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建了这座诡异的“九芒星之城”？设计师到底在守护什么秘密？
帕尔马诺瓦城坐落于意大利东北部，紧邻斯洛文尼亚边境。从高空俯瞰，其边界呈现出工整对称的九角星形状，被城郊郁郁葱葱的森林所环绕。这座由威尼斯共和国建筑师于16世纪晚期设计的“理想之城”，凝聚着文艺复兴晚期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性和秩序。然而，城市建成之初却因缺乏足够的宜居性和归属感，一度无人居住。这种规划逻辑与城市自然生长之间的张力，至今仍是现代城市规划者持续探索与诘（jié）问的经典论题。
九芒星城帕尔马诺瓦被设计为军事要塞，拥有干壕沟、护城河、幕墙三层防御体系。
1591年，时年43岁的建筑师文森佐·斯卡莫齐（Vincenzo Scamozzi）受托于家乡威尼斯共和国，主持设计一座边境军事要塞。
建筑师文森佐·斯卡莫齐
16世纪帕尔马诺瓦设计手稿，外围九角星形城墙与中心六边形广场自然衔接，几何结构精巧对称。
那是历史上所称的“晚期文艺复兴”时代：举世闻名的“艺术三杰”中最年轻的拉斐尔（Raffaello Santi）已逝世70年。彼时，着眼世俗成功的人文主义精神已不再是新潮的尝试，而超越了但丁诗篇中的奇想。它不再仅停留于学者头脑里的数学几何、画稿上的光影透视，更渗透入军事工程、交通运输等“复杂系统”，甚至体现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谋划的人间君主政体中——人类凭借理性与技术构筑秩序，渐渐成为现实。
有如此的自信于心胸，更有迫切的需求在眼前。地中海世界强邻奥斯曼帝国此时国力极盛。在斯卡莫齐接受委托的20年前，奥斯曼海军曾与南欧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在如今希腊的帕特雷海湾鏖战。虽然奥斯曼帝国最终战败，但原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重要领地塞浦路斯岛，作为和平条件被割让给依旧野心勃勃的苏丹，这成为威尼斯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斯卡莫齐历时3年设计的这座新城，被命名为帕尔马诺瓦（Palmanova）。在意大利语中，Palma意为棕榈树，亦象征胜利与荣耀；Nova意为崭新的。这座新城既是历经文艺复兴洗礼的地中海世界对20年前战争胜利的一次庄严纪念，也是威尼斯人对未来焦灼忧虑的直接回应。
这种交织而成的复杂心态，赋予了日后帕尔马诺瓦两幅面孔：于理性中拥抱自信，于秩序中暗藏焦虑。
“乌托邦”（Utopia）一词，源自1516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创造，同名小说描绘了一个不存在等级和压迫的理想国度。希腊语中的Eutopia由Eu（好的）与Topia（地方）组成，莫尔则将前缀改换为代表否定的U，以巧妙的文字游戏道出了他的用意——“理想还未实现”。
作为文艺复兴浪潮中的思想者，莫尔深受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理想国》（Res Publica）的影响。柏拉图的创作，源于老师苏格拉底死于民粹主义的悲愤，这成为重要的动因之一——唯有以“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城邦，才能免于暴民和专断之苦。而莫尔也和苏格拉底一样，他因宗教观点死于亨利八世的妒恨与迫害。
然而，建立心中乌托邦或理想国的构想却从未中断，也不止于哲人范畴。回溯人类规划土地、建造城市的历史，那种以理性蓝图因地制宜、驯服水土以构建秩序的热情，始终随着人类思想和技术的演进而熊熊燃烧。
回望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在其中漫游诘问的古希腊市民广场（Agora），彼时的街巷依循山脉、海洋和平原的地理格局，被有意规划为形状规整的网格（Grid）体系，环绕于公共空间周围。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公元前480-前408）被尊称为“欧洲城市规划之父”，他设计的比雷埃夫斯港、图里伊城和罗德岛城，均遵循了网格规划的理念，将城市空间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功能区。
位于希腊的市民广场遗址
对公元前5世纪古雅典市民广场的想象描绘
与这类规划型城市不同，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城市，不乏一些伟大的都市，都遵循自然生长的路径发展，包括斯卡莫齐的故乡维琴察（Vicenza）和首都威尼斯城。定居者顺应河流、土地和季风的变迁而更改他们的住址，市场和剧院也像草籽树种一样随风落地，生根发芽。城市肌体的代谢与成长，并非源于顶层单一的理性规划和引导。在城市景观的变迁中，人类需要共处和博弈的不仅是自然生态，还有人类社群内部关于城市理念的价值分歧。
菲拉雷特（Filarete，约1400-1469）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在建筑领域畅想“理想之城”的思想家。在他献给米兰公爵的斯弗金达城（Sforzinda）规划方案中，一座八芒星形的城市嵌于圆形护城河带之中。星形的每一个外角设有城防瞭望塔，内角则与城中心由道路连接。与托马斯·莫尔一样，菲拉雷特将自身的价值伦理蕴含于空间构想：环绕城市中心的巨大广场，教堂、善恶之塔（House of Vice and Virtue）、宫殿等象征权威和道德戒律的建筑呈对称式布局，交相辉映。
斯弗金达城虽未落成，却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座见诸图纸的乌托邦之城。它是对中世纪市政混乱、贫苦与瘟疫滋生的极端回应——旨在以道德和理性赋予空间“文明化”秩序。菲拉雷特曾在威尼斯生活工作，其手稿插图无疑为斯卡莫齐那一代建筑师提供了重要灵感，这包括延续至今的九角星规划、放射状街道体系，以及“中心等同于尊贵”的道德美学观念。
斯卡莫齐生于1548年、威尼斯共和国治下的维琴察，是当地一位建筑承包商的儿子。他的家庭并非传统贵族，也非底层工匠，而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市民阶层——这一群体依靠专业知识获得财富与社会地位，游走于教会、领主和平民之间，服务对象不拘于一时一地。与他时代相近的文艺复兴代表人物——剧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便出自市民阶层；而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活跃于早期文艺复兴，年代早于斯卡莫齐，同样来自市民阶层。斯卡莫齐的启蒙导师安德烈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亦出身贫寒，凭借在意大利北部设计的教堂、宫殿和私人别墅等一系列作品，获得了广泛声誉。
斯卡莫齐在20岁出头时结识帕拉迪奥，并成为他的助手兼学徒。帕拉迪奥最负盛名的论著，正是以古罗马建筑学者维特鲁威（Vitruvius，约公元前80-前15）的《建筑十书》为基础展开研究。维特鲁威所传承的“罗马建筑系谱”，为建筑学注入了审美之外的另一重基因：军事功能。从横亘英格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到埃及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工程，罗马故土上的诸多遗存，都清晰印证了这一传统。
斯卡莫齐和他手稿上的帕尔马诺瓦，都是美学传统与军事工程两条谱系交融而成的“混血儿”。1598年，已是当时欧洲极具影响力的建筑师斯卡莫齐，接受曾在威尼斯留学的波兰王子克日什托夫·兹巴拉斯基（Krzysztofa Zbaraskiego，1579-1627）的邀请，为其设计一座兼具防御功能的宫殿，图纸上清晰呈现出完备的弹药库、掩体和战壕体系。
回到1591年，时年43岁的斯卡莫齐已完成了已故老师留下的项目，包括故乡维琴察的奥林匹克剧院，也刚刚结束威尼斯城圣马可图书馆的繁重工作。他正值盛年，雄心勃勃，正从一名地方建筑师成长为欧洲建筑界的新星。
这一次，他要设计一整座城市。
此后，年过八旬、位高权重的军事工程师朱利奥·萨尔沃尼亚诺（Giulio Savorgnano），和更年轻的建筑师兼共和国外交官博纳伊托·洛里尼（Bonaiuto Lorini）也相继加入了这座九芒星要塞的设计和建造。这座集军事、民政和宗教于一身的第一座理想之城，最终在现实世界中落成。
今日的帕尔马诺瓦依旧保持着初建时的完整格局。高空俯瞰，城市轮廓令人震撼：外围九角星形城墙与中心六边形广场自然衔接，街道从广场呈辐射状延伸，直抵城门和棱堡，形成放射状与环状交织的街区肌理。城市几何结构精巧对称，道路笔直，不仅便于市民通行，也利于军队快速调动和防御部署。三座城门分别朝向乌迪内、阿奎莱亚和奇维达莱三座邻近城市，并以此命名，清晰实用。
帕尔马诺瓦的六边形广场
广场是整座城市的核心，既是市民集会、市集的公共空间，也是权力与信仰的集中象征：南侧为市政厅（前身是总督府），旁设卫兵长廊；对面是建于17世纪的大教堂。政治与宗教建筑在城市中心并置，强化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象征。
城市的防御体系由外而内分为三层：最外层为干壕沟，用以阻挡攻城者；第二层为护城河与矮墙，阻挡敌人逼近棱堡和城门；最内层由9座箭形棱堡与幕墙环绕，构成核心防线。16世纪，威尼斯人为抵御大炮攻击修筑城墙和棱堡；17世纪增建三角堡强化外围防御；19世纪，拿破仑接管已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故地后，建造了半月堡并开挖干渠，将敌军火力阻隔于远处，形成完整的三重防御体系。
奇维达莱门是帕尔马诺瓦三座宏伟城门之一
将一座城市从理想蓝图变为现实绝非易事，而当它真正矗立，人们往往忘记这份理想已不新鲜。帕尔马诺瓦正是这样一座拔地而起的理想之城，也是一个建筑与规划史上的分界点：从此，人类开始在朝夕生活的城市空间中，真切体会到理念与现实碰撞的张力。
这座九芒星之城在1603年就已具备居住条件，但即使布局精巧、市容规整，却始终无人愿意迁居。1622年，威尼斯共和国政府被迫在城市全年竣工之际，向狱中罪犯承诺，如果愿意前往帕尔马诺瓦定居，即可获得赦免和免费的建筑材料。而城中的大教堂直到1777年才完成祝圣仪式。
大教堂内金碧辉煌
帕尔马诺瓦大教堂
这无疑是巨大的讽刺——一座被建筑师寄予厚望的理想之城，却始终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回溯其诞生历程，诸多关乎日常生活的需求被全然忽略。
每年7月，帕尔马诺瓦举行纪念1615年帕尔马诺瓦战役的历史重演活动。
以现代视角审视，帕尔马诺瓦高度军事化的布局和棱堡环绕的城墙，使整座城市更像一座堡垒，而非充满烟火气的家园。对居民而言，笔直划一的街道、突出的防御工事、厚重的城墙，带来的是被监视的压抑感，难以滋生归属感，也不利于社区的自然凝聚。同时，城中各个区域边界僵化，商业与娱乐空间无法随生活需要自然扩张。为追求几何美学与绝对对称，九角星城墙与六边形广场划定了僵硬的界限……更重要的是，人们拒绝被强行安置进“被设计好的完美街区”，比起规整的秩序，普通人更需要自在的生活和归属感。
帕尔马诺瓦中心广场边建于17世纪的格兰卫队凉廊，原为军事哨所。
帕尔马诺瓦的活力，迟来了整整4个世纪。1960年，它被列入意大利国家文化古迹；2017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意大利北部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经典代表，人口密度也逐步提升至意大利平均水平之上。凭借人类对城市遗产的珍视，这座曾被冷落的九芒星之城，终于在当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帕尔马诺瓦的彩色街道
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在著作中梳理过人类对空间的认知：人们习惯以自身为中心开展对世界的想象，也都希望自己的居所是世界的中心。蒙古早期神话中，祖先生活在天上草原的中心；北美原住民传说中，其发源的平原入海口便是宇宙中心；“中国”这一名称寓含着“天下正中”的意义；殖民时代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将世界分割为近东、远东和中东。
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认知，不仅留存于原始记忆中，也渗透入人类对于聚落的规划中。帕尔马诺瓦这座放射状的九芒星城，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中心美学的空间诠释。
这样的尝试并未因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消失。1902年，英国现代城市规划先驱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构想。
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一样，这一构想是他对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病”的回应：将环形城市结构置于更大生态系统之中，中心是被乡村绿带环绕的主城区。彼时英国生产力飞跃发展，却也因污染滋生疾病、犯罪和贫困等问题，市民普遍向往田园生活，现代城市规划由此应运而生。相较于几个世纪以前，它更加“以人为本”，将公共卫生、治安等民生需求放在首位。即便人类的规划理性再度进阶，“构建理想城市”仍是核心命题。霍华德笔下从中心扩散的圆形田园城市虽未成为现实，但其理念却深刻影响后世——如今城市中普遍规划的大型绿地公园，便是其思想延续。
在同时代的北美，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将“中心”从地理方位拓展至权力象征和城市叙事的抽象层面。自文艺复兴起，建筑师逐渐自我定位为精通学术写作、文学艺术乃至公共政治的精英群体，他们不仅定义城市空间的品位，也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追求秩序的大拆大建随着市政官员和建筑师的图纸铺开，华盛顿哥伦比亚大道、国家广场以及芝加哥万国博览会等新古典主义建筑，塑造了民众对“大都会”的宏伟想象，让城市空间成为精英视角下的叙事载体。
芝加哥狭窄交错的街巷增加了治安治理成本
然而，这种规划思路很快暴露出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挤压。社会活动家、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长期与芝加哥规划者罗伯特·摩西以及“光辉城市”（将高层建筑、立体交通与绿地系统相融合的网格布局城市）倡导者柯布西耶对抗。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她指出：规整宏大的建筑群会挤压原本看似杂乱但充满活力的街道和屋舍，从而损害居民生活的便利与多样性；依赖高速路抵达大型商超、过于宽阔的街道、不断上涨的地租，都将普通平民推向城市边缘……在她看来，过度规划是精英对日常生活的“暴政”，城市的核心应以日常生活而非规划理性为中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
但现实也更为复杂。以柯布西耶理念打造的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因纪念性建筑过于突出、人行道缺乏，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纵横交错的街巷虽保留了生活烟火气，却也增加了治安治理等成本。
巴西利亚规整宏大的城市规划为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在规划理性和日常生活的张力中，伊尔德方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à）的巴塞罗那新城规划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规划师的理性不仅基于精英旨趣和专业品位，也来自他对生活的感受、对城市问题的深刻思考，最终融入流动的日常之中。
夕阳映照下的巴塞罗那天际线，哥伦布纪念碑与远处的格洛里亚塔相呼应，传统与现代交织。
1860年塞尔达将巴塞罗那新城规划为连续街区网格，以几何形状、功能性和公平性为设计原则。
回望文艺复兴时代的帕尔马诺瓦九芒星城便会发现：人类对城市规划的探索，从不存在一张完美无缺的图纸，而是不断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永恒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