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手工业作坊区是做什么的？

汉长安城的西北一隅，历年来发现了不少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从而成为一个手工业作坊的聚集区。

一　考古发现与研究

汉长安城西北部手工业作坊区内共发现制陶、铸铁和铸钱三类遗址。铸钱遗址位于相家巷村附近，陈直曾到现场考察，并定其为锺官署[1]。1956年初，俞伟超、赵学谦对该遗址及六村堡制陶（俑）遗址等做了调查，也认为相家巷铸钱遗址是锺官所在[2]。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王仲殊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汉长安城做了综合研究，认为东、西市位于城内横门大街的东西两侧[3]，将城内西北部推定为西市。1980年与1985年又有研究者对制陶（俑）遗址进行了调查[4]。1985~1986年，考古勘探发现东、西二市四周均有夯土墙，其中东市东西约780、南北650~700米，西市东西约550、南北420~480米[5]。

1987年开始在这一区域做发掘工作，于六村堡村东北清理1座陶窑（Y1），出土塑衣俑、裸体俑、动物俑等[6]；1990年，在相家巷村南清理21座专门烧造裸体俑的窑址（Y2~Y22）[7]；1991年，在六村堡村东南和相家巷村西南清理5座陶窑（Y23~Y27）和1个灰坑，出土建筑材料、生活器皿和陶俑（塑衣俑、塑衣无臂俑、裸体俑），发掘者认为是民营的私窑[8]。1998年，在六村堡村东清理6座陶窑（Y43~Y48），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板瓦[9]。

铸铁遗址的发掘同时进行。1990年，在相家巷村南（第一地点）清理3个废料堆积坑，出土大量叠铸陶范和铁块、铁渣等[10]；1992年，在相距不远的第二地点清理烘范窑3座（Y28~Y30）、炼炉1座和废料堆积坑5个，出土遗物也以叠铸陶范为主[11]；1996年又于第一地点清理烘范窑1座（Y42）[12]。

铸钱遗址做过两次试掘，一次是1992年在相家巷村东[13]，一次是1997年在相家巷村东北。试掘出土大量陶钱范，但相关作坊遗迹尚未发现。

总之，在手工业作坊区内，制陶遗址分布在西部和中北部，共发掘33座，以烧造陶俑、陶动物为主，有的制作建材和器皿；铸铁遗址分布在中南部，包括1座炼炉、4座烘范窑和8个废料堆积坑；铸钱遗址分布在东北部，只发现钱范等遗物（图一）[14]。

图一　汉长安城西北部手工业作坊遗址分布示意图

笔者认为，汉长安城西北部是专设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不具备设市（西市）的条件[15]。白云翔在全面梳理汉长安城手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对西北部为西市的看法提出了质疑[16]；何岁利也认为西市遗址还有待于探寻[17]。

二　手工业作坊区的性质

上述制陶作坊可能归少府属官东园匠管理，其产品专供以帝、后为主的皇室使用，并用以赏赐诸侯王和列侯；铸铁、铸钱作坊不排除是经过统一规划、专门为皇室生产陵墓用品的可能性[18]。

毋庸置疑，制陶作坊生产的各种陶俑是用于随葬陵墓的（图二）[19]，其烧造的陶器同样可以作为丧葬用品使用，陵墓随葬器物中最常见的就是陶器。

图二　汉长安城窑址与西汉帝王陵墓出土裸体陶俑

1.汉长安城西北部窑址男俑（Y6:1）　2.汉景帝阳陵东侧陪葬坑女俑　3.河南商丘永城柿园汉墓女俑（SM1:767）　4.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女俑（EK7:7）　5.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女俑

铸铁作坊的产品，包括圆形轴套、六角承、车軎、圆环、带扣、马衔、齿轮、镇、权等，也见于西汉帝王陵墓。帝王陵墓流行随葬实用或模型车马，车马器出土数量较多，此外亦可见到其他器物，如汉文帝霸陵陪葬坑出土有齿轮，汉景帝阳陵南区陪葬坑出土有铁权等[20]。因此，此处的铸铁作坊也可能归东园匠管理。有研究者认为，该遗址出土陶齿轮范上的“东三”铭与山西夏县禹王城汉代铸铁遗址所见“东三”铭（图三）[21]是河东郡铁官第三号作坊的省称[22]。现在从这一区域手工业生产的整体情况看，陶齿轮范上的“东三”应是“东园匠”第三号作坊的省称。

图三　“东三”陶范铭文

1.汉长安城西北部铸铁遗址陶齿轮范阳文“东三”（92CHT2Y30:16）　2.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陶铲范阴文“东三”　3.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釜、碗类容器陶范阴文“东三五升”

既然制陶、铸铁作坊隶属于少府属官东园匠，都制作随葬器物，那么与制陶、铸铁作坊同处一个区域的铸钱作坊属于哪个官署？是否也与制作陵墓用品有关？

相家巷铸钱遗址出土了大量陶钱范，都是五铢钱的正面范模（母范）和背面范，部分正面范模在主浇道两侧制有铭文[23]。关于该遗址的所属情况，学界有锺官、六厩[24]和技巧[25]等几种看法。笔者在2018年12月于西安举办的“手工业考古·长安论坛——以秦汉钱币铸造业为中心”上，提出相家巷铸钱遗址应隶属于将作大匠的属官“木工”、此处铸造的钱币用于陵墓随葬的认识。下面对这一认识略做申论。

相家巷出土钱范上的铭文，有“大”字和较多“工”字，为判定铸钱作坊的所属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大”字铭单独制于陶范模主浇道左侧，应具有特别含义。研究者多认为“大”为工匠名，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工匠名常与“工”字相连，组成“工+名”的形式，如“工可”“工野”“工甲”“工申”“工长寿”“工乘山”等，所以单个“大”字当另有指代，很可能是官署“将作大匠”的省称。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砖、板瓦和筒瓦上常见戳印文字“大匠”“大+数字”等，一般认为“大匠”是“将作大匠”的省称，“大”又是“大匠”的省文。陶范模上“大”字也与“工”字同时出现，但“工”字单独制于范模主浇道的右侧（图四）[26]，这样陶范模浇铸成铜铸范后，“大”“工”分处铸范主浇道的右侧和左侧，“大”代表官署“将作大匠”，“工”代表将作大匠的属官“木工”。

图四　相家巷铸钱遗址“大”“工”铭钱范模（97CH西市T4:2）

“工”字铭可分为单字“工”、“工+数字”、“第+数字+工”以及“工+工匠名”四种格式。参考“上林三官”之“锺官”“技巧”分别省称为后一字“官”“巧”的例证，单个“工”字必代表官署名，笔者推断是“木工”的省称。

已发现“工+数字”铭文的有“工一”（图五）、“工二”、“工三”和“工四”，其中“工一”、“工二”和“工三”位于陶范模主浇道左侧，“工四”位于主浇道右侧。参考西安兆伦铸钱遗址出土“官一”“官二”“官三”及高堡子、低堡子、东柏梁村出土“巧一”“巧二”“巧三”陶范模铭文分别代表锺官和技巧的第一至三号作坊，那么“工+数字”铭显示“木工”至少有四个作坊。

图五　“工一”铭钱范模（《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

第三种格式“第+数字+工”，仅见“第二工”，有两种书写格式，一种是三字竖排于陶范模主浇道的左侧，另一种是“工”字在陶范模主浇道的左侧，“第二”在主浇道的右侧。此“工”仍代表官署“木工”，“第二”当为编号，“第二工”可能与“工二”所指相同，也可能另有所指。

第四种格式“工+工匠名”之“工”，或指“工匠”，意为工匠某人；或仍指官署“木工”，意为“木工”所辖作坊中的某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至于铭文中的“申工”、“由工”和“田工”，应解读为“工申”、“工由”（或“工甲”）和“工田”；“申工长寿”意为“工申、长寿”，表示某范模是由名为“申”和“长寿”的两位工匠合作制成，此二人也单独制范，铭文中见有“工申”和“工长寿”。

综上，相家巷铸钱作坊应隶属于省称为“工”的官署，这个官署可推定为将作大匠的属官“木工”。《汉书·百官公卿表》：“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27]据此记载，该铸钱作坊当设于武帝太初元年或以后，这为认识五铢钱的形制变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分期年限。该遗址出土较多纪年陶范模，目前已知最早的是昭帝元凤元年，最晚的是成帝永始三年；宣帝的年号最多，其中一件铭文为“本始二年十月丁未造十月工”[28]，如果这是一件铭文完整的范模，则表明在宣帝本始年间，该作坊仍属“（木）工”。

相家巷铸钱作坊位于长安城中，显然有别于上林苑内的“上林三官”（锺官、技巧、六厩）。这处作坊设立的契机，推测可能与营建茂陵有关，因为茂陵规模巨大，需要随葬大量钱币。帝王陵墓出土的钱币，例如汉景帝阳陵南区陪葬坑出土的“半两”[29]和河北满城陵山1号汉墓后室出土的“五铢”[30]，前者尚未修整、打磨，后者无使用磨损痕迹，它们应出自专门为陵墓制作钱币的作坊。从遗址出土的纪年范模看，铸钱活动在宣帝时达到鼎盛。葬于宣帝时的海昏侯刘贺，墓中随葬有200万枚五铢钱，可见帝王丧葬用币数量之大。铸钱作坊的盛衰，也与帝陵随葬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汉书·成帝纪》：“乙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31]元帝葬，不用车马禽兽等物，减少的陵墓随葬器物应包括钱币一项。相家巷铸钱作坊到元帝、成帝时渐趋衰落，哀帝、平帝时可能仍用旧铸范延续生产。

一般认为，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是在武帝元鼎四年。西安兆伦铸钱作坊属锺官，一直沿用到新莽时期；汉长安城以西高堡子、低堡子、东柏梁村出土带“巧”字铭的陶范模，说明这一带是武帝太初元年营造建章宫之前的“技巧”铸钱作坊所在[32]。建章宫营建后，“技巧”作坊应就近移往他处，因该铸钱遗址分布范围很广，包括北沙口村等地，加之建章宫遗址的范围尚未厘清，所以“技巧”作坊移往何处，尚难确定。至于相家巷铸钱遗址存在个别“巧”字铭砖和陶范模，建章宫遗址区或出土有相家巷铸钱遗址常见的“工”“可”铭陶范模[33]，应是这两处铸钱作坊相距较近，工匠或陶范模在作坊间流动所致。这种范模或铸范在异地间流动、使用的情况，也见于西汉地方铁官，例如在属于鲁国的薛城内出土了远在百公里外山阳郡（“山阳二”铭文）的铸范[34]。因此，在某作坊发现相距较近或很远的同类作坊的范模、铸范或其他物品，实在情理之中。

三　小结

总之，汉长安城雍门大街以北、横门大街以西的西北一隅，是专为制作陵墓用品而设的手工业作坊区，其西部、中北部的制陶作坊与中南部的铸铁作坊连成一片，隶属于少府属官东园匠，东北部的铸钱作坊隶属于将作大匠的属官木工。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35]，“东园秘器”“东园温明”等高等级葬具，都应在东园匠所辖作坊内制作。将作大匠与陵墓修造亦关系密切，“《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36]。特别是将作大匠的属官东园主章，“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37]，说明少府属官东园匠与将作大匠属官东园主章（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木工）不仅都参与帝王陵墓的营建，而且之间还存在合作关系。这可能也是两官署皆名“东园”，其所辖作坊位于同一区域的原因所在。

顺便提及，汉长安城遗址出土板瓦、筒瓦上有一类“工”字铭戳印，主要格式是“工+数字”，此“工”不排除也是将作大匠属官“木工”简称的可能性。这些制陶作坊生产的砖瓦，除了用于陵墓建筑，同样可以用到城市建筑上，因为将作大匠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掌治宫室第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