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态考古——“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观后感

按照常识，考古就是发现与研究古人的物质遗存，都是死东西。说是“死东西”，不仅是指使用者都已经故去，更是指这些东西难以理解，我们又无法穿越到过去，看见其使用场景，从使用者那里了解其意图。考古人只能运用多方面的信息去推导，这也就构成了“考古学的技艺”。要让死东西说话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物质遗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零碎、残缺的，要凭借极有限的材料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就一定需要一个可以参考的模板。就像我们在拼合复原陶器一样，只要知道残留的陶片能够呈现原来的器型是怎样的，就可以把器物复原出来。史前考古领域通常利用民族考古的手段来获取模板，因此通常也把民族考古称为“活态考古”（living archaeology）。考古学家仿佛人类学家一样，可以直接观察到人们的生活面貌。活态考古能够提供的信息丰富度是一般考古工作无法比拟的，能够帮助考古学家实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不过，其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存在跨文化的差异性问题，毕竟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即便生产方式差不多，生活面貌也是千差万别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历史是连续的，而且文献资料也相当完整，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开展考古工作，就可以不用活态考古提供的模板，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态考古。最近在故宫举办的展览“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就非常符合这样的要求。元、明、清时故宫这片区域一直是皇宫的位置所在，至于说文献资料，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完善的了，尤其是故宫还在使用中，建筑群仍然保存完整。在这里参观考古展，就仿佛是在听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故宫考古揭示的是故宫自身的历史，反过来说，故宫的历史本身又是理解出土物质遗存的有效手段，考古发掘则是进一步丰富故宫的历史。如此滚动的循环使得故宫考古成为活态考古的样板，一个不同民族考古的样板。故宫考古所依赖的方法，考古学上称为“直接历史法”，也就是研究自身的历史，其可靠性在考古推理中是无与伦比的。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正是这一方法的生动写照。

2020年至2025年，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发掘造办处旧址，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出土遗存可以分为元代、明早期、明中晚期、清早期、清中晚期共五个时期。今天的故宫就坐落在元代宫城遗址上，造办处的位置位于元代宫城的西南部。到了明朝早期，这里曾是大善殿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在发掘区内揭露出来三处房址与一处工艺精湛的墙基，显示出明朝早期无与伦比的组织管理能力。嘉靖十五年，这个区域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慈宁宫落成，也奠定了后来的院落格局。此后这里是内府衙门、厂库之所在。到了清朝，这里变成了造办处，康熙年间设立玉作坊，此次发掘中还揭露出铜作坊、做钟处。在做钟处房址中发现多种西洋钟表构件，包括表演及装饰配件、动力系统和表盘计时零部件等。乾隆十七年（1752年），造办处的房屋达到280余间，成为皇家御用品制作的专门机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皇宫内居然有手工作坊区。文献记载，这里鼎盛时期有42个作坊。不过，对于从事都城考古的研究者而言，这可能并不稀罕，从夏都二里头遗址到安阳殷墟，都发现有作坊区，历代都城中都有类似发现。清朝在宫囿范围内有作坊区，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赓续。如此的一脉相承，也让我们说的活态考古多了一层意思。

走进位于永寿宫的展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考古地层模型，1∶1复制的地层剖面，这个剖面东西长6.4米，最深处距地表4.5米。剖面边上还陈列着一座按1∶3比例缩小的磉墩模型，实体太大了，展厅中无法陈列。发掘揭示出来的磉墩有4个，每个相距11米，呈正方形布局，在它之上应该是大型的建筑。媒体报道中称此次发掘揭开了“紫禁城下的大地史书”‌。没有哪种展示形式比这个模型更好的了，参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元明清不同时代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这个地层也非常具体地呈现了什么是考古学家的技艺，虽然三个朝代界限分明，实际上遗迹的类型多种多样。后一个朝代在重新建设之前，需要清理地面，需要挖掘基槽，堆砌磉墩。挖掘出来的废土填埋在旁边低洼的地方，这些详细的活动都记录在考古地层上。当我们看到这幅竖立起来的考古地层图时，也仿佛在阅读一段情节曲折的故事。地层的包含物指示不同地层的年代，这其中暗含着考古地层学的秘密：地层的年代总是由年代最晚的包含物指示。

考古发掘的出土物数量可观，类型多样，不过大多破碎、零散，是古人当作垃圾填埋的，其中还包括一些建筑构件、工人生活用瓷器碎片、作坊的玉料等。也说明当时垃圾处理还是就地处理的，尽管造办处就在三大殿附近。当然，对于考古人来说，有指示年代包含物的地层是相当理想的，也算是对都城考古复杂地层的一点回馈。在这样一个连续使用几百年又经过三次朝代更迭的宫殿区范围内，建筑反复营建，又不断废弃，要把每一次事件都区分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发掘者精细的发掘技巧以及对不同朝代物质文化的熟谙。明代早期造办处的位置是某座宫殿的一角，这座建筑至少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在这座宫殿建筑的磉墩之上，已经叠压着由黄土碎砖夯筑的嘉靖时期的地基，其中居然有一块明确标有“嘉靖十三年”的纪年砖，明确地卡住年代的下限，即不可能早于这个时代，否则这块砖不可能会被填埋在地基之中，这个发现为判断年代提供了极好的证据材料。

从文献我们知道造办处是清代负责制造、维修和贮藏金、玉、铜器、珐琅、玻璃器皿、武器盔甲等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其职能还涉及装修陈设、舆图绘制、兵工制造等，这个“紫禁城的手工技艺中心”存续了大约230年。此次出土遗存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200件钟表配件，包括金属框架、齿轮等，体现18世纪中西技术交流的情况。若是没有考古发掘，是很难了解相关生产过程的。另一类遗存更加罕见，那就是匠人的生活遗物，包括匠人使用的刷子、棋子、骨牌及饮食残留物（如蟹钳、动物骨头），展现了工匠日常生活。文献记载中是不大可能记录工匠的日常生活的，而这正是考古工作的强项，发现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在众多出土文物中，还有一批元代花纹砖引人注目。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元代龙纹砖被砌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池子，是在明代作为建筑的材料被重新使用的。明代营建紫禁城时，充分利用了这批元代的建筑材料。这些龙纹砖与黑龙江上京城、北京金中都等元代遗址发现的同类砖瓦十分接近，都是皇家等级的，也反映出金元明三代时期建筑工艺和工匠技艺的传承。

一脉相承！故宫考古仿佛就是中国考古的“隐喻”或突出的代表。连续的历史，稳定的意义传承，还有文献的辅助，文字系统也没有改变，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揭示的中华文明与今天的中华文明仍然是无缝连接的。当我们看到史前的陶鼎的时候，会想到三足鼎立、鼎鼎有名、钟鸣鼎食……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在传承，在今天的语言中流传。这样的文化仍然是活态的，我们称之为“活态考古”也就是合适的。这样的状况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古老文明发祥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在那些地方，考古揭开的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悬隔开来的世界，文字已经改变，物质的文化意义也发生了改变，甚至生活在那里的人群都已发生了改变。对比而言，中国考古是活态的，可以将之视为中国考古学一项突出的特色，因为世界上确实没有其他地方能够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说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特色所在！

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考古学一项绝无仅有的特色，它是活态的考古。故宫考古以一个绝佳的范例演示了这样的特色，也是活态考古的标签。让我们记住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特征，用我们的努力赓续中华文明传统，让这棵古老的文明之树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