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辑刊》 | 高金 柏桦：论明代交结近侍官员律例

《大明律·吏律·职制·交结近侍官员》条规定：“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诸衙门官吏所认定的犯罪主体范围非常广泛，内官人数众多且遍布全国，而近侍的概念含混不清。该律所严防“内外交通，泄露事情，乘机迎合”，乃是“倚托牵引之谓”。由于律文本身有极强的弹性和模糊性，即便是官僚机构的正常分工，也可能会因为皇权的意志而入罪，在政治昏暗时期，更会沦为党争中打击异己的工具。

其一，诸衙门官吏。“官”乃是指在朝廷各机构担任职务、有严格品秩等级的人员，享受朝廷的俸禄；“吏”则是行政辅助人员，所谓“官主行政，吏主事务”。衙门是官府机构的总体称呼，诸衙门官吏则涵盖了所有在官府衙门办事的官和吏。士庶人等如果没有进入官府衙门，从律条字义来看，就应将其排除在外。当然曾经在官府衙门工作过，因冠带闲住、致仕等原因而保留官、吏身份的人，则仍属于诸衙门官吏的范畴。天启三年（1623），仅仅是生员，而号山人的庄士元，“坐交结内官及近侍人员律论死，奉旨依拟”。可见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也不仅仅限于衙门官吏的概念范围，但符合“交结”的规范。“诸衙门官吏”范围极广，“皇亲国戚”虽然不属于律文的衙门官吏范围，但交通攀附皇亲，也可以按“交结”定罪。

皇帝的亲属范围极大，按照五服制度，以父系家族为宗，死为服丧，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次递减，亲者服重，疏者服轻，皇亲的范围也因此清楚。也就是说，皇帝的父母、子女、配偶、后妃、直系血亲（王、公主等），不适用本律，即使有本律文的行为，也不按该律论罪，而是以申斥及贬爵加之。《皇明祖训·法律》云：“凡亲王有过重者，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除谋逆不赦外，其余所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

这里明确了交通皇亲国戚不同于诸衙门官吏，重则谋逆不赦，轻则上裁。就皇子看，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诸王：“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告诫诸王谨记亲亲之义，不许妄窥大位，否则罹于谋反大逆之罪。

皇帝姻亲不属于衙门官吏。皇帝外戚属于姻亲亲属，但依附皇权，名列高位。“婚姻之道，男女之别，实有国有家者之所慎也”。“若聘纳以德，防闲以礼，大义正于宫闱，王化行于邦国，则坤仪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于邪僻既进，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谒蠹其朝政，则风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鉴于历史上的后妃专权、外戚干政，朱元璋对此严加防范，认为：“制之有道，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私爱，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因为“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即便如此，也曾经出现女主主政、外戚牟利，只不过是没有专权干政而已。如果外戚有“交结”的行为，往往也按照“交结”定罪。

其二，内官。明代律学家对此的解释很模糊，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范围扩大化的解释，认为“内官即阉宦”，“各监内臣是也”。另一种则限缩的解释，认为“指各监内臣有名位者”，“内官是有职名者，内使不在内”。《汉语大词典》有5种解释：（1）指国君左右的亲近臣僚；（2）宫中的女官属；（3）宦官，太监；（4）内朝官，对“外朝官”而言；（5）对地方官而言，指在朝廷任职的官员。从朱元璋立法的本意看，应是强调对宦官的监控，内官指明代宦官十二监、四司、八局，共计二十四衙门的宦官。因触犯交结近侍律的宦官，常是有一定身份地位，乃是有名位、有职名者，所以律学家作了限缩解释。又因皇帝信任的转移和飘忽不定，无名位职名的宦官也同样可能掌握机密，与外臣串通作弊，或者依附有名位职名的宦官形成从犯，所以将内官解释为宦官，也是比较合理的。国君亲近的臣僚、内阁、京官也可以解释为近侍，但不是本律内官的范畴。

宦官依附皇权窃弄权柄，是为祸政治的重要势力，朝臣勾结宦官谋利，助长宦官权势，汉唐宦官之祸尤甚，竟有擅自废立皇帝者。朱元璋鉴于历史上的宦官专权，严禁宦官干预政事，敕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认为：“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在谨防宦官的心态下，交结宦官之禁被纳入奸党罪的律文之中，但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又让宦官办理一些政务，也给宦官弄权打下基础。朱元璋早在即位之时，就派宦官前往徐达等将领之处监军、慰劳，宦官汇报诸将所作所为，朱元璋所发敕书中也毫不隐讳。

此后不断派宦官出使外国及办理各项事务。如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戴德以疾卒于京师，朱元璋“遣内使及礼部主事护丧，给明器，还葬盱眙，祭以少牢，仍以布、米给其家”。“置四川纳溪、白渡二盐马司，以常选官为司令，内使为司丞”。“遣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遣内臣赍敕谕乌蒙、乌撒诸酋长”。“内官梁珉以货币往琉球易马，还得马九百八十三匹”。“遣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往谕陕西河州等卫所属番族，令其输马，以茶给之”。凡此都为其后君主使用宦官办理各种事务提供了祖制，在宦官四出、镇守地方的情况下，交结内侍的范围也扩大到各个地方。

其三，近侍。明人解释为：（1）“皆朝夕随从近御之人”。（2）“六科、尚宝等官并仪鸾司官校人等是也”。（3）“内阁、六科、尚宝司等官及锦衣卫指挥千百户并仪銮司官校人等”。（4）“谓六科、尚宝司及锦衣卫、鸿胪寺等衙门之类。人员谓给事中、尚宝司卿丞、锦衣卫指挥千百户及吏典校尉之属”。（5）“近侍人员谓内阁、六科官、尚宝寺卿丞、锦衣卫指挥千百户及吏典校尉之属，皆能先知朝政者”。（6）“近侍人员谓给事中、尚宝等官，鸾仪卫官校之类，如内阁经筵等亲近之臣皆是”。（7）“凡通政司、光禄寺、翰林院、尚宝司、给事中、中书舍人、东宫官，俱系近侍官员”。（8）内翰林院编修、检讨、六科给事中、中书舍人、监察御史俱近侍。

“近侍”从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关系界定，是近御之人，能先知朝政的亲近之臣。以宫省制度为基础，结合“近”的相关释义，对理解交结近侍官员律颇有帮助。《汉语大词典》认为：“近”有距离小、历时短、接近、靠近、亲近、亲密、受宠幸、帝王亲近的人等意。近组成的中性词如“近身”指跟随、靠近身边，紧挨身体，贴身接近某人；“近人”指接触较多、关系密切的人；“近上”是接近君上，接近上层，等级高；“近位”指接近皇帝的大臣；“近署”是与帝王接触密切的官署；“近官”，因其接近帝王，为帝王所亲近，故称朝官；“近臣”指君主左右亲近之臣；“近班”指近臣的行列；“近要”指接近皇帝的重要官职或官员；“近信”是亲近信任；“近密”指接近帝王的官职；“近御”指帝王的亲近侍从；“近狎”指狎近帝王的侍臣；“近卫”指君主的近身侍卫人员；贬义词如“近昵”指帝王所亲近狎昵的人；“近习”指君主宠爱亲信的人；“近幸”犹近倖，指受到帝王宠爱的人；“近珰”皇帝宠信的太监；“近爱”指帝王所亲近宠爱；褒义词如“近弼”接近帝王的辅弼之臣；“近辅”犹近畿，指近臣。

“近侍”所涉及的具体职官部门和人员解释不一，包括翰林院（内阁）、六科、尚宝司、锦衣卫指挥千百户、仪鸾司（鸾仪卫）官校人、鸿胪寺、通政司、光禄寺、中书舍人、东宫官、监察御史等。近侍人员的范围实难界定，只要是亲近、侍奉帝王的侍从之人，都可称为近侍。以至于清代，“原律小注有：如给事中、尚宝等官，奉御使、仪鸾司官校之类。雍正三年（1725）以近侍之中，难以指定名色，因将此数语删去”。小注以删去具体解释的方式，给出了不作解释的“权威的解释”。由此可知律文的概念存在模糊性和扩展性，不能精确界定，则为皇帝临时裁决留下了自由空间。

其四，交结。根据《汉语大词典》解释。“交结”指：（1）往来交际，使彼此关系密切；（2）指勾结；（3）互相连接。以“交”组成的词而言，可以分为褒义、中性、贬义三类。褒义词如交友、交好、交知、交泰、交善、交礼；中性词如交互、交往、交涉、交接、交情、交游、交会、交际、交错、交亲；贬义词如交争、交利、交私、交轧、交忿、交戾、交怨、交援、交媟、交构、交煽、交缔、交谒、交谮、交谲、交关、交党、交竞。律条中的“交结”应指勾结营私，交援结党。在犬牙交错的官僚机构中，同僚互相交往实属必然。“宦官就像蚂蚁一样，爬满了从中央宫廷到地方各重要机构的大大小小山头”。在这种情况下，大小官员与内官的交往不得不然。“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体制中，攀援近侍乃势所必然。大小官员面临着不得不交结内官和近侍的尴尬和隐藏的风险。

按照明代政治体制，内侍与宰执大臣没有直接政务往来关系，无论是内侍还是宰执，只要进行交往，即是非正常的关系，便可目为“交结”。这种理论的设定，在王朝实际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不但容易产生误解，还会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因为“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君主专制政体很容易导致宦官干政，君主对现行政治机构的猜疑和不信任，不但使宦官进入政治领域，而且改变正常的政治运行机制，也使正常的交接与非正常的交结的界限模糊了，“交结”随时可以变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其五，泄露。宫省禁中信息的泄露，类似当今的漏泄、刺探、窃取国家机密。君主宫省制度，不仅重视宫省的护卫，更重视宫省信息的安全。泄露省中语、刺探尚书事是西汉时已有的罪名，罪至处死。“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师古曰：《易》上系之辞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故引之’”。臣不密则失身，指“刺探尚书事”罪，属于外朝行政事务信息安全的防范。“盖汉法漏泄省中语为大罪”，主父偃、京房都是因为此罪被“弃市”的。晋代则从轻，如尚书左丞郗鉴、吏部郎何承天，都是因为“漏泄”而被免官。南朝则有所加重，如南陈中书舍人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诏赐死”；而侍中王固“恒往来禁中，颇宣密旨，事泄，比将伏诛”。

北朝对于泄露，也是采取赐死，如中书舍人韦鸿在天平三年（536），“坐漏泄，赐死于家”。由于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漏泄”仅仅是免官降职，如直中书省韦思道，“漏泄省中语，出为丞相西阁祭酒”；中书侍郎裴泽，“以漏泄免”。隋代也有漏泄罪名，“漏泄省中语，本汉律”，乃是因袭前代，至唐代则明确写入律中。《唐律疏议·职制·漏泄大事》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这种漏泄之事分为大小，并没有将“禁中”“省中”单独列出，故此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定罪与贬官，均由君主钦裁。宋代因之，在处置过程中则很少有死罪，如都军头史珪，在开宝九年（976），“坐漏泄禁中语，出为光州刺史”。三司户部判官王广渊，“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语，出知齐州”。

元代也没有将“禁中”“省中”单列，只是规定：“诸中书机务，有泄其议者，量所泄事，闻奏论罪”。《大明律·吏律·公式·漏泄军情大事》规定：“若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于人者，斩；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琐言》曰：盖近侍官员，亲近朝廷，一切机事，皆得与闻，尤当谨慎，凡外人之得漏泄其事者，多自近侍官员始也”。这里将“漏泄”定为“近侍官员”，还分轻重，而“交结内侍官员”律，则规定“皆斩”。清代因之，以小注的形式注明：“此亦奸党一节，但漏泄较紊乱少轻，故止流而安置其妻、子，不籍没其家产。若止以亲故往来，无夤缘等弊，不用此律。”条例则将“各旗王公所属人员”纳入交结之列。

明代交结近侍官员律，不仅继承了前代的漏泄禁中、省中语的罪名，除了在“漏泄军情大事”条中明确指出“近侍官员”之外，在“交结近侍官员”律中还特别强调“漏泄”的行为，若是“漏泄”与夤缘作弊有关，则是“皆斩”，显然比“漏泄军情大事”处置更加严厉，体现出奸党罪的特点。

黄彰健先生认为：“明代法律实施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洪武、永乐两朝的以榜文为主，律为辅；二是仁、宣、英、景四朝的律为主，现任皇帝所定例为辅；三是宪宗（弘治）以后的例辅律而行”。明代令、诰、祖训、榜文、诏敕、问刑条例、条法事类、则例、事例等，一直与律共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不是如教科书所讲“有律依律，无律依例”的因果关系，何者为先，有许多人为的因素，虽然“人治”特点明显，但也不是无章可循，显示出明代法律多样化的特点。

与交结内侍相关的内容，在《大诰》中有所体现。如韩铎以儒士任吏科给事中，与同僚及吏部尚书起草行取儒士的见行事例，因为六科属于近侍，且为某些人的利益而“朦胧奏启”，所以“法司以交结近侍律处斩，妻子流二千里”。朱元璋并没有同意法司的拟罪，却以“闵初任，释放宁家”。此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则可见“交结近侍官员”律在此时已经是《大明律》中的一条了。从量刑上看，也与律文相同。该案当事人韩铎，时任给事中，法司以“朦胧奏启”为名定罪，符合“符同启奏”的行为。江浦县知县杨立，因为与给事中有面约，拒绝追征胡党李茂实盐货，朱元璋认为：“如此结交近侍，欺罔朝廷”，所以将其“凌迟示众”，与之结交的两名给事中也被问斩。这里的近侍，依然是给事中，则可见科道官在当时也被目为近侍。另外一名县丞，“为进课结交近侍，戴斩罪还职”，虽然没有讲近侍是何人，但从“进课”来看，应该是户部官员，也可见六部也可以认定为内侍。

由地方选拔的官吏，送到京城“掌管亲军文册”，“通同上下，结交近侍，关支月粮，报名赏赐”，有重支、冒支行为，“其罪显然，皆杀身而后已”。此案杀57人。按照朱元璋所说的行为，重支、冒支应该属于“冒支官粮”。按照《大明律·户律·仓库·冒支官粮》规定：“凡管军官吏、总旗、小旗冒支军粮入己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窃盗赃达120两以上，才是绞刑。这里因为是“掌管亲军文册”，造册时有欺上瞒下的行为，属于“夤缘作弊”，又因为有结交近侍行为，所以全部处斩。从所斩之人的身份来看，有在京都督府的军吏，也有在外卫所的军吏，所谓的结交近侍，则是指京都督府的军吏，亦可见内侍的范围很广。

在《皇明祖训》中与交结近侍官员有关的是“内令”中规定：“凡私写文帖于外，写者接者皆斩。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弘治时内阁大学士刘健奏：“上有命令，必传之内侍，内侍传之文书房，文书房传至阁臣等。有陈说亦必宛转如前，达至御前。今圣上若有咨议，乞仍照祖宗旧事，或召臣等面谕，或亲洒宸翰数字封下，或遣太监密传圣意，庶事无漏泄”。这里所说的祖宗旧事，就是朱元璋勒定的制度。朱元璋认为：“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并说“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防患于未然，固然是朱元璋的考虑，但派太监传旨出使，却不能够保证太监不与诸司往来。“今所遣四出者，皆以独任成奸，偏信致乱，手握王章，口衔天宪，摧山裂壑，破家灭门。始犹假虎以怖人，终皆化虎而自恣”。朱元璋所谓的禁止内官不能够干预外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明代皇帝在位期间发布的诏令谕旨，往往有“著为例”的表述，从而成为条例，但前期几位皇帝在《即位诏》中都明令将此前的例予以废除。弘治年间，因为编纂《大明会典》，将前朝与本朝颁布的条例重新厘定，并于弘治十三年（1500）予以颁行，计有279条，名曰《问刑条例》，且称“永为常法”。此后除正德年间颁布的条例大部分废除之外，经过皇帝核准的条例不断增多。万历十三年（1585）将条例附于《大明律》之后，开创了律例合编的新体例。

弘治元年（1488），在“交结近侍官员”下有罢闲官吏一条。“罢闲官吏在京潜住，有擅出入禁门交结的，各门官仔细盘诘，拿送锦衣卫，著实打一百，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所谓的罢闲官吏，是指任职期满被罢免，或等待拨历的人员。曾经在官府衙门工作过，其继任者往往又是子弟或徒弟，所以熟悉衙门内情，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即使身不在官府衙门，往往也能够掌控官府衙门事务。罢闲官吏因没有职事，没有经济来源而干预官事，结揽写发文案，出入禁门交结内官，攀附权势，成为蠹政害民的群体。“官吏在罢闲之后，在外干预各衙门官事，交结承揽写发文案，俱属射利营私，甚而把持官府，使不得自由，而反听其主使，是政之蠧，而民之害”。万历十三年（1585）奏定例：“罢闲官吏在京潜住，有擅出如禁门交结的，烟瘴永远”。由此免去拿赴锦衣卫打一百，也可见律例体系的“例”具有法的效力。

嘉靖二十四年（1545），经礼部题准：“今后郡王、将军、中尉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亦不许有事逼胁，非礼凌辱。违者听亲王及抚按官参奏处治”。此时嘉靖帝严驭诸王，对宗室犯罪毫不手软，对与王府交结的人，都是予以严惩，此条例则可见一斑。

《皇明诏令》收录几通与交结内侍有关敕谕，其中有正统八年（1443）《敕谕内使》，在申明祖制的情况下讲到：“今尔等有不遵法度，与在外各衙门官员私相结交，透漏事情，或历公务营干己私，或徇亲情请求嘱托公事，或借拨军夫役使，以臻所司，那移选法，出入刑名，重劳军民，妨废公道”等诸种行为，采取既往不咎，然后申明“祖宗之法具在，必罪不宥”。天顺三年（1459）《戒谕贵近臣僚敕》讲：“近年以来，公、侯、驸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大臣，及近侍官员中间，多有不遵礼法，公然私交，习以为常，全无忌惮。甚至阿附势要，漏泄事情，因而结构，弊出百端”。

这是在将军石亨与宦官曹吉祥因为复辟有功，逐渐专横跋扈的情况下发布的敕谕，警告说：“今后尔文武大臣，并不许互相往来。给事中、御史，亦不许私谒大臣之家。违者，治以重罪。敢有阿附势要，漏泄事情者，轻则发边远充军，重则处死。锦衣卫指挥，乃亲军近侍，关系尤重，亦不许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一体治罪不宥。其各卫指挥以下，非出征之时，不许辄于公侯之门侍立听候。违者，照铁榜事例处治”。敕谕的发布使曹、石感到恐慌，因此图谋叛乱，最终被锦衣卫密告，石亨遂被下狱而死于狱中，其侄子定远候石彪则被处以极刑并暴尸街头，后来清查党羽，宦官曹吉祥被磔刑于市，其余人员则按戒敕量刑。

此外弘治元年（1488）的《谕禁请托》，是因为有内外官写帖子嘱托的行为，申明“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与东厂杨鹏，外官送与锦衣卫朱骥，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崇祯元年（1628）戒廷臣交结内侍，是因为刚刚处理魏忠贤宦党，认为他们“表里为奸，把持朝政，变乱祖制，贻祸生灵”。如今已经磔诛，因此申戒臣僚“倘有敢蹈前辙，交结作弊者，必究治如律”。这种因案的戒谕很多，无非是警告官员而已，实则难以实施。

《皇明条法事类纂》五十卷，是宪宗和孝宗两朝的文书，分八“类”，“类”下列“罪目”。“类”与《大明律》的“律”几乎完全相同，每项罪目之下系六部和都察院等衙门的题本一道或若干道。题本一经圣旨“是”“准议”“准拟”，就成了“题准”“奏准”“议准”的事例，在当时则为“通行”，可编入“例”而辅“律”而行，具有法规的性质，可以据以定罪决遣。以交结近侍官员而言，有刑部根据彭城卫右所副千户陶瓒的具题。根据所奏：“近年以来，有等无知官舍军民人等，专以奔趋内府衙门，交结近侍，或揽事嘱托，盗用书简图书，凡可以营利肥己者，无所不为”，要求予以严惩，刑部因此查找历年事例，提出“重出榜文，严加禁约”的办法，最终得到弘治帝的圣旨：“这等罢闲官吏在京潜住，有擅入禁门交结的，看各门官仔细盘诘拿住，送锦衣卫著实打一百，连当房家小，押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及教唆词讼的，锦衣卫、五城兵马司，要严加缉拿，照例编发”。后来修订条例时，“著实打一百”以下的内容删去。

日本学者加藤雄三在分析明代律、事例与《问刑条例》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律作为根本法典，不可更改，同时又以皇帝的裁决而通行的事例处理现实发生的案件。事例在某个时期也需要稳定性，编纂成《问刑条例》成为法律，同时进一步的有效运用产生了新的事例，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性地反复出现”。例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律的内涵，对律内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加以明确，同时也明确了处罚标准，正如王锺翰先生所讲：“例原以辅律，非以破律，所谓‘例因案入，例实由律出’也”。例离不开律，但在量刑定罪方面往往不局限于律所规定的刑罚，更增加了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效用。

从交结近侍官员的行为模式来看：诸衙门官吏与内官或近侍人员勾结成党，内官或近侍泄漏事情，诸衙门官吏因之而附和、赞同启奏，达到内外相倚欺蔽圣听的目的，因此漏泄事情、夤缘作弊、符同奏启乃是罪名的核心，而根源在于交结。律学家们解释：“凡诸衙门官吏，若与互相交结朋党，在内官、近侍人员，因交结而漏泄朝廷事情；在诸衙门官吏，因交结而夤缘作弊，内外交通，符同奏启”。“盖因漏泄而启夤缘之端，因夤缘而有欺罔之弊，追究根源皆自交结，始故重禁之”。“此条重在漏泄、夤缘、符同奏启，恶其相结为党，背上行私故也”。“因交结而泄漏事情，因作弊而符同奏启，作两项看。所作夤缘之弊，即符同启奏之事，谓内外相倚也，当一串讲。‘而’字转下，其义甚明”。律条属于禁止性规范，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且只能是共同犯罪，犯罪主观方面为故意。

以犯罪事由来说，律学家们认为：“若止以亲故往来交游，而无夤缘作弊、漏泄事情、符同奏启者，不用此律”。“亲故往来，人之常情。本条所禁，重在漏泄事情，夤缘作弊，符同奏启。有此者，以罪加之。其亲戚交游，别无欺弊之情者，据律意此不在禁绝之限”。罢闲官吏交结近侍，“此条重在擅入禁门交结，若不入禁门，无交结之情，止引冒度关津律下来京潜住例”。律学家们努力说明的是，衙门官吏与内官、近侍人员之间，出现褒义词如交友、交好、交知、交泰、交善、交礼；中性词如交互、交往、交涉、交接、交情、交游、交会、交际、交错、交亲等都不是犯罪，只有勾结泄露、夤缘作弊、符同奏启等三种行为时，才能够定罪。这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以为只有进入禁门才算交结，而在宦官遍布全国时，交结岂能够都入禁门？刘瑾在自己的私宅，聘请一帮谋士，这些谋士都没有进入禁门，后来都定性为交结，就不是按律了吗？应该注意，该律的重点在于相互交结，至于漏泄事情、夤缘作弊、符同奏启，则是具体行为。

从刑罚适用来看，律中规定的刑罚是“皆斩、妻子流”。这“亦奸党一节，但漏泄较紊乱少轻，故止流而安置其妻子，不籍没家产”。只规定固定的刑等，不给执法者留下量刑的空间。按照“名例律”的规定，死刑都要皇帝核准，故明万历以后的《大明律》各版本在“皆斩”之后加注“监候”二字。

除了律之外，例中还有“杖、充军、参奏处置”的规定。如《问刑条例》有“罢闲官吏在京潜住，有擅出入禁门交结的，各门官仔细盘诘，拿送锦衣卫，著实打一百，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郡王、将军、中尉、仪宾等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者，“听亲王及抚按官参奏处治”。

古人认为同一犯罪，主观恶性不同，犯罪手段不同、造成的结果不同，应该对应不同的处罚，以体现它们之间社会危害性的细微差异。司法的理念是必须使情节轻重不等的罪犯刑罚有所区别，执法过程注意情节与刑罚的平衡，使情节轻重之区别，在刑等上体现出来，即所谓“情法相平”的原则。从交结近侍官员罪名实际量刑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为刑罚和处分两大类，还有对宦官专设的处罚。

从各种法规来看，刑罚方面除了律文规定之外，还有凌迟、戴罪还职、戴斩罪读书、永远充军、宥死谪戍、免死戍边、宥死充军、命自尽、籍没财产、秋后处决等。处分方面有释放宁家、罚俸、宥死释为民、令致仕、降调、削籍、削夺官职、冠带闲住、输赎为民、革职闲住、夺禄米等。对宦官专设的处罚有凌迟处死、立毙杖下、褫逐其党、外宅闲住、南京新房闲住、孝陵充净军、孝陵司香、鞭杖、充役、南海子供役、南海子种菜、近边充军、边远充军、烟瘴地面充军等。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离君主远近，往往成为有无政治权力的关键”。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是否存在皇权专制的问题进行讨论。如甘怀真认为：“皇权不是绝对的，但不是因为皇权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而是它的权力运作方式是礼制式的”。他强调皇权受礼制的制约，却否定皇权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马克垚则认为：皇权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举凡官僚制度、贵族势力、法律制度、社会习俗、人民群众，都能够限制皇权的发挥，“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是天命王权，皇帝奉天承运才能统治，是受天的委托而进行统治的，如果统治不好，就要被天抛弃。所以皇帝、天子不能恣意妄为，而要敬天保民。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使政治制度的运行成为国家的专门机制，不是天子、皇帝个人可以左右的，公、私在这里是有区分的”。也就是说，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制度是不存在的。

即便是如此，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点是不能够否认的，而“皇帝作为制度化的首脑，居元首之位，在事务过程中承担权责并显示存在。同时，作为个人，身处关系过程的顶端，成为臣民追逐、争夺的焦点”。争宠、争信也是臣下的重点所在，因此离皇帝越近，越容易获得宠信，也容易弄权，皇帝也不得不时刻严加防范。

近侍是皇城宫省内的近臣，是靠近权力中心的重要群体。各色官僚争相阿附援引，以求获得政治庇护，都是有目的的。“名誉已隆者，买左右之誉以固宠；宦游未达者，惟梯级之求以进身”。内外勾结会侵害皇权利益，甚至引发篡夺之祸。“夫宦者无事之时，似乎恭慎，一闻国政，即肆奸欺。将用某人也，必先卖之，以为己功；将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张己势。迨趋附日众，威权日盛，而祸作矣。此所以不可预闻国政也。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识廉耻，多与交结。馈献珍奇，伊优取媚，即以为贤，而朝夕誉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为不肖，而朝夕谗谤之，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由是称誉者获显，谗谤者被斥。恩出于内侍，怨归于朝廷，此所以不可许其交结也。内外交通，乱所由起”。皇帝需要官吏阿附，但又不许阿附皇帝身旁的内官近侍，而内官近侍恰恰又因其是皇权的传达者，甚至代行者，进而导致官僚不得不阿附，看似矛盾，实则合理。

交结近侍之禁，历代都予以严禁，朱元璋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交结近侍官员纳入奸党罪条，其核心目的即在于防控内外勾结为党，危害皇权稳固。律文所列举的泄漏事情，夤缘作弊，符同启奏等具体行为，都在于严防内侍与臣僚“互相交结”。“内官、近侍，朝廷先知，外官若有结交内政，必然漏泄。既有漏泄以致夤缘潜与作弊之谋，共陈欺罔之策，似此交通内外，恐不密，以害成”。明代律学家认为该律文的设置是让君子保持高尚品格，警示趋附权势的小人。“君子洁身比玉，应知避迹于权门。丈夫浩气如虹，宁皆问津于要路。盖自访于礼义，将独立于风尘”。

洁身如玉，避迹权门是君子的品格，持守君子之道的人，不屑于交结掌握权势的内官近侍。小人趋利交结，一旦党魁垮台，将难逃惩治，“倘长松忽仆，更堪怜萝蔓之安依，合由妻孥连坐之刑，用示春秋无将之警”。律学家赞赏交结近侍官员律例的设置，论证了定律例的正当合理性，也在于该律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所以在现实中也会使人知有所避。如成化年间太监王高与都御史王越、户部尚书陈钺、兵部尚书余子俊等的对话，则显示出他们对交结的禁忌。

立法是一项与社会利益紧密相关的活动，不可能不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清人姜宸英认为：“明律比前世加峻，复本《大诰》意，创设上言大臣德政及奸党、暗邀人心、交结近侍诸条，盖所以尊君卑臣，而防患于未然，故其后亦终无权奸专制之患及其弊也”。法的实现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圈，起点是立法，终点是法律的实施效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君主意旨、法司弄法、权臣构陷、风宪助虐，常常使司法出现各种变数。如力主收复被俺答占领河套地区的曾铣，支持曾铣收复河套的夏言，都是以“交结近侍官员”律被定罪的。

曾铣与夏言被杀，乃是冤案，史家已有定论。特别是“夏言是明代惟一被公开斩首的首辅，其赍志以殁，不仅是个人的沉冤，更说明嘉靖此人狭隘寡恩，反复无常，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严嵩以柔佞取宠、借刀杀人的阴谋才有得逞的可能”。曾铣与夏言交结近侍官员罪的确定，一方面是嘉靖中期的政治腐败，奸佞之臣得以用柔媚之术惑主，而猜忌之主也喜欢柔媚之臣；一方面则是嘉靖帝大权独揽而刚愎自用。个中原因不但耐人寻味，而且有历史的必然性。

法律不仅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庞大的社会现实。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是规范君臣、臣僚政治矛盾的法律努力，体现着中华法系一项罪名出现、演化、成熟的历程，蕴含着传统法学世界观的精神特质。交结近侍官员罪具有强烈的政治犯罪属性，其核心是触犯皇权。明代不同时期的君主，往往根据自己的旨意将涉案官僚作出不同的定罪处罚，使本来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努力又回归到政治处理的轨道，矛盾依然集中在君臣关系上。

政治权术虽然披着法律的外衣，其实质却是以破坏法律为代价，且给官僚造成皇帝不能容人，凭借法律任情喜怒，毫无公正公平的感觉。皇帝以恩威并济的方式换取臣下的尽忠，却动摇了巩固王朝的法律制度根基。“中国的皇帝，一般也必须根据制定之法、前王之法来统治，更必须遵守礼的传统，但如果他在法外乱来，大臣也只能谏诤。如果他不听，更是无计可施的”。皇帝应该遵从法律，而法律的设定又给统治者以很大的裁量权，更何况皇帝的谕旨也可以成为法律。那么与君主专制制度俱生的官僚政治，也导致“首脑人物多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呆子；这是极难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交结近侍官员的立法丧失其应有调控功能，不但宣告了君臣政治矛盾调控的失败，也加剧君臣之间的矛盾。

反思明代交结近侍官员律例立法的进步性与实施的异变性，可以发现罪名服务于政治需要，是皇权控制官僚的工具。君主借助交结近侍官员律例，游刃于法律与权谋之间，对官员实施处罚，施展其政治技巧驾驭全局。“权谋术数的玩弄，就成为专制君主及其大臣们统治上的日常课题了”。法律屈从于政治，而政治又利用法律，在政治腐败时，自然也会使交结近侍官员律例丧失正确实施的前提。唯上是从、朋比为奸，更使交结近侍官员律例成为官僚们互相攻伐的工具。君主专制制度不可能营造交结近侍官员律例顺利实施的政治环境，获得皇权宠信而不是法律保护，乃是官场的真实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