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宁 | 北宋石保兴铜香炉

一个偶然加三个意外

一切都是偶然。依稀记得是20多年前了吧，到香港纯属偶然,没有什么理由，两岸之间必须在这儿停那么一下。通常的情形，都是过而不留。那一次，有点累了，也没有什么后续的行程，于是就顺道入境香港。

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定目的，勉强地说，也许是想尝尝著名港式海鲜的美味吧。从餐厅走出来，在周边闲遛闲逛，偶然间走进一间卖古董旧货的小店。看上了一只式样朴素、典雅的铜香炉，价钱不高，便买下准备放在书房作万年青的花器。

回来后放在书架的一角，迅速就被遗忘了；一直到最近搬家，整理散漫已久的书房，意外地发现这只尘封已久的铜炉。

拿出来检视一下，才突然发现这只不起眼的铜炉，或许并非像表面那样的平凡。铜炉的炉底有段铭文这样写着：

“開寶陸年柒月伍日棣州防禦使檢校太保石保興”

“开宝”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年号，开宝六年是公元973年。石保兴是宋朝开国功臣、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石守信的大儿子。这下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小铜炉究竟是什么样的“炉”？

铜炉最有名的莫过于明代的宣德炉。据说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的时候，暹逻国进贡了一批红铜，责成宫庭御匠，按著名瓷器的款式，设计、监制成了一批铜香炉。成品后的香炉色泽莹亮、温润，是明代工艺品中的珍品。宣德炉的铸造成功，开了后世铜炉的先河，至今，宣德炉几成为铜香炉的通称──“炉必称宣德”。

传说中正宗的宣德炉铸于宣德三年(1428年)，去今已达600余年。宋开宝六年的铜炉，假如是真的话，比宣德炉更要早出400多年，这将是一件把中国铜炉历史改写的大事。

既然是大事，就不能马虎。一年多前拜托我的同庚好友、台湾收藏界的名人王度先生送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位铜器专家看看，得出的答案竟然大大出人意料──王度的传话，简单的三个字，“是真的！”

居然真的是1000多年前的古物，当然更不能掉以轻心；我再次请托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也是台湾艺术界的名人庄灵先生找到了他熟悉的两位台湾铜器鉴定大师再鉴定一下。万万没想到，这两位大师异口同声地回话──不要送看了，一定是假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宋代有过这样的铜香炉……面对两个如此针锋相对的“意外”，激起了我的好奇和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心性。几经周折，透过王度，我终于约请到了故宫这位认“真”的铜器专家。细谈之下，才发现传话有误。所谓“真”，仅指古物，时间或可以断在明代，但应该不是炉上铭刻所记载的宋初。理由和另外两位不屑一顾的大师一样，“没有听过、看过宋代有这样款式的铜炉”。

对于专家的认定，我当然没有什么资格予以评价或议论，但是，对于专家给出的理由，作为法律人的我，却期期难以接受。专家告诉我：透过科学仪器，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准确地测定铜器合金的成份，遗憾的是，时到今日，似乎还没有一种科学仪器或方法，可以准确地测定铜器制造的年份。

“开宝六年”这一年

问题总得要弄清楚，那就从铜炉上铭刻的年份谈起。开宝六年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年？在这一年又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开宝”是赵匡胤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号。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建隆元年；963年改年号为乾德，乾德年间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968年改元开宝。开宝六年，去陈桥兵变已经13个年头，这一年三月，兵变时年仅7岁、被迫禅位的后周皇帝柴宗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年仅21岁。

开宝六年四月，参知政事薛居正受命监修《梁、唐、晋、汉、周书》，记录朱温灭唐到赵匡胤称帝53年间五代十四帝的历史。《梁、唐、晋、汉、周书》在欧阳修独立编撰、后世风评并不见佳的《五代史》流传后，改称《旧五代史》；到了明朝竟然湮没绝版。现传的《旧五代史》是邵晋涵在清乾隆年间据《永乐大典》数据编辑而成。

开宝六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著名宰相赵普，在这一年丢掉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宰相乌纱。赵普和赵匡胤交情深厚，他是陈桥兵变的参与者，更是杯酒释兵权的策划人，还辅佐赵匡胤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计。这一年，赵普因为接受了吴越王钱俶所送的10坛瓜子金，被赵匡胤撞了个正着；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等种种不法事由而罢官去职。开宝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赵普罢相。开宝九年十一月，“斧声烛影”，赵匡胤暴卒，时年49岁。五年之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赵普二次入相，编造了“金匮之盟”，为宋太宗赵匡义解决了继位合法性问题。其后，端拱元年（988年），第三度拜相，一直做到淳化三年（992年）春，因病去职，不久去世，时年71岁。

开宝六年，开国功臣石守信在被释了军权之后，做一些有名无实的散官。这一年，在原“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外，赵匡胤并没有忘记这位多年的伙伴，又给他加了一个新头衔“兼侍中”。石守信小心谨慎，兵权被释之后，自污避祸。宋史说他：“专务聚敛，积财鉅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卒，年57。

石保兴其人其事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开始担心部下也仿效他的办法将来夺取皇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军队的控制，他便藉请有功将领宴饮之名，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宋史•石守信传》是这样写的：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中的石守信，就是石保兴的父亲。石守信有三个儿子，石保兴是长子。石保兴传附录在石守信传之后，《宋史》是这样写的：

“保兴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兴宗之义改之。建隆初，年十四，以荫补供奉官。明年，迁尚食副使。太祖尝召功臣子弟询以时事，保兴年最少，应对明白，太祖奇之，拜如京使。开宝中，领顺州刺史。

太宗征河东，为御砦四面都巡检。太平兴国八年，出为高阳关监军。守信卒，起复，领本州岛团练使。雍熙初，契丹扰边，与戴兴、杨守一并为澶州前军驻泊。

李继迁入钞，徙银、夏、绥府都巡检使。尝巡按罨子砦，并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数千骑据险，渡河求战。保兴所部不满二千人，乃分短兵伏于河浒，俟其半渡，急击之，斩首百余级，追北数十里。优诏褒美。

共中，知平戎军，徙莫州，俄为西京都巡检使。淳化五年，真拜蕲州团练使，为永兴军钤辖，改夏、绥、麟、府州钤辖。至道二年，徙延州都巡检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与范重召等五路讨贼。有岌伽罗腻数族率众来拒，保兴选敢死士数百人衔枚夜击，歼之。自是吴移、越移诸族归降。还，至乌、白池，贼又为方阵来拒。保兴麾众出入阵中，会乘马中流矢，挺身持满，易骑奋呼，且行且斗,凡三日四十二战，贼遂引去。

咸平二年，知威虏军。会夏人入钞，保兴发官帑钱数万缗分给战士，主者固执不可。保兴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愿以家财偿之。’夏人退，驿置以闻，真宗贷而不问。

三年，拜棣州防御使。徙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颇峻刑罚，每捶人，令缓施其杖，移晷方毕。五年，以疾求归京师。未几卒，年五十八。子元孙。”

问题出来了，据宋史的记载，石保兴在开宝年间官职是顺州刺史，要到咸平三年（1000年），才任棣州防御使。而铜炉的铭文却是：“开宝陆年柒月伍日棣州防御使检校太保石保兴”，时间前后相差了27年。问题出在哪里？在铜炉，还是宋史？

开宝年间的顺州(今北京顺义)，是属于背负千秋骂名的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弃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中的一州。公元938年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一直到185年之后的宋宣和五年（1123年），宋金联合灭辽之后，才复归中土。但是不到两年，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又占领了燕云地区。胆小如鼠的宋徽宗赵佶，马上禅位给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的1月9日，汴京（今开封）城陷，金俘虏了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燕云十六州复陷于金。宋室南渡，迁都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偏安政权。

从这一段史实看来，北宋期间，顺州似乎一直都在辽金的控制之中；石保兴在开宝年间，似乎不太可能做顺州刺使。不过宋朝官员，尤其是武官，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往往只是遥领而不实授，石保兴在当时可能即是遥领他国所占的顺州为刺使，不知道是不是有此可能？

石保兴曾经担任过棣州防御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他任棣州防御使的时间，是开宝年间还是咸平年间？宋史的记载是咸平三年，宋史的说法可靠吗？

《宋史》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一般认为：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考证、整理、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甚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宋代官制，“防御使”为武臣之寄禄官，一般无职掌、无定员，不驻本州；而“检校太保”是检校官加太保衔，用以表示寄衔官等的高下，虽在其位，不谋其事。但根据宋史的记载，咸平三年，石保兴“拜”棣州防御使，似乎并不是虚应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

读《宋史•石保兴传》“太祖奇之，拜如京使。开宝中，领顺州刺史。”这段记载，直觉上总觉得有些问题。皇帝“拜”相，犹可说也；当时才15岁的石保兴，赵匡胤看了喜欢，赏他一个叫“如京使”的官，怎么说来，也当不起“拜”这个字。同样的情形，“三年，拜棣州防御使”，“拜”这个字，感觉上是平民口气，不类史书应有的精确，坐实了《宋史》未经认真考证，只是传抄拼凑之说。

《宋史》的记载和铜炉的铭刻就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有了明显的岐异，谁对，谁错？如果铜炉的铭文是后世假托伪造的话，似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或动机，令作伪者在铜炉上铭刻一个和《宋史》记载不合的时间地点。简单一句话，为了销路和价钱，要冒充也要冒充个远近驰名的所谓“名牌”比如“宣德年制”，干吗费尽心机，弄出来的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还把时间地点都搞混了！？

铜炉和宋人的香文化

宋代有没有铜炉？或者说，宋人有没有使用铜炉的风尚或记载？若干可考的史实，似乎提供了相当明确而肯定的答案。中国香文化的发展，肇始于春秋，成长于汉，完备于唐，鼎盛于宋。在香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造就了香具的演变和创新。香具的名目繁多，诸如香匙、香夹、香箸、香铲、香囊、押灰扇、探针、顶花、火罐、香插、香盒、香渣碟等，不一而足，但其中的“炉”一向是香文化中的主角，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传承。

春秋战国时，香料植物在中国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对于香木香草，取之用之、歌之咏之。《诗经》《楚辞》，尤其是《离骚》中可见大量兰、蕙等香草的描述，而从屈原开始，香草与美人并称，此后，香草美人成为文学中常用的隐喻，“红袖添香”更成为文人向往的雅事。

西汉初期，熏香就已在贵族阶层流行开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过陶制的熏炉和熏烧的香草。熏香在岭南地区尤为盛行。汉代的熏炉甚至还传入过东南亚，在印尼苏门答腊就曾发现刻有东汉“初元四年”字样的陶炉。

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都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香文化也从皇宫内院、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出现了《洪氏香谱》《陈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门著作。宋代烧瓷技术高超，瓷窑遍及各地，瓷香具(主要是香炉)的产量甚大。宋代最著名的“汝、官、哥、钧、定”名窑都制作过相当数量的香炉。明代著名的宣德炉，主要就是仿瓷器款式所造，以此推论，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断定：宋代本朝没有这样的事例。

宋人吟咏铜炉的诗句亦复不少，如苏东坡的“铜炉烧柏子，石鼎煮山药”，“铜炉擢烟穗，石鼎浮霜沤”。黄庭坚的“绝城蔷薇露，他山菡萏炉”。朱敦儒的“枕臂卧南窗，铜炉柏子香”。舒邦佐的“惟有铜炉在，时拈柏子焚”。陆游甚至还有一首题名就叫《铜炉》的诗：“四座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香炉，崔巍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连。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般。朱火燃其中，青烟扬其间。顺入君怀里，四座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苏东坡、朱敦儒、舒邦佐等人诗句里都谈到了铜炉和“柏子”。柏子，柏树的子。据开宝三年才去逝的陶谷所著《清异录》记载，五代的时候，有一位法号“知足”的高僧反对上层社会焚熏奢侈之风，于是“但摘窗前柏子焚”，开创了一代风气。到了宋代，炉焚柏子，成了佛寺禅房和士大夫书斋的风尚。

焚烧柏子的铜炉，想必也逐渐褪尽早期汉唐时的雕琢繁缛和华丽厚重，而趋近后世明清简洁洗练和质朴清新的审美风格。遗憾的是在近年出土的宋代文物器具中，尚不曾发现过铜炉，也许这就是实事求事的铜器专家们，对于宋代铜炉强调不曾见过就不足为信的缘故吧！

铜炉为什么这么少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朱瞻基下旨铸制了数量相当庞大的一批铜炉(数量有各种说法，从3000件、5000件到18000件)，加上其后的仿炉和私款炉，而今竟然失落得所存无几，就连号称典藏最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说也仅仅收了四件，还不一定是正品。何以至此？原因是铜炉在短短的四五百年间遭遇到了多种劫难。

中国古代，铜是极重要的货币、器具、生活、兵器材料，因此在历史变革中，铜器首当其冲。明宣德以后，除了仿造、变造、磨新、敷色、凿底等等无知短视的商业原因外，更发生了下列六大事故：

崇祯铸钱：明末内忧外患，处处烽火，年年旱蝗，导致国库空虚。崇祯皇帝将皇宫内库中珍藏的历代珍贵铜器，悉数交发给宝泉局，用以熔化铸造钱币，其中包括大量的商周青铜名器和各式铜炉。

咸丰铸钱：咸丰年间，清王朝要镇压太平天国，又要对付英法联军，财源枯竭，大量发行钱币，造成通货膨胀。咸丰皇帝无奈将宫廷保存和使用的各类铜器，包括皇室藏品中的上古青铜器、各类铜炉、建筑上的铜构件都拿出来铸钱。

八年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中国大肆搜罗铜器物件，熔化铸造枪炮。北京大慧寺后殿18米高的大铜佛被侵华日军盗毁，如今所存者为木胎沥粉塑像，即其一例。

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时期，战争所需大量铜作为兵工材料，民间组织收集旧铜，其中自然不乏上好的铜炉。

全民炼钢：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民吹响集结号，收集“古旧无用”之铜器，纷纷垒砌炉灶“冶炼”铜铁。

文化革命：1966年～1976年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古旧铜炉以“封建迷信”四旧之物的罪名，纷纷被运往各地冶炼场销毁。

劫难之余，明宣德炉已经一件难求，早于宣德455年的北宋铜炉，哪怕自许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听闻、也不曾见识，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余音袅袅余韵绵长

2012年3月18日子夜，在我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铜器鉴赏专家见面将近10个小时之后，心涛还在澎湃，久久不能入眠，想着想着，不禁莞尔。这些日子以来，我在做些什么？又在坚持些什么？让无聊又无奈的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却又荒唐。

我在做一件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有机会做的傻事。我要让大家相信一件没有人看见过的东西确实曾经存在，包括这方面的专家。为了要证明这件不可能存在的存在，甚至要推翻白纸黑字的正史记载。

翻箱倒箧，博引旁征；百般的折磨，不变的心态；一路跌跌撞撞，走得孤独，却能自得其乐。文物收藏的趣味，难怪会让人入魔。小小的一尊铜炉，是真物，是赝品？是古件，是新造？在我心目之中，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地重要了。重要的是：一颗认真求“真”幼稚的心。我还是想多听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我敬重专业，我更敬重证据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