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M1）出土金属器科学分析研究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考古》2013年第7期。
[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沂水县纪王崮一号春秋墓及车马坑》，《海岱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3]张闻捷、梅依洁《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礼乐制度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5期。
[4]冯峰《论沂水纪王崮M1的年代和墓主》，《古代文明》（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沂水纪王崮春秋墓出土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
[6]刘思然等《周原孔头沟遗址宋家墓地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7]张吉等《南阳夏饷铺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2020年第5期。
[8]南普恒等《山西隰县瓦窑坡M30出土刻纹铜斗的制作工艺》，《考古》2020年第7期。
[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第901、90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0]陈建立等《西周时期周原镀锡技术及其文化意义》，《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11]高至喜《“楚公
”戈》，《文物》1959年第12期。
[12]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沈岗墓地M1022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7期。
[13]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第148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
[14]张吉《东周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研究——以汉淮地区为中心》，第191、192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15]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第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6]陈建立等《金道锡行——简论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金属流通网络》，《江汉考古》2024年第5期。
[17]蔺诗芮等《随州枣树林墓地三组曾侯墓出土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研究》，《江汉考古》2024年第1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9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9]张吉等《钟祥黄土坡墓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20]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第41页，齐鲁书社，1988年。
[21]逄硕等《湖北阳新余家垴遗址调查与采集炉渣的分析研究》，《江汉考古》2025年第2期。
[22]魏强兵等《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材质与矿料来源分析》，《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9年第1期。
[23]参考线l0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两类铅料B0及C0的拟合连线，可以用于划分和简明讨论各比值区间。
[24]马江波《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第103、104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25]文娟等《安徽六安地区东周楚国青铜器铅同位素特征的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6期；孙淑畅《江淮地区周代铜器生产与资源流通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
[2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南陵县古铜矿采冶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2002年第2期。
[27]郁永彬等《皖南地区早期冶铜技术研究的新收获》，《考古》2015年第5期。
[28]崔春鹏等《安徽铜陵夏家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金遗物科学研究》，《考古》2020年第11期；王开等《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铸遗物的相关问题》，《考古》2013年第7期。
[29]安徽大学历史系等《枞阳商周青铜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Wang Yanjie, et al., Provenance of Zhou Dynasty Beonze Vessels Unearthed from Zongya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China：Determined by Lead Isotopes and Trace Elements, Heritage Science,(2021)9：97.
[30]葛宁洁等《安徽庐江岳山银铅锌矿的成矿物质来源及物理化学条件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张舒等《安徽庐江泥河铁矿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对成因的制约》，《岩石学报》2014年第5期。
[31]崔春鹏曾尝试利用铅同位素比值区分鄂东南、赣西北及铜陵三个区域的铜料，彼此整体存在差异，但也各有重合，不能截然分开。随着矿冶考古调查及发掘的进展，长江中下游沿线先秦铜业生产面貌将更为清晰，从而为中原及海岱地区青铜器的精确溯源提供条件。
[32]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3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34]陈建立等《梁带村遗址M27出土铜铁复合器的制作技术》，《中国科学》（E辑技术科学）2009年第9期。
[35]虢国博物馆《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一），第108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
[36]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42～4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陈建立《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第231～235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37]在春秋中期前段，铁器的发现主要集中于秦文化地域，在甘肃礼县圆顶山及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等春秋中期秦墓中均发现有块炼铁质器物。此时秦与中原及海岱诸国交流频繁，莒君或即在此时自秦国获得贵重的钢材。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会盟践土后，又会齐、宋、莒、邾等国于温，秦也从此参与诸侯之盟。此后秦国进取中原而与晋、郑交恶，政治上陷于孤立，于是寻求与汉淮、海岱诸国交好。《春秋》载文公九年（前618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春秋左传注》，第571页，中华书局，1981年），其时鲁僖公及夫人成风均已薨去有年。文公十二年（前615年）秦又使西乞术来聘；秦远交于鲁，其原因即如《左传》所言“将伐晋”（《春秋左传注》，第588页，中华书局，1981年）。聘问伴随着贵重物品的远距离交流，鲁君臣“厚贿”秦使，秦国所赍之礼亦应更为贵重，纪王崮墓中的铁器也可能是莒君在这一时期通过会盟或交聘取自秦的。
[38]王仕安等《山东日照首次发现春秋时期樊国铭文青铜器》，《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
[39]如沈岗M1022浴缶的207Pb/206Pb为0.852，见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沈岗东周墓（西区）》，第552～562页，科学出版社，2020年。
[4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45、846页，中华书局，1981年。
[41]《左传》僖公十八年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同[40]，第377页。
[42]《左传》成公二年载，公元前589年，楚侵鲁至阳桥，鲁国“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同[40]，第8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