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凡 郑德昊 高昊 李东娟 | 从燕京名胜到人民公园——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历史沿革

从燕京名胜到人民公园

——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历史沿革

傅凡 郑德昊 高昊 李东娟

摘要：陶然亭位于北京南城，自清代起便是游赏与雅集等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1952 年，依据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理念，陶然亭及其周边区域被改造为公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现代城市公园之一，之后经多次建设，形成当前的风貌。文章借助历史文献与城市建设资料，梳理陶然亭从燕京名胜到人民公园的变迁过程。研究发现，陶然亭公园的历史与北京的社会制度、城市空间的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演进轨迹；同时，陶然亭公园是现代公园功能与中国园林形式相融合的一个范例，体现了在公园规划设计中对于民族性的探索。

0　引言

近代以来，城市公园作为一种新的园林类型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被引入中国。其建设的开端是西方列强在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租界内兴建公园，随后国内各地政府、民众纷纷效仿。1905 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大臣在奏报中指出，所到繁华都市“必设有供人休憩游玩的场所，民众稍有闲暇便前往游赏，顿觉疲惫尽消，见识亦有所开拓”，认为这些场所具有教化民众、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因此建议效仿外国，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

与欧美城市最初利用皇家或私家园林以及城市公共游览场所改建公园的做法相似，中国城市早期公园建设也多通过对现有的园林或游览胜地等进行改建。例如，1879年，左宗棠在甘肃酒泉将泉湖疏浚，修建酒泉公园；1898年，宝山县将几座私家园林改建为城西花园；1905年，无锡社会名流集资将几座私家花园改建成无锡公花园；1911年，青浦县将曲水园改建为公园；1914年起，北京陆续将社稷坛、先农坛、三海、颐和园等皇家坛庙、苑囿改建为公园并向公众开放。《旧都文物略》记载，中山公园、中南海、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与静明园、南苑等旧时帝后游幸之地，在那时已悉数转为民众共享的休闲娱乐场所。相较于新建，改建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充分利用场地原有历史文脉与景物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公园的功能需求进行改造，并增建服务设施，以满足游客之需。

陶然亭是北京城内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位于南城先农坛西。自建成以来，其对北京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颐和园、北海、景山等处不同，陶然亭在民国时期仍作为游览胜地存在，并未被改建为公园。直至1952 年，陶然亭及其周边区域被改造为公园，此后经多次改扩建，形成当前的面貌。陶然亭公园是首批参照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规划设计的公园之一，同时在改造过程中保留中国传统园林的典型特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虽已有部分论文和著作对陶然亭的历史沿革、清代雅集、近代发展、公园建设等方面有所探讨；但关于其如何由传统的游览胜地转变为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城市公园，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1　清代的陶然亭

陶然亭位于老北京南城，先农坛西侧，临近右安门。其所在地慈悲庵始建于元代，附近有明代设立的黑窑厂和作为祈雨场所的黑龙潭。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黑龙潭在祈谷坛西侧，积水十余顷，亦名野凫潭”。《天咫偶闻》也记述黑龙潭“积水弥然”，水面大小与东城鱼藻池相近。由于水面开阔、环境优美，黑龙潭在清初即为游览胜地。《藤阴杂记》称“黑龙潭，康熙中为宴游之地”，其周边寺院与园林众多，如龙树寺、龙泉寺、刺梅园、封氏园、祖园等，均为清初有名的游赏之所。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原属官营的黑窑厂奉旨转由窑户备办。翌年，监督厂务的工部郎中江藻因慈悲庵“西面陂地，多水草，极望清幽”，而在庵内建亭，取白居易诗句“一醉一陶然”之意，将之命名为“陶然亭”，民间又称“江亭”。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江藻之兄、宗人府府丞江蘩将原亭拆除，改建为三楹敞轩。改建后的陶然亭“叠石为平台，临台架屋三楹”，“下凿方池注水，砌植幽花时卉”，“环以修廊，曲折相引”，开启窗棂，可见“西山蜿蜒出天外”（图1）。黑窑厂废弃后，其地遗留一处小丘，因“坡陇高下，蒲渚参差”，成为京中人士登临眺赏、雅集觞咏之地，被称作“窑台”。

图1 贺良朴《江亭修禊图》

由于清代实行“旗民分置”政策，汉民居住在北京外城，其中宣南地区是主要的聚居区。陶然亭及其周边的黑龙潭等处凭借地利，成为宣南地区少有的公共游览场所。登临陶然亭，远可眺望“西山晚晴， 翠色照地， 雉堞隐然高下， 不绝如带”，近可观览黑龙潭“苇花摇白，一望弥漫”。尤其在秋天，陶然亭一带“白杨零落，红蓼花开”，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雅集觞咏，盛极一时。《天咫偶闻》称，陶然亭虽荒率、简陋，不及外城的万柳堂雅致，也不及内城的积水潭开阔，然而由于地处宣南，举步即至，“故吟咏游赏者不绝于途”。此外，宣南地区会馆林立，慈善寺内有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进京赶考的举子多会前往参拜，也使陶然亭觞咏之风更盛。《藤阴杂记》记载，各省赴京应试的举子在科举考试结束后，往往同乡聚会相庆，其中浙江籍士子多在陶然亭设宴畅饮。陶然亭也是宣南少数设有酒肆的游览地之一，《京尘杂录》记载，城中的龙树寺与城外的极乐寺，皆为春日踏青游赏胜地，但未设餐馆、酒肆，游人多自备饮食；陶然亭和小有余芳是少数设有酒肆的去处，但小有余芳迟至入夏才开园，陶然亭则每至暮春时节就悬帘售酒迎客了，所以“宴会无虚”。

陶然亭自建成后，即为文人雅集之所。著名的雅集活动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佥都御史劳之辨等5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之例，于陶然亭举办“五老会”；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沈世枫等人在陶然亭再办五老会；嘉庆年间，赵怀玉、洪亮吉、张问陶、吴鼒等人约定，每遇大雪即赴陶然亭集会；道光十六年（1836 年）春，禁烟名臣黄爵滋召集名流、官员在陶然亭展禊雅集，江开以诗记之。陶然亭还吸引了朝鲜使臣前来，如嘉庆年间的李肇源、道光年间的金景善和权时亨，都有题咏陶然亭诗文的记载。陶然亭的景物主要由敞轩、水体、芦苇、水禽、远处的城墙和西山构成，清诗对其多有描绘，如“城隅积水八寸绿，照见凫鹭白如玉”（张之洞《南洼修禊送客》），“亭小神孤立，芦深花万重”（张问陶《九月八日独游黑龙潭》），“虚亭遥倚女墙幽”（赵翼《陶然亭》），“树杪西山一抹青”（宋荦《游祖园杂诗七首》其五），等等。

清末，慈悲庵内的陶然亭仍为重阳登高宴集胜地。《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2　民国时期的陶然亭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陶然亭依然是北京南城一带著名的游览胜地，但随着中央公园、城南公园等相继开放，其吸引力已不如往日。

俞平伯在1917—1919 年寓居东华门期间，曾于冬日前往陶然亭观雪，所见仅为“拙钝的几间老屋”，昔日名流觞咏的胜景已“黯然寡色了”。1921 年初，张恨水初至北京，即以游陶然亭为“第一件事”，但旧时“有水，有船”的景象已然消失，只见一片芦苇，屋舍破败，乱坟杂陈，残树零落，蚊蝇肆扰，且年年更甚，不禁感叹其盛名难副。汪辟疆也称陶然亭不过一丘黄土，周围车马喧嚣，只是夏秋时节芦苇高可隐身，槛外西山终日在望，于京师的喧闹之中，勉强有这么一处有山林之意的场所也算难得。1934 年，《东方快报》刊载的《市中名胜：陶然亭近况》称，陶然亭“古墓荒邱断碑残碣，凄烟衰草枯木寒鸦”，情状萧索。光绪十五年（1889年）来京的朱彭寿回忆当年文人雅集大都在黑龙潭旁的陶然亭、龙树寺等处举办，曾经“应接不暇、冠盖如云”；但是“世变风移，别趋时尚”，到1939 年这些名胜均已“阒寂荒凉、车马绝迹矣”。

陶然亭曾有过被改建为公园的设想。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天津《大公报》10 月28 日刊载的《禀请设立公家花园》报道称，时任度支部主事杜德舆、职商周寅山等人向民政部建议，在北京南下洼（即黑龙潭）建设公家花园；议案获民政部核准，并着手制订建设章程，但最终未能实施。1928 年，朱辉在《建设北平意见书》第二十项“广设平民公园”中提出将东西长安街、陶然亭、日月坛、什刹海等空地改建为平民公园，而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回复称“本市原有之各种建设颇多，稍加改良，即可成为平民良好娱乐场所”，因此该建议也未实际推行。1939 年《北京都市计画一般图》（图2）和1947 年《北平市都市计画简明图》（图3）中，陶然亭都未被规划为公园。即使如此，陶然亭仍是举办文人雅集的胜地，例如，1914 年，王闿运来京就任国史馆馆长，袁励准发起陶然亭雅集，广邀前清翰苑中人，与会者50 余人；1917 年上巳节，叶恭绰在陶然亭组织修禊，与会者60 余人；1918 年上巳节，樊增祥、罗瘿公共同召集修禊，与会者82人；1925 年春，樊增祥再次召集，76 人参与；1933 年中秋，吴佩孚、彭八百与诸名流共聚陶然亭赏月。郁达夫曾提到，他在南方，每逢秋日便时常回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及潭柘寺的钟声。某种意义上说，陶然亭虽未被改建为公园，但其作为公共游览场所，具有公园的部分属性。

图2 1939 年《北京都市计画一般图》

图3 1947 年《北平市都市计画简明图》

衰败的陶然亭因其相对隐蔽的环境，成为近现代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并与诸多革命事件和人物产生关联。1920 年1月18 日，毛泽东与邓中夏等辅仁社成员于此集会，商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宜。同年8月16 日，应周恩来的倡议，天津觉悟社、北京青年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的代表在慈悲庵举行座谈，李大钊应邀与会，共同探讨改造中国的途径与方略。1921 年7 月下旬，经李大钊安排，陈愚生租用慈悲庵后院南配房，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该场所后来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组织青年运动的关键阵地。1925 年1 月28 日，革命先驱高君宇与石评梅同游陶然亭，同年3月，高君宇病逝，后安葬于陶然亭旁；石评梅作《我只合独葬荒丘》《墓畔哀歌》等文纪念高君宇，1928 年9 月，石评梅逝世后，安葬于高君宇墓旁。

3　陶然亭公园的规划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陶然亭及其周边地区已经破败不堪。当时的陶然亭只是被苇塘围绕的一座破庙，东北方向有很多荒坟，污水由南城汇入，垃圾成堆，蚊蝇滋生。1950 年，毛泽东视察陶然亭，提出“陶然亭是燕京名胜，这个名字要保留”。1952 年，北京市政府对陶然亭周围的苇塘实施了疏浚工程，将其开挖成湖，湖中心的葫芦形小岛将水面分为东、西两部分，挖出的泥土依传统造园方式堆砌为7座土山，形成公园的基本山水格局。慈悲庵、陶然亭、鹦鹉冢、香冢等古迹和高石墓（高君宇、石评梅墓）均位于岛上。窑台则坐落于湖的北侧。站在土山上，可远眺北京内城的景物。自1953 年起，公园陆续开展绿化和道路修建工作，并在岛上新建了锦秋亭、秋爽亭和澄光亭（图4）。

图4 1953 年陶然亭公园平面意向图

1953 年制定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指出，首都建设应坚持“为中央、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总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北京引入并借鉴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模式，确立“文化与休息相结合”的公园管理原则，开始建设集文化生活与休息功能于一体的社会主义人民公园。根据规划，陶然亭与先农坛、天坛、龙潭共同构成文化休息公园。当时，北京城市规划的甲、乙两个方案均提出建设自陶然亭至龙潭的公园带（图5），但乙方案未将先农坛纳入公园范围。1954 年，《北京市规划草图 · 总图 · 一九五四年修正稿》对两个方案进行整合（图6），规划了由陶然亭、先农坛、天坛、龙潭共同构成的连续公园带。

图5.a 1953 年《北京市总体规划》（a. 甲方案）

图5.b 1953 年《北京市总体规划》（b. 乙方案）

图6 《北京市规划草图 · 总图》1954 年修正稿

在陶然亭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多项设施得以新建或完善：在公园的西湖北岸修建了游船码头，东湖东岸建造了露天舞池，抱冰堂北侧建成一座可容纳1500 名观众的露天剧场，抱冰堂经修缮后改为说唱茶馆。此外，还配备了儿童文娱室、阅览室、饮水站、小卖部、邮亭、厕所等服务设施。由于陶然亭公园内原有建筑较少，原位于中南海的云绘楼、清音阁，以及原位于长安街的东、西牌楼，都被移至陶然亭公园进行异地重建（图7）。彼时的陶然亭公园，呈现出“几座小山环抱一池碧水，粉红色玫瑰、江南槐、白玉棠点缀湖畔山腰”的景象，游客或“坐在绿茵草地、花棚下谈天”，或“沿新铺豆石小径信步”，少先队员亦常来此开展活动。著名作家杨朔笔下的陶然亭公园拥有一片“清亮的湖水”，湖北面堆筑着连绵的小山，山上散布着数座雅致亭台。湖畔遍植花木，植被繁茂。作家张恨水游览陶然亭公园时，看到窑台、湖心岛花木成林，湖北岸游艇出租处停靠几十只游艇待租，牌楼金碧辉煌，山脚有凌霄花架，山上有凉亭，陶然亭内还设有茶点部。丰富的文化设施吸引了大量游客。据统计，1958 年陶然亭公园的文化设施（不含儿童文化设施）全年共接待游客114 425人次（表1）。

图7 云绘楼、清音阁与长安街东西牌楼迁建位置示意图

表1 1958年陶然亭公园文化设施利用情况统计表

1928 年，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的建立，确立了苏联“文化休息公园”这一新公园类型。该类公园兼具游憩与文化教育功能，使群众可以在美观的公园环境中进行文化休息活动。来访的泰戈尔曾描述，公园里有大片园区并配备展厅、俱乐部、儿童园区和儿童剧场、餐馆等设施。在展厅中，陈列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农业和工业知识等内容，供游人学习。俱乐部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等活动设施。另外，儿童园区建有托儿所，父母们在游玩前可以将孩子托付给托儿所的保育员照看（图8）。1959 年，北京市园林局在《北京市陶然亭公园规划设计》中明确将陶然亭公园定位为文化休息公园。其规划设计方案可见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划船、钓鱼、滑冰、跳舞、文艺演出、电影放映、棋艺活动、儿童游戏等多种游艺项目，丰富劳动人民工余和假日的文娱生活；另一方面，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大片的树林和草地为游人提供安静的休息环境。在功能分区上，陶然亭公园借鉴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模式，将公园划分为成人游戏区、儿童活动区、文娱区和安静休息区四个功能区，公园的入口设计亦借鉴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规则式布局，并在部分区域规划轴线，以强化空间秩序感。但其并未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园林的艺术风格（图9，图10）。整体上采用自然山水形式，道路蜿蜒曲折，富于变化；布局上运用园中园形式，如露天舞池既与外部有机联系，又自成一体；造园手法方面，依地势“因高就低”，利用挖湖的土方堆叠山体，并运用借景手法，使云绘楼在融入周围山水环境的同时，也可作为远眺外景的场所。尽管参考了中国传统园林，但是陶然亭公园的路网密度较低，景点和建筑数量也较少（图11）。这种设计可能受到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影响，也可能出于遵循“实用、经济、美观”的绿化建设原则，采取“先普及后提高”的方式，逐步增加景点和建筑。同时期规划建设的紫竹院公园、龙潭公园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理念。

图8 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平面图

图9 1958 年陶然亭公园平面图

图10 刘少宗绘《陶然亭公园风景》

图11 颐和园、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与陶然亭公园路网对比图

（从左至右：颐和园；莫斯科高尔基化休息公园；陶然亭公园）

之后，陶然亭公园的建设持续进行。至1985 年， 已陆续建成旷怡楼（ 水榭）、涵碧亭、倚新亭、望瑞亭、知津亭、澄怀亭、常青轩（金鱼花卉展厅）、南屏晚眺亭、览翠亭、窑台映雪亭、海棠山亭等建筑。宣武门外圣安寺的瑞像亭迁至公园重建，露天剧场改建为电影院，并增设观众休息室、小卖部等服务设施。公园的景观节点和文化服务设施更加完善，逐步形成了以“亭”为核心的景观特色。为了进一步突出“亭”的主题，1985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陶然亭公园改建规划》，提出将陶然亭公园打造为“以亭取胜”的百亭公园（图12），同时将园林景观与历史文化教育功能结合，使公园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场地，华夏名亭园的建设活动由此启动。利用云绘楼西南侧的未开发空间，遵循“名亭求其真，环境写其神，重在陶然之意，妙在芸萃人文”的设计原则，仿建了滁州醉翁亭、绍兴兰亭、苏州沧浪亭等9 座历史名亭。除对亭体进行原样复建外，还根据场地条件对名亭的周围环境和意境进行意象写仿。1989 年，华夏名亭园竣工，市民可在此领略华夏名亭之大观。1993—1995 年间，华夏名亭园中的李白景区和杜甫景区被改造，并增建了谪仙亭。20 世纪80—90 年代，人民生活尚不富裕，没有频繁外出旅游的条件。仿建、微缩国内外著名建筑与名胜，成为让市民在本市领略外地风光的普遍做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此类建设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文化与休息相结合”方针的延续。华夏名亭园是国内最早集中仿建各地名胜的景区之一，其建设时间早于深圳的“锦绣中华”和“中国民俗文化村”，其成功经验可能也对后来北京世界公园、中华民族园等景区的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华夏名亭园的竣工也奠定了陶然亭公园八大景区的基本格局。

图12 陶然亭公园华夏名亭园设计平面图

整体来看，陶然亭公园的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9 年间，主要在西湖边和湖心岛上进行景点建设；1960—1985 年间，进一步丰富湖边和岛上景点，同时在游客主要来向的公园北部、东部增建景点；1985 年之后，重点在公园西南部建设华夏名亭园，最终形成目前的景点分布格局（图13）。

图13 陶然亭公园景点建设情况图

4　结论

自清代以来陶然亭即为燕京名胜，承载着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尤以文人雅集闻名。民国时期，陶然亭虽未被正式改建为公园，但仍作为北京重要的公共游览场所，其开放性和可达性使其承担了公园的部分功能，具备公园的某些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顺应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和休息空间的需求，陶然亭融合苏联文化休息公园模式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风格，实现了从传统游览胜地向人民公园的转型。这一转变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新，更是功能与空间逻辑的重塑。通过疏浚苇塘构建山水格局，原有的历史遗迹，如窑台、慈悲庵、陶然亭、高石墓等均被保留，并与迁建来的古建筑共同融入山水环境中，通过园林布局与空间节点的重构，转化为兼具游赏与休闲功能的核心景观。原本自发、分散的景观格局，经整合后，道路引导合理、视线组织清晰、功能分区明确，形成多层次的游览体系。

陶然亭公园的兴建体现了人民公园与传统游览胜地在功能诉求与空间组织上的承续与差异：一方面，它延续了原有的历史文化底蕴，保留了历史名胜的象征意义与地方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功能分区和新增娱乐、服务设施，满足了市民日常休闲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体现了文化与休息相结合的人民公园属性。在持续建设中，华夏名亭园景区的兴建，回应了不同历史时期公众对公园功能的新期待。这种将历史景观、现代公共服务与人民需求相结合的实践，为相应阶段的城市公园建设提供了范例。陶然亭公园不仅见证了城市公共空间从燕京名胜向人民公园的转变过程，也成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城市公园形成与演进模式的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