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化的“大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哲学相联系，强调一种全面、系统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探究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一种新方法、新历史观。它不仅是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理念，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以考古文物的解读为基础，在展览中构筑文明发展、文化交流的宏大历史叙事，成为当代博物馆展览策划的主流思维。博物馆展览如“汉字中国”特展等，以考古文物为基础构建大历史，以“融贯性”“综合性”“开放性”“情节性”构筑认知框架，力图在实证之上，将叙事主题、情节和叙述方式整合为融贯的故事。
关键词:大历史观;博物馆;考古文物;阐释
一、“大历史观”下博物馆考古文物的认知框架
20世纪末，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首次提出了“大历史”(big history)理论，将对历史的综合、跨学科、整体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尝试利用跨学科的长时段思维形成一种连续的、整体的历史学认知模式
[1] 。之后，这一理念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发展、完善，并在不同的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特色。在中国，大历史观更多地与唯物主义哲学相联系，成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化的大历史观强调的不仅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大”，而且是一种全面、系统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一种新方法、新历史观”[2] 。这一思维模式，也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积极推动各项事业建设，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 。
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已不可逆转的今天，“大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理念，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即在大历史观的思维理念下，培养用更加综合、全面、开放的思维来分析新情势、新事件的能力，以把握历史的本质，顺势而为，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相对于学校的书本教育，以考古文物为主要收藏、研究、展示对象的中国博物馆在大历史教育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以历史考古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博物馆与进步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协同发展、并肩同行，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起更加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播使命。纵观中国考古学及博物馆事业近十年来的蓬勃发展，受到考古学深刻影响的文化历史类展览策划，正在经历从历史现象阐释到文化价值重构的重大变革。以解读考古文物为基础，在展览中构筑文明发展、文化交流的宏大历史叙事，成为当代博物馆展览策划的主流思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博物馆以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综合研究为基础，综合各种陈列手段所构筑的多元体验空间，有能力为观众更生动、翔实地构筑“大历史”的认知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大叙事的融贯性(consistency)
在2022年8月国际博协公布的博物馆新定义中,博物馆被认为是“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机构，而“物质遗产”本身就包含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两个大类:“自然遗产”指地球演化过程中重要的地质过程、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等;“文化遗产”则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涵盖了人类起源、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具有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史等社会科学及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价值的遗物。博物馆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收藏和研究使其能够在历史讲述上融贯更广阔的时空一人类、生命、地球的起源和发展都能够依靠博物馆的藏品加以整体阐释和展示。这也是“大历史”教育理念的核心所在。
(二)多学科阐释的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 )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英等国兴起的新考古学运动“要求在考古学里引人更为精密的生态学和进化论方法，采纳演绎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建立科学的理论方法体系，以求使考古学从历史学的记叙性转向社会科学的规律性总结”[4] ，强调结合生态学、民族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的方法，通过综合研究“来了解物质文化是怎样从其有机系统的位置上过渡到考古学位置上去的”[5] 。20世纪90年代之后，多学科的研究手段逐渐运用到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随着人类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多元，这为博物馆通过对考古文物的多维度解读来展现物质遗产背后的历史脉络、社会图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历史场景构筑的情节性(storyplot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历史”研究和教育所强调的长时段融贯性和多学科研究的综合性是其优势所在，却也受到一些诟病。有学者认为，过分强调从大范围的时间和空间来看待历史，过分强调规律性的总结，容易丧失细节、特性与内容，使历史叙事显得干瘪，终将一无所获[6] 。博物馆却可以从具体的考古遗存入手，从细微之处展开解读，将具体的文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节点相结合。“窥一斑而知全豹”正是以考古文物为基础进行阐释的优势所在。
(四)观点表达的开放性(openness)
以长时段、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基础，“大历史”将人类置于多个不同的宏大背景中，让人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认识自身的位置，并希望通过考察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为人类的未来之路提供借鉴。这其实与现代考古学将“研究文化的进程”、力求了解历史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作为终极目标的理念不谋而合，即不强调结论的唯一性，鼓励多元的解释。这实际上也是现代博物馆阐释的宗旨:以文物为基础展开展览叙事，引导人们进入对历史现象和社会发展本质性问题的探讨，展开对生存世界的理解，由此，历史遗产也将获得更广泛、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帮助人们通过探索过去来反思现实、展望未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提供的基本信息框架，映射在每个人身上，则会激发出不同的思想火花。
综上所述，博物馆展览中以考古文物为基础的大历史构建，以融贯性、综合性、情节性、开放性构筑认知框架，力图在实证之上，将叙事主题、情节和叙述方式整合融贯为故事。同时，博物馆的空间叙事手段，即文物本身的展示、器物的组合、图文展示、多媒体辅助设施等，可以将从考古文物中抽象出的展览主题和叙事脉络与陈列设计充分结合，根据展览内容规划展览空间、参观动线、照系、氛围营造、外延设计等，帮助观众深层次地理解宏大叙事背后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文化内涵。而在具体的策展实践中，如何将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微观的历史叙事相结合?如何将碎片化的考古历史信息与跨学科的知识体系融合重构?如何将对文物的细节阐释与高度概括抽象的展览主题相结合?由国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成都博物馆策划实施的“汉字中国一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简称“‘汉字中国’特展”)或许能够提供借鉴。
二、从观念到形态:“汉字中国”特展的叙事模式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博物馆中以文字、文献为主题的展览并不罕见:或从文字史的角度切入，普及性地讲述汉字本身的发展历程;或从重要的考古发现入手，专题性地讲述古代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或通过区域内出土带字文物，讲述地方史，揭示地方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这些展览均从某一领域或某一特定的时空区域解读了文字发展的面貌，其解读方式虽不乏学术含量或知识含量，但囿于古文字本身强烈的专题性和文献资料的晦涩难懂，难免曲高和寡，难以调动“非专业”观众的观展情绪。如何突破这种困境，以一个全新的、更易被观众所理解的角度来诠释汉字的文化内涵?这是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策展团队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以汉字说文明”的叙事框架
如果要突破以文字学解读为主导的展览阐释模式，就需要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待汉字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在世界独立起源的古老文字体系中，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汉字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如何?汉字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对于中国人而言，汉字是否仅仅是一种书写符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展览解题的关键。幸运的是，现代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完整勾勒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亦能够呈现汉字起源、发展、成熟与文明之间的深刻联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汉字的发展特征正是中华文明发展面貌的缩影。在这个思路下，对汉字的历史性、叙事性解读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学阐释，成为整个展览策划的基础。最终，策展团队拟定了“以汉字说明文明”的主题思路，即以“源”“远”“流”“长”四字构建讲述脉络，见字剖意，讲述汉字与中华文明相生相发、相互成就的历史进程:古人萃图成字，焕文明之光，是为“源”;文以载道，汇融天下，成统一之基，是为“远”;中华文明之流，载于汉字，福泽广布，是为“流”;文脉绵延，承民族之志，历久弥新，是为“长”。
(二)多重属性解构汉字文明密码
在中华文明的广阔视野下搭建展览框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将文字仅仅作为语言符号看待。汉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多学科的多重解读成为展览深化的基础。例如，展览在“源:萃图成字礼序乾坤”部分，以考古研究为基础、展示先秦时期汉字与中华文明同步起源、同步发展的历程，同时又综合文献学、人类学、宗教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解读了文字在早期中国信仰体系构筑中的重要作用:长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不仅仅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源头，也体现了远古先民的精神世界;甲骨文不仅仅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更是商王贵族与神灵、祖先沟通的工具，早期国家的精神凝聚力由此构建;西周时期更为成熟的金文，是国家礼制的具体体现。展览中“远:文以载道汇融天下”部分，以汉唐大一统背景下文字统一、汉字的隶变为切入点，以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为基础，阐释了汉字对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重要作用。在“流:普润万物汗万方”部分、展览的解读则围绕科技史和对外交流史展开，汉字的发展推动了书写载体的革新。汉唐之际，四大发明居其二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发展成熟，出土于全国各地及丝绸之路上的纸质文物、手写本、雕版、印刷品等，见证了汉字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动下与外部文明展开的广阔对话。
(三)微观历史情节推动展览叙事
同时，如前文所说，任何缺乏情节的故事都不可能成为一种阐释。作为展览中的大历史叙事，亦离不开微观的情节设置。策展团队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节点的重点文物为基础，从细节入手，以点带面，勾勒出文明发展图景。例如，在展览序厅，以长江黄河为背景的“时空隧道”尽头的独立柜中，是展览第一件重磅文物--距今:8000年的舞阳贾湖刻符龟甲。展柜旁配有专门的图文展板，对贾湖遗址的整体面貌、遗址内发现的刻画符号的情况及其与殷墟甲骨文的关系等进行详细介绍，而展柜背后是逐渐聚拢的星光和贾湖遗址出土十七例刻画符号的动态投影，寓意着文明初兴，智识萌发，文字的起源凝聚着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思想,由此揭开展览序幕，调动观众的观展情绪(图1、图2)。再如，展览中提到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重要意义,以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为中心展品。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随即下诏要求“书同文、车同轨”。
铜诏版上的诏书即用秦小篆写成，内容是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由此通过实物向观众表明:统一的文字是国家统一政令有效传达实施的前提和保障，也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
(四)空间中的情感与观念表达
虽然展览的整体思路是以考古实证为基，通过综合性的文物解读为观众沟通汉字背后的文明图景，但策展团队也注意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历史遗产，汉字本身是仍在使用的、活在人们身边的文化遗产，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汉字之“长”，不仅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体系，更在于其取于天地的点画形质、肇于自然的横竖撇捺，以及历史长河中出现的众多尺牍文书，忠实地展现和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对此，每位观众都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展览最后一个部分“长:华夏之魂芳华永驻”并没有在笔墨上多加诠释，而是在空间中营造出被称为文人心灵栖所的书房意境(图3)，众多璀璨的书法艺术作品如辛弃疾《去国帖》、黄庭坚楷书《狄梁公碑》册、赵孟頫临《兰亭序》、祝允明草书《岳阳楼记》、周天球行书《陋室铭》等点缀其中。中国文人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心灵意象在展览空间中徐徐展开，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和感悟空间。
由此，“汉字中国”特展从宏大历史叙事的概念构建开始，通过对文物多层次综合 解读实现内容深化，借由重点展品推动展览情节发展，最后通过场景的氛围营造将展览情绪推至高潮，并为观众留下思考和想象空间，构建展览认知框架。整个展览汇聚了全国40家文博单位的220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达70%，从不同的层面完整解读了汉字与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谓博物馆大历史叙事的典型案例。
三、小结与讨论
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不断崛起，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内驱力。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需要有一个相匹配的文化体系。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深入探究，不仅是理解过去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基础，更是与世界文明展开广泛对话的立足点。在这一背景下，考古文博从业人员必然比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积极地承担起文化复兴的社会责任，充分将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与博物馆的空间叙事相结合，践行“大历史”的公众教育理念。近年来，除“汉字中国”外，国家博物馆“和合共生一故官，国博藏文物联展”、上海博物馆“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湖南博物院“根，魂一中华文明物语”特展等，亦是利用考古文物进行大历史叙事的探索实践。以目前的实践为基础，笔者认为，要切实构建有效的大历史展览阐释，除前文所提出的认知框架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应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冲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与其他学科之间开展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使更多元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大历史叙事奠定必要的科学基础[7] 。
二是博物馆展览是在特定的空间中所进行的以实物为核心的信息阐释和传播，这也是博物馆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书本教育的根本所在。因此，必须重视博物馆陈列手段的综合运用，以更加生动、活泼和富有感染力的情境，为观众构筑开放式、互动式的交流、学习平台，让博物馆的知识体系内化为个体自身的认知。
三是博物馆观众对考古文物阐释概念与主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博物馆策展团队应在了解观众诉求的基础上，找准展览的切入点，通过适当的大众化传播手段，消除非专业观众理解学术信息的障碍，提高文物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才能最终构建有效的大历史叙事框架。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量丰富多样的重磅考古文物构成了“何以中国”“汉字中国”等大历史展览叙事的重要基础，但大历史之“大”本身并不以文物的数量或质量取胜。根据展览的不同主题、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在框架搭建和文物解读上巧妙构思，将大历史观的阐释方式渗透到展陈微场景的构筑中去，配合相应的陈列手段，呈现多样化的大历史展览叙事模式。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的策展工作中长期思考、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CHRISTIAN D. What's the Use of ‘Big History’[J].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3,2014(1).
[2]孙乐强.从唯物史观到大历史观:历史自信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22(11):1-14.
[3]王跃，习近平整体性历史观研究[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21.
[4]陈淳.考古学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9.
[5]陈淳，考古学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19.
[6]张小忠，长时段、历史解释与大历史叙事-一以《时间地图》为中心[J]、天津社会科学，2018(6):146-151.
[7]李林，解构与重建;历史类博物馆展陈中考古文物信息的跨学科解读[J].东南文化，2021(1):161-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