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美国詹妮弗·菲利克斯(Jennifer Felix)女士在清理爷爷故居的地下室时发现了一台打字机。它看起来很老了,笨重,但色彩依然鲜明,按键上有棱有角的字符在外国人眼里像跳动的音符。随后,她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发现,经网友“鉴宝”后,这台打字机被证实是我们熟悉的作家林语堂发明的、已消失了70余年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之后,詹妮弗将其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该校的墨磊宁教授(Thomas S. Mullaney)是一位专门研究中文打字机的科学史学家。现在,“明快”静静地陈列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人们不会想到,在它背后有一段关于汉字现代化和文明兴衰的传奇故事……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墨磊宁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观摩世上仅有的一台明快打字机。
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信件中反复思索,探寻中文打字机的可能性。为什么要发明中文打字机?答案似乎很明显:如果汉字不能被机械化生产、复制和传播,那么教育普及、通信发展和文化解放就难以实现。
然而,汉字和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有着本质差别——26个罗马字母就能组合排列出所有英文单词,但汉字却很难被拆解为简单的基本单位再进行拼装。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起,“废除汉字”的激进声音就一直存在——书写和传播的困难是否加剧了中国在历史上的文化孤立,进而阻滞了中国在现代的进步?因此,中文打字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商业问题,而是关系到汉字乃至中华文明可持续性的本体论问题。
1947年,“明快”打字机在林语堂的殚精竭智中问世。一家工厂依据其设计图纸生产出了首台实物。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中,墨磊宁教授将“明快”的结构比喻为行星系统。

科学史作者墨磊宁所著《中文打字机》获2018年费正清奖、2019年列文森图书奖。
“明快”构造确如星际运转般复杂:“卫星”是八棱柱状金属棒,表面刻有汉字和部首,每面容纳29个字,8个侧面共计232个字;每6根金属棒被固定在一个圆形旋转齿轮上,构成“行星”;而这6个“行星”又固定在更大的圆形转盘——“恒星”上。

明快打字机内部结构清晰可见:刻有汉字和部首的八棱柱状金属棒“卫星”、金属棒组成的旋转齿轮“行星”和圆形转盘“恒星”。
随着打字员敲击键盘3次,“恒星”“行星”和“卫星”转动起来。打字员通过名为“魔眼”的特殊取景器,同时看到8个候选字,再选定所需字符。如此,“明快”打字机一共可提供8352个字符。专家估计,一位熟练的操作者最快每分钟能打出50个字;即使是初学者,也能打出20个字。
林语堂对“明快”的前景是乐观的。他四处奔走,游说中美两国政界、商界和文化界人士投资“明快”,以期实现量产。林语堂的女儿亲自担任“模特”,为人们演示这台打字机的用法。但这些努力没有奏效。在掀起一阵短暂的热潮后,“明快”便销声匿迹。

1950年前后,美国梅根塔勒排字机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 Company)曾购买明快打字机版权,然而最终未实现商业化量产。这份明快打字机双语宣传册声称该机器“人人可用,不学而能”。
当年曾有意投资生产“明快”的雷明顿打字机公司的档案显示,其顾虑在于:中国结束内战后中美关系可能恶化,投资中文打字机的前景不明。1948年,负债累累的林语堂不得不将专利及原型机出售。这台他耗费了12万美元研发制造的打字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也是最后一台“明快”。

1947年8月,林语堂及女儿林太乙在家中举办明快打字机发布会,获得国内外诸多媒体报道。

语言学家林语堂不仅研发了明快打字机的机械设计并亲自投资生产,还对近万常用汉字的字根进行拆分重组以适配键盘操作。
在詹妮弗于2025年1月在地下室发现它之前,学者们一度认为它已粉身碎骨于某个垃圾场。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很多天才发明的命运——再伟大的创新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否则只能沦为笔记本上一页发黄的图纸,等待着历史学家的发现。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中文版
今天,当像墨磊宁这样的科学史学家重新审视“明快”打字机时,他们震惊于它超前于时代的设计理念。与拉丁字母语言的打字机“输入”即“输出”的线性逻辑不同,打字员并不是直接选择表盘上已有的字母,然后将其印制出来,而是在和打字机沟通,一步步指示打字机找到所需汉字。从这一角度而言,“明快”的运转逻辑已然是现代计算机指令、检索和选择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一种“计算”行为。计算机(computer)在英文中最初的意义正是承担计算任务的人(多为女性),而“明快”同样需要打字员通过检索和选择来完成“计算”。

1946年7月,IBM电动华文打字机在纽约发布,一位女性打字员进行操作演示。彼时国内的主流打字机是一款拥有数千铜铸活字字库并选字的拾字盘。
就此而言,我们不妨大胆论断:“明快”的运行就像是快进到了数字时代的输入法。只不过“明快”最终是以机械方式实现输入——通过“恒星”“行星”和“卫星”式的旋转运转实现字符呈现。
“明快”的超前还体现在它构建了一个专属界面(interface)。“明快”不是一目了然的。每个八棱柱状金属棒上密密麻麻刻着的200多个汉字或部首,以及连接金属棒的齿轮结构,都隐藏在朴实无华的外壳里。打字员需要根据索引指引机器找到汉字,而在实践中,打字员往往将常用字的排布位置和字根的组合规律内化为具身记忆——往往在大脑做出反应前,手部肌肉记忆已经启动。不管是“明快”,还是其他中文打字机,其运转都实现并强化紧密的人机交互:打字机本身也在反向训练操作者,要求使用者了解并内化中文打字机的运行逻辑,进而掌握与之匹配的机械记忆。

敲击三次键盘之后,一组备选字将出现在打字机“魔眼”显示屏上,这一打字逻辑与现代计算机输入法不谋而合。
中文打字机曾是将汉字现代化的一项革命性努力。近代志士仁人们试图通过发明中文打字机来证明表意汉字相较于表音文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要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很多表意文字,如苏美尔文字,都随着其文明的覆灭而消逝,沦为刻在石头上的遗迹。而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雨劫难却始终绵延不绝,这与方块字的稳定性不可分割——各地纷繁的方言或许曾成为口头交流障碍,但统一的、通用的书面汉字提供了交流的基石。

明快打字机的机器配件与说明书
那么,“明快”的失落是否意味着一条极具价值的探索路径就此被遗失?
让我们将时间轴拨到当代,在计算机刚刚进入中国千家万户时,曾有拼音输入法和五笔输入法之争——五笔输入法要求使用者背诵字根口诀,“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其对汉字的拆解颇似半个世纪前那尘封的中文打字机。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很少再听到五笔输入法了。事实上,对熟练使用者来说,五笔输入法的输入效率远高于拼音输入法——因为五笔输入法能够更精确地定位到目标汉字,而汉字中的同音字可太多了(特别考虑到语调也被抹去)。更何况,熟练的五笔输入者可以完全实现盲打,而拼音输入法则需要不断查看屏幕进行选字。
五笔输入法的没落有很多原因:初学时间和精力成本过高;拼音输入法日益智能,联想和词库记忆大幅缩短了检索时间,等等。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打字场景和输入界面不断变化——如果说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还保留着某种“机械性”,那么智能手机的触摸屏则已经完全改变了打字的逻辑。传统键盘布局尚能承载汉字千变万化的字形组合,正如林语堂在“明快”的体积里塞下了8000多个字符,但智能手机的小屏幕和小键盘则要求检索更加智能化。再加上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语音输入,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击掌庆祝汉字愈发与“字形”脱节、而与“字音”绑定的时代的到来。

Sinotype III 是一款最早能够输入中文的个人电脑。
这不一定是坏事,但一种技术被社会普遍选择的同时,总有某些其他可能性被搁置在历史的角落。
从活字印刷的一枚枚字模,到中文打字机的一个个按键,书写汉字“形体”的触觉记忆是否已经在数字时代让位于拼音输入法的听觉记忆?今天,人们可能依然会为颜真卿一笔一画的铮铮风骨所震撼,但那份关于方块字的文化记忆,是否正在悄然褪色?当 “提笔忘字” 成为常态,我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切身感受,是否需要类似当年中文打字机那样的创新,再度被唤醒?

印有字根字形的五笔键盘
“明快”默然不语,静静观照岁月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