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童话《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的故事底色并非一成不变。从最初略带恐怖色彩的教化故事,到教导儿童的家庭伦理读本,再到现代语境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化——“小红帽”的形象、故事角色、情节和象征含义随时代语境不断迁变。

《小红帽》的变体丰富,历久弥新。图为芭蕾舞剧《小红帽》剧照。
小朋友们大多从《格林童话》(《儿童与家庭故事集》,1812年)中初识小红帽,但目前已知这一故事的最早文字版本出自法国作家夏尔·佩罗,口头版本则来源更广泛。在法国乡间的口传版本里,一个小女孩独自踏入森林,在去外婆家的岔路上撞见狼人。狼人抢先一步到外婆家,杀害外婆并将其尸首装进瓮中,藏于橱柜内。女孩到达后被其诱骗,误食外婆血肉,所幸最终成功逃脱。这则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婆的故事”并非荒诞的幻想,它保留了远古人类对森林荒野的原始恐惧,折射出当时人类在文明边缘与野蛮力量抗争的集体心理。

《小红帽》经典桥段中,大灰狼伪装成外婆,企图伺机吃掉小红帽。
无独有偶,中国清代黄之隽根据安徽民间故事改编的《虎媪传》具有相似的骇人情节。“媪”便是老妇的意思,“虎媪传”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虎外婆。故事中,姐弟二人带着一筐枣去看望外婆,被母虎幻化成的虎外婆带入虎穴。夜里,姐姐发现弟弟被虎外婆吃掉,施计逃到屋外的树上,最后被路过的樵夫搭救。

台湾作家王家珠笔下的《虎姑婆》,再现了中国经典民间故事“虎外婆”。
孕育于17世纪法国贵族沙龙语境下的夏尔·佩罗版故事,同样折射出民间文学对“女孩与猛兽周旋”这一原型经久不衰的兴趣。佩罗在《鹅妈妈故事集》(1697年)中将该故事定名为《小红斗篷》,主人公摇身一变,成为迷人而有教养的少女,并首次拥有了标志性的“红帽”。故事中,狼藏于被下,诱骗女孩放下食物、脱衣上床。女孩毫无防备地爬上床,看到“外婆”赤裸的身体,发出一连串错愕的追问(即经典的五问),最终在问及牙齿时被狼吞掉。

夏尔·佩罗版故事中,小红帽化身为一位迷人而有教养的少女。
在佩罗笔下,公狼成了男性力量和征服欲的化身,是邪恶的象征。像小红斗篷一样的年轻女子在男性的强权和暴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佩罗在改编这个沙龙故事时,特意在结尾加上一段道德训诫,以告诫女士们警惕表面温顺老实、实则暗藏祸心的男人们。

“法国儿童文学之父”夏尔·佩罗雕塑

夏尔·佩罗搜罗法国民间口传故事,编纂为经典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收录《灰姑娘》《穿靴子的猫》等名篇。
“小、红色、斗篷”由此凝练为这类故事的标志性符号。尽管在后来的流传中,斗篷变成了帽子或外套,但红色始终是女主人公的重要标识。如德国学者汉斯·比德曼在《世界文化象征辞典》中所言,红色不仅意味着活力和力量,更象征生死搏斗。在后世的现代解读中,这抹红色常被视作一种隐喻,暗示了女孩即将面临的残酷危机与人生试炼。

德国壁画小镇上阿默高(Oberammergau)的小红帽屋
到了19世纪,佩罗版《小红斗篷》业已广为流传,但其暗含的成人隐喻与说教显然已跟不上时代步伐——随着现代儿童观的确立,社会亟需全新的儿童文学。于是,格林兄弟在1812年至1857年间七易其稿,改编出我们所熟知的《小红帽》。

匈牙利1985年发行的“雅各布·格林诞辰200周年”纪念邮票套票
故事中,小红帽离开家去看望外婆,妈妈叮嘱她不能离开正路。但是她想摘路边的野花,此时大灰狼出现了,小红帽糊里糊涂地告诉了它外婆家的位置。大灰狼假冒小红帽敲开了外婆家门,一进门就把外婆吃掉了,并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等待。小红帽来到,发现外婆声音变了;就在狼准备吃掉小红帽时,猎人出现,救了小红帽和狼肚子里的外婆。

格林兄弟画像,左为威廉·格林,右为雅各布·格林。
格林版《小红帽》没有早期口传版本中骇人的情节,去掉了佩罗版的教化训诫。更为明显的是,原本带有一定虚荣色彩的兜帽斗篷被替换成了体现外婆关爱的红帽子,这一细节让故事融入了德国乡野的日常语境。它还增设了“妈妈”和“猎人”这两个核心角色。小红帽因不听妈妈的告诫而落入危险,由此凸显出“顺从父母”这一当时家庭教育的核心信条,“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则成为对儿童的普世训诫。

阿尔斯费尔德以保存完好的古老街区和半木结构建筑闻名,包括建于16世纪的木框架市政厅(图右)和酒馆(图左)及13世纪的瓦尔普吉斯教堂(图中最高的建筑)。

阿尔斯菲尔德标志性的红帽女孩雕像

德国阿尔斯费尔德(Alsfeld)据说是格林版“小红帽”的故乡,我们所熟知的小红帽形象正源于当地传统服饰中的红色尖顶帽。
格林兄弟显然不希望“被吃掉”的血腥结局吓坏小读者,因而又塑造了一位不可或缺的“解放者”——猎人。如果没有男性解救者及时施救,小红帽和外婆必将葬身狼腹,而获得重生的情节则暗藏着父权制的威严规训。正如美国学者凯瑟琳·奥兰丝汀在《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故事三百年的演变》中所指出的:“格林兄弟的《小红帽》宣扬父亲的重要性及女人的顺服,这契合了19世纪欧洲(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家庭生活规范,猎人救美也反映了19世纪作为保护者的父亲及丈夫形象。”猎人与狼共同构成“小红帽”故事中男性形象的两面性——作为拯救角色的猎人,是善良、正义的化身,而作为加害方的狼,则是邪恶、危险的代言。

哈瑙(Hanau)是格林兄弟的故乡,市政厅广场上矗立着他们的雕像。1975年,德国规划了由此至不来梅(Bremen)的“德国童话之路”。

欧洲著名插画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所绘《小红帽》插画,描绘了小红帽看到“外婆”时万分惊讶的样子。
安妮·塞克斯顿在诗集《变形》(1971年)中改写了格林版《小红帽》,将狼的行径解释为欺骗,更直指现代社会的种种欺诈与虚伪。她将小红帽和外婆被狼吞进腹中、随后被猎人救出的过程比喻为死亡与复活,但复活并不代表新生,断言二人并不会从这一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一充满幻灭感的改写恰好印证: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小红帽》,童话主题随时代语境、权力结构及经济形态的变迁而改变,不同时期的版本是不同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微观缩影。

巴拉圭1979年发行《小红帽》系列邮票之一,展现猎人营救小红帽和外婆的场景。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小红帽》这一经典文本经历了深刻的重构。传统文本套用坏蛋(狼)、援助者(猎人)、被救的女主人公,以及陷入危机与解除危机的固定模式。在当代语境下,大量以女性觉醒、欲望正视与自我救赎为核心的改写甚至颠覆版本层出不穷。很多作品将小红帽重塑为一个主动出击的自救者,从而极大拓宽了这一古老母题的时代意蕴。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街头的小红帽壁画
《小红帽》中的小女孩没有本名,仅有一个绰号,而在由多位女性共同创作、收录于《马其塞特郡童话故事集》里的《红斗篷》中,女主人公有了自己的名字——娜蒂尔。故事名中“小”的消失,传递出女性不再弱小、不再需要男性保护的观念。故事同样始于给外婆送礼。娜蒂尔看到“外婆”在床上蜷成一团,佩罗版的经典对白随即上演。随后,大灰狼原形毕露,扑向娜蒂尔。千钧一发之际,真正的外婆破门而入,抄起火炉里烧得通红的木条迎头痛击大灰狼。娜蒂尔则从篮子里取出缝制斗篷的小刀,狠狠地刺向大灰狼的腹部——随着一声惨叫,大灰狼倒在血泊中。她们剥下狼皮,为娜蒂尔的斗篷缝上了一层全新的衬里。“多年后,娜蒂尔一直穿着那件红斗篷,她全身暖洋洋的,向大森林的更深处探索。”受狼蛊惑、向森林深处游荡的无知女孩,就此蜕变为探索未知的成熟女性。《红斗篷》改变了长期以来小红帽系列故事中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彰显出女性的独立自主与聪明才智。
相形之下,西班牙作家卡门·马丁·盖特的《曼哈顿的小红帽》更回归童话本色。故事被搬入没有森林的都市,萨拉想独自去给外婆送蛋糕,却受到妈妈的阻拦。她最终独自踏上旅途,遇到了伪装成乞丐的自由女神娜蒂奇以及拥有蛋糕王国、富有却孤独的狼爷爷。后者非但没有伤害她,反而赋予了她独自旅行的勇气。经典“小红帽”模板在此化为青春期心理危机的隐喻:穿越森林暗示她步入青春期的未知与动荡,而与“狼”相遇与和解,则象征她越过心理暗礁,完成了精神的蜕变。

《曼哈顿的小红帽》被誉为“西班牙语世界的《小王子》”
在卡罗尔·安·达菲的诗集《世界之妻》开篇之作《小红帽》中,女孩历经10年才终于认识到狼的虚伪,再难容忍。趁狼熟睡时,她挥起斧头切开它的腹部,却意外寻见了外婆的尸骨。安吉拉·卡特在《与狼为伴》中,刻画了女性的挣扎与觉醒,她们从被凝视的猎物到主动拥抱野性的蜕变。在女性视野中,小红帽褪去柔弱,变得独立而理智,更彻底颠覆了“狼”这一“恶男”符号。在安妮·塞克斯顿笔下,狼化身为异装癖者;在《狼女艾丽斯》中,狼“变身”为被女性拯救的狼人公爵;格温·斯特劳斯的诗作《等待的狼》描摹出一个忐忑讨好女性的男子形象……男女的刻板标签“阳刚”与“阴柔”,荒诞地拼贴在狼身上,性别的界限以奇趣的方式被消解了。
在传统口传故事及早期书写文本中,“小红帽”的故事情节多是线性且固化的,而在动画与影视剧等现代视听语境下,“她”的形象被不断打碎与重塑。1943年美国米高梅(MGM)公司出品的《小红帽》中,女主人公被重塑为热辣夜总会舞女,主动出击、引诱狼。2005年大卫·斯雷德执导的《水果硬糖》中,总穿一件连帽红外套的女主人公海莉对杀害好友的“狼”——摄影师杰夫施以报复,以暴制暴地完成了复仇;此时海莉接管了传统大灰狼的狩猎功能,而杰夫则成为“被狩猎者”。2011年的电影《血红帽》则完成了对传统“拯救者”角色的拆解:经典的猎人形象被心口不一、骄傲残暴的神父所取代,而原本弱不禁风的小红帽,竟发现自己与狼人之间存在复杂的情感联系和心灵感应。而在美剧《童话镇》中,小红帽即是狼人,红色斗篷用于遮盖她的狼性;因保护友人而误杀母亲后,她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仅是一匹狼,她就是她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

美剧《童话镇》(Once Upon a Time),讲述了小红帽、白雪公主等经典童话人物在现代社会的奇幻历险。

美国动画短片《热辣小红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小红帽形象
更有甚者——在芭芭拉·G.沃克的颠覆性书写中,“小红帽”标志性的“红”被剥离,代之以《小白帽》。故事中,巫婆外婆和孙女小白帽将恶猎人杀死,将其尸块喂狼以替狼族报仇。故事结尾打破读者的“常规预期”,对传统童话中的价值观念、性别秩序和道德伦理进行了解构,从而赋予阅读一种陌生化的乐趣。
无论是《小白帽》还是其他改写版本,都是安吉拉·卡特所说的“旧瓶装新酒”:“我完全赞成旧瓶装新酒,特别是如果这新酒的压力能使旧瓶爆炸。”艺术家奇奇·史密斯利用“小红帽”这一母题,深入探讨了名与实、可说与可视、讲述与体验之间的错位,构建出一个成人魔幻世界:在1999年的《狼女》《女儿》及2001年的《与狼共枕》等绘画和雕塑中,女孩或与狼拥抱,或自狼腹中爬出——或许“小红帽”在某种程度上便是狼之本体。在作品《女儿》中,披着红色斗篷的“女孩”——小红帽与狼结合孕育的后代,脸上和头上长满狼毛。一如评论家赫莱茵·波斯纳所说:“这不可思议的后代集男人、女人、动物特征于一身,是跨越物种边界孕育而生的绝无仅有之物。”

奇奇·史密斯的作品《狼女》,刻画了一个逐渐蜕变为狼的女性形象。
她是少女,亦可是狼人;她等待过拯救,也可以是拯救者。在时光的变迁中,“小红帽”的故事,不断经历着重塑、颠覆与雕琢。那件红色斗篷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象,从现实主义的静态文本到幻想烛照的光影空间——“她”在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形式中改写了自己的历史,也改写着自己的未来。正如格温·斯特劳斯的作品中,“她”并没有步入狼的圈套,而是以自信超脱的姿态“穿过了森林”:“带着我的花朵,走出森林,独自欢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