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藏《北平会贤堂照片》考证

图1 首博藏《北平会贤堂照片》

1. 地点：什刹海畔会贤堂

林开謩的后人林明曾撰有《“旧京九老会贤堂”合影》一文，该文也刊载了一张老照片（图2），与首博藏老照片相比，上部合影与下部印刷题记信息完全一样，区别在于该照片右侧多了一首手写题诗：“陵谷年来几变迁，观荷犹得集群贤。主宾七百六三岁，记取湖波净业缘。”左侧多了手写题记：“壬申荷花生日，约同十老于什刹海会贤堂看花小酌，席罢合影。谨题右句奉呈贻书老世伯、方伯大人钧鉴，即希正句。小侄洪毅。”不难看出两张老照片为同一张底片冲洗而出，持有人可能不同，图2照片的题记书写者为照片后排左一站立人物洪毅，应是他将照片赠予“贻书”老世伯，即照片中后排右一站立人物林开謩（字贻书）。

图2 《老照片》刊载《“旧京九老会贤堂”合影》一文中的合影

另据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林家钟所辑的《闽中文献辑编》记载有“洪宽孙”条目：“壬申荷花生日，同社洪幼宽长子毅，在北平十刹海会贤堂，集老前辈十人观荷。拍一照片，其前列坐者凡六人，陈太傅弢庵年八十有五，柯绍恭八十有三，王树枬八十有二，朱益藩七十有二，章梫七十有二，吴敬修六十有九。后列立者凡五人，林开謩七十有二，袁励準五十有七，杨钟羲六十有八，傅增湘六十有一，主人洪毅四十有四。毅字宽孙，自署江南换米人。题有七言绝句一首云：‘陵谷年来几变迁，观荷犹得集群贤。主宾七百六三岁，记取湖波净业缘。’……以上均见王葆图《适园残墨》。”此段文字记述除了将柯绍忞误写为柯绍恭、王树枏误写作王树枬以外，其它内容与图1、图2两张老照片的图像、文字信息基本契合，可以相互印证。

由上述情况可知，首博藏老照片记录雅集活动的地点和照片拍摄地点应是位于今什刹海前海北沿的会贤堂，原为晚清官员礼部侍郎斌儒的私第，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改为鲁菜饭庄，成为文人墨客聚会的知名场所。明清以来，京官士夫在什刹海畔雅集唱和常见诸史籍记载，而会贤堂面朝前海，恰是夏日赏荷观莲雅集的好去处。

2. 时间：壬申年荷花生日

据图2题记所言，可知上述雅集活动和照片拍摄时间为民国壬申年“荷花生日”。荷花生日源于江南吴门消夏习俗：“夏历六月二十四日，祭关帝……又是日为荷花生日，江南荷花荡，画船竞游，观荷纳凉，谓之观莲节。”由江南到京城，荷花生日也成为众多京官雅集的名目，从明清延续至民国。

因此，首博藏会贤堂老照片记录的雅集活动和摄影时间应是民国壬申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此年无闰六月），即1932年7月23日，当日恰为大暑节气。

3. 人物：遗老文人故旧

因装裱之故，首博藏老照片无法看见照片背面信息，图2老照片也未提供其背面信息，笔者也尚未在其他地方查找到照片的摄影者或摄影机构等信息。通过图2题记所言“约同十老于什刹海会贤堂看花”和王葆图《适园残墨》中称洪毅为“主人”可知，此次聚会活动发起人为洪毅，邀请的其他十位老者都是晚清以来的著名官员、学者，民国后他们在京的概况如下（按人物年龄排序）。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沧趣老人、听水老人，福建闽县螺洲（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人，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进士。辛亥革命后，陈宝琛仍为溥仪之师，与之亲厚，追随小朝廷，往返于京津。“九一八”事变后，陈宝琛反对伪满洲国，拒受伪职，留居京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正月陈宝琛在京发病，后入院治疗效果甚微，“至三月五日晨气息渐微，卯刻遂与世长辞矣……公卒年八十有八”。

柯绍忞（1848—1933），即柯劭忞，字仲勉，又作凤孙、凤荪、凤笙、奉生等，晚号蓼园，室名岁寒阁，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进士。民国三年（1914年）柯劭忞任清史馆总纂，后代理馆长职务，同时兼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时四十分寿终于太仆寺街本宅”。

王树枏（1851—1936），字晋卿，直隶新城县（今河北省高碑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进士。民国期间为清史馆四总纂之一，晚年长期定居北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正月“十五日在平西直门北草厂八号逝世，享年八十有六”。

朱益藩（1861—1937），字艾卿，号定园，江西省莲花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 壬辰科进士。民国后寓居北京，不问世事，与好友傅增湘、陈三立等人往来诗词唱和，同时“专书匾额为今代之大名书法家，琉璃厂等处均有所书之匾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感染肺炎，“终因年老不起，竟于十日（昨日）上午零时二十五分在东四十二条八号本寓逝世，享寿七十七岁”。

章梫（1861—1949），字立光，号一山，浙江省台州府宁海县（今属三门县）海游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进士。辛亥革命后，曾多次前往京津拜访逊帝溥仪，先后在青岛、上海等地大学教书、编书、做研究。抗战时期旅居天津，以鬻书自给。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后侨居杭州膺白路勾山里。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时突溘然长逝，享年八十有九”。

林开謩（1863—1937），原名开馥，字益苏，号贻（诒）书，别号放庵，福建长乐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进士。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邀林开謩主民政，力辞不出，且并不以遗老厚自表襮。晚年久居北京，与陈宝琛结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南游赏梅，得病而归，据郑孝胥记载四月初十日（5月19日）“得稚辛初八日书，贻书以初七日病殁”，可知林开暮于本年5月16日在京逝世。

吴敬脩（1864—1936），即吴敬修，字念慈，号菊（鞠）农，河南光州固始（今信阳市固始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民国三年（1914年），在京任平政院评事、肃政厅肃政史等职。

杨钟羲（1865—1940），原名钟庆，字子勤，号留垞、梓励，又号雪桥、雪樵等，世居辽阳，汉军正黄旗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平生效忠清室，与陈弢庵，朱艾卿生前同为不肯剪辫者，鼎革后，谢绝仕途，隐居京师，晚年以写字作诗自娱。”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十一日在京逝世，友人曾追忆“雪翁以书生本色，不谙治生，家无恒产，其所居东城前炒面胡同十三号住宅，尚系赁自友人者，故其逝后萧条万状”。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故宫图书馆馆长，曾赴日本访书，后授课于清华研究所。自1944年中风得病后言语蹇涩、行动不便，便以校书为乐事。1948年5月因伤食卧病不起，据友人许宝蘅记载，“（1949年）11月3日，......十二时接沅叔丧报，于今早五时余逝世”。

袁励凖（1876—1935），字珏生，号中舟，别号恐高寒斋主，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市）人，原籍江苏武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民国年间，曾任清史馆编修、辅仁大学教授，居京四十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十八日晨七时，“因病在平市北池子本宅逝世”。

洪毅（1888—1953），原名建安，字宽孙，又名客尘，号痴洪、癯客、梅花令尹、东山主人、庾叟，道号圆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在北平司法警厅部门任职多年。好友王树枏曾记载：“宽孙以善画名者也，初君司法警厅二十余年，刚峻不阿严于执法，心方胆劲，权要缩气，所授讼牒谳结者，至数万起。”后辞官游览各地以画梅鬻画为生。

1. 业缘：师生同年

除却洪毅，其他人都是科举翰林出身，或为师生或为同年，或间接因父辈兄弟为同年世谊而结识。

陈宝琛与朱益藩曾同为宣统皇帝老师，也是师生。陈宝琛与袁励凖伯父袁学灏（字子庚）为同治甲子科乡试同年，陈宝琛七弟陈宝璜与袁励凖为光绪甲午（1894年）科乡试同年。

杨钟羲与林开謩为师生关系。林开謩虽年长杨钟羲两岁，但光绪甲午年杨钟羲分校顺天府乡试，林开謩因杨的推荐中第五名举人，因此出自杨的门下。

王树枏与柯劭忞是光绪十二年进士同年，二人年谊情深。

傅增湘与袁励凖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同年。

2. 业缘：为官同僚

他们大都曾在晚清同朝为官，至民国时期部分人员也曾是同僚。

除却洪毅，其他人在晚清时期都曾同官翰林院，后再各自出任其他职务。

杨钟羲与林开謩既是师生关系，后来还曾同在江苏任职，杨钟羲为江宁知府，林开謩为徐州道。所以林开謩去世后，杨钟羲作挽联追忆二人情谊，其中下联言道：“并吾世多二三其德，同学同官同止足，辍琴老失素心人”，“同学同官”即是指二人的亲密关系。

吴敬修与柯劭忞在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都通过都察院选举当选资政院议员，同年十月吴又与陈宝琛同被推选为资政院陈请股员。吴敬修与陈宝琛、朱益藩、林开謩等人的关系因张之洞颇有渊源。吴敬修、黄绍箕、郑孝胥曾同为张之洞的幕僚，且黄绍箕、吴敬修同为张之洞的侄婿，黄绍箕为黄体芳之子、林开謩的亲家。

吴敬修、朱益藩等均为李鸿藻的门下士，陈宝琛与张之洞又同为清流党人，共同的政治主张下，吴敬修与陈宝琛、朱益藩等人的交往关系也愈加密切。

辛亥革命以后，照片里的诸老虽不再同朝为官，但依然有政治上或学术研究上的关联。例如，陈宝琛、朱益藩、章梫等人与逊帝溥仪联系密切，丁巳年（1917年）他们支持张勋复辟，陈宝琛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章梫为学部左丞。民国三年（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王树枏等人为总纂，杨钟羲也同在清史馆任职。

3. 地缘血缘：同乡姻亲

他们有的为同乡，有的为姻亲，因此情谊更为深厚。

陈宝琛与林开謩为福建同乡，两家本有世谊，二人幼时同居京师，后来同为西清王氏的女婿，成为连襟。民国初年，陈、林二人共同租住西皇城根附近的灵境宫寓所，陈家住东院，林家住西院，出入同一个大宅门。

洪毅与陈宝琛、林开謩是同乡晚辈的关系，因他父亲洪亮的关系，与这些老前辈都有相交。洪亮，字幼宽，能诗文、善书画梅，民国年间应王闿运之邀任国史馆编纂，因此与柯劭忞、王树枏、杨钟羲等皆有交往。洪毅与这些在京前辈皆有世家情谊，而陈、林二人又是在京闽人同乡的翘首，对晚辈同乡也会多加关照，洪毅与二老的情谊也愈加深厚。

在上述人物中，陈宝琛年龄最长，科分最早，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事实上，辛亥革命以后，在清朝遗老群体中，陈宝琛也是地位极高。民国己巳年（1929年），傅增湘在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的居所藏园举办“蓬山话旧”雅集，本文照片中的陈宝琛、傅增湘、朱益藩、袁励凖，柯劭忞、杨钟羲都曾积极参与其中。

从民国己巳年（1929年）开始，洪毅辞官南游，此后三年足迹遍布江南、闽台等地区，他以画梅鬻画为生，因此又自号江南换米人。至壬申年春，洪毅回到平津，概因北平琉璃厂清秘阁、淳菁阁要先后出版他的《痴洪梅谱》和《洪宽孙先生写松扇面集》。这两本画谱里既有诸多前辈旧识给洪毅的题词题跋，又有洪毅为他们作的写梅写松画作和题诗，首博藏老照片里的诸老赫然在列。例如，朱益藩题写《闽县痴洪梅谱》书名，袁励凖作“清芬世守”题字，陈宝琛、林开謩、朱益藩、袁励凖、傅增湘等分别题诗（图3），王树枏作序，章梫题跋，洪毅也分别为陈宝琛、袁励凖、朱益藩和林开謩画梅唱和。朱益藩题写《闽县洪宽孙先生写松扇面集》书名，陈宝琛题字“拙园”、袁励凖作题跋（图4），洪毅则为朱益藩、林开謩等人写松作诗。

图3 首都图书馆藏《痴洪梅谱》朱益藩题名、袁励凖题字和陈宝琛题诗

图4《洪宽孙先生写松扇面集》袁励凖作题跋

因此，笔者推测洪毅为答谢诸老之前对他的提携关照或因《痴洪梅谱》《洪宽孙先生写松扇面集》付梓刊印，邀请十老雅集看荷。值得注意的是，老照片后排的站位安排，杨钟羲科分最早居中，而林开謩年龄最大，科分也较靠前，却为何没有与杨钟羲一样居中，反而是与洪毅一样居于边上？笔者推测，林开謩很可能不是单纯被邀请的宾客身份，而也是以主人姿态而自居的。林开謩与洪毅的情谊深厚。林开謩、袁励凖和洪毅三人当年春三月在北平雅集并合影留念（图5），三人各有题诗，洪毅记载：“贻书方伯、珏生侍讲召饮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酒楼，合影老松下，时值丁香盛开，偶成右句。壬申春三月宽孙识”。洪毅此年还将南游群岛，他给林开謩画梅作诗留别：“欲向天南作远游，聊从毫末写清愁。墨香暗溢金壶瀋，信有春风送客舟。壬申孟春客旧京，将游群岛写梅留别贻书世伯，洪毅。”随后洪毅又写松作诗赠林开謩：“管他谁是与谁非，海外归来乐事稀。卖了梅花更松树，得钱沽酒足忘机。壬申仲春贻书世伯双正 洪毅作于颐和园。”（图6）

图5 民国壬申年春袁励凖、林开謩、洪毅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合影

图6 《洪宽孙先生写松扇面集》中洪毅为林开謩写松作诗

因此，此次会贤堂雅集很有可能如林开謩后人推测的那样，是三位闽人陈宝琛、林开謩、洪毅主导的，洪毅以答谢诸老前辈为缘由发起，核心人物陈宝琛召唤，林开謩辅助洪毅执行。那么老照片中人物的座次站位就可以理解，陈宝琛作为核心人物必然居于前排正中，而洪毅与林开謩以主人姿态站立在后排两边，以示对其他诸老的尊敬。

此外，老照片里除了洪毅其他十位均为老前辈，洪毅也在照片题记里明确使用“约同十老于什刹海会贤堂看花小酌”的说法，而且笔者尚未在他处发现“旧京九老”的史料记载，因此图2《旧京九老会贤堂合影》的名称使用并不十分恰当。另外，首博藏老照片名为《北平会贤堂照片》也略显信息不明，若只从名称看容易误认为是会贤堂建筑照片。结合以上推断，笔者认为将老照片定名为《北平会贤堂荷花生日雅集》更贴切。

综上所述，首博藏《北平会贤堂照片》是民国时期旧京遗老士夫社交生活的记录，也是该群体生活风尚的有力证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雅集活动承袭了传统的“荷花生日”习俗，是什刹海畔旧京文人士夫雅集的典型案例。同时，此也体现了陈宝琛等众多清朝遗老的交友状况和社会心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的社交关系并未中断，在风云变幻的旧京，他们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关注时局却又无力改变，因而闭门谢客，以学术酬唱雅集而自娱，因共同的文化旨趣和政治心态更有惺惺相惜的亲密，具有典型的地域和时代特征。在曾经的政治中心北平，这一群体高度集中且极具代表性，实为时代矛盾的缩影。他们虽对历史变革有清醒认知，却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而陷入精神困境；既难以融入新体制，又随着清室衰落而丧失原有政治影响力；既保持着前朝官员文士的身份尊严，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中的经济困顿。正是多重矛盾的交织，在北京从传统帝都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他们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特殊阶层，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士绅文化。在文化层面，他们以传承者自居，或通过雅集结社、诗词唱和寄托故国之思，或整理清代文献、修史编书，或鬻字卖画以谋生抒怀，或任教于新式学堂以期存续旧学血脉。在政治层面，陈宝琛、朱益藩、章梫、杨钟羲等人始终抱有深厚的遗民情结，效忠溥仪小朝廷，参与处理清室财产、陵寝管理等事务工作，甚至涉入复辟活动。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仍守住了底线，未如郑孝胥等人那样随溥仪赴伪满洲国任职，倚仗日本实现复辟幻梦。此次北平会贤堂“荷花生日”雅集，举行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折射出这一群体在传统与现代、忠义与变革之间的艰难抉择。其中既有对帝国消亡的无奈，对文化命运的忧思，亦有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故交情谊的珍视。正所谓“几多幽怨倚兰成，犹唱当时《后庭花》”，这张照片所定格的，不仅是一场风雅聚会，更是一个时代下，遗民群体的最后一抹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