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着绵远深厚的历史和传承，曾经是现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核心机构，全国文物建筑、石窟寺、馆藏品等不可移动与可移动文物保存、修复的国家级主持单位和全国文物行业的指导与协调中心。
就我这一代人而言，应该说是一代幸运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者。因为，我们曾有机会亲身领略中国现代科学意义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先贤前辈们的辉煌成就和超凡贡献。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事业可以追溯到中国营造学社先贤、大师们的创举。他们筚路蓝缕，启动了我国建筑历史研究学科，开创了现代意义的古建筑调查、研究与保护修缮行业，为我们探明了行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路径，奠定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坚实基础。
世界遗产保护史里以朴实无华但满怀敬意的文字镌刻了他们的足迹：“1929年，朱启钤先生筹办中国营造学社，其成员在1930年代中期展开了新的研究。学社成员包括梁思成，他于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回国途中，梁思成游览了欧洲，了解了西方建筑保护和修复理念。在中国，古建筑修理和修复的原则确实反映了1930年代欧洲的趋势，目的是保护现存的原状，只有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失去的东西。从1932年到1945年，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在15个省进行了2000多次历史建筑调查，其成果被用于详细地图解中国建筑史”⑧。
先贤们的开拓被认为与现代文化遗产理念演进中的欧洲同步。甚至，梁思成先生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理论的代表之作《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与享誉世界的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的《修复理论》同年发表（1963年）。而“布兰迪的理论可被视为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公认的一种范式，是设在罗马的国际文化资产保存与修复研究中心和世界各国许多专业学校培训课程的基本导则，它也是（次年——1964年）撰写《威尼斯宪章》、制定其他保护政策声明和导则的一种依据”（可惜的是，中国建工出版社出版的《梁思成文集》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发表年份上出了个小小的但敏感的差错，把梁先生这篇里程碑性的文章的发表时间误注为与《威尼斯宪章》同年）。
梁思成先生用通俗易懂但寓意隽永的中国语言指出，文物建筑维修的原则“要老当益壮，而不是返老还童”“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整旧如旧”，在那么早的年代和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就和国际的“真实性”理念和与历史原作相谐调的维修原则息息相通。更是远早于2005年ICOMOS关于保护遗产还要保护关联环境的《西安宣言》。梁思成先生一句“红花还要绿叶托”，生动地点明了文化遗产与历史环境的有机关系。
朱启钤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创社之初，就明确提出：“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和“今更重言以申明之，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⑨。这种对民族文化遗产全人类共同文化意义、乃至要统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超前认知和世界胸怀与文化觉悟，不能不令人啧啧称赞。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梁思成先生就是终生践行了营造学社宗旨的大师。当然还有刘敦桢、单士元等泰斗级人物与梁思成先生同行。
继承了营造学社衣钵的机构先后名为“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修整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直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其中，除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大师的身影外，先后还有我们熟悉的导师、领军人物和行业翘楚：罗哲文、祁英涛、杜仙洲、余鸣谦，以及陈继宗、崔兆忠、黄克忠、朱希元、李竹君、孔祥珍、梁超、杨玉柱、姜怀英、贾瑞广、宋森才、张生同，以及科技保护领域的先驱王丹华、胡继高、陆寿麟，等等。
经他们之手，有被称作“乾坤大挪移”的永乐宫整体搬迁工程，一直被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易地保护的代表性工程，永乐宫项目主持人为祁英涛先生，先后参与人有陈继宗、杜仙洲、余鸣谦、李竹君、杨烈、梁超、贾瑞广、姜怀英等，对我国文物建筑保护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被国际文化遗产大师给予了“可以作为著名的‘原物复位重构—anastylosis’原则——《威尼斯宪章》关于‘重建’的限定原则——的一个典范案例”“肯定好于UNESCO作为紧急项目予以支持的、以切割山峰的方式搬迁的埃及阿斯旺寺庙（阿布森贝尔神庙）”⑩这样崇高的赞誉。而由他们主持或指导、参与的全国重要历史建筑、石窟寺的研究和保护项目，不胜枚举。
令我们这一代怀念和动情的是，我们曾跟随这承前启后的卓越一代，聆听他们亲切的教诲，接受他们手把手的指导，感受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由衷的热爱和忘我的奉献。在他们的引领、感召下，薪火相传，我们曾长期承担国家的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并交出了成功奉献于民族大业、国家繁荣的答卷。以下少举数例来回顾：
1985—1992年，以祁英涛先生为总负责人的北京十三陵昭陵保护修缮及部分复建工程项目，我院古建室崔兆忠、梁超、孔祥珍、杨新、贾克俭、袁毓杰、阎明等，参加了全程的调研、实测、勘察设计和施工指导。前后历经七八年，全心全力高质量完成了昭陵所有保护修复任务，为2003年明十三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奉献了我们一己之力。
1994—2002年，古建室基本全员齐上阵，圆满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交办的香港志莲净苑和南莲园池仿唐木构建筑群的设计任务。项目顾问是罗哲文、杜仙洲两位老先生，先后参与这一重大项目的有黄克忠、胡骏、张生同、崔兆忠、李竹君、孔祥珍、梁超、宋森才、杨新、袁毓杰、阎明、颜华、莫涛、杨朝权等十多人。全员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精益求精，完成了我院最后一次手工绘制的设计图纸，得到了业主高度赞赏。该项目成为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爱国佛教信众奉献给祖国的重大礼物。该工程获得1999年美国建筑师学会（AIA）嘉奖，肯定了工程“在贡献和推进中国文化遗产、通过建造志莲净苑唐代风格佛教丛林，提升公众对中国建筑传统认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项目还陆续获得了2000年香港十大优秀建筑奖、2002年香港优质建筑大奖。南莲园池还获得了2008年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金奖”。香港志莲净苑和南莲园池被香港政府推荐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985—2009年，在世界屋脊西藏高原艰苦卓绝而意义非凡的布达拉宫两期重大抢险维修工程，是汇聚了我院几代同仁的保护壮举。仅作简要说明如下：1989—1994年，实施布达拉宫第一期工程勘测、设计至竣工验收。项目负责人为姜怀英，参加人有许言、莫涛、袁毓杰，还有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团队二十余名文物建筑专业技术人员，奋战数月，共同完成了繁重的现场勘测绘图任务，为后期保护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8—2009年，实施布达拉宫第二期工程勘测、设计至竣工验收。项目负责人为张之平，子项负责人有杨新、刘忠平、袁毓杰、阎明、颜华、永昕群和江苏常熟文管会章忠民等。
2003—2004年，古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接受了故宫中和殿区六门（左翼、右翼、中左、中右、后左、后右），东、西两庑，东、西崇楼，东、西值房等14座单体建筑的勘察、研究、实测和保护修缮工程设计任务，这是中心第一次接手故宫皇家建筑的保护项目。适应了故宫这一敏感地点的复杂情况和种种特殊要求，克服“非典”疫情磨难，几经波折，最终通过查阅故宫完整官式做法档案，结合详尽实测图纸，完成了设计方案。项目负责人为张之平，子项负责人有袁毓杰、阎明、颜华、丁燕、肖东。故宫博物院认为我们的方案保护理念正确、修缮措施合理可行，给予了高度赞誉。
类似这些案例的重要项目还有很多很多，无不传承着我院的工作精神与情感，传统和能力。
我退休已经21年。有幸一直没有离开古建保护修缮行业，一直多多少少、不断地参加院里的一些活动，亲眼看到古建所新老同志们的工作情景，每一位同志都是夜以继日奔忙于全国各省市大范围、多门类的古建筑保护工程，同时还承担着不少分量重、内容复杂的科研课题项目，不仅具体成就了许许多多丰硕成果，还在遗产保护科学理念、理论、工程技术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不断的自我超越精神。
拔高一点说，中青年的才俊们，在需要养家糊口的同时，不忘我们这个院来时的路，不懈怠我们这个院对国家历史的担当，不淡漠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工作应有的核心理念、理想和求索，不放弃我们每个人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值得自己欣慰的努力和奉献；不会当回顾往事时，在自己曾经参与过的项目中，留下过多的遗憾，不被“乱花渐欲迷人眼”。这特别令我感叹和振奋。
希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国家文化遗产事业形势空前大好局面里继续作出突出的贡献、人才队伍茁壮成长，继往开来、续写辉煌。这是我衷心的期待和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