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的本质看宋代纸币

由于出发点不同，货币理论关于货币本质有不同的观点。从货币本身有无价值出发，有金属论、名目论、信用论等。从货币职能来理解和定义货币的本质也是一种常用方法，但在这一点上，经济学 叙事和人类学、历史学的叙事侧重点有所不同。经济学叙事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关注货币的 物理形态演化———从有价值的实物商品、金属到可兑换纸币，再到不可兑换纸币和数字货币，即强调 货币信用问题。人类学叙事则完全不同。大量考古发现证明，货币最原始的职能是记账单位，而非 交易媒介。实际上，经济学的两位巨擘———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货币论》和《货币的祸害》中都 研究了人类学提供的资料———雅浦岛的费币，认为“记账货币”( Money of Account) 才是货币的本质 属性。

从物理形态来说，货币经历了金属货币到纸币的演变。在马克思的时代，货币仍然是以特定物 质形态的商品来充当，即贵金属铸币，纸币不过是金属铸币的代表。马克思将货币定义为“充当一般 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货币是一种商品，是特殊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特性，自身具有价值; 二是货币充当等价物，即具有价值尺度职能。从金本位废除以及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世 界各国货币普遍进入管理货币时代，货币形态是脱离贵金属的国家信用纸币，货币不再体现为特殊 商品，而是符号化的纸币。但是货币“一般等价物”( 即价值尺度) 的职能并没有改变。“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使交换的物品可以进行价值的比较和计算。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货币的首要功能是价值计算。

韦伯就认为，“货币经济使得交换中的授受 之间、区隔人际与时间一事成为可能，从而解决物的交换手段彼此之间的调和问题，……货币的此种 机能，亦即使计算成为可能，让我们有一共同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财货，这是其最大意义所在; 因为通过货币，方使经济行为之计算的合理性具备前提条件，‘计算’方有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也是如此。凯恩斯提出“计算货币”的概念，对货币和计算货币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我们也许可以 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货币与计算货币之间的区别，即计算货币是表征和名义，而货币则是相应于这 种表征的实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计算货币是在观念上抽象的计算价值的货币，计算货币是灵 魂，而货币则是体现计算货币的实体。“计算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 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这样说来，计算货币便是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货币则是储存购买力 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购买力单位的标准。”凯恩斯将货币的核 心概念与其外在形式进行了区分，计算货币是货币的本质，货币则是表示计算货币和储存购买力的 形式。货币实体是货币的外在表现形式，逻辑上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从历史上看，在一种物品专门 固定地充当货币，承担计算货币的职能之前，人们就已选择一种普遍接受和珍视的物品来充当计算 货币了。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也就是为了进行价值( 或者说是财富) 数量计算的需要而产生 的。 这样的区分与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分析也是一致的。现代经 济中，货币已经完全非商品化，货币“法定计价标准”的本质也更直接地表现出来。“最后值得强调的 是货币的非商品、非资产属性，它只是且永远只是流通中对商品、服务和资产给出标价，这是真正的‘货币面纱’，也是货币与其他一切商品和服务会因为消费而灭失的本质区别，这也是一切试图把货币作为‘特殊商品’加以研究所误入的歧途。只是因为所有的商品、服务和资产需要一个法定计价标 准，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共识，货币才具有存在的基础。”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货币本质上是计算价值的工具，实体货币则是计算货币的体现形式。至于以何种实物或者以何种手段来表现计算货币，则因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技术手段而不同。在人类历史上，早期的货币是以特殊商品来体现的，如许多民族早期都曾 以海贝为货币，后来普遍用某种金属，特别是贵金属( 金银或铜) 作为货币材料。用作货币的材料有 一个共同点，即由于天然的稀缺性而被视为珍贵的物品，具有普遍的价值认可，且不易伪造，方便计 量。“商品货币是由某种可自由取得的特定非垄断商品的实际单位构成的。这种商品碰巧被选来用 于货币的某些众所熟知的用途，但其供应却正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稀少性和生产成本决定的。”由于天然稀缺性、易于分割计数，贵金属长期被用作货币材料，承担货币的职能。但是贵金属货币最大 的缺陷是受自然因素限制，其供给缺乏弹性，不能随经济规模扩大而人为地增加，因此对经济发展不利。为了克服这个缺陷，不受自然资源供给限制的货币就被创造出来，这就是纸币。

最初的纸币还是金属货币的替代品，代表金属货币流通。之所以被认可和接受，是因为最初的 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在制度和法律上随时可以兑换成金属货币，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兑换券。由于这些纸币的可兑换性被普遍接受，它们就可以独立流通。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会发生全部纸币 同时兑换为铸币的情况，所以纸币在数量上可以脱离金属货币数量上的限制，其发行量、流通量可以超出实际的金属货币量。但是，以金属货币为本位的纸币在数量上仍然受到实际金银货币量的制 约，纸币数量仍然是有限度的。在以金属货币为本位的纸币流通史上，如何处理金属货币与纸币的 数量关系成为货币理论上引发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英国货币史上就产生了 19 世纪初银行学派 与通货学派的争论。实际上，在宋代交子仍然是兑换货币的时期，这样的争论也发生过。

由于以金属货币为本位的纸币仍然受到金属货币数量的制约，有限的金属货币无法为不断增加的 纸币提供支撑。这也是 1971 年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的原因。随着经济发展和交易规模扩大，需要创造出一种脱离金属本位的、可以根据需要而人为调节其数量的全新形态的货币，这就是管理货币。管理货 币“只是由国家保证以一种方式管理其发行条件，以致通过可兑换性或其它性质，使之具有一种以客观 标准表示的确定价值”，“离开国家法令或习惯办法之后，内在价值较小或根本没有”。

管理货币没有了金属本位的支撑，只有国家才具备发行管理货币的资格。只有国家才可以“强 制实现其交割，而且还会决定以合法或合乎习惯的方式清偿按计算货币订立的契约时必须交割什么 东西。因此，国家首先是作为法律当局出现，强制支付符合契约所载的名义或表征的东西”。除了国 家具有的强制权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国家或中央银行担保在对其本身的支付中被接 受的货币”。也就是说，国家保证货币持有者在对国家支付中接受这样的货币，这就是国家对于纸 币所做的承诺和担保。国家所接受的最大的支付项目，就是居民等私人部门的税收及其他支付。因此，国家必须有强大的财政能力，而且其财政活动中使用货币，才能够具备发行管理货币的条件。因 此，只有在国家建立了一套以货币为计算手段的财政税收体系时，才能出现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管 理货币。

从世界货币史来看，金本位废除以及黄金非货币化之后，当今世界各国均实行完全的管理货币 制度。现代管理货币的发行者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的数量来稳定物价，货币已经不与任何贵金属挂勾，货币购买力体现为居民物价指数( CPI) ，货币发行当局的首要目标是保持货币购 买力的稳定。

签发的存放铁钱的收据———交子，它们都经历了从兑换纸币到国家信用纸币的演变。宋代从铸币 到纸币，纸币从兑换货币到管理货币的演变既符合以上货币演变的一般规律，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特殊之处在于，其发生的时间较西方纸币早了数百年。这说明中国走过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 货币发展道路。“宋朝政府发明、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制度，包括纸币体系，使得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调动经济资源。宋朝的纸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民众纳税的工具和 私人交易的媒介，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贡献。”

在关于宋代纸币的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强调私交子产生的创新意义，并将四川地区商业发达、铁钱货币以及印刷技术成熟和普及作为宋代纸币产生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货币史的角度 看，宋代货币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不是私交子，而是国家信用货币官交子的产生。

首先，四川私交子是唐代“飞钱”的复活。宋人已将交子与唐代“飞钱”联系起来，认为“飞钱”是 交子的前身。“飞钱”在唐代后期的出现，是为了避免携带铜钱而进行资金异地汇兑。从性质和功能 上来看，宋代民办时期的交子与飞钱是一样的。唐代由于商业发达，高额、跨地域结算活跃，对货币 需求也随之增加。特别是由于两税法、专卖税、商税等以钱纳税的税目增加，铜钱在整体财政运作中 所占比率增大。作为当时主要货币的铜钱，在日常性小额交易时比较便捷，但因重量较大，在高额交 易时相当不便，跨地区结算和运输税金时存在被抢劫的风险和产生相关费用。于是，使用票据成为 最佳方案。民间有寄附铺，经营财物寄存和异地支取。政府方面的进奏院、禁军和三司都有经营便 换业务，跟寄附铺一样，对寄存的财物开出存单。北宋统一后，商业发展与政府货币政策及边防政策 相关，官、民使用票据日益频繁。官营的便钱在宋初建隆至乾德年间( 960—968) ，与唐代相同，以三司直接经营的形式出现，是宋初政府采用的一种成熟的金融手段。 从唐代的飞钱、北宋初期的便钱 到四川民办时期的交子都属于汇兑性质的票据，虽然名称各异，但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民办交子 的性质仍然是兑换券，“是一种支付一笔用本位币表示的款项的承诺”，它仍然“是一种由私人发行的票券式的支付手段”，还不是国家货币。

其次，民办时期的交子经历了民间自由经营和特许经营两个阶段。“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 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凡遇出纳，一贯取三十钱为息。其后富民十六户主之”。 交子是民间的创造，最初为自由经营阶段，交子户自 行开办，各自发行，政府未加管理，难免产生欺诈和失信的问题。经政府整顿，16 户富商获得了政府 的特许经营资格，“始益州豪民十余( 万) 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 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 错，以为私记”。 交子采取统一样式，但各有私记，政府希望通过实行联保，提升交子信用。即便如 此，仍然不能避免失信和欺诈。有的交子户动用准备金买房置地，结果造成所发交子不能兑换，产生 纠纷。鉴于此，寇瑊任益州知州时，下令关闭交子铺，禁止民间发行交子，交子面临夭折的命运。

薛田是一位开明务实的官员，也是交子命运转折中的关键人物，堪称宋代“纸币之父”，他在任益 州路转运使时就曾提出政府接管交子的建议，未被采纳。天圣元年(1023) ，薛田出任益州知州，再次提出官办交子的建议，经与梓州路提刑王继明等官员研究，提出了一套完备的官交子制度方案，纸币 才得以起死回生，最终在南宋成为主要货币，并在金、元两代得到继承和发展。从交子发展的历史看，正是政府接管交子才使纸币这一新的货币形态得以延续并发展。在官办时期，交子由兑换纸币进化为国家信用纸币。“银行券并非自然而然就成为国家的货币， 但一旦国家宣布将接受它们用于指向中央的支付，它们就变成了国家的货币。”

官办初期的交子完 全依照民办时期的办法，即“纳钱请交”和“见交付钱”。纸币由政府发行，很容易被用来解决财政问 题。天圣四年，三司提议用益州交子支付商人在西北地区入中粮草的价款。庆历年间，在十二界交 子流通期间，政府两次共用 60 万贯交子支付商人在秦州入中粮草的价款，并没有相应的现金准备，最后只能用十三界新交子收兑。此后，交子财政发行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熙宁五年( 1072) ，23 界交 子期满，而 24 界已经大量由财政支出，只好用 25 界交子收兑 23 界，交子由一界增为两界同时流通， 发行量增加 1 倍。这说明财政支出已经成为交子的主要发行渠道。具体来说，交子不仅用于支付西 北军费，也用于四川本地财政支出，如用交子支付青苗本钱和常平仓籴本。自宋哲宗绍圣以后，交子发行量不断增加，到宋徽宗时发行量增加到最初的 20 倍。

政府将交子用于财政支出，并没有相应的铁钱准备，已经改变了交子作为兑换券的性质。实际 上，尽管交子流通地域不断扩大，但除成都外，政府并未在其他地方设立兑换机构，故无法兑现。交子已经成为一种脱离金属货币的不兑换纸币，其信用只能建立在国家财政税收对它的接受，其实是 国家信用纸币，其币值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数量，完全依赖于国家的管理，成为一种 管理货币。

官办之后，交子从兑换券到管理货币的演变是货币史上的一大创新。一种脱离金属货币的完全 符号化的货币形式出现，其信用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其购买力的稳定依赖国家的管理，且主要 是数量上的管理。国家保证纸币的独家发行，国家的权威是管理货币的根基。国家独有的税收权力，以及国家接受纸币作为缴纳税收的方式，是纸币信用的来源和基础。国家的财政活动是最重要 的经济行为，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银行券并非自然而然就成为国家的货 币，但一旦国家宣布将接受它们用于指向中央的支付，它们就变成了国家的货币。”银行券只有在国家接受其对于国家的支付时才会变成国家货币。“课征以政府票据支付的税收具有两个直接的、不 可或缺的好处。首先，税收创造了对政府发行的票据的需求，并为其赋予了价值。因为所有的纳税 人都需要这种票据，所以他们愿意用商品与其交换，而票据则随之循环并成为货币。”“一旦货币创造 与税收之间( 以及二者和政府的潜在结构及稳定性) 的关联被充分理解，那么从金属铸币到法币或纸 币的转变就变得直白得多。”国家信用纸币存在的条件必须是税收和国家财政的货币化。

宋代财政的货币化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即国家财政收支中货币部分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实物部分，货币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工具。从税收来源看，这些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税之外的工 商税收，即从市场上获得财政资源。更引人注意的是，宋代财政货币化的程度不仅远高于前代，而且 高于明清两代。宋代继承了唐中期以来的两税法，在土地制度上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允许土地 自由买卖; 在兵制上实行募兵制，其常备军的规模最高时达到 120 万人，军费也成为宋代财政支出中数额最高的一项。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就必须建立高效的财政体制。北宋时期，面对北方和西北 边境地区驻军军费问题，政府主要采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如通过入中手段向边境地区输送军事物资， 通过和籴和买解决物资供给。宋代税收项目除传统的农业税(即两税)以外，商税和盐、酒、茶等专卖 收入是主要的来源，而这些收入都是货币收入。宋代财政收入中货币部分不断增加，北宋至道末货 币收入 1500 多万贯，货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 43% ; 天禧末 3500 多万贯，治平年间 3600 余万贯，占比 均为 61% ; 熙宁年间 5000 多万贯，占比达到 71% 。南宋没有全国性的赋税收入数，难以作明确比较， 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折帛钱的征收与经总制中新税种的创立，南宋货币收入增加，其占比应更高。

从税种结构看，传统的财产税占比越来越小，而间接税和消费税占比越来越高。宋朝工商税收 占岁入总额比重超过农业税收，不仅是唐代的数倍，而且大大超过元、明、清。明清时期的人口数量 远超宋代，疆域面积也更大，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工商税收所占岁入总额 比重并没有超过宋朝。明代晚期包括盐茶税在内的商税收入约 340 万两，占明朝财政岁入总额的13% —15%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关税、盐课、杂赋三项收入合计占清朝岁入的近 30% 。宋代间 接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以及 1650—1790 年的尼德兰。“相较之下， 英格兰都铎王朝政府( 1485—1603) 的间接税收入占赋税总收入不过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在拿破 仑战争的前夕，消费税才开始成为英格兰财政岁入的主要来源。而作为近代欧洲另一个税收国家的 尼德兰，1650 年至 1790 年间，间接税也就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约 40% 。”因此，刘光临认为“11 世纪的 宋朝中央所掌握的财政收入已经高度且主要来自于间接税，符合西方学界所定义的税收国家”，宋代 中国率先以间接税作为国家财政体制的基础，是世界上第一个可持续的税收国家。而消费税在拿破 仑战争前夕才开始成为英格兰财政岁入的主要来源。 四川地区的财政税收货币化情况也是一样，“在熙、丰时，总益、利、梓、夔四路税苗茶盐之入，与夫场务正课之输，计以贯石匹两之属，通不过八百 三十余万，而其费则止于七百四十余万，是一岁可得百万之赢矣。中兴以来，上供经总制之额，乃为 钱六百九万四千，视异时全入之数已不相远，则夫常赋杂征，当不翅乎三倍，而其支费抑又夥矣。凡 供军之钱，留于蜀，下于武昌，盖二千万，而刍粮布帛不与焉。其他郡邑经常之费、水旱盗贼之备犹未 论也。”在国家财政税收不断货币化的前提下，只要税收接受国家发行的纸币，纸币就获得了国家信 用支持。

如前所述，交子在官办后很快就通过财政大量发行，而没有现钱兑换。交子价格虽然下跌，但仍 然维持了较好的流通，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可以接受用交子纳税。虽然这方面的史料缺乏，但可以推 测政府在支出上用交子，收入方面也应该接受交子。到宋徽宗时就明确提出，政府财政税收无条件 接受交子，以稳定交子的信用。宋徽宗大观二年( 1108) ，知威州张特就提出要稳定钱引价格，“盖必 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 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接受以钱引进行支付，才可以保证民心 不疑，进而保障钱引顺利流通。可以说，钱引的流通完全是建立在政府接收的基础之上。南宋时期 钱引成为四川的主要货币，政府财政收入中大量接受钱引，“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 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 南宋时人也说四川钱引是“盐酒等物，阴为称提”。“纸币之行于蜀旧矣，虽有圣智莫能改，然其贵贱低昂亦有可论，似非廛陌之人所能为。盖某尝闻蜀故老之练达者矣，以为欲其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唯使常用于官而无滞于私则可矣。何则? 以一说 观之，每州之春引直必亏，至笋茶之出，官司催驱之时则例增，何也? 当是时尽用于官而不滞于私故 尔。故老练达者之言，以为此乃流通纸币之妙术，为今之计，但常求所以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无亏损 之患矣。”

南宋时期政府在东南地区发行会子，因为有了四川钱引的经验，所以会子的信用一开始就建立 在财政税收接受会子的基础上。“近有旨以合支官钱造会子流转，而输官亦许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数品搭，从之。”实际上，在发行之初，就明示会子是可以输官的，且规定占有一定比例，一般是钱会中半。自嘉定年间开始，由于铜钱日益减少，会子日益增多，政府的中半制也开始动摇，赋税收入中现钱比例下降，会子比例则上升。

宋代开创的国家信用纸币被金元两朝继承。元代更向前一步，实行完全的纸币制度。元朝的中 统元宝交钞在发行之初即是财政税收接受的货币。“省府钦依印造到中统元宝交钞，拟于随路宣抚 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 应据酒税醋盐铁等课程，并不以是何诸科名差发内并行收受。”

从宋代开始的纸币实践，历金元两朝，而终结于明代，从侧面说明国家信用纸币一旦失去财政支 撑就无法运行。明前期也实行纸币制度，印行大明宝钞，并试图通过禁止铜钱和白银的办法以加强 纸币的地位，但由于朱元璋建立了一套迥异于宋代的“洪武型财政”，在税收来源上，明代“一反以前 几个王朝注重从贸易和商业中获取收入的共同倾向”，“依靠农业收入作为国家收入的程度远远超过 了宋代，甚至多少超过了晚唐”; 商税在宋代是重要的税收来源，而明代属于商税性质的钞关税、商税 等杂色收入“尽管税目非常多，但是税收总额却比较小”，“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 怜”。明代“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因而“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 法倒退了一大步”，甚至还不如元代。 明代财政赋税退回到实物化和力役化，明朝印行大明宝钞，但“只作赏赐及赈灾之用”，有出无入。纸币失去了与税收财政的关联，也就失去了国家赋予的信用，有出无收，大明宝钞迅速贬值，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倒退。

由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是货币形态上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发生与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有重要关系。中国古代传统的货币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在货币起源上，秉持先王制钱说; 在货币本质 上，持货币名目论; 在货币职能上，认为货币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更是国家治理和实现财富分配 的工具。

先王制钱说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货币起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货币是统治者( 也就是先 王) 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因此，货币也是根据国家意志和需要创造的。《管子》认为: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 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 事，而平天下也。”杨于陵认为: “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宋代继承了传统的“先王制钱”说。李觏说: “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有 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其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 币，但珠玉金银，其价重大，不适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晁补之说: “人之生，须菽粟 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缺，则皇皇从之，为二者故也，圣人有以日中为市，不欲使各滞其 用以相妨，将使之通工易事而两得，则钱币于是乎生焉。”他们认为，钱币之所以产生，是先王为适应 交换需要而创造的，“物之得丧之权在钱，钱有重轻之权在君”。“而钱货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也就是说，货币之轻重是出于在上的君主的命令。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关于货币的本质，占主导地位的是名目论。该理论认为，货币本身并没 有实际的价值和功用，仅仅是一种比较物品的工具，可将其概括为货币工具论。这就与凯恩斯所说 的计算货币有相同之处。《管子》称: 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因为货币 没有粮食、布帛那样具体的使用价值，所以是无用的。杜佑说: “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 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 贸易流注，不住如泉。”宋代人们仍然重复着这种观点。孔文仲说: “臣闻钱者，无用之物，而圣人贵 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财也，夫以无用而通有用，是以贵其通，而不贵其积。”张方平说: “夫钱者， 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周行己说: “夫钱本 无用而物为之用，钱本无重轻而物为之重轻。此圣智之术，国之利柄也。”“盖钱以无用为用，物以有 用为用，是物为实而钱为虚也。”以上这些说法仍然是货币名目论，但在表述上，则比《管子》前进了 一步，即“以无用而成有用”，以及“以无用为用”。“无用”是指货币无益饥寒之用，没有谷帛那样具 体的使用价值，“有用”是指货币“能通有用之财”，也就是宋人所说的“权物轻重”“流通货财”的功 用，即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

南宋时杨冠卿、辛弃疾主张实行纸币制度，也是从货币名目论出发。杨冠卿说: “愚闻之，物无轻 重，物物者能为轻重。物物者执物之权者也，故轻重不随乎物，而物之轻重不得不随乎我。土之与 金，其贵贱固异也，齐高祖欲使之同价，土与金不能自为轻重，而轻重之者齐高也。鹿皮之与钱其缓 急固殊也，汉武帝以方尺之皮直钱四十万，而诸王朝享非此不行。鹿皮与钱不能自为轻重，而轻重之 者武帝也。齐之君、汉之主执其物物之权，故欲重而重，欲轻而轻，惟所欲耳。”在杨冠卿看来，物之 轻重完全决定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可见其名目论思想是很彻底的。淳熙二年( 1175) ，辛弃疾说:“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 物货，见钱有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 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他也认为铜钱与纸币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而楮币则比铜钱更便于携带，所以 楮币比铜钱更优越。正是从货币名目论思想出发，杨冠卿和辛弃疾都反对废除纸币，而主张加以 改进。

关于货币的功用，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认为货币除了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功能外，更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觏说: “古之人曰: 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果慎斯 术，则操柄无失而群下服从，有国之急务也。”王禹偁说: “钱刀之利，军国所先。”刘挚说: “先王之 制钱币也，所以御万物，通有无，而调虚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势也。”刘弇说: “钱币之在天下， 什伍谷帛而子母之，则有国者资之以擅开阖。”张方平说: “臣闻圣人以仁守位，以财聚人。故财者， 帝王之所以平理万物，养成群生，保邦御世安民致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于谷帛，然圣人立成 器以为天下利，作为货币以通有无。而后养生送死之物备，贵贱之偏别，万物流布而不竭，贸迁而无 穷。自燧人氏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轻重之法为政者也。‘通其变，使民不倦。’明其天时，辨其地利，察 其人力，审其物理，执权衡以御天下而操纵于其不平之间，然后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见，而轻重消息 制于君上矣。”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古典和新古典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由一种商品( 通常为黄金、白银) 构成 ( 或担保) ，该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决定了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直到 20 世纪初，德国经济 学家克纳普( Georg Friedrich Knapp) 的《货币国定论》才打破了这种长期奉行的传统，认为货币事实 上无须与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联系在一起，货币在理论上并不必然需要金属本位。货币是与其材质 价值无关的国家的产物，因而对纸币的存在成功地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克纳普的观点对西方的货 币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韦伯有关货币分析的社会学理论、康芒斯的债务货币观和经 济观、熊彼特的货币“要求权理论”、凯恩斯的货币制度论、勒内的功能财政论，以及最近流行的“新货 币国定论”或“现代货币理论”。

时至今日，货币理论仍然存在金属论(Metallists)和名目论( Cartalists) 这两种理论的争辩。金属 论者认为“通货的价值主要或完全取决于其背后支撑金属的内在价值”; 名目论者认为“货币的使用 主要基于货币发行当局的权力”，“流通手段之所以最终演变成货币，根本上是由于硬币( 或更广泛地 说，货币工具) 是和君主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恰巧由金、银和铜( 或后来的纸) 所制 成”。而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名目论“在经验上更具说服力”。

中国古代之所以很早发展出货币名目论思想，与中国很早形成财政国家有很大的关系，这与西 方直到近代才出现财政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早在战国时代，在一些大国，成文法取代了礼制，贵族的 世袭权利被国家的公共权力取代。统治者建立了掌控经济资源的官僚体系，这正是财政国家的标 志。 秦汉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建立，使财政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这一体制下，货币是国家财政 与社会治理的工具，而且在大一统体制下，货币主要用于国内贸易，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并不重要。在 宋代国家财政税收货币化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纸币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可以概括为货币工具论。货币是统治者创造的进行价值计算和比较的工 具，是国家进行统治和财富分配的手段。可以说，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中国文化中对于货币的认识有着显著的实用色彩，没有西方那样的黄金崇拜执念。应该说，这是宋 代纸币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从人类货币发展史来看，价值尺度已经从实物形态发展到纯粹的电子 数字表达，中国古代货币思想更接近货币本质的认识。因为货币的本质或者说货币的核心职能既是价值尺度，亦是价值计算的工具，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实物形态，也可以是印刷在纸上的符号，还 可以是电子计数，以特殊商品物的形态呈现的货币只是货币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