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果博物馆转化传播的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综合性博物馆，遗址类博物馆愈发重视并期望促成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展陈，转化与传播；与此同时，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亦亟须通过多元化的平台及创新的方式加以宣传与推广，二者在此点不谋而合，彼此相宜。故宫考古研究所作为2013年成立的博物馆内设机构，在考古成果转化传播方面持续尝试，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实践与探索。本文将以故宫考古为例，梳理并探讨考古成果转化传播的相关案例，揭示故宫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陈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并进一步提出对当前考古成果进行博物馆转化与公众传播的若干认识。
一、故宫博物院内设考古机构的学理支撑

1925年10月10日，在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建筑及其皇家收藏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如今，故宫博物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作为故宫博物院首要文化遗产的紫禁城明清建筑群，更是拥有600余年的历史。故宫考古研究所成立于2013年，仅有十余年的历史，却是多方努力的结果。

如同诸多西方博物馆一样，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来，即把藏品的收藏与研究视为第一要务。作为金石学家的第二任院长马衡，一直对考古活动兴趣斐然，还曾经于1930年主持河北易县燕下都考古发掘。[1]孙瀛洲，陈万里，耿宝昌，杨伯达，杜松，余辉等先生，也在陶瓷，玉器，青铜，书画等门类的鉴定与研究中，充分借鉴考古类型学等研究方法，参考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借此探索出一套研究各自领域的新方法。

然而，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来，一直未设立专门的考古机构。随着故宫日常保护工程和基础设施的维修改造等工程的增加，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日益需要专门的机构开展相关专业工作。2013年，故宫考古研究所应运而生。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近90年来，首次内设考古研究机构。2014年2月，国家文物局授予故宫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

故宫考古的基本宗旨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与特点的宏观课题下，致力于与宫廷相关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利用故宫自身优势，开展古陶瓷，玉器，铜器，建筑，美术，宗教等方面的考古研究。"[2]因此，故宫考古研究所从成立之初，即借助故宫博物院的优质平台，开展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并以对故宫学术发展做出贡献为使命担当。

在故宫考古研究所成立之初，时任所长李季先生曾指出三点要义：其一，中国博物馆与考古学是"密不可分"，相互滋养的关系；其二，考古学手段在故宫文物藏品研究中"不可或缺"；其三，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对于研究故宫地上建筑及地下营建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3]。这三点要义，不仅是对中国博物馆历史及其与考古学科发展关系的回顾和探讨，而且明确了故宫考古的研究方法，及其学术成果对故宫博物院学术发展的功用和意义，也为日后故宫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的博物馆转化和传播提供了学理支撑。

成立以来，故宫考古研究所以院内考古(紫禁城考古)，院外考古(国家重大项目)和国外考古("一带一路"考古)为主要工作范畴。同时，对紫禁城考古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进行总结和思考，逐步摸索出“最小干预，微创发掘，见面即停，拼缀复原”[4]这一紫禁城考古的理念，方法与手段。在此基础之上，伴随紫禁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同步思考和尝试如何开展博物馆转化和传播，即充分借助故宫博物院的平台和资源，更加直观，丰富，恰当地向公众展示和传播考古发掘成果。

(一)公共考古学理念下的考古成果转化实践

考古成果转化传播与近年来兴起的"公共考古学"理念不谋而合。"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这一概念于1972年由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吉姆西(Chaa McGimsey)在同名出版著作中提出，并逐渐流行开来。同样，"中国的公众考古是性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出现而渐次发生的"[5]。故宫考古成果的博物馆转化也是在此环境做出的主动，积极的尝试。近年来，随着故宫考古田野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公共考古领域，故宫考古研究所尝试了开展遗址遗迹现场展示，开办考古成果专题展览制作与展示数字VR影片，举办会议讲座，参与央视考古公开课等不同形式的考古官传活动。

1. 遗址遗迹的现场展示

2015—2017年，故宫考古研究所开展慈宁宫花园东院考古发掘(图1)，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70平方米。相关工作人员边发掘，边展示，将考古现场做出木栈道，现场展示牌，说明牌等，让公众走进考古现场，共同来认识紫禁城宫殿的地下建筑基础。那是公众首次真切地观察到紫禁城地下磉墩建筑结构，为认识明清皇家建筑营建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不失为一次良好的成果转化和公众教育宣传尝试。

2020年冬，院内进行基础建设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清代造办处旧址地基下的清代条石，继而由故宫考古研究所申报开展考古发掘。近五年来，发掘清理工作揭示出具有元明清三代典型特征的建筑基础，为进一步探讨紫禁城皇家建筑规制，构造和工艺信息提供了资料。此前发掘的可呈现元明清"三叠层"完整地层序列信息的隆宗门西侧造址已被回填，因此，这次已经揭露和发现元明清三代遗迹的造办处遗址，其展示和研究更显珍贵，迫切。造办处旧址日常属于半开放状态，发掘的同时，有相关专业人员来行学术交流或公众来参与志愿服务，研学活动，为考古成果的"活化"提供了新的方案和学术资源。该遗址或将进一步为此前热议的元大内中轴线问题以及紫禁城建筑历史测变提供新的线索与资料。遗址地处紫禁城内，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又有如此富的历史内涵与遗址现象，如何将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向公众展示与传播，这向考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考古成果展览

(1)合作展览

从2015年至今，故宫博物院已联合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举办了数个明代御窑瓷器对比展和考古新成果展，在推广考古成果和普及馆藏御窑瓷器方面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2013年故宫考古发现的南大库瓷器埋藏坑，发掘整理以后可以补充文献材料，阐释清宫瓷器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废弃的完整链条。2022年，由国家文物局指导，故宫博物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29家博物馆举办的"何以中国"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展出，亦引起很大反响，学界掀起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2023年9月28日在神武门开展的"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是国家文物局主办，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承办的展览，意在向公众展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外联合考古的相关成果，展示了考古成果跨单位，跨文化的转化传播。

(2)独立策展

2020年，由故宫博物院考古部策展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图片展)在故宫博物院永寿宫举行。展出的是中乌联合考古队2015-2018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精品90件(套)。中乌两国多年来联合考古的阶段性成果为该展览打下了学术基础。这个展览"不仅深层解构了中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更是践行'一带一路'国家政策中文化先行的重要举措"。[6]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考古机构以来，由故宫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第一个专题考古成果展，体现了故宫考古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考古","积极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自觉担当"[7]。经过筹展组的精心策划与设计，原本要向观众呈现的是金灿灿的带扣，饰件，金管，金环，金钉，各种颈部串饰，以及陶罐，陶豆等。

然而，由于疫情，外方文物不能到展厅来，只能改以文物图片的形式布展并陈列。虽然是图片展，但是展台，展柜，展板，灯光一应俱全，只是原本应该摆上文物的位置，现在以图片替换。拍摄文物图片时，策展团队更是精心设计布光，使之出现明暗对比，肉眼看上去非常立体。当时有媒体报道称"一个不得已的"二次元'文物展，是考古人走心的执着"。为扩大展览宣传范围，故宫考古研究所联合数字与信息部，在故宫博物院官网上配套推出本次展览的360全景数字展。观众足不出户，只需要动动手指，便可以在虚拟故宫数字展中从永寿宫门口进入，走向展厅的各个角落，不仅能绕到文物侧面看看"二次元"的真面目，还可以点击文物，欣赏高清大图。疫情使得线下观展受到很大影响，却推动了博物馆数字展的发展。数字展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高科技的使用，让足不出户看展览充满了"现场感"，甚至在清晰度和信息量上比在现场更胜一筹。这次别出心裁的创意，意外收获了大家对于"二次元"文物展的新体验与新讨论，也是一次考古成果博物馆化+数字化的新颖尝试，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考古部即将推出"清宝造办处旧址考古出土成果展"(暂定名)，将故宫考古最新成果及时向观众展示，宣传以满足社会公众的期待。

(3)出土文物外借参展

2023年以来，故宫清代造办处旧址出土的元代琉璃建筑构件，分别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相关展览中展示。这同样是故宫考古发掘成果多渠道多平台的宣传，转化和传播尝试。

3.数字化展示

故宫考古研究所和数字与信息部长期合作，采集发掘现场素材，制作了《紫禁城·天子的宫殿——地下寻真》等VR短片。通过数字化手段，三维立体式地采集考古发掘现场的信息，并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身临其境地看到一个虚拟地下宫殿的概况以及营建的材料和工序。这个宣传片被"典赞。2019科普中国"评为"2019年十大网络科普作品"。

2020年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不仅制作了配套的数字展览，考古部同仁还参与了媒体拍摄的《丝路微记录》系列短片，以展现该展览背后的精彩故事。由此，观众对文物展品的了解得到延伸，得以感受文物出土背后的丰富故事，考古与文化传播的效力也进一步增强。

其他转化方式案例，如：在"太和论坛"中设分会场，深入讨论交流紫禁城考古工作与相关研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举办故宫考古名家系列讲座，让观众共同参与知识普及与学习讨论；故宫考古研究所徐海峰所长等参加中央电视台《考古公开课》等栏目，向广大考古文物爱好者宣传介绍故宫考古的进展与收获。

(二)考古成果转化实践中所呈现的效应与问题

以往考古成果转化展示和传播的尝试，从效果来看，一方面，借助考古文物类展览，观众的热情和故宫博物院自身的热度都有了提升；另一方面，借助故宫博物院的展示空间，考古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也得以展示，人们展示宣传文物故事，深入阐释中华文明， 实现了考古发掘成果的"活化利用"。由此充分体现，考古发掘研究与成果展示传播，二者是合作与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

与此同时，亦发现一些有待思考与提升的方面，例如：

第一，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推广较为滞后，难以及时回应和满足公众关切。故宫博物院作为遗址类博物馆，囿于紫禁城这个特殊的环境，考古发掘面积，展示传播的实效性等均受到一定限制。

第二，考古成果转化陈列和推广的手段有待创新，需要多元化。目前的陈列展示方式，仍停留于展厅，展柜，展板等，公众基本是被动接受，难以实现互动交流，沉浸式体验。

第三，宣传内容较为基础，普及范围窄，专业深度不足。在公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文化氛围和认知背景下，现有的宣传推广活动尚不能充分满足公众对深度参与的渴望。

第四，考古现场遗迹展示比例较少。如东城墙根配合基建工程发掘的一处电缆坑，考古人员在一两平方米的空间中向下发掘，找到了明代永乐年间肇建紫禁城时的基址，可以看到，紫禁城的当前地平与明代相比已抬高七八十厘米。这类遗址遗迹现象包含的历史信息极有意义，实证紫禁城在600年里，地平面并非保持一致，而是逐渐抬升，这也是公众比较关注和期望获得的知识。又如上文提及的实证元明清"三叠层"的隆宗门西侧发掘工地，在完成发掘，绘图，信息提取之后，因其在开放参观路线上，多数考古发掘遗址遗迹必须及时回填。种种限制，使得考古发掘成果难以及时，全面，长期地呈现，不利于元明清考古，历史与文化的多元化，系统化深度阐释。

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故宫做考古发掘，需要"维护其宫廷建筑整体历史风貌，保持其庭院肌理完整格局，保护其不同类型建筑的原状",这是故官考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8]。考古成果在故宫博物院内外的转化与传播，要兼顾故宫博物院保护，利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平台优势以及故宫考古的学术宗旨。在做好发掘，保护，研究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应从多个层面思考和探索，及时共享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以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笔者认为，故宫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化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考古成果在博物馆转化传播相互增益，又恰逢其时，应充分把握当前的良好机遇。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篇贺信深刻阐释了考古工作和考古成果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意义所在。考古成果在博物馆的展陈，转化及传播，可以为博物馆提供最直接，最深厚的物质基础和学术支撑，从而积极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以考古学的思路和语言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与国际交往。也应该认识到，博物馆只有充分依据和吸纳考古成果，才能让自己对文化脉络的诠释要有历史价值。同时，"博物馆是仅次于考古所，掌握了第一手考古教育资源的机构，因此以博物馆为教育平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也是将形象，科学，准确的考古知识有效地传播给每一位参与者的重要途径"[9]。

其二，强化考古人做好考古成果转化的主观意识，增强传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故宫考古近年来不断积累考古发掘资料与研究成果。随着公共考古的兴起及其对考古学科以及博物馆平台提出的期望，未来，考古人应从主观意愿以及个人学术研究水平等多方面进行提升，让考古成果更及时，更形象，更深入地走进公众视野。发掘研究成果展示方式也应当更加灵活多样，让博物馆以考古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作为学术体系的坚实支撑，让文物活起来，让博物馆成为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其三，进一步探索在以明清两代皇宫建筑为基础的博物馆中，如何做好考古遗址遗迹的发掘，展示，保护，阐释与研究工作，为考古成果推广奠定丰厚，坚实的专业基础，提升考古资料整理水平和向社会刊布的速度。从田野发掘，室内资料整理到阶段性成果和考古报告的编写，考古人可以利用新闻报道，展览展示，成果发布会，讲座研讨会，出版科普类书籍等形式回应社会关切，让公众能够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实文化滋养，增强保护意识[10]，完善参与体验。

其四，持续推进对故宫博物院与故宫考古，中国博物馆与考古学关系的学理性思考，同时探索考古成果在博物馆受众中提升传播广度及转化力度的新方法，新手段。高蒙河教授曾为考古成果的展示提出建议："公众考古展示以向公众展示传播考古成果为特征，通过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沉浸性等手段，讲述考古故事，普及考古知识，传播考古思想。"[11]当前，要充分利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向公众推出活泼，生动，形象的传播与展陈内容，开展公共考古研学活动，开发考古元素文化创意产品；充分利用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展示，公众教育，数字信息技术等优势资源和平台，开展跨学科，跨部门，可持续性，系统性的公共考古传播。

正如苏秉琦先生所倡导的，"考古是人民的事业"[12]，要努力推动"考古学的大众化"[13]。考古成果在博物馆中转化传播是考古大众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考古成果与博馆转化传播是相互支撑，彼此增益的关系。"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14]在考古成果进行博物馆转化的过程中，考古人是重要的文化阐释和传播者，决定了考古成果由物到文化脉络再到思想内涵的深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做好考古成果的博物馆转化，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强化公众文化自信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正当其时，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