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聚焦

近现代公园中的传统园林意匠

——以上海为例

周宏俊 孙嘉敏 邹旻玥

摘要：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公园建设的重要实践地，为研究公园类型与风格的演进提供了典型样本。文章基于上海近现代公园的整体发展脉络，聚焦各阶段的典型案例，系统剖析公园营造中传统园林意匠的呈现形式与演变路径：早期表现为传统园林要素与西式公园的拼贴糅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传统山水布局经典范式的延续为主导；改革开放后表现出融合现代性的多元化转译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时代发展、政策变化及文化思潮对其产生的影响。文章另以方塔园为重点研究案例，阐释其对传统园林的超越形式层面的创新性实践，为当代公园营造对传统园林意匠的承古萌新提供启示。

0 　引言

近现代公园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城市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产物，其空间形态与英法传统园林存在密切关联。19 世纪中叶后，西方人将公园等新型城市空间引入其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与根植于西方园林传统的公园相比，以江南园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园林具有空间较小、使用人数少、氛围封闭等特征。尽管古代私家园林曾经有特定的开放传统，近代经营性私园也曾风光一时；但传统园林在功能及类型上难以满足现代城市的市民游憩需求。

换言之，公园是近现代城市发展带来的一种空间变革，是中国传统园林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参照。两者间既有空间类型的差异，也存在文化价值的冲突。早在20 世纪30 年代，童寯就感慨：“自公园风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租界时期，西方人建造的公园确实使中国市民艳羡，进而发展到模仿。

上海近代第一个租界公园为1868 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营建的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是中国最早的租界公园之一。此外，上海又陆续出现经营性私园、华界自建公园等类型。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区先后兴建了约15 座公园，其中公共花园（1868 年建成）、虹口公园（1896 年建成）、顾家宅公园（1909 年建成）、极司非尔公园（1914 年建成）最具代表性。19 世纪80 年代经营性私园集中涌现；1911年辛亥革命至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华界出现了自建公园热潮；1949 年后，公园建设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上海作为中国公园现代化发展的先行者，其公园不仅承载着城市功能与社会生活，更对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尽管源自西方的公园与中国传统园林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但近代公园的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在建设早期就开始积极地探索传统园林要素的延续与发展。以上海为例，前述公共花园在运行初期就建了中国式假山；20 世纪80 年代的方塔园是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实践典范；当代的世博文化公园包含一座大型传统园林，并建设了体量巨大的双子山。

中国传统园林如何在当代得以继承与发展？中国现代公园应该如何呈现民族性或地域性？如何发展具有典范价值的中国式现代公园？这些都是重要且颇为宏大的命题。从更具基础性的维度，应系统考察近代以来公园设计中传统园林意匠的表达机制，包括空间布局、景观组织、构成要素、文化符号等，并解析意匠呈现背后的驱动因素（如政策、文化、经济等）以及驱动机制。这一研究路径可被视为对前述问题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而上海公园的发展历程正是合适的研究对象。

既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涉及近现代上海公园。周向频等从公园设计视角系统梳理了上海公园的发展历程与重点案例，剖析了各个时期的设计与风格特征。王云着重从建筑史、园林史的角度深入研究上海近代公园，发掘整理了大量的公园营建史料。王继峰采用微观史学研究方法，探讨了上海近代公园与上海城市发展乃至社会生活的关系。在个案研究层面，近代上海公园中复兴公园研究成果较多，其历史场景与变迁、空间特征等均已被充分讨论；现代公园研究则较多聚焦方塔园，其设计者冯纪忠提出的“与古为新”设计理念成为探讨中西园林、现代与传统融合的关键理论框架，获得热烈响应并引发深入讨论。

本研究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将公园“中”与“西”、“古”与“新”的文化融合具体化为传统园林意匠的呈现, 选取上海作为典型样本，将其置于近现代公园发展历程之中进行考察。一方面深化对近现代公园演变规律的认识, 另一方面希冀为中国现代公园的本土化建构提供借鉴。

1　早期公园的拼贴与混合

1.1　公园产生时的风格选择

作为上海首座公园，公共花园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8 年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建成，1928 年更名为“外滩公园”。该公园的建设经历了复杂的筹备过程，但动机却非常明确：租界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较高密度的城市化区域，外国人产生了对公共游憩空间的诉求。城市扩张与休闲需求的持续增长，推动了租界公园的建设与发展。

公共花园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组织建设，建成初期仅向外籍人士开放。现存历史影像显示，其初始布局非常简单，一大片草坪空间是主要的休憩场地，花园的中心附近建有一个亭子（图1，图2）。

图1 1870 年公共花园景观风貌

图2 1880 年公共花园鸟瞰

此后建设的租界公园均沿用这一模式：虹口公园（1988 年更名为“鲁迅公园”）、顾家宅公园（1946 年更名为“复兴公园”）、极司非尔公园（1944 年更名为“中山公园”）等，均由西方设计师主导建造，遵循同时期西方公园的设计范式。如极司非尔公园就明确以“要让人们，特别是欧洲人进入这座公园就恍如回到故乡”为建造目的。这些租界公园促使中国市民产生了对公园这一新鲜事物的向往，成为华人公园建设的参考。顾家宅公园曾被赞叹“余光掩映，华丽绝伦，诚大观也”，公共花园亦被称颂“斯园之胜概无穷”。

在此背景下，西方休闲生活方式的传播刺激了本土居民的公共游憩需求，经营性私园开始出现。它们受租界公园形式、风格的影响，同时迎合当时中产以上阶层的崇洋心理，因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西洋化特征。至于华界自建公园，虽多数质量不佳，但杰出者如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园，也采用典型英国式自然风景园的设计模式。

1.2　租界公园中的中国要素

既有研究指出，租界公园在历次改扩建中陆续增添了异质文化及元素，最终呈现出折衷样式的景观特征。事实上，租界公园中很早就出现了中国传统园林的零星要素。王云系统整理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相关档案资料，指出公共花园于19 世纪80 年代增设湖石假山，此假山于1936—1937 年被拆除后， 被改建为喷泉。1934 年，《上海公园志》记载了游客“登假山，步江亭，江水汪洋，烟波浩瀚”的游览体验。更为重要的是，1934 年《字林西报》刊载的一张照片，清晰展示了以塑造峰峦为特色的湖石假山（图3），该假山为公园中最具吸引力的景点之一。此外，1928 年公共花园向华人开放后，增加了以十二生肖为主题图案的花坛。极司非尔公园在1917—1918 年扩建时，保留并整合了场地内原有的中国传统建筑（图4），形成中国景点群。兰维纳公园（现襄阳公园）通过花坛构建了一条景观轴线，轴线一端为中式亭子，另一端的两侧为石狮雕塑（图5）。虹口公园中有一处驳岸，湖石堆叠，表现出中国传统园林的意味（图6）。

图3 1934 年公共花园的湖石假山

位于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则更为典型。公园整体以法国园林风格为主，呈现出中轴对称布局的特点，并设置了大草坪、沉床花坛等（图7）。1917—1920 年南扩工程中，专门营建了以假山和水系为特色的中国园。该园中，假山体量较大，用石较多，堆叠出峰峦、洞壑等形态，但有批评认为其“纹理不通”。1934 年，《字林西报》《大众画报》上刊载的照片显示假山的洞壑明显、用石偏大（图8），与现状比较接近。因为游客众多，假山成为避暑纳凉之处（图9）。1936 年相关游记文献记载：“有假山一堆，深藏在树荫里，上面有小亭一座；亭下石隙，不断地在流出涓涓的清泉来，这水又接连着一条曲折的小流，一直通到园中央的大湖。”该描述与今复兴公园南部的情况大体一致。

图71925 年顾家宅公园总平面图

从顾家宅公园相关资料可知，公共租界工部局应已有华人雇员，且他们参与了公园的设计建造，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出现于园中的重要原因。另外，17—18 世纪欧洲的中式园林热潮，使得西方人对中国园林抱有好奇心理。这种好奇催生的兴趣在爱俪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园主聘请了黄宗仰主持营造，该园规模颇大，以中国传统园林为空间基底，融合多种风格与要素。

1.3　点缀、拼贴与混合

公共花园早期的假山景观是一种点缀。这种造园手法在更早的住宅花园中已有先例。1861 年，冯芳缉在日记中记录参观名为“保仁”的洋行的情景：“但入其庭，庭甚广，中多花木，有草一塍，皆翦平如绣茵。有笼如数椽屋，四周罩以铁丝，内山石数峰作洞壑势，下浚方池，绿水正平。”可见其花园以大草坪和植物为主体的同时，还设置了假山水池。根据历史照片，太古洋行大班住宅的花园有宽广的草坪，一侧点缀着湖石假山（图10）。假山或因其独特造型成为西方人颇感兴趣的景观元素。

图10 1934 年太古洋行大班住宅（现兴国宾馆）的花园

除西方人主导的公园营造外，华界自建公园亦逐步发展，其设计理念深受租界公园的影响。受制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早期华界自建公园品质普遍不高。而1930年规划、1932 年初开工、1935 年部分建成的市立第一公园是其中达到了较高营建水准的作品（图11）。根据原始设计方案，公园以中间的自然风景区为核心，草坪开阔，丛林散布，有运动区、儿童区等多个功能区。东南片区为中国传统园林区，包含池岛与假山等要素。从历史照片可见，最终实施的南侧部分包含三层楼阁（图12）、湖石垒砌的花坛与体量较大的假山（图13）等要素。1936 年的游记描述了公园中有石山与土山各一，皆可登临，盘旋而上。市立第一公园中不同的区域组合为一个整体，呈现出典型的拼贴特征。

图11 市立第一公园规划总平面图

图12 1932 年市立第一公园中的三层楼阁

图13 1935 年市立第一公园中的湖石假山

顾家宅公园同样呈现景观拼贴特征，其中国园自成一区，与其余法式、英式部分组合。水面为各景区间的区隔，其一侧是缓坡草地，另一侧为山林景观。极司非尔公园在民国后进一步趋向多种要素混合，1931 年的《上海县志》评价其“园中布置合东西洋美术之意味冶于一炉，有吾国名园之幽邃，有日本名园之韵味，而园中大体格局，又莫不富于西方之情趣”。

此类点缀、拼贴与混合的设计，源自近代租界公园自身的折衷样式。早期公园多为较简单的形态，后经扩建与改造，逐渐叠加不同风格的异质要素。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性规划，这些公园中的多元要素未经专业设计手法整合，仅停留于表面拼合，加之近代上海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特征，使公园呈现出杂糅的景观风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公园建设

2.1 制度建设与既有公园的整饬修理

1949 年上海解放时，全市仅存14 个公园，且多数规模较小。1949 年后，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上海公园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管理体制方面，既有的管理机构得以延续并强化：早在租界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即已下设公园委员会与监督这一职务；法租界则设立公共工程处与园林种植处，并配置园艺主任。1927 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也组建了专业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的工务局下设园场管理处。1956 年，上海市的园林管理处正式成立，直属市政府，其组织机构包含设计科，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市公园建设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为公园绿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政策支持方面，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城市园林绿化从战后恢复转向有计划、有步骤建设的阶段；1956 年，中共中央发起“绿化祖国”运动，有效地推动了园林绿化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贯彻“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鉴于财政资金紧张，公园建设以既有公园或公共场地的改造提升为主。其中西郊公园、人民公园规模较大，具有代表性。它们明显受到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的影响。西郊公园以虹桥高尔夫球场为基地，其规划定位之初主要参照文化休息公园的模式，后转型为上海动物园。人民公园在跑马场旧址上建设，保留部分运动设施，增设儿童活动区；中央大草坪为全园的景观核心，视野开阔；北部因地形起伏、水系萦回，而表现出传统园林的空间特征。

2.2　文化自主意识的强化

20 世纪50 年代，一方面，强调功能分区与教化作用、倾向大而全的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对中国城市的公园建设产生显著影响，前述上海西郊公园、人民公园即为典型例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理论政策及1956 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共同促进了公园建设采用富于中国特色的新风格。这种文化自主意识在20 世纪50 年代末国际局势变化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并在当时政治运动的氛围中达到高峰。

在公园建设方面，文化自主意识具体表现为“中而新”的形式探索。民族化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在传统文化基因基础上进行创新，结合现代使用需求与工程技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的新形态。从全国范围来看，即使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受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影响的公园，在形式语言上仍保有与传统园林的对话关系。北京陶然亭公园（1952 年建成）、紫竹院公园（1953 年建成）、天津的水上公园（1951 年建成）等，均采用大水面与堤岛组合的空间结构，明显沿用传统大型山水园的营造方法。杭州花港观鱼公园（1955 年一期建成）则更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结合之道。上海也如此，1952 年建成的人民公园有山环水绕、高低掩映的园景，更建设了假山作为主景。

这种文化自主意识其实早已显露。上海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时，人们并不全都艳羡租界公园。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 年）在《瀛儒杂志》中批评西洋庭院：“惜上无数仞之石，足以登陟，下无半亩之池，足以溯洄，殊为缺陷也。”1918 年的《申报》盛赞半淞园美景，“其中有山有水、有亭有台，花木清幽、回廊曲折占地七八十亩。结构古雅，无处不具有丘壑。全园悉从华制，无仿效洋式之处”，特别强调其并未模仿西洋园林的传统园林特征。

2.3　经典山水范式的应用

采用传统山水园整体格局，既是最直观有效的设计策略，又响应彼时的时代呼唤：“绿化祖国”“大地园林化”“园林革命”等口号倡导的是具有国家意志的豪情壮志及英雄主义，与自主意识的觉醒相叠加，在此背景下，唯有“大山大水”营造范式方能与时代精神相匹配。

1958 年建成的杨浦公园与1959 年竣工的长风公园，是经典山水范式应用的典型案例。杨浦公园以杭州西湖为原型，构建以湖面为中心、长堤与岛屿为骨架的空间体系，并通过挖土堆山塑造地形变化（图14）。而长风公园更具代表性，堪称“大山大水”营造范式的巅峰之作。其中心湖面银锄湖的面积达200 余亩（13.3 hm²）， 占全园近半；工程累计开挖土方30 余万 m³，在北区堆筑高26 m 的铁臂山，形成全园的视觉中心。整体空间结构与颐和园有一定相似性：山后河流贯通，湖中建岛，呈现传统的“一池三山”格局（图15）。湖名“银锄”与山名“铁臂”引自毛泽东《送瘟神》诗，“长风”一词引自《宋书 · 宗悫传》中“愿乘长风破万里浪”，都是时代精神的直接写照。

图14 1985 年杨浦公园总平面图

图15 1985 年长风公园总平面图

这种“大山大水”的营造范式不仅见于新建公园，也见于改造的既有公园。虹口公园在1956 年首次改造中迁建鲁迅墓，新建鲁迅纪念馆；1959—1960 年第二次改造中通过挖湖堆山，将原英式自然风景园改造为中国式山水园。改造后，水面扩至50 余亩（3.3 hm²），其中北区大湖占30 亩（2 hm²）；工程利用开挖土方在北区堆筑占地20 余亩（1.3 hm²）、高22 m 的北大山。北湖中有大小两个岛屿，与南池中的小岛相呼应，基本形成“一池三山”的格局（图16）。

图16 1985 年鲁迅（虹口）公园总平面图

这些公园还具有集体共建特征。上述杨浦公园、长风公园和虹口公园都是依靠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而建造的。其中长风公园累计有27 万人次参加了义务劳动。这种集体性在人民公园建设时已充分显现：园内假山石与名贵树木多由单位或个人捐赠。传统山水范式的现代应用，既彰显了民族文化自信，又通过大规模地形改造来适应集体劳动模式，构成20 世纪50年代大型公园建设的基本特征。

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

3.1 公园事业的新发展阶段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开始恢复，50 年代提出的城市普遍绿化问题再次得到重视，公园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上海在总量控制框架下，调动各区县积极性，系统推进公园建设，改善绿地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结合居住区开发，建设配套小游园与小公园；另一方面实现“一县一园”的发展目标。1993 年，《上海城市绿地系统规划（1994—2020）》正式发布，提出城乡结合、城郊协同的发展模式。1998 年相继建成世纪公园、黄兴公园等大型公园；2000 年后，结合旧区改造与重大市政项目建设，新增多处公共绿地；2004年起，围绕生态城市建设，逐步构建公园绿地网络体系，将林地与湿地整合进绿地系统，自此公园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在这个时间段，探索民族传统、寻求文化认同，再次成为公园建设的重要主题。与1949 年前的拼贴策略不同，“公园的建设实践开始就中西融合的新园林风格与形式进行了大量的创新与探索，为复苏后的公园事业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加强传统园林保护修复，新建仿古园林如金山古松园（1986 年建成）、青浦大观园（1988 年建成）、闵行古藤园（1999年建成）等。仿古园林主要参照现存江南园林而建，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比重往往较大，更适宜小型公园或局部景观。曾有批评意见认为，公园不宜以园林建筑为重心，而应体现自然美，把再现自然作为要旨。更重要的是，公园设计建设探寻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探索传统园林手法的化用与转译。简化传统、格局重组、形式创新、另辟蹊径等多种方法悉数涌现。

3.2　溪山庭院类型公园的现实性途径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的“大山大水”营造范式，与当时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其后，此范式逐渐让位于溪山庭院类型。相较前者，其更符合现实条件。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建设的古华园是溪山庭院类型的典型代表。其水系设计舍弃单一大水面模式，采用线性水系与局部面状水系的组合，营造水陆萦绕、溪塘港汊、岛屿离列的园林景观（图17）。运用传统园林经典手法，呈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性景观。设计者尝试整合奉贤地区多个历史名园的空间特征，因而在山形水系基础上，布置了多处各有立意的庭院，形成“园中有园”的格局，其中，兴园借鉴退思园的空间布局，体现了江南园林经典案例的影响。类似的珠溪园、古钟园等也属于溪山庭院类型：以自然地形与水系的溪襟桥带为景观主线，局部嵌入小庭深院，相较于“大山大水”，其地形营造幅度小、笔意淡，空间以萦回幽远见长。

图17 1988 年古华园总平面图

与“一池三山”的大尺度水系一样，溪山庭院的小尺度水系在中国园林中可以找到原型，在20 世纪50 年代的公园中也曾有若干实践探索。和平公园即典型案例：全园以曲折萦回而局部扩大为中心湖面的水系为空间骨架，高10 m 有余的土石假山及起伏土丘与水系相配合（图18）。与上述20 世纪80 年代所建公园相比，和平公园的园林建筑占比较低，这主要由于20 世纪50年代公园建设优先考虑经济实用性。

图18 1986 年和平公园总平面图

溪山庭院类型中的建筑庭院布局，可归入园中园形式。该形式所用手法本为中国传统园林处理大尺度空间的有效策略，即在较大的园区内设置若干景观单元，各单元有一定的独立性与主题特色。如圆明园由数十处主题园构成；颐和园中的谐趣园是对无锡寄畅园的写仿，自成一区。园中园形式因其兼容性，在现代公园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杭州花港观鱼公园的牡丹园，全国公园中普遍建设的盆景专类园等。上海典型案例如静安公园的八景园、静安雕塑公园的梅园、世纪公园的蒙特利尔园等。

3.3　园林空间的化用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园林建筑获得广泛关注，其中庭院布局与空间转换成为研究热点。这一转变标志着对传统园林意象的借鉴更强调空间本质认知，而非对形式的模仿。具体设计策略包括：

（1）借鉴传统园林欲扬先抑的特点，在公园入口设置院落，塑造空间层次，引导游客经由几个院落再进入主园区。典型案例东安公园的中心区域为一片开敞大草坪，而从主入口进入公园时，通过院落之间的月洞门，形成空间嵌套（图19）。“穿月洞门，过眠花径”，空间收放有序。

图19 1984 年东安公园总平面图

（2）运用现代建筑形式语言，对传统园林的曲折空间关系进行简化表现。静安雕塑公园中的梅园在不利的场地条件下，针对既有通风井、管理用房等大体量建构筑物，巧妙运用传统园林的“因借”理念，因势利导，化“拦”为“隔”，用现代构成感的游廊组织曲折游线，结合水景与梅林，以组织空间的转换，营造传统园廊空间趣味（图20）。此外，将传统园林的太湖石转译为具有现代构成感的剪影雕塑，贴合雕塑公园的主题。

图20 2010 年静安雕塑公园梅园平面图

园林空间的化用反映了现代公园对传统园林空间分隔与“庭院深深”特征的解读。其兴起既得益于经济发展带来的营建条件，又与园林的观念侧重相关。经过20世纪50—60 年代理论研究的积累，空间营造技法成为释读热点，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庭院模式逐渐被确立为中国传统园林的典型范式。与“大山大水”的显性表达相比，中小尺度的庭院空间组织更易凸显园林空间化用的营造模式，从而使之成为更有效的表现手段。

3.4　经典山水范式的再应用

20 世纪50 年代盛行的“大山大水”营造范式，21 世纪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中得到延续，申园与双子山正体现了这一点。总占地200 hm² 的世博文化公园由七大主题园区组成，其中，申园采用传统园林风格，通过界河实现空间分隔，园内北、东、西三面筑山，小东湖、小西湖、小南湖三个集中水面作为水系节点串联起整个水网，并与世博文化公园的中心湖连通（图21）；中心湖南侧双子山占地超过20 hm²，高度接近50 m，采用空腔结构，山体表面植被葱茏，结合叠石落水，蔚为大观。世博文化公园的地形营造不仅限于双子山，而是从整体规划入手，对山水结构进行通盘考量，意图在于取法传统园林的山水营造。尽管双子山的建造未采用集体共建模式，但“大山大水”营造范式的来源仍可追溯至20 世纪中叶。《解放日报》2024 年报道称，造山的动机源自征集的社会意见，此山是对旧钢厂废钢渣山集体记忆的创造性转化。

图21 2020 年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申园设计平面图

申园在综合呈现亭、榭、廊、桥等传统建构筑元素的基础上，融合“一池三山”、小庭深院等空间模式，表现出包罗万象的“理法集萃”特征。这种使公园具有博览会属性的表达方式，与新时代背景下超大型城市公园承担的文化复兴使命有很大关系。此类标志性公园项目的探索虽有示范价值，但不具普遍意义。

3.5 超越时代的方塔园

3.5.1 曲折与旷奥

作为中国现代园林的典范，方塔园虽建成于20 世纪80 年代前期，但设计理念却超越时代局限。其设计者冯纪忠（1915—2009 年）以“与古为新”为核心理念，强调“前提就是尊古，尊重古人的东西，要能够存真，保存原来的东西”。这种理念既体现于园内宋代方塔等历史文物的保护，又反映在对传统景观营造方法的传承。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冯纪忠明确提出向中国传统园林学习：“方塔园规划力求在继承我国造园传统的同时，考虑现代条件，探索园林规划的新途径。”全园采用分区布局，各区域均营造内向空间与特色景观，这种布局直接借鉴自传统园林的布局方式。同时在方塔西侧，迁建明代楠木厅，设置墙、廊、榭等元素，构建传统风格的园中园。特色更为鲜明的是，两处主入口经曲折路径与多重空间至中心方塔区的空间序列安排。如冯纪忠在《方塔园规划》中所述：“由园洞门向西进入高低曲折的堑道……出堑道登天后宫大殿平台看到方塔与广场，顿时感觉为之一爽。这是尝试运用我国园林幽旷开合的处理手法。”此外，东门侧方池的泄景、东北土山的障景、多重对景等策略也来自传统园林。（图22）

图22 1981 年方塔园规划总平面图

相较于传统园林，方塔园最具探索性与创造性之处在于对“曲折”与“旷奥”的创新诠释。北入口甬道和东入口堑道的曲折形态界定了一种空间叙事。这种设计本质在于对传统园林“感知的曲折”的精准把握，通过极简的形式变化，创造有效的感知节奏。微折错位的连续折线，虽属于现代景观设计的语言，但亦见于江南园林中至为精妙的案例。“旷奥”同样达成感知的有效性。相较于物理空间的旷奥属性，方塔园更强调生理与心理的效应，这是冯纪忠从传统园林与自然风景中提炼出的具有高度精准性的设计法则。他有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这种精准性：“如果路是一直这样低下去，给人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路是用一块板、再一块板，这样一点一点错开，让人走路有一种变的感觉。这样的变动，就能让人少抬头。因此，差不多到了再抬头，这样下去已经到广场了，问题就不大了。”基于这种感知上的曲折与旷奥，方塔园通过两条分别从北入口、东入口起始的序列严谨、设计精密的园径，引导游客至塔院广场，实现游赏体验的升华（图23，图24）。这一设计同时实现了全园设计精神与传统园林义理之相合：既有相地立意中对场地地脉的尊重，也有谋篇布局中情感体验与空间环境的互动。

3.5.2 形式语言上与传统的疏离

方塔园的建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管理者锐意革新与设计者创新实践的珍贵成果。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市园林管理局突破传统体制，首次外聘冯纪忠主持方塔园规划设计，这既是上海公园设计相关机制改革的探索，也为这一经典作品的诞生创造了重要契机。冯纪忠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与现代建筑理论积淀，将其所主张的“空间原理”及组景“旷奥”理论融贯于方塔园的规划设计中，最终创造出“具有宋文化气质的、属于今天的‘形’与‘象’”。

关于传统园林的传承与发展，冯纪忠有言：“中国园林的传统在现代园林规划中是具有新的生命力的。通过方塔园规划，我们感到继承传统主要应该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揣摩其匠心意境，吸取营养，为我所用，不能拘泥形式，生搬硬套。”他特别强调现代公园与古典园林尺度不同，不能通过简单“放大”实现适配。方塔园采用土山替代传统石山，设置大草坪，通过扩大水面来实现历史建筑与现代景观空间的自然过渡。

方塔园的规划刻意回避传统园林的总体布局、建筑造型及空间形式等形式要素，而这些在既往公园实践中曾被普遍沿用。除楠木厅园中园外，全园多数空间通过形式语言的有意疏离来避免语义混淆。反观亩中山水园，作为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风格园林，担负着展示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职能，在形式语言上主要采用简化的几何形；地面铺装描摹环秀山庄轮廓；传统山石被规整化、模数化，堆叠为巨方石山与条石驳岸，落入形式拘泥的窘境。

4 结论：传统意匠的隐退与日常叙事的转向

时过境迁，尽管传统园林已失去原生文化语境，但其设计智慧仍持续影响着近现代公园的营造实践。当然，传承与发扬传统园林的途径不止一种：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大量历史名园得以复建，海外建起的一百余座中国园林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90 年代末以来的建筑实践中，对传统园林再解读与借鉴的热情也持续高涨。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近代上海公园发展出独特的点缀、拼贴与混合的策略，并以此赋予海派园林的一大特色。通过一亭一山、一池一石等手法植入文化符号的模式至今仍见于城市公园与街边绿地；20 世纪50 年代的“大山大水”营造范式既契合时代精神，又适用于建设大型公园，后逐渐发展为多元山形水系叠加庭院组团的复合模式，并以园中园形式巧妙规避风格冲突，因而获得广泛应用。20 世纪 90 年代，公园建设体制的改革与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深度影响，推动了设计实践的不断创新。对于中国传统园林的借鉴，空间转译取代形式模仿，成为更符合当代需求的理性路径。

当代创新实践促使设计与建造逐渐脱离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框架的束缚，传统美学议题亦让位于生态、后工业、系统、场景等当代议题，导致公园中体现传统园林意匠的案例日趋减少。一定程度上，公园设计与传统造园立意不同，当公园能真实反映当代公众游憩行为的需求，便体现出自觉的合目的性，具备了形成时代美的可能。

虽然当代公园设计不再刻意追求传统形式美学，但传统意匠的表达并未因此消弭。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能催生超越时代的设计突破。方塔园的精准性与距离感，是值得把握的设计策略。陈从周曾强调：“中国造园有许多可继承的，继承的并非形式，是理论、‘因借’手法，因就是因地制宜，借即借景。其他对景、对比、虚实、深浅、幽远、隔曲、藏露……以及动观、静观相对的处理规律，这是有其法而无式，灵活运用，以清新空灵出之，全在于悟。”换言之，传承不必拘泥于形式，重在把握规律，进而“去粗存精”，适宜而鲜明、生动地表达。在存量发展的当代，为形式复古而大动干戈的做法实不可取。反之，如东园二村居委会改造、昌五小区社区花园更新等项目，虽只有千平方米级场地中，却通过一屏、一影、一廊的极简介入，“小中见大”，为现代都市生活注入传统园林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