字。这张照片以无可辩驳的视觉证据，恰如其分地印证并激活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记忆，完美诠释了影像与文献互证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特魅力。
图七 这张重庆老鼓楼照片的上方，依稀可见“丰瑞楼”的字样。
同一点位的历史信息分析
在关于重庆城市历史影像档案中，若以晚清至1949年为时间断代，朝天门与通远门无疑是解读城市空间演变与社会转型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空间锚点。通过对这两个点位的长时段影像比对，我们得以窥见近代重庆从传统防御型古城向近代工商业重镇转型的复杂肌理。
目前可见的朝天门早期影像，多追溯至1896年。这一时期的照片多由江面仰视拍摄，记录了涨水时节朝天门巍峨的门洞结构。日本学者如山川早水[6]等人对中国的城市结构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在溯江而上抵渝后，曾贴近拍摄朝天门，留下了珍贵的早期测绘式影像（图八）。
图八 山川早水还没有靠近朝天门江岸时，他就拿起相机拍下了水上朝天门的掠影。此时，靠近朝天门附近的码头，停着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
然而，当时间推进至1929年的全景照片（详见图）中，城市肌理发生了剧烈断裂：朝天门的瓮城已被拆除，原本封闭的城墙防御体系瓦解，裸露出巨大的空间缺口。尽管码头的基础空间位置并未发生根本性位移，但推测其向东北侧进行了拓宽延伸。自此之后，30至40年代的影像叙事多延续这一开放格局。
图九 1929年的朝天门区域，瓮城已经拆除，重庆城内开始出现西式建筑。
1906至1907年间法国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群像（图十）尤为引人深思。镜头并未聚焦于宏大的城垣，而是对准了城门外的市井底层。这些影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贫民的衣食住行，这种充满苦难叙事的视觉表达在西方世界的大面积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重庆乃至中国的“落后”的国际形象。
图十 晚清时期，一位法国摄影师镜头下的朝天门区域生活景象。
另一张刊发于1919年《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的重庆全景老照片（图十一），则提供了更为微观且充满张力的细节。影像中，朝天门城墙上赫然生长着一棵巨大的黄葛树，而城墙表面则被涂刷了“清快丸”三个巨幅汉字——这是日本药品的商业广告（图十二）。这一景观具有极强的符号学意义：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政权更迭的背景下，作为城市地标的城墙不仅沦为商业资本的载体，更被殖民商业文化所侵占。巨大的黄葛树象征着自然力量对人工秩序的侵蚀，而日本药品的广告则隐喻了当时城市主权的旁落与管理权的无序。这种空间管理的失范，恰如其分地折射出那个时代地方城市治理能力的匮乏与半殖民地社会的复杂底色。
图十一 1919年11月《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中的重庆城全景图。
图十二 上图中的朝天门城墙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黄葛树，而城墙表面则被涂刷了商业广告——清快丸。
作为重庆古城“九开八闭”十七座城门中唯一不临江、专通陆路的门户，通远门雄踞渝中半岛西侧山脊，自古便是扼守成渝古驿道咽喉的军事要塞与交通要冲。其独特的地理与军事属性，使其成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考察者、外交官（如德国领事魏司[Hedwig and Fritz Weiss]）及探险家（如英国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在陆路进出重庆时，必经的视觉焦点与记录对象。
在现存最早的一批通远门影像档案中，传教士威尔逊·爱德华·曼利（Wilson Edward Manly）曾留下一张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完整记录了通远门瓮城、城门与城楼的立体格局。彼时的影像清晰显示，城门之上写有“通远门”三字。与此同时，其他早期考察者也留下了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城墙影像，共同勾勒出清末民初通远门作为军事关隘的森严气象。
通远门空间形态的剧烈转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中干马路（今中山一路）的修筑，为了适应现代交通需求，通远门的瓮城被拆除，原本封闭的防御体系被打破，其军事防御功能逐渐让位于城市交通功能。这一变迁在抗战时期的历史照片中得到了直观印证（图十三）：彼时大量外来人口涌入重庆，照片中的通远门已呈现出瓮城拆除后的开放形态，城门内外人流熙攘，成为战时城市生活的重要背景。
图十三 抗战时期，通远门已经没有瓮城，依旧是老百姓进出城的重要通道。
从晚清森严的军事堡垒到近代开放的城市交通节点，通远门的影像变迁史，实则是一部微缩的重庆城市近代化演进史。作为目前重庆古城墙遗址中保存相对完整、历史肌理最为清晰的段落，通远门及其周边的老照片不仅忠实记录了城门本体建筑结构的更迭，更深刻折射出重庆从传统山水防御城市向近代开放都市转型的空间逻辑与历史轨迹。
不可忽视的二次传播
《渝城大观》一书中还引用了20余张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明信片，随着近代影像技术与跨区域旅行的深度结合，明信片逐渐演变为影像“二次传播”的核心媒介，成为西方世界窥探与想象东方城市的重要窗口。在现存较为普遍的海外明信片中，由上海别发书局（Kelly & Walsh Limited）[7]印制的系列明信片极具代表性。该机构作为近代远东著名的出版商，系统性地印制了反映长江三峡险滩与自然风貌的影像，构建了西方视野下关于川江地理的早期视觉图谱。此外，一张流传甚广的重庆全景明信片（图十四），甚至引发了跨文化的商业模仿——美国某药房曾以此为题发行了一套以重庆为主题的宣传明信片（图十五），其镜头聚焦于捕鱼者与耕作者的劳动场景，将重庆的农业农村风貌转化为异域风情的商业符号。
图十四 晚清时期以重庆城为主题形象的明信片。
图十五 美国某药房发行的明信片中，可见晚清时期，重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在影像媒介的演进中，由朱尔斯·热尔韦·库特勒蒙（Jules Gervais Courtellemont）[8]拍摄后制作成的立体明信片尤为珍贵。这组以长江上游及沿线城市为叙事主线的立体影像，利用双眼视差原理，为观者提供了极具沉浸感的视觉体验。其中大量镜头对准了朝天门外的市井百态与底层百姓的生存实景，成为研究晚清重庆城市社会生态的生动切片。通过高精度的图像考据，在一组关于“重庆府”的立体明信片中（图十六），仅有一张在放大细节后能清晰地辨认出“庆府”二字及“重”字的残存笔画，这一微小的视觉线索，为精准锁定重庆府衙署旧址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图像铁证。
图十六 在放大镜下，图中右侧门楣上方可见“庆府”二字。
另一张由金士顿机构（Keystone View Company）[9]发行的立体明信片（图十七），则从侧面印证了晚清政权在地方治理上的衰微。影像中的重庆府衙署早已丧失了昔日威严的行政功能，衙门之外沦为熙攘的市井空间，贩卖甘蔗、猪肉的摊贩占据了原本的权力场域。这种公共空间功能的置换，直观地折射出清王朝在晚期对地方城市控制力的瓦解。明信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城市形象的建构者与传播者。这些跨越重洋的方寸影像，不仅完成了对晚清重庆城市风貌的物理复刻，更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深刻地参与了近代重庆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与历史记忆的重塑。
图十七 从这张明信片可以看出，晚清时期重庆府衙门之外的公共空间，已经沦为熙熙攘攘的市井空间，图中可见贩卖甘蔗、猪肉的摊贩。
从这张明信片可以看出，晚清时期重庆府衙门之外的公共空间，已经沦为熙熙攘攘的市井空间，图中可见贩卖甘蔗、猪肉的摊贩。
《渝城大观》一书以重庆历史影像为基础，系统探讨了从影像叙事到影像考释的转变过程及其学术价值。在方法应用方面，通过引入影像考释的视角，结合图像分析、文献对比与实地考察等技术手段，成功突破了传统影像叙事在信息挖掘深度与历史还原准确性上的局限。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重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路径。在新发现层面，影像考释揭示了诸多被传统叙事忽视的历史细节，如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城市建设中的特殊事件、重要建筑的历史变迁等，这些细节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重庆历史的认知。此外，基于影像考释的成果，本研究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深入挖掘了其中蕴含的文化记忆，如民俗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演变，从而为理解重庆历史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尽管《渝城大观》的研究在从影像叙事到影像考释的转变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资料收集方面，由于历史影像资料的分散性与不完整性，部分时期或主题的影像数据相对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全面性与深入性。其次，在技术手段的应用上，虽然影像考释提供了多种分析方法，但其操作复杂度较高，且对研究者的跨学科知识要求较强，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一定挑战。此外，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重庆历史影像，未能充分纳入其他相关领域的比较分析，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将重庆历史影像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以增强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二是深化研究方法，探索更多跨学科技术手段的应用，如田野调查、考古材料对比等，以提升影像考释的精确性与效率；三是加强与其他地区或领域的历史影像对比研究，从而为影像考释理论的发展提供更多实证支持。
注释：
[1] 1861年，英国人托马斯·布莱基斯顿组建“扬子江上游考察队”，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至四川屏山并返回，历时五个月的考察行程，绘制了多幅关于沿途见闻的版画，后被发行在《扬子江上五月纪行》（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一书中，其中有关于从太平门进入重庆城的文字记录。
[2] 1895年至1898年间，法国里昂商团组建“中国商业勘探考察团”深入西南边陲、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系统性地测绘道路、调查物产、记录人口、评估市场，从滇、黔方向抵达重庆城。
[3]《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月刊》创刊于1927年1月，由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编印，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总务处发行，以汇载商埠督办公署办理市政之近事，以供研究市政者参考为宗旨，为建市工作进行宣传鼓动，内容有商埠进行计划、公牍、规章、收支事项、调查事项、统计事项、记录事项、杂录等，每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增减。
[4] （万县）《市政月刊》创刊于1929年1月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该刊含有大量的命令、公牍、章程、会议录和照片，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万县市政的重要资料。
[5] 《重庆市下水道工程》由当年重庆市下水道工程处的负责人罗竟忠、张人隽于1947年合编，详细记载了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下水道重建工程的始末，书中还有多张下水道工程修建过程的照片。
[6] 1906年，日本人山川早水曾从成都往宜宾，顺着长江而下，抵达重庆城，拍了不少关于重庆的照片。
[7] 别发书局（Kelly & Walsh Limited），于 1870 年在上海创立，从创办伊始，别发印书局便构建起了全球性的销售和发行网络，在世界各地成功创立了发行所，发行了数量众多中国题材书籍，并制作发行反映了一系列反映三峡、江浙风貌的明信片。
[8] 朱尔斯 • 热尔韦 • 库特勒蒙（Jules Gervais Courtellemont）是法国早期彩色摄影先驱与东方学旅行家，以其对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奥托克罗姆微粒彩屏干版技术的早期应用而闻名。1904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系统拍摄了中东、北非、印度及远东地区的风土人情，创作出世界上最早一批具有东方主题的彩色影像，后被制作成明信片，内有几张重庆以及三峡相关的老照片。
[9] 金士顿机构（Keystone View）曾发行了一套环游世界立体明信片全集，内收了欧美、亚、非等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名胜古迹、风土风俗、市井生活、社会事件等内容。自1892年开始，至1963年发行完成，涉及4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不少三峡、重庆的历史影像，具体数量有待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