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粟特地区的居民沿丝绸之路大批移居中国，散布于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建立起移民聚落，对中古中国的政治进程、宗教、音乐舞蹈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学者们对汉文史籍中以昭武九姓为姓的“粟特人”的活动及其影响做过深入的探讨。[1]但是，对于“粟特”、“康居”、“康国”的区别，以及“粟特人”的构成、“粟特人”与“昭武九姓”的关系，许多学者仍有误解，似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粟特”和“粟特人”溯源
粟特人，属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粟特”一词在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中记为Sughda，古波斯大流士一世下令所刻的《贝希斯敦（Behistum）碑铭》记作Sugude（或Suguda，Sugda）；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记为Saghdo（Sogdoi）。白鸟库吉辨别了康居与粟特（Sogdiana）的区别，认为粟特地当中亚布哈拉地区；在汉代，粟特人居锡尔河之南，属于伊兰（朗）人，以农业为主；康居人则生活在锡尔河以北的吉利吉思大草原，属于突厥人，以游牧为主；粟特人和康居人实属两个不同的民族；[2]Sogdiana地方，相当于《后汉书》、《晋书》之“粟弋”，《魏略》之“属繇”，《魏书》之“粟特”；南北朝末期汉籍所记“贵霜匿”，乃Soghd之转译，代表粟特国家。[3]英国学者亨宁考辨说，希腊人一般把粟特称作Sogdiana，把粟特的居民称作Sogdianoi；在粟特文献中，“粟特”记作swɣδ-，suɣδ-，sɣwδ-，sɣuδ-。[4]俄国学者W.巴托尔徳认为，Soghd（粟特）一词在古波斯文中写作Suguda，在《阿维斯陀经》记作Sughda，希腊人记作Sogdioi、Sogdianoi（指“粟特人”）和Sogdiane（指“粟特地”）。根据希腊史料，在古代Soghd一词用来称呼臣服于大流士一世的波斯的伊朗血统的人，这些伊朗血统的人居住在乌浒水（阿姆河）至药杀水（锡尔河）之间的土地上。[5]在鄂尔浑突厥碑文中，把粟特人和他们的国家分别记载为Soghd和Saghdaq（或sordaq）。[6]葛玛丽认为，在古突厥语中，“粟特”作So-ɣd〔ï〕q。[7]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已把“粟特”视作Sogdiana（索格底亚那）之音译。[8]
在伊斯兰时期（7世纪以来），粟特地的范围要比古代狭窄得多。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伊斯塔赫里（Istakhrī，10世纪上半叶）《道里邦国志》的记述，粟特本土包括布哈拉以东地区，即从代布西亚（Dabūsiya，即《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之喝汗，又称东安国，此地距布哈拉22法尔萨赫，距撒马尔罕17法尔萨赫[9]）到撒马尔罕；他还说，粟特地区还包括布哈拉、渴石（Kishsh，Kash），《隋书·西域传》作史国，《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和那色夫（Nesef，《新唐书·西域传》作那色波，亦曰小史），布哈拉地方的人也讲粟特语。[10]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雅古比（Ya‘kūbī，卒于897年）《诸国志》则说，粟特的首府有时是渴石，但主要是在撒马尔罕；粟特地区还包括那色夫，但不包括布哈拉。[11]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ahmūd Kāshgharī，11世纪末）《突厥语大词典》“粟特人”条把粟特看作是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之间的地区。[12]由此看来，在8～10世纪时，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一般把“粟特”地区视作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地区，也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的中心在撒马尔罕。
根据费耶教授（F.N.Frye）的研究，在阿拉伯征服时代（8世纪前期），中亚地区大致分成3个语言和文化区域，其一是广义的粟特地区，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赭时（石国）和拔汗那，该地区使用粟特语，其文化带有鲜明的东方商业贸易特点；其二花剌子模地区，使用当地土著语言花剌子模语；其三巴克特利亚地区，包括拔汗那、现代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和阿富汗北部，使用一种用希腊字母拼写的、改良的库山—巴克特利亚语，其文化具备佛教文化特征，该地区直到10世纪末尚未完全伊斯兰化。[13]费耶主要依据的是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没有使用《大唐西域记》等汉籍，因而把拔汗那也列入粟特之地。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玄奘所记窣利（粟特）范围要大得多：“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14]地名窣利，人亦谓焉。”[15]玄奘把窣利与窣利人相对应，并把窣利北界推至锡尔河北的楚河上游流域，很可能是由于窣利人（粟特人）在楚河流域的移民地已相当繁荣。此外，玄奘西行时，他发现沛捍（拔汗那）“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慧超也称，跋贺那国（拔汗那）“言音各别，不同余国”[16]，这与窣利人（粟特人）的“形容伟大，志性恇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17]有极大差异。
综合以上诸种材料，笔者认为，“粟特”地区主要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地区，也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的中心在撒马尔罕；在不同时期，粟特的范围或有扩大，但拔汗那和楚河上游流域不应包括在粟特本土；[18]在唐代，粟特地大体上包括昭武九姓中的康、安、东安、曹（西曹）、米、何、史诸国；石国主要由突厥人控制和统治，[19]似不应纳入粟特之地。[20]
9世纪，随着中亚本地王朝塔赫尔王朝（821～873年）的建立，以粟特、吐火罗斯坦和呼罗珊毗邻地区某一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一种新的语言——达里语（Darī），它为河中地区的人民所广泛使用。达里语实际上是东伊朗语和中亚诸方言的发展。在萨曼王朝（874～999年）统治时期，达里语正式成为官方语言，粟特语逐渐成为一种死文字。[21]据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记述，大约在11世纪中叶，巴拉沙衮（今托克马克城东40里）人、怛逻斯和巴伊扎城的居民使用粟特语和突厥语。[22]粟特语的使用到了最后阶段。在这个时期，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地区迁居到巴拉沙衮的一支粟特人——“索格达克人”（sogdak）已经使用突厥语了。[23]随着11世纪中亚操突厥语人群势力强盛，“粟特人”作为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也逐渐融合到中亚其他民族中，退出历史舞台。
二、关于粟特、康居、康国
从汉至唐，中国史籍有康居、康（国）、粟弋、粟特四个概念。
“康居”一名出现最早，见之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匈奴传》也记述了康居。余太山考定，汉代的“康居”国本土位于锡尔河以北，康居南以Chatkal-tau和Urtak-tau为界与大宛相邻，西北在锡尔河下游与奄蔡分界，东北似以Alexandrovski山脉和楚河与乌孙相接；在汉代，自塔什干（Tashkend）至率都沙那(Sutrüshna，即Ura-tübe) 皆属大宛国；[24]在北魏时，康居已亡，“康国”取而代之。[25]所以，《魏书·西域传》不见“康居传”，而列“康国传”。康国首府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属粟特（Sogdiana）地区；Samarkand 译为“康”国，是因为粟特人称该地为γ’n =χan；[26]《魏书》编修者之所以选用“康”字译称Samarkand，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该地旧为康居属地。[27]
《魏书·西域传》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28]从以上记述来看，最迟在汉末，月氏人已在撒马尔罕立国，“相承不绝”。康国的王族是月氏人，臣民则系粟特土著；来华的昭武氏中，应当包括王族的月氏人和粟特土著人。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也是由这两种人所构成。因为汉籍所记，是无法甄别来自粟特地区的人是属于月氏人，抑或属于粟特土著人的。此外，对《魏书·西域传》所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我们应理解为：康国继康居之后，占据了康居旧地；似不应理解为康国统治者乃康居之子孙。
Sogdiana第一次中译名为“粟弋”，出现在《后汉书·西域传》：“粟弋国，属康居。” 据余太山先生考证，两汉时Sogdiana为康居属地。[29]《晋书·四夷传》也作“粟弋”。现在通行的“粟特”这个译名，似以前秦建元三年（367年）《邓太尉祠碑》冯翊军所辖五部之“夷类十二种”之一的“粟特”为较早。[30]“粟特”国第一次见之于史籍是在《魏书·西域传》：“（魏）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31]此时，粟特与康国并列，实为两地。《魏书·西域传》把粟特与位于粟特西北的奄蔡混为一谈，其误已由白鸟库吉、余太山先生所证。[32]
“粟特”一名，在唐朝高僧著述中，还另有译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作窣利，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义净《梵语千字文》作孙邻，唐利言《梵语杂名》“胡条”夹注作苏哩。[33]德国学者马迦特认为，以上诸译名是钵罗婆语中的Sūlik的对音。[34]
有学者认为，“粟特”在吐蕃文中记为Sog。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年表》第45条记载：“及至马年（694年）……噶尔·达古为Sog [po]所擒。”[35]此处Sog一词，美籍华人学者李方桂于1957年撰文，比定为“粟特”。[36]之后，美籍华人学者张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等，也赞同此说。[37]而德国藏学家霍夫曼则认为，Sog [Po]人是于阗之塞种人。[38]我国学者王静如、唐长孺等认为，藏文Sog po即《辽史》中的“阻卜”，宋代异译为“术保，即明代的“鞑靼”；[39]苏鲁格进一步考证说，藏文Sog po最早音译为“遬濮”，秦汉时期的“遬濮”为匈奴联盟中的成员；至唐代，Sog po音译为契苾；遬濮、契苾皆“阻卜”之异译，“阻卜”即指“蒙古”。[40]
但是，也有学者或把康居与粟特相等同，或把粟特视作康居的延伸、发展。冯承钧先生在其译著《西突厥史料》（1958年）、《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往往以康居对译Sogdiana。林梅村先生认为，“汉代康居就是后世粟特”，“粟特人素以擅长经商而著称于世，汉代称‘康居’”[41]。刘迎胜先生说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又说康居在“阿姆河以北粟特之地”[42]。齐思和先生认为，“粟特”濒临咸海。[43]这些学者实受《魏书·西域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之误导，把粟特、康国、康居三者相等同。上述诸说之误，早已为白鸟库吉所辨。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唐朝开元年间，“康居”一词仍在使用。《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记述：开元三年（715年）十一月，拔汗那之战后，“（张）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44]这儿的“康居国”实际上指“康国”。
三、关于“粟特人”和“昭武九姓”
在唐代，粟特地区的居民还有所谓“昭武九姓”和突厥人等。
粟特人长期受其周边的强大外族所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月氏部、贵霜帝国、嚈哒国等。粟特人在各族统治下没有灭绝，而是加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从而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与此同时，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在各族统治相对薄弱的时候，渐渐聚集成为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布哈拉的安国、苏对沙那（Sutrūshana/Ushrūsana）的东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的中曹国、瑟底痕（Ishītīkhan）的西曹国（即曹国）、赭时（Chach）的石国、弭秣贺（Māymurgh）的米国、屈霜你迦（Kushānika）的何国、花剌子模的火寻、布哈拉以西贝梯克（Betik）的戊地（《大唐西域记》作伐地，《隋书·安国传》、《新唐书·西域传》安国条作毕国）、羯霜那（Kashāna）的史国等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史称“昭武九姓”。[45]尽管石国（今中亚塔什干一带）在锡尔河之北，火寻在阿姆河下游，距典型的Sogdiana尚有一段路程，但是它们大多具有共性，且在《新唐书》中记为同一体，故我国多数学者将昭武九姓与粟特人相等同。[46]
据《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中亚昭武九姓国仍以“昭武”为姓的仅剩五国，即：安（王昭武杀）、东安（王昭武闭息）、[47]米（王昭武开拙）、何（王昭武婆达地）、史（王昭武失阿喝）。[48]
但是，唐代粟特地区诸国，其王也未必是以“昭武”为姓的。
贞观初，安国王诃陵迦献名马于唐朝时，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以一世为20年计，二十二世为440年。据《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安国第一次到唐朝贡献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十一月。[49]从此往前推440年左右，约当公元200年。考古证实，最早的布哈拉周边村镇，如瓦拉赫沙，建成于公元3世纪。[50]布哈拉也是由村镇发展而来，其年代略比瓦拉沙赫晚些。看来，布哈拉约从公元3世纪开始建立起政权，本地王统一直存在下来。布哈拉本地统治者称布哈尔·胡达（Bukhâr Khudâh）。即便是在西突厥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布哈尔·胡达也依然存在。[51]《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显庆年间的安王昭武杀也应是布哈尔·胡达。
据美国学者费耶等研究，布哈拉的统治者很可能采用了粟特人“王”的形式，因为“Khudâh”与粟特文“γωτ’ω”（“王”）基本相同。[52]在7世纪中叶，布哈尔·胡达由本地王公比敦（Bîdûn）担当，他属于吐格什哈达（Tughshâda）家族。直到萨曼朝统治者伊斯迈益尔来到布哈拉时（874年），该家族基本控制了布哈尔·胡达一职。[53]贞观初遣使入唐朝献的安国王诃陵迦，应是布哈尔·胡达，他大概也属吐格什哈达家族。马迦特等认定，开元十四年（726年）遣弟朝贡的安国王笃萨波提（《册府元龟》卷971作波婆提）即吐格什哈达（Tughshâda）本人。开元七年( 719年) 遣使朝贡的安国王，也应是此君。[54]由此看来，安国王统似是粟特人，其称号也不是“昭武”。
另外，值得今人注意的是，在粟特地区操粟特语、称粟特王的也未必是粟特人。
1933年，苏联考古学家们在喷赤干以东约70公里的穆格山城堡废墟中发掘出90余件文书，其中大部分是粟特文书。据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里夫什茨、弗列依曼等人的研究，穆格山文书的主人是迪瓦什梯奇（Dīvāshtīch），此人是喷赤干的领主。在这些文书中，提到喷赤干的统治者尚有毕丘特（pnčy-tt）、其子奇金啜毗伽（ck'yn-cwr βyδk'n）。从上述人名构成、尊号来看，斯米尔诺娃认为他们大概是突厥人出身。[55]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穆格山文书的主人迪瓦什梯奇的身世，一直争论不休。[56]关于这些出身突厥人的喷赤干统治者的来历，笔者据《新唐书》卷215下及《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认为很可能是咄陆五啜之一的胡禄屋（居）部落的一部分人在642年进占了米国。喷赤干统治者毕丘特、奇金啜毗伽很可能与胡禄屋（居）部有某种联系。[57]
那么，中亚九姓胡如何被学者们认定为粟特人的呢？
1952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提出，来华胡人是否是“粟特人”，以康、安、石、史、米、曹、何等九姓为判断依据。[58]国内外学者基本上就认同了这一标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等汉籍中，入唐朝贡的昭武九姓使者和国君中，没有一个以康、安、曹等九姓为姓氏的。而许多入唐的粟特地区的人则往往以昭武九姓为姓。这些来华的昭武九姓，实际上仅仅用自己选定的姓氏来表明自己来自何方，而不是表明自己的族别。例如，安某、康某胡人，仅表明自己是“安国来的人”、“康国来的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隆（Haloun）教授就注意到了这一点。[59]因为，即便是在昭武九姓之地，居民的民族构成也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没有必要把昭武九姓之民指称为粟特人。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是主要由来自粟特地区的月氏人和粟特人两种人所构成。陈寅恪、向达、蔡鸿生等先生把昭武九姓之民称为“九姓胡”，而不径称“粟特人”，[60]这是非常有见底的。
冯承钧也注意到了“昭武九姓胡”组成的复杂性。他参证其他有关汉籍记述，认为“九姓胡”主要由康、安、曹、石、米、何、史、穆八国组成；伐地（《新唐书·西域传》误为戊地）和火寻（花剌子模）人在唐代未见以国为姓者，故而不应入九姓胡之列；九姓不必代表九国；由于曹有东曹、中曹、西曹，安有东安、中安、西安（即伐地），史也有大史、小史，则姓曹、安、史者，尚难确定为本国人或支国人。[61]
此外，在公元728年前后，在中亚粟特地区也出现了以安、康指称其国的事例。728年的一封粟特文书简提到一个“来自安氏（Анъ）的人；伯希和收集的一份8世纪粟特文手稿的题署声称，“Чурак，来自康氏（Хан）”[62]。这似乎也在提醒我们，安某、康某仅表明他们来自哪一国，并没有表明他们的族别。
综上所述，“粟特”为Sogdiana（索格底亚那）之音译，在伊斯兰时期（7世纪以来），粟特地的范围要比古代狭窄得多，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一般把“粟特”地区视作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地区，也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的中心地区在撒马尔罕；玄奘所记窣利（粟特）范围要大得多，把窣利北界推至锡尔河以北的楚河上游地区；在不同时期，粟特的范围或有扩大，但拔汗那和楚河上游地区不应包括在粟特本土；在唐代，粟特地大体上包括昭武九姓中的康、安、东安、曹（西曹）、米、何、史诸国；石国主要由突厥人控制和统治，似不应纳入粟特之地。我们不能把粟特、康国、康居三者相等同。在粟特地区操粟特语、称粟特王的也未必是粟特人；我们不应把“昭武九姓”与“粟特人”相等同。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也主要是由中亚月氏人和粟特人两种人所构成。
[1] 关于入华粟特人的研究史，参看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荣新江、廉湘民：《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六章《中外关系》一节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东迁》，第453~458页。关于粟特地区的考古材料对研究汉文史料的价值，参看姜伯勤《俄国粟特研究对汉学的意义》，提交“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北京大学，1998年5月6~8日。
[2]〔日〕白鸟库吉著；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年，第3~16页。
[3]《康居粟特考》，第85~89页。
[4] 亨宁：《焉耆和“吐火罗人”》，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BSOS），第9卷，第3期，1938年，第548页。
[5]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Vol .IV，Leyden & London，1934，p.473.“Soghd”（W.Barthold）
[6]〔苏〕 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6页。
[7] A.von Gabain，Alttrkische Grammatik（《古突厥语语法》），Leipzig，1950，p.334.引自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注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8] 例如，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林》1992年第3期，第7~13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6页。
[9]〔波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1法尔萨赫约合6.24公里。
[10] B.G.A.，i，314-316. Leyden，1870.（《阿拉伯舆地丛书》第1卷，第314~316页，莱顿，1870年）引自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Vol.IV，Leyden & London，1934，p.473.
[11] B.G.A.，VII，293. Leyden，1892. 引自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Vol.IV，p.473.
[1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391页以下。引自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Vol.IV，p.473.
[13] F.N.Fry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4，London，1975，pp.146—148.
[14] 羯霜那国（Kashāna），即史国，位于撒马尔罕西南约75公里，今名Shaar-sabiz，义为“绿城”。9世纪后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比认为，它是粟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15]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
[16]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中华书局，1994年，第131页。
[17]《大唐西域记》卷一。
[18] 关于拔汗那，参见拙文：《〈新唐书·宁远传〉疏证》，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19] 参见拙文：《〈新唐书·石国传〉疏证》，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20] 白鸟库吉也认为，唐代石国不应归属昭武九姓。参其《康居粟特考》，第68页。
[21] 详见拙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4~166页考述。
[2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何锐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23]《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497页。
[24]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6~101页。
[25]《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58~59页。
[26] W.B.Henning，The Sogdiana Texts in Pari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1，1946，pp.711-740.
[27]《塞种史研究》，第104~105页。
[28]《魏书》第120卷，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2281页。
[29]《康居粟特考》，第27~30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98~99页。
[30] 录文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有关考释见同书第21~22页。
[31]《魏书》第120卷，第2259~2260、2270页。
[32]《嚈哒史研究》，第58~59页。
[33] 引自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注释1，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34] J.Marquart，Die Chronologie des Alttürkis Chen Inschriften（《古突厥碑铭年代考》），Leizpis，1898，p.56. 引自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注释1。
[35]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36] 李方桂：《藏文Sog简释》，载《中亚杂志》（CAJ）第3卷2号（1957~1958年），第139~142页。
[37] 张琨：《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乌瑞：《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J.Harmatta，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1979，pp.275-304.）；森安孝夫：《吐蕃的中央亚细亚进出》。参见杨铭：《古藏文文书Sog po 一词再探》，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
[38]H.霍夫曼：《塞种人与粟特人之藏文称谓》，载《亚洲研究》25卷（1971年），第440~455页。
[39] 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鞑》，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296~301页。唐长孺：《记阻卜之异译》，载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16日《文史周刊》第29期。
[40] 苏音格：《藏文史料中的“蒙古”称谓辨析》，载《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Sog po 称谓证补》，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杨铭对苏音格观点提出商榷，认为Sog po人应指粟特人。见杨铭：《古藏文文书Sog po 一词再探》，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
[41] 林梅村：《古道西风》，三联书店，2000年，第174页。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载《文物》1992年第9期。
[42]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4页。
[43] 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44]《资治通鉴》第221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6713页。
[45]《新唐书·康国传》。
[46] 例如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5~337页；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载《文献》1997年第1期；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6页。
[47] 东安国，或曰喝捍，托玛舍克及巴托尔德将其比定为波斯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Hudûdal-Alam )中的Kharghankath (卡尔干卡特，后称为Kalkan-ata)。马迦特在《古突厥碑铭年代考》中，把喝捍考定为Kharghan，并称其城北邻泽拉夫善河，在今Kermineh附近。参见Hudûdal-Alamtrs. by V.Minorsky，London，1970，pp.22，112；V. 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77，p.98；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页注二。
[48]《新唐书·西域传下》。
[49]《册府元龟》第970卷，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新唐书·安国传》所称武德年间、贞观初安国朝贡诸事，不见《册府元龟》之记载。
[50] 王治来：《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50~151页。
[51] NarshakhÎ，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Mass.，U.S.，1954，pp.7-11.
[52] The History of Bukhara，p.108，note 30.
[53] The History of Bukhara，pp.8—11.
[54]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903年），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页注五。
[55] 斯米尔诺娃：《喷赤干古城遗址的钱币目录》（О.И.Смирнова Каталог монет с городища Пенджикент），莫斯科，1963年，第18页。引自马小鹤 ：《米国钵息德城考》，载《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5页。 另参V.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77，pp.92—93.
[56]《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第一册（Согди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горы Муг），弗列依曼《穆格山文书的说明、刊布和研究》（A.Ａ.Фрейман，Описани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горы Муг)，莫斯科，1962年，第42~45页。关于这些争论，参见马小鹤： 《米国钵息德城考》。
[57] 详见拙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120页。
[58] 蒲立本：《内蒙的粟特侨居地》（E.G.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通报》，第41卷，1952年，第317~356页。
[59] W.B.Henning，The Date of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Ⅻ，London，1948，p.603，note 2.
[60] 陈寅恪：《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57~59页；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61]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79~180页。
[62] 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第139页注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