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天池祭祀遗存探考

字号：T|T

2026-05-08 17:47 来源:文明探源

长白山天池畔女真文石碑已发现23年，最先由延边州文物管理所保管，现保存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内。石碑发现之后，周长庆在新华社刊发《长白山“女真祭台”文字碑发现记》的报道，陈景河在《吉林日报》发表回忆录和碑文考释[1]，但历史学与考古学界并未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笔者进行长白山神庙复原研究时，考虑到石碑与祭坛作为天池近处唯一保留下来的古代遗存，属于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有必要进一步提取遗存背后暗含的学术信息。故决定开展祭祀遗存的考证研究，撰写成文，敬祈学界批评指正。

一、女真文石碑的发现与现状

1984年，安图县文物部门调查长白山天池附近的钓鳌台，于台上发现一处近圆形的石台。石台由玄武岩石块砌筑，最大直径2.5米，高约0.7米，调查者将石台命名为“女真祭台”[2]，这是该遗存首次以田野调查方式存录于文物档案（图一，1）。

图一长白山天池祭坛与石碑

1999年8月19日，陈景河借助拍摄《长白山天池怪兽探秘》之机两寻“女真祭台”（图一，2），他在回忆录中详述发现经过：

我绕着祭坛转了两圈，步量了周长，目测了高度。祭坛中下部砌石完好，唯南侧坍塌得不堪，已失去“祭坛”模样。想那九百多年前，女真国王跋山涉水来此垒石为坛，隆祭天地，何等执着、虔诚！怎禁得九百余年风雨寒暑，如今成此不堪模样？当年的巴图鲁已杳如黄鹤，空留下这不朽的祭坛冷落无主，我心不忍，竟心血来潮，决定修葺一下，以敬往者（请读者恕我妄动文物之过，无此修葺行动还发现不了古碑）。于是由近及远，把塌落的石块重新摆放到台上。我想，既然是女真国王祭天之所，难道一点儿记号也不留？便特别留意每块石头是否有打制刻画的痕迹。

近处的石头搬光了，自然注意到离祭坛二三米处的几块，最远一块椭圆状，埋在沙土苔草之中。我伸手掀了一下，没掀动，心里好生奇怪。似乎有一种心灵感应，我意识到此石的不同寻常。这时，珲春电视台的女主持人于海燕从远处走过来问：“陈老师，这块石头跟你那祭坛有什么关系吗？”我点了点头说：“肯定有关系！”便对小于说，“来，帮我一把！”我俩用力一掀，一块圭形石碑出现了。当时我兴奋得头“嗡”地一下，心跳骤然加快，霎时有些晕眩。小于惊叫道：“呀，怎么像个碑！”我说：“不是像个碑，就是块碑呀！”碑高约一米，略经打制，呈“圭”形，碑面未经精磨细研，十分粗糙。我留意的是碑身中央部位，没发现文字。就算是“无字碑”吧，把它立起来！张国仰过来帮我把碑掀到祭坛前。我说，这碑肯定不在这儿，立在这儿太难看了。我俩一前一后，用石块堆立石碑。这时，前头的张国仰喊：“上头有字！”我只以为他哄我。他又喊：“老陈，真有字！”我侧身一看，碑的上脸处，果真有字迹，不像汉字，更不是朝鲜字，我读过一些女真文的碑帖，断定是女真字，惊喜地喊：“女真字！这可不得了啦！这碑价值连城了！”

对于偶然发现的条石及文字，陈景河认为碑状石应系附属石台的石碑，文字也初识为女真文。报备吉林省文物部门后，宋玉彬、李强、朴润武等多位考古专家亲临天池查看石碑。9月2~3日，在长春召开碑文鉴定会，辽金史专家张博泉先生与女真文字专家穆鸿利先生对石碑拓片、照片进行辨识，得出“从字迹看，这块石碑初步断定为女真文字似可以无异议。从正面的三个字看，字迹较为模糊，只有一‘圣’（类似汉文简写‘圣”，女真文为‘太’）字较为清晰”的结论。圣的繁体字是“聖”。后张博泉先生重新释读碑文，判读三字为“太白神”，穆鸿利先生认为是“太白之神”的可能性较大。

2021年，笔者至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该石碑，获知早在2018年5月9日，张福友、陈景河与周长庆到省考古所对碑进行测量：此碑最高101厘米，最宽48.8厘米，最厚15厘米，最薄9厘米；正面左边长88厘米，右边长83厘米。省考古所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玉春为整块碑的正面进行了拓纸。石碑石质较软，颗粒粗糙，容易剥落石粒，比之20年前，字迹更加漫漶难辨（图二，1）。正面中部残留字体中的“一横”笔画刻痕笔直，特别清晰（图二，2、3），其下也能隐约看到字迹刻痕。字大，位于中部，可知是一个石碑，属于“祭主牌位”性质。

图二石碑与文字痕迹（吉林所藏石碑）

后与周长庆、安文荣所长商议，派顾聆博与卢成敢到天池复查石碑出土地。为方便找到石碑、祭坛原址，周长庆提供了当年现场拍摄的系列遗存照片（图三）。2021年8月31日，顾聆博与卢成敢到达长白山，因连日下雨致使滚石坡悬石欲坠，坡面浮石松滑，无法攀行。在当地向导带领下，二人又于天豁峰处小心翼翼，手脚并用，艰难下到天池水边，试图沿天池水边绕行前进，发现池边山崖壁立触水，不可通过，遗憾未能到达祭祀遗存原址。

图三陈景河与女真祭坛（周长庆提供）

回到坡顶已经精疲力竭。重温陈景河为女真石碑四下天池的回忆录，“每次攀回坡顶，仿佛虎口脱险回来，如同重新投入慈母怀抱，只想大哭一场。我自1988年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双腿麻胀无力，此番上下石坡，常常两腿一软，瘫委于地，石伤遍布两腿，双脚大拇指甲紫黑脱落，此等凶险劳苦，一生中实不多有。”敬佩陈景河先生为考察石碑冒生命危险，克服艰难险阻，做出非常人所为之巨大贡献！

二、祭祀遗存的时代考证

最早发现该遗存者为清末候补知县刘建封，相关内容收于其所著的《长白山江岗志略》（下文简称《志略》）一书。1908年，刘建封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委派，以勘界委员身份勘查奉天与吉林省界，并亲自考察长白山的三江源头，前后耗费数月时间。刘氏于《志略》中言：钓鳌台“在天池东北岸，东距汨石坡半里余。顶平高起如台，碎石颇多，高七丈有余”。按曰，台上有一石堆，相传女真国王登白山祭天池，曾筑石于台上，故今尚有遗迹[3]。

梳理遗存的发现、著录史，刘建封最早将其称为“石堆”，并借由民间传说定性为女真国王祭祀天池之用。安图县文物部门依刘建封的著录，将石堆命名为“女真祭台”。后陈景河发现女真文石碑，确认遗存由石碑与石台两部分组成，并将“女真祭台”更名为“女真祭坛”。总之，除遗存的具体组成获得全新补充外，遗存的年代、修筑者与性质，后来者基本沿用了刘建封考察时的记述。鉴于《志略》中多次出现“相传”“世传”之语，刘氏对“石堆”的认识应源于一位当地随行向导[4]。未经考证的传说不足以确凿支撑遗存属性，有必要借助文献史料、女真文石碑与相关历史背景重新探讨上述三个关键性问题。

针对长白山天池祭祀遗存的一切学术解读，须以时代判定作为首要前提。梳理文献史料中封祀长白山的历史，唐、金、清三朝曾先后对长白山进行过册封或祭祀。唐“九州镇山，除入诸岳外，并宜封公”，玄宗遂在天宝八载（749年）闰六月封长白山为“神应公”[5]。金对长白山的封祀记录最为详尽，如《金史·礼志》载：“大定十二年（1172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十二月，礼部、太常、学士院奏奉敕旨封兴国灵应王……明昌四年十月……复册为开天弘圣帝”[6]。《大金集礼》对封祀长白山几乎有相同的记载，在祭祀礼仪方面也更为翔实。清将本民族崛起与长白山相联系，大规模封禁以保护龙兴之地。康熙十六年（1677年）命吴木纳、耀色等四人前往长白山，自吉林乌拉出发，水陆兼行到达今抚松境内，从西坡或西南坡登临长白山，短暂逗留后返回吉林乌拉[7]。康熙十七年，“诏封长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岳”[8]，并在吉林乌拉郊区春秋两季遥祭长白山。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在温德亨山修建望祭殿，仍是春秋两季遥祭长白山。据统计，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与道光皇帝先后10次望祭长白山[9]。

虽然唐、金、清三朝先后册封或祭祀过长白山，但“太白之神”女真文石碑的发现，大大缩小了时代考察区间。金天辅二年（1118年），完颜希尹奉命创制女真大字，于次年颁行全国。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创制更为简单的女真小字，与大字广泛并用。金亡后女真文字并未立即湮灭，迄至15世纪中叶，大部分辽东女真部落才出现“无识女真字者”，要求明政府改用达达字传递联络文书[10]。揆诸历代长白山的封祀历史，并结合女真文字创制、使用背景，完全可以排除天池祭祀遗存与唐、清两朝相关联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是否能够判定天池祭祀遗存一定属于金代呢？

翻检金代文献史料，与长白山相关的国家行为共有三次。其一，前引《金史》《大金集礼》载大定十二年（1172年），世宗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在山北兴建庙宇。其二，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改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长白山北部以山地地形居多，直至北50千米处为内部较平坦的安图盆地。2013年以来，吉林省文物部门对安图二道白河镇宝马城遗址进行连续性考古发掘工作，揭露3处大型建筑址及附属设施，出土大量金代遗物及“金”“癸丑”字样的残玉册[11]，该遗址便是史书所记载的长白山神庙[12]。其三，因太祖渡江征辽时被江神护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册封混同江为兴国应圣公，修建祭祀庙宇，立女真、汉两种文字石碑[13]。虽然暂未发现祭祀混同江的庙宇，但据“依长白山致祭”的表述，推测该庙宇距离长白山神庙较近。金初封长白山为王爵，后改封为帝，又册封混同江为公爵，不但凸显金皇室对祖源之地的重视，而且相关事迹在史书中均有案可稽。同理推测，若金皇室对天池有所册封或祭祀，史书中也应留存某些线索。但金代文献史料对此付诸阙如，这就应当考虑天池祭祀遗存属于其他时代的可能性。

狭义的长白山是指长白山主峰附近的山脉，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高的山峰。长白山林木茂密，夏雨冬雪，“入山者皆患云雾漠天，三步外不能见人，往往迷失路径，致数日夜不得返”[14]，徒步登山极其险难。长白山天池为火山喷发塑成，周围火山口壁陡峻，绕池诸峰势若倾颓。湖水碧波澄清，池畔无大木。刘建封攀登的汩石坡（今滚石坡）长约2000米，坡度倾斜接近60°，即如其言“险危异常”“滑不能履”，甚至要手足匍匐前进，中途休息达71次[15]，足显登山临池之困苦。由此可见，长白山天池祭祀遗存绝非民间物力与意愿能够修筑，应该是国家意志的具体表现。

基于上文不同视角的剖析，长白山天池祭祀遗存既与女真族群相关，时代在金至明代之间，又属于一项国家行为。契合上述三项要求者，唯一的可能性就落在了蒲鲜万奴割据建立的东夏国。

三、蒲鲜万奴与天池祭祀遗存

13世纪初，漠北蒙古崛起并建立蒙古帝国。成吉思汗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先降服西北地区的西夏，再南下攻略金帝国。1211~1214年，蒙古军队数次侵入中都（今北京）附近，金宣宗完颜珣被迫南迁南京（今开封），帝国面临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此时，东北地区耶律留哥的反金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宣宗不得不委任蒲鲜万奴为辽东宣抚使征讨留哥。贞祐二年（1214年）秋，蒲鲜万奴与耶律留哥战于归仁，金军再次溃败，万奴南徙东京（今辽阳）。1215年，蒲鲜万奴在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彼时蒲鲜万奴外临金、蒙古与耶律留哥势力威胁，只得在1216年伪降蒙古，并以其子帖哥作为质子入侍。1217年，蒲鲜万奴北上围攻上京城未果，东迁曷懒路、速频路交界一带[16]。万奴遂据地自立为帝，改国号为“东夏”，沿用“大同”年号。

最盛时的东夏疆域东至日本海，西至吉林省中部偏西，南与高丽接壤，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以南京（今磨盘村山城）为陪都。1233年，窝阔台遣军讨伐东夏，最终攻取陪都南京城。蒲鲜万奴战败被俘，但蒙古并未彻底消灭东夏政权，而是允许以藩属国形式继续存在，要求其履行纳质、助军、输粮、编户籍等藩属义务[17]。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夏国实际保持着半独立地位及相对的自主权，蒙古对其实行间接统治方式。至于东夏国彻底消亡的时间，大概晚至13世纪60或70年代，领地与人户纳入开元路管理之下[18]。

通过出土瓦当与滴水的类型学考察，可知宝马城神庙遗址历经多次修缮过程。最晚期的兽面瓦当颇具磨盘村山城晚期遗存风格，推测长白山神庙很可能至东夏国时期方被废弃[19]。蒲鲜万奴作为女真人，长白山乃女真民族发祥圣山，而且也是东夏国统治疆域内唯一的圣山。出于对本民族圣山的膜拜，祭祀长白山的传统也被长期延续下来。虑及东夏国对宝马城神庙的维护与沿用，以及国号“大真”寓意光大女真民族的政治雄心，足见蒲鲜万奴所率领的女真人群对长白山圣地始终充斥敬畏心理。刘建封在《志略》中提到“相传女真国王登白山祭天池，曾筑石于台上。”爬梳史料中的相关记载，金皇室对长白山与混同江的封祀记录颇为明确，中间偶有一次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的报谢之行。但无论是多次封祀两处神庙，还是单独报谢长白山神庙，均是派遣使者代行，无“国王”亲自致祭的可能。因此，综合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信息，只有蒲鲜万奴一人符合祭祀天池的可能。

史书对蒲鲜万奴与东夏国事迹的记载极为零乱，散见于《金史》《大金国志》《元史》《高丽史》等中外史籍资料，所记主线不外乎政治策略、军事斗争与边境争端等重大历史事件。因东夏国为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王朝，故缺乏正史一般的系统性记录。这就导致长白山天池祭祀遗存失载，而以民间传说形式口耳相传于当地土著。另外，天池祭祀遗存规模极为简陋，不过是石台、石碑两部分构成，同长白山神庙遗址不可同日而语。再结合“女真国王登白山祭天池”的记述，推测是蒲鲜万奴1217年刚东迁至女真故地，且尚未称帝之前的行为。这不但与蒲鲜万奴的大真国王身份相契合，也与其时内外交困、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吻合。

四、天池祭祀的象征意义

中国古人时常祭祀祖先与天地，但祭祀活动并不限于城邑内部或四郊。长期延续的祭祀名山大川传统，被称为“岳镇海渎”。盖因古人心中敬畏自然力量，遂将天地之间的诸多自然事物加以“神”格化[20]。例如，《礼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21]。辽宁喀左大凌河畔的马厂沟、山湾子等遗址，在祭坎中大量出土罍、鼎、簋等青铜器。湖南宁乡为沩水横断、又汇塅溪、黄材水、楚江，水畔近处发现多处青铜器窖藏。此类集中出土青铜器的窖藏遗址，被考古学实证为祭祀大川之用[22]。古人不仅仅祭祀名山大川，与之生息相关的湖泊也被赋予神秘色彩而成为祭祀对象。内蒙古呼伦湖畔曾集中出土青铜镞112件，镞身长7~18.1厘米，重50~200克，铜镞制作非常精美[23]。但铜镞自身重量过大，与射击的实用性不相匹配，而且也未发现人为使用的痕迹。基于上述遗物线索，有研究者推测该批青铜镞为祭祀呼伦湖的特制用器，祈求战争的胜利[24]。

长白山天池石台与石碑位于池北40米处，距离天池水面极近，加之中国古人有祭祀山川、湖泊的传统，认定其具备祭祀功能有相当的合理性。前文已推断天池祭祀遗存与东夏蒲鲜万奴直接相关，但仍需进一步探讨祭祀遗存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长白山神庙被长期沿用的情况下。

按金毓黻对东北地区族群的分类，本区族群可别为四系，其中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族群一脉相承[25]。《山海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26]不咸山为长白山在晋代以前的称谓，这是肃慎系族群与长白山关联的最早记录。南北朝时期，长白山又被称为徒太山、太白山、白山、太皇等，此时肃慎系后裔被中原史家称为挹娄或勿吉。《北史·勿吉传》言：“南有徒太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山者，以物乘去。”[27]隋唐时期沿用徒太山、太白山之名，直至辽代出现长白山称谓。可见肃慎系族群长期生活于长白山周边，并对长白山怀有强烈的敬畏。及至女真时期，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使女真族群“地有混同江、长白山”[28]，即是生女真吞并长白山女真的反映。在此种背景下，金封祀长白山才提及“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盖以发祥灵源，作镇东土”，“混同流光，源所从出”。虽与真实的历史存在一定的出入，但金帝国统治阶层坚定认为长白山是其肇源地，这也是金人祭祀长白山最为根本的原因。

自战国以降，中国历代王朝为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多热衷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将其与王朝兴衰紧密联系。女真族群兴起于山野，一度被宋人视为“夷狄中至贱”[29]。及至海陵王时代，金帝国统治者已经具备王朝正统观念[30]，也是最后一个试图借由“五运说”寻求政权合法性的王朝[31]。据学者考证，金定德运为金德，尚白，长白山与金德相合[32]，所以大定十五年册封文书中提到“厥惟长白，载我金德”。金官方对于本朝德运多有纷争，章宗、宣宗朝臣僚间也不断发生激烈廷议[33]。从现实角度来看，金封祀长白山也是为了彰显政权的合法性。

蒲鲜万奴初踞辽东称王，虽有光大女真民族的政治野心，却不得不面对屡战屡败的不利局势，甚至被迫转徙女真民族故地长白山地区。关于金人对长白山的祭祀，《金史》明确记载：“自是每岁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择日致祭。”《大金集礼》载：大定十三年，“遣千户下差人丁多者两户看管，免杂役，浮泛差使”，十五年改为“看庙二户，于上户内轮差。周年一替，千户谋克行礼”[34]。东夏疆域内出土的“夺与古阿邻谋克之印”“合重混谋克之印”，证明其续用金猛安谋克制度。因此，无论是从长白山神庙出土的瓦当，还是基层猛安谋克组织制度的运行，蒲鲜万奴政权拥有足够的客观条件继续祭祀长白山。

女真文石碑整体较为粗糙，碑首近圭形，与中国历史上神祖牌的形制较为接近。宝马城神庙位于长白山主峰正北偏东位置，坐落于二道白河与头道白河之间。神庙建筑中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建筑轴线及空间序列顺应山水轴线展开，被建筑学者称为“望山顺水”，神庙的选址应该经过精心的设计与权衡[35]。另《大金集礼》封祀混同江的册文中，提及“矧兹江源，出于长白，经营帝乡，实相兴运”，这说明时人对“江源”的天池已有充分地理认知。迷雾笼罩湛蓝如镜的天池，既是长白山山之巅，又是松花江之源（图四）。依古已有之的祭水传统，蒲鲜万奴祭祀长白山天池也并不突兀。若如此，金人祭祀族源之地的行为包括祭山与祭江两部分，东夏国又增添了祭祀江源天池的模式。

图四天池出水口——松花江之源（顾聆博拍摄）

五、结　语

通过考察，可以确定陈景河发现的女真文石碑是“祭主牌位”性质，证实天池水岸也有祭坛是可信的事实，也证明清末刘建封在《志略》中提到“相传女真国王登向山祭天池，曾筑石于台上”的记载是真实的历史印记。

安图宝马城神庙是金朝祭祀长白山神的遗址，神庙中轴线指向主峰峰顶，在中轴朝向终点的天池岸边，还存在女真祭天池的祭坛与石碑遗迹。虽然二者并非同时修建，但文化上显露出承续与发展的清晰脉络。既承载着女真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担负着金与东夏两个政权的国运寄托。

基于《金史》与《大金集礼》等历史文献记述，金人将长白山与混同江视为王朝发祥圣地，又在长白山下修建两处神庙用以祭山、祭江。一俟蒲鲜万奴建立东夏，一面继续保持祭山传统，一面又新添祭天池模式，无形中拓展了长白山祭祀文化的内涵。不论是金人将长白山封为王、帝，还是将混同江封为公，又或是蒲鲜万奴祭祀长白山与天池。这都充分体现了女真族群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内在自觉性，更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发展的真实写照。

女真祭坛、坛前女真文石碑，位于人迹罕至的天池岸边，建造者何其虔诚！历经高山寒暑风雨，坛和碑均已残损严重。在漫长的113年的曲折发现历程中，安图候补知县刘建封实地考察边境，并著书奠定基础。老作家陈景河满怀乡情与坚忍不拔精神发现石碑，立下关键之功。此后众多的辽金历史学家、长白山文化学者、新闻记者、考古学者等等都默默奉献了努力。石碑虽然文字漫漶，令人遗憾，但是承载的历史，凝集的精神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