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考古学视野下的重庆云阳磐石城遗址
自秦汉之时，川渝乃至西南地区就有利用山地环境设置寨堡等军事类防御设施进行结寨自保的历史传统，其特点是多分布于江河交汇处、山顶平缓台地等区位，且海拔高、地势险峻，简而言之就是处于交通要道，且易守难攻。至南宋时期，在宋蒙（元）战争的过程中，此类寨堡设施的军事作用被发挥到极致，在统一规划和部署下，整个川渝地区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山城防御体系。该体系以山为点，以江河为线，由点到线，点线结合，层次分明，互为支援，形成一张以重庆城为中心的巨大防御网络，构成了大纵深、多据点、层级分明的系统性防御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宋元以降，寨堡类的山地军事设施依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防御作用，大到王朝战争，小到防范匪乱，都起着重要的军事作用。
《孙子兵法》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1］西南地区寨堡类山地防御设施的基础是该区域独特的山水地理环境。人们对山体进行局部改造，使其既能达到军事防御的要求，又能满足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形成易守难攻且可长期据守的军事要塞。
寨堡类军事设施作为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历来都是学者们研究军事历史文化的重要对象，尤其是近年来相关寨堡类遗址持续开展的考古工作，为军事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科学翔实的考古资料。目前既有研究成果多着眼于遗址本体及其具体的军事活动或军事属性，但对于军事考古学理论的应用和实践仍显不足。作为三峡后续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的重庆云阳磐石城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寨堡类军事文化遗产。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开展的考古工作，为寨堡类军事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将以考古工作为基础，利用军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磐石城遗址进行分析，进一步阐释其军事文化遗产价值。
一、磐石城遗址概况
（一）地理位置
磐石城，俗称磨盘寨，位于澎溪河入长江的交汇地带，东、北方向俯视群山，西、南方向襟带江河。这片区域处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丘陵向山地过渡地带，往西溯长江而上可抵万州，向东沿江而下通往奉节、连通瞿塘峡，朝西北沿澎溪河可达开州，南部跨江可达湖北地区、直通武陵山区腹地，是长江干流重要的通道之一（图一）。因其所处的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故磐石城亦被誉为“夔门之砥柱，云阳之形胜也。东通三峡，西连万州，南控土彝，北拥飞凤”。
图一 磐石城遗址区位图
［底图由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监制，审图号：渝S（2019）058号]
磐石城遗址坐落于一块独立隆起的岩石山体之上，整个山体斜卧于云阳县城近郊，卧龙般盘桓于澎溪河与长江的交汇地带，磐石城如龙头一样矗立于山体最高处，远看犹如磨盘独立，因此磐石城也被称为磨盘寨。其平面形状近似菱形，长轴大体呈西南—东北走向，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寨内地形中间高、周边低，西北一侧地势平缓宽阔，东南临江一侧地势陡峭，最高海拔541米，最低海拔510米。东北、西南两端的前寨门、后寨门连通上下，把控内外，前、后寨门之间相距约130米。城寨周边其余方向均为悬崖峭壁，山体与山脚的最大落差可达150米，使磐石城如石柱般擎天而立。整体而言，磐石城“崔嵬穹窿，其形如磨而四垂悬绝”［2］，其形屹然独立，其势险绝雄奇（图二）。
图二 磐石城地貌
磐石城的险绝之势使其在军事上拥有天然的地势之利，因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显现出强烈的军事属性。从磐石城现存的遗迹和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磐石城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
（二）历史沿革
在2017年度的考古工作中，磐石城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物，证实了早在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就有人类在磐石城遗址活动。［3］
位于磐石城前寨门外的《磐石城记》题刻记载，宋蒙（元）战争期间，宋将吕师夔“屯兵于此，战守有备，人民乂安”［4］，说明磐石城是控制小江口和长江交汇处的重要军事据点。《元史·杨文安列传》：“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杀守将何威，迁其民。进围万州，守将上官夔战守甚力，文安乃遣监军杨应之、镇抚彭福寿会东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牵制援兵，果与之遇，战败之，擒总管李皋、花茂实等。万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围去。攻石城堡，降守将谭汝和。”有学者认为磐石城即文献记载中南宋时期的石城堡［5］，在宋蒙（元）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
“元明以来，承平日久，其上只有古刹昙华寺，云阳庶士咸崇奉焉。”［6］明末清初朝代鼎革之际，磐石城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成为谭诣的驻军之地。清顺治十五年（1658），谭诣降清，督云阳水师，仍据磐石城。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反清，谭诣后人在磐石城上躲避战乱。乾隆五十四年（1789），云阳涂氏为修建祠堂而购买了磐石城之地；嘉庆年间，涂氏族人因白莲教起义而聚居自保于磐石城上；同治年间，源于云南的李永和、蓝朝柱、蓝朝鼎起义，导致战乱波及云阳，涂氏族人聚居磐石城保全自身，并在此后大力扩修磐石城以满足族人生活居住和军事防御的需求。民国年间，战乱频仍，匪患不断，涂氏族人再次进行了修葺和扩建，进一步增强了军事防御能力。
二、磐石城的军事遗迹
考古工作显示，磐石城遗址现存的军事遗迹以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遗迹为主，包括城墙、寨门、炮台、暗堡，以及其他附属军事设施（图三）。
图三 磐石城遗址整体格局及部分遗迹分布图
寨墙沿着城址所处的山崖外围依山势走向环绕一周，城墙外侧即为陡直的悬崖峭壁，城墙部分区域被破坏，后经过补修，略有变动。整体而言，城墙的基础保存较为完整，可以形成闭合城圈，城墙周长约930米。因城周边的岩石凹凸不平，“丰者削之，朒者补之，宜令陡绝”［7］，突出之地消减成崖，缺陷之处用石块砌筑填充，内部用土石填充加固，使整个城墙“南周若规，北折若矩，外险而中夷”［8］。
图四 前寨门及其通道平剖面、寨门外侧正视图
前寨门和后寨门连通的是通往山下仅有的两条通道。前寨门位于东北端，曾是主要通道，该处城墙高大雄伟，其外壁现在可见有很多弹孔痕迹。寨门内有瓮城，面积较小，瓮城由一条台阶通往城顶，穿过“道光贰拾陆年”的石朝门通往城内（图四、五、六）。后寨门是目前磐石城的主要通道，其墙体较前寨门高大，门楣内侧阴刻有“民国十三年”和“甲子岁五月改建”，墙体上有射击孔居高临下朝向后寨门外，门洞的上方原有石质建筑，推测该建筑是作为营房和哨所使用（图七~图一〇）。
图五 前寨门
图六 前寨门外的弹孔
图七 后寨门及其通道平剖面、寨门外侧正视图
图八 后寨门
图九 后寨门墙体
图一〇 后寨门处墙体及射击孔
图一一 暗堡
炮台位于前寨门附近，修筑在城墙外侧突出的岩石上，紧靠城墙，周边用石条围砌，东侧边缘垮塌。炮台整体较为狭长，长11.2、宽5.0米，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面积小，周边用石条围砌，平面近半圆形。下层面积大，周边用石条围砌，右侧部分围砌成平面近长方形，是炮台的主要区域，长5.0、宽3.0米；左侧部分根据地势围砌成弧形。上下层之间由台阶连接，并通往城内路面，台阶或是石块砌筑，或是在岩石上开凿（图一二、一三）。
图一二 炮台远景
图一三 炮台近景
暗堡位于后寨门的左上方，内有台阶通往城内地面，内部约5平方米，有射击孔朝向后寨门的入口。暗堡所处的位置紧邻城墙和后寨门，且隐蔽性极好，是以后寨门为中心的区域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一一）。
房址是磐石城遗址现存数量最多的遗迹，密集且有规则地分布于遗址内各个区域，这些房址的基础均为石质材料，坚固耐用。其中，位于城址边缘的房址皆朝向城内、背靠城外，其墙体即成了城墙的一部分，具有防守的作用。纵观磐石城的历史，但凡遇到战争，大批人口就会登山避乱，磐石城内人口逐渐增多，房屋居址及相关的生活设施也随之增加。
此外，磐石城内部和外部均开凿有堰塘、水井以保障基本生活，在战争期间更需屯兵驻守此类必要生活设施。而在磐石城后寨门外的坡地附近分布有采石场，是修建城墙、城门、房屋等所需石材的主要来源，可以做到就地取材且数量众多。
三、磐石城的军事文化遗产
军事文化遗产是“历代人们在军事活动中形成的与军事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及其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其遗存可分为五个部分，“其一，军事防御体系，如城防遗址类的长城、关隘、烽火台、城垣、壕沟、栅栏、营堡、屯堡、海防筑城等，军事交通类的道路、运河遗址等；其二，军事装备类遗存，如原始社会的石球、石刀、石矛等石兵器，历史时期的剑、刀、矛、弓箭等铜铁兵器和战车、战船、火药等；其三，军事名人遗迹，如军事将领、起义领袖、战斗英雄的印章、墓葬、居所等；其四，其他战场遗址、战争掩埋遗迹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兵书、文献资料、器物铭文等；其五，与军事活动相关的口头文学、歌曲、舞蹈、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存”［9］。
军事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普遍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价值。因此，从军事文化遗产的视角来阐释磐石城，可以将其蕴含的普遍的文化遗产价值和独特的军事文化遗产价值相结合，从普遍性和独特性两方面展开，进一步拓展磐石城遗址价值的广度和深度。依据上述对军事文化遗产的分类标准分析磐石城遗址，明确其遗存的类型，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其内涵、阐释其价值。
磐石城军事文化遗产形成的基础是磐石城天然具有的军事属性，而这军事属性是由磐石城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决定的。磐石城处于长江干流沿岸，这里也是澎溪河汇入长江处，在交通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西达万州，东接奉节、夔门，北连澎溪河可至开州，南控长江干流连接湖北恩施地区。就磐石城本体的自然地貌而言，磐石城所处的石城山犹如一座天然形成的城堡，周壁悬绝，仅有前后两条陡峭的小路可通其上，具有易守难攻之地势和屯兵驻守之便利。比如，在宋蒙（元）战争期间，磐石城被重点打造，“有吕将军者，屯兵于此，战守有备，人民乂安”［10］，成为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中的一环，与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等山城相互呼应，组成一个多点结合、层级分明的区域性防御系统。宋德祐元年（1275），元军在杨文安的指挥下进攻万州天生城时，专门派遣军队进攻“小江口”——磐石城所处的澎溪河入长江处，以达到牵制云阳援军支援万州的目的，而且在此后进攻奉节白帝城时，也是先攻取了磐石城等沿江山城寨堡，再顺江东下进攻白帝城。由此可见，磐石城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战术价值，这是其天然的军事属性，也正是基于这一属性才有了磐石城遗址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
目前，磐石城遗址现存数量众多且类型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第一，磐石城遗址的城墙、寨门、炮台、暗堡、道路，以及前寨门外墙上的弹孔、后寨门外被炸毁的残断山崖等遗迹遗存是磐石城军事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其时代以清至民国时期为主。清代乾隆五十四年（1789）涂氏家族购买磐石城之地，起初是为了修建祠堂，直到清代末年至民国期间，战乱频仍，涂氏族人开始大规模聚居于磐石城，并逐步修建防御设施，留存至今，成为军事行为中最直接的军事文化遗产。第二，在涂氏家族购买磐石城之前的明清之际，“夔东十三家”之一的谭诣曾驻军云阳，并在磐石城经营多年。在前寨门外现存有一处题刻，内容是清康熙二年（1663）谭诣邀请川东道布政使司参政许缵曾所作的《磐石城记》，其中记载了磐石城的战略位置、历史沿革及谭诣本人的戎马生涯，从军事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该题刻属于军事名人遗迹。第三，考古调查显示磐石城后寨门外有一处采石场遗址，为修建磐石城的城墙、寨门等防御设施提供了大量的石材与石料。这一遗址是为修建军事防御设施而形成的，亦是军事遗址的一部分。此外，无论是《明史》《清史稿》，还是清代的《云阳县志》、民国时期的《涂氏族谱》等文献资料都记载了与磐石城有关的战争事件，这些资料也是军事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采石场等附属的军事遗址一并属于其他战场遗址及与军事有关的文献资料之类。第四，在地方文献资料中记录有大量的关于磐石城的诗词文学资料，其中不乏有关战争的作品。同时，通过搜集和梳理当地口述资料，形成关于磐石城的民间历史记忆。此类文化遗产则可归属于与军事活动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存。
磐石城遗址保存了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的军事文化遗产，见证了磐石城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磐石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其历史沿革，从文献记载的宋蒙（元）战争时期的山城防御设施，到明清之际谭诣在磐石城驻军，再到清末民国时期涂氏家族聚居磐石城躲避战乱，磐石城天然形成的地理优势结合人工修筑的军事设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性军事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的军事功能以防御为主，兼具指挥、瞭望、后勤储备等其他军事功能［11］。在磐石城的历史进程中，其基于天然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优势而具有的军事属性贯穿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磐石城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力，塑造了其独特的军事文化面貌，造就了其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
四、“长时段”理论下的磐石城遗址
1958年，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对“长时段”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期望以这一理论观察、解释人类历史［12］。此文“正式构建起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短时段—事件这样一种历史时间模式，标志着布罗代尔历史时段理论的最后完成和定型”［13］。长、中、短三个时段分别对应着“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不同时段的内涵和价值是不同的，布罗代尔特别强调长时段的作用，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4］
赵丛苍先生在阐释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15］，将“长时段”理论引入军事考古学，认为“长时段”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可以用来进行考古学的研究，借用“长时段”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代军事发展的脉络，从而对古代军事遗存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总之，“长时段理论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空间，与低层次的田野发掘和中层次的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共同构成了军事考古学的方法体系”［16］。
“长时段”的内涵是多元的，基础是结构和时间，结构的核心是地域或地理环境，与其相对应的时间即地理时间。简而言之，结构就是以客观条件为中心，衍生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天然属性。磐石城前寨门外的《磐石城记》题刻记载：“易之习坎之彖曰：习坎，重险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盖言有其德者有其险也。”[17]就磐石城遗址的军事属性而言，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理环境及地貌特征在此基础上塑造了其天然的军事防御传统，并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这一传统即磐石城内在的结构，也是保障其军事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
在磐石城的历史沿革中，无论是宋蒙（元）战争期间山城防御设施初现，还是明末清初之际“夔东十三家”之谭氏兄弟的割据，抑或清末至民国时期涂氏家族躲避战乱，都是在不同历史时间段里发生的具有相同性质的历史事件，其核心内涵是军事活动，更具体一点就是军事防御活动，凸显了磐石城内在的军事防御属性。甚至，磐石城上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遗存，也可能是因为战争原因而形成的[18]。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防御活动置入磐石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就可以总结出其内在的属性，这一属性的不断传承正是磐石城内在结构动力的实践反映。
磐石城内在的结构动力是在长时段的历史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而且也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更为准确和持续地展现。在长时段的理论中，时间是多元、多层次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样的历史事件共同体现了结构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磐石城在宋、明、清、民国等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的军事活动，一直在展现着其内在的军事属性，即其天然的军事防御价值和军事文化传统，反映到历史遗存中就是现存的城墙、寨门、暗堡、炮台等各类军事防御设施，以及道路、采石场、摩崖题刻、文史资料等与军事有关的其他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五、结语
《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一直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人类社会长期客观存在的现象，深刻融入了历史文化之中，是我们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要直观地研究战争史，则离不开现存的与战争相关的文化遗产，这一点从军事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中便有所体现。
磐石城所处的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战争频发之地，有学者统计了历史上三峡地区的战争次数，“自春秋战国至清代灭亡共发生大小战事249次，其中清代最多，宋元时期次[19］。这一统计结论也与磐石城的战争历史相符合，磐石城因宋蒙（元）战争而被重点打造并历经数十年的战争历史，明末至清代又历经朝代鼎革发生多次区域战乱。可以说，磐石城的历史因战争而深厚，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这也是磐石城较为独特的文化内涵。
同三峡地区一样，磐石城所处的地区拥有交通、贸易、文化、资源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之磐石城天然的军事防御优势，使得磐石城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就是其天然的军事属性。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宋蒙（元）战争时期川渝地区“如臂指使，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建立，促使磐石城被纳入区域防御系统中。此后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磐石城虽然没有宋蒙（元）战争时期宏观的军事防御体系，但也在屡次战争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战术作用，充分发挥了其军事价值。通过考古工作，我们也直观地看到了磐石城所经历的战争历史，尽管不能全面地反映历史，但也为我们研究磐石城的历史提供了最真实的材料。
利用军事考古学的理论来研究军事文化遗产，是研究磐石城历史不可或缺的方法。尤其是采用“长时段”理论方法，从宏观上把握磐石城的历史发展情况，探索其历史进程的内在结构，建构其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内涵。首先，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对磐石城现存的遗迹遗物进行分类研究，廓清遗址本体的军事防御体系，明确相关的军事遗迹。其次，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既往研究成果，梳理磐石城的军事历史脉络，构建历史框架。最后，搜集与战争史相关的口述史、民间资料等，挖掘其蕴含的军事文化信息，分析这些历史信息是如何融入民间记忆之中的。
综上所述，以考古工作为基础，用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磐石城遗址，可以将物质和非物质的军事文化遗产从时间、空间和内在结构等方面进行分类研究。这不仅对磐石城的军事文化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也对磐石城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1］骈宇骞、王建宇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华书局，2007年，第74页。
［2］〔民国〕涂凤书：《磐石城记》，《云阳涂氏族谱》，1930年，第14页。
［3］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云阳磐石城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第131~151页。
［4］〔清〕许缵曾：《磐石城记》，位于磐石城前寨门外的题刻，清康熙二年（1663）。
［5］潘友茂：《云阳磐石城初考》，《四川文物》1993年第3期，第24~26页。
［6］〔清〕许缵曾：《磐石城记》，位于磐石城前寨门外的题刻，清康熙二年（1663）。
［7］〔民国〕涂凤书：《修磐石城后寨门记》，《云阳涂氏族谱》，1930年，第7页。
［8］〔民国〕涂凤书：《磐石城记》，《云阳涂氏族谱》，1930年，第14页。
［9］赵丛苍、张朝：《军事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文物春秋》2020年第3期，第86~90页。
［10］〔清〕许缵曾：《磐石城记》，位于磐石城前寨门外的题刻，清康熙二年（1663）。
［11］杨鹏强、唐勇：《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形态新探——以云阳磐石城为例》，《西南文物考古（第二辑）》，巴蜀书社，2023年，第105~111页。
［12］李学智：《“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第31~40页。
［13］侯德彤：《试论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的特点和渊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6页。
［14］侯德彤：《试论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的特点和渊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6页。
［15］赵丛苍：《军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论纲》，《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86~90页。
［16］赵丛苍：《军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论纲》，《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86~90页。
［17］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云阳磐石城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第131~151页。
［18］杨鹏强、唐勇：《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形态新探——以云阳磐石城为例》，《西南文物考古（第二辑）》，巴蜀书社，2023年，第105~111页。
［19］罗权、杨光华：《三峡地区古代战争的时空分布》，《三峡论坛》2012年第1期，第28~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