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借助考古实物资料重塑中国古代承载类家具设计的功能演变和样式类型，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设计中的“器以载道”“制随形变”“礼序伦理”设计观有重要意义。承载类家具作为家具设计中的核心门类，不仅是日常用具，更是古代礼仪制度的象征。国内对于传统桌案的研究，多集中在以宋、明、清为主的家具审美谱系建构梳理，或从工艺美术史角度去探讨风格之变，少有将功能与形式之变根植于人之境况、历史情境条件之中去借助考古实物、墓室壁画去作深入探讨。本文从祭祀之俎到低坐之几案，探讨承载类家具功能与形式的具体指向及其礼制规范。

祭祀用载具——俎

先秦时期，俎多为礼器，是贵族祭祀、宴请时载牲体和肆解牲体的案形器具^[1]。俎凭借其稳固的承载功能，可被视为中国古代传统承载类家具的设计样本。随着周礼对等级的规范，俎因其使用场合的差异，发展出多种样式。

（一）俎的形式

据研究，商周时期甲骨文和金文在文字符号的构成上有浓厚的绘画性，字符常使用剖面表示器物结构、用途或某种含义（刘敦愿2007），甲骨文俎写作，如文字符号所示——为一头尖一头平上下两个区域并标记“A”或“夕”字形的狭长形平面，与正俯视视角看向放置物品的案面相似。金文似侧视图，将足、案面、牲肉的上下关系以从左至右排列。目前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中，尚未发现与早期“俎”字符形制完全一致的确切实物。但结合字符图像，可以推测原始俎的形制为狭长案面或带支撑足的承载用具，初期形态或为石质或木质砧板^[2]。也有学者认为，原始人类食用肉类时需进行炙烤，或使用石板加热，这或许正是俎多与肉类食物相关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发现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出土多件石磨盘和磨棒，其中磁山文化出土多件一头尖一头平带四足磨盘且周边出土长条石棒，形式上与甲骨文“俎”字符近似。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文化出土石俎（石磨盘）现场

摘自《三礼图》西周房俎、商代椇、夏后氏嶡俎、有虞氏椀俎

甲骨文俎

尽管磁山石俎的功能还有待确定，但设计却与近现代小桌近似——整块石材磨制成型，制作出四短足可以使其在颗粒、凹凸地面放置更为稳固。审美上看，四短足腾空设计轻巧美观。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掌握硬质材料切割、钻孔、打磨技术（可参考安徽桐城魏庄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工艺研究），且存在审美与装饰的需要。随着商周金属、木质、玉石等多材质俎的出土，设计样式丰富的俎类型开始出现，其中属楚系漆木俎数量较大且形式多样。有学者根据楚系俎面板和足部的差异将其分为八型^[3]，主要以足的数量、样式，足与面板的组合方式进行区别。

尽管俎的部件样式随时代演变有所变化，但其由承载面与支撑面组合而成的结构及载物功能，为研究近现代中国承载类家具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元模型参考。

（二）俎的使用

西汉《礼记·明堂位》记载：“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又“俎用梡、嶡。”据陆德明《释文》记载：“嶡，居卫反，又作‘橛’，音同。”而《说文解字》中“梡”“嶡”“椇”均与盛物有关。由文献可知，俎或于上古时代便有之，只是各时期命名不同，但均以盛物为功用。

俎主要用于祭祀或节庆时承载祭祀用牲肉，以及仪式完成后分割祭肉的功用。东汉《说文·且部》：“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夕”在甲骨文中像半月、残月，似切半的牲肉。所谓牲肉，《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篇谈到“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臝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然而“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另考古出土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有“彘俎”“羔俎”，部分考古出土占卜龟甲上也有关于不同俎制的记载。综合来看礼俎所载之物多为牛、羊、猪等。《仪礼·少仪》《礼记·檀弓》《周礼·膳夫》中均有记载分发祭肉的礼制规定，即“馂余”环节，天子“赐胙”体现了天子赐福于诸侯；宗族祭祀“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4]，体现凝聚宗族之用；“归胙”还代表着对宾客、朋友的重视和祝福（具体可见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2、卷5、卷10关于礼制的论述）。可见，祭祀结束后的分割祭肉环节带有政治和社会属性。^[5]且俎因其场景的严肃性，其功能设计稳固，多采用四足或多足支撑，部分镂空设计被视为过滤汁水的功用。

俎的尺寸早在商周时期就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楚循周礼，楚墓出土漆木俎样式丰富，以楚墓出土漆木俎为例。根据《周礼》《国语》中对用俎之制的记载，场景不同，承载牲肉部位不同，所用俎类型不同。如“禘郊之事”用全牛、全羊为全烝，置半体于房俎之上^[6]又《毛传》卷八载：“大房，半体之俎也。”“大房俎”尺寸较大，面长多超半米。形式上侧面置两块立板，部分房俎承载面板左右两端还有榫卯结构，如湖北江陵望山2号楚墓、河南信阳1号楚墓出土房俎两端均带榫头。王国维《说俎上》记载“盖升半体之俎当有两房，半体各置其一，合两房而牲体全，故谓之房俎”，笔者猜测古人在祭祀时或可两个或多个房俎相连，作为一种祭祀规制使用。不过，从考古出土房俎图片资料来看，两块立板的拼接位置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到底是作为支撑加固的足还是装饰用挡板，还有待进一步论证。除房俎外，“亲戚宴饗”用膏烝，即分割后的牲肉。膏烝用折俎，其宽度多不超过50厘米。

九连墩2号墓出土战国漆木房俎

河南信阳1号楚墓出土“大房”俎线图

望山2号墓出土木俎线图

俎作为礼器，在祭祀场景中其多寡与礼制等级有关。如《周礼》记载：“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天官·膳夫》），《礼记》：“陈其牺牲，备其鼎俎”。一般出土俎的墓葬多有鼎且俎为奇数，俎数量多少与墓葬等级有关^[7]。“在楚墓中常以奇数鼎和俎表示身份等级，以偶数豆的多寡表示荣华富贵^[8]。”考古出土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随葬俎的数量较春秋时期有所增加，俎因其用途不同，规制也有所差异。

日常礼仪和世俗生活中所用之俎，应为日常使用载器，而宗族祭祀用俎与《仪礼》中记载“冠礼、婚礼、宾客宴饮等场景”用俎却有不同^[9]。因俎案无明确分类标准，过往研究中常将考古出土房俎视为高足案，认为其功能为陈设使用。^[10]

墓葬出土礼俎还与“豆”“鼎”组合出现。郑玄注道“祭祀毕，归宾客豆俎。同姓则留与之燕，所以尊宾客，亲骨肉也。”^[11]代表神灵的尸饮食结束之后，剩下的食物便是用于宗人的燕饮活动。^[12]因此，“豆俎”组合方式也作为判定器物是否为俎的参考依据。不过由于文化交融所带来器物形制的混合，部分非典型器物也难以仅凭组合方式判定其类别。如2002年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号巴国王族墓曾出土青铜豆形俎，铜俎盘面中心设5个圆芯，配套出土还有8件铜豆，2件铜夹，部分铜豆出土时置于圆芯上，豆中摆放铜夹。部分学者根据其陈列方式和数量（单数俎、偶数豆）的礼制规范，推论此套器物为青铜俎，是巴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器物实证。^[13]但因其器型与已有考古出土青铜俎差别较大，且尺寸不具备牲肉盛放功能，也有学者推测为酒器^[14]不过，从前文讨论可知，礼俎类型丰富、用途规范严谨且设计样式上并未见明确说明，因此仅凭尺寸规格“不满足牲肉盛放”否定其俎的功能有些牵强，笔者认为，小田溪出土青铜礼俎的设计样式或是中原文化与峡江文化融合下的混合器型，其中，案面下的挂钩用途及其与铸造工艺的关系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曾出土俎豆夹器皿组合

小田溪铜俎器物线图

综上所述，俎作为古代承载类家具，其尺寸与使用场合及功能相关。当然，除了尺寸、造型之外，俎的装饰纹样与材质也是判别用途与等级的关键。

（三）俎的工艺与装饰

先秦时期俎的器身装饰具有同时期祭祀用具的相似特征。商周时期饰以兽面纹、云雷纹等青铜器常用纹饰作为装饰，以辽宁义县花尔楼商周遗址出土悬铃青铜俎和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M53出土的兽面纹石俎造型为典型。

1962年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M53出土商代晚期兽面纹石俎由整个石块雕凿而成，案面四周雕刻浅挡水沿，装饰纹样遵循对称规律，左右两个兽面纹中轴对称刻画，从艺术水平来看，此纹或为石匠对同时代青铜器兽面纹的模仿，不同于青铜器兽面纹瑰丽、繁琐、极具空间感的装饰特点，仅采用线刻的方式，最大面积放大兽面尺度，空白处不加装饰，强化了符号性。纹饰风格在视觉上与器物本身厚重、严肃的几何设计相统一，呈现出庄重、威严之感。1979年辽宁义县花尔楼商周遗址出土商晚期青铜悬铃俎，长33.5厘米，中宽16.9厘米，高14.5厘米，板壁厚0.2厘米，板足高12.1厘米，重2.5千克。饰以饕餮纹、雷云纹地。底部一对悬铃，案面设计浅挡水沿。据刘敦愿先生研究“早商的兽面虽然双目大而突出，却难辨出它是何种动物，而晚商与西周初期的兽面则不然，大多是可以辨认的”^[15]，根据两件器物饕餮纹“耳如圆环竖于头顶”这一特征，判断为虎，也符合商代晚期的时代特征。虽从纹饰造型难以确切判定两者前后序列，却可从两件器物上看出商代晚期礼俎的形制特点——案面浅挡水沿、类壶门造型的挡足镂空造型以及兽面纹装饰。其元素均与食案、几桌家具设计中的元素有一定关联性。

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俎的侧面均有类“壶门轮廓”，这也是壶门形象能见到的最早实物^[16]，壶门造型自汉代开始应用于床榻、桌椅设计中，此前普遍认为是佛教传入的影响。除了青铜俎、玉石俎上带有的传统家具设计的元素，楚式漆木俎多样的造型更是为传统承载类家具的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研究资料。

商晚期青铜悬铃俎

商代晚期兽面纹石俎

春秋战国时期湖南、湖北等地楚墓出土不同形制的漆木俎，其样式、纹样丰富、色彩绚丽，极具装饰意味。如湖北枣阳市九连墩2号战国时期墓葬出土漆木俎。形式上多有足，案面呈飞沿状，台面偶见孔洞或镂空纹饰（有学者推测镂刻是为便于液体流淌），装饰纹样除案面中心外，多以俎各块面结构为分界，以曲线、直线等几何纹饰作装饰，常见漩涡纹和正倒三角纹，区别于考古出土商周时期漆器残片上类似青铜器的肃穆纹饰^[17]，春秋战国时期漆器装饰纹样多曲线、线条流畅，绘画感强，动物形态生动，如湖北当阳赵巷4号楚墓出土彩绘瑞兽纹漆俎。总的来看，楚系漆木俎的装饰纹样主要包含“动物”“风景”和“几何符号”几类。

楚式漆木俎设计样式多元与竹木漆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发展有关。我国用漆历史悠久，《韩非子》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考古出土最早的食用漆器为新石器时代漆碗。^[18]《史记》记载，周代有珠、玉、石、象（牙）、木、金、革、羽八材之分，六种工艺分三十个工种^[19]，其中漆木俎属战国时期楚墓出土工艺审美较高，出土数量上百件，且多为大夫、上卿诸侯之列^[20]。清《辞源》记载：“俎，礼器，古祭祀燕亨，用以荐牲者，以木为器而漆饰之。”相比石质和金属材质，漆木俎因木材的可塑性而演变出各类样式和多种尺寸，进一步扩展了俎的使用场景。而木材硬度的提升、木匠技艺与铁制工具的发展为更多造型提供条件，如春秋时期栅栏式细足漆木俎、战国彩绘漆木俎装饰等。

 

春秋晚期固始侯堆漆木俎

战国长太关楚墓彩绘漆俎

俎因宗教祭祀的需要而出现，早期因使用场景的严肃性、阶级限制，其实用性与象征性并重。装饰上，先秦多以饕餮、云雷纹装饰，造型浑厚，案面四周带浅挡水沿（该结构后期大量出现在案上）。漆木俎多施以彩绘，动物主题多以牛、羊、猪等牲类为主，配以云雷纹。随着礼制等级的细分与世俗生活的丰富，俎的载物、展示、分食功能从象征意义的礼器中分离，由古代工匠创造性地融入几、案、桌等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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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吟：《先秦楚系礼俎考述》[J]，《考古》，2005年第12期。

[2] 李宗山：《家具史话》[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 张刘燕：《楚漆木俎综论》[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

[4] 阮元校刻：《礼记正义》[M]，卷51《坊记》。

[5] 樊懋 董恩林：《先秦秦汉祭余食物功能考论——兼论秦汉简牍中的基层祭祀饮食》[J]，《历史教学》，2024年第6期。

[6] 春秋《国语·周语》原文：“子弗闻乎，禘郊之事，则有全烝；王公立饫，则有房烝；亲戚宴飨，则有肴烝。”

[7] 黄永健：《先秦祭祀礼俎形制考——解析中国先秦时期礼俎家具的形制特征》[J]，《装饰》，2013年第8期。

[8] 聂菲：《用俎之制 ——从楚系墓葬出土漆木家具谈起》[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9年。

[9] 张刘燕：《楚漆木俎综论》[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

[10] 聂菲：《楚系墓葬出土漆案略论》[J]，《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

[11]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M]，卷13《楚茨》。

[12] 樊懋 董恩林：《先秦秦汉祭余食物功能考论——兼论秦汉简牍中的基层祭祀饮食》[J]，《历史教学》，2024年第6期。

[13] 彭学斌 方刚：《试论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青铜俎与豆》[J]，《文物》，2016年第9期。

[14] 严辉发：《也论重庆涪陵小田溪青铜豆形器》[J]，《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

[15]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16] 张东亮 刁丽慧：《义县商代饕餮纹板足悬铃青铜俎》[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4期。

[17]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M]，东方出版中心，2010。

[18]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J]，《文物》，1980年第5期。

[19]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本）》[M]，东方出版中心，2010。

[20] 张刘燕，《楚漆木俎综论》[D]，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