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凯 | 田野上的手艺人 中国考古技师简史
考古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许多考古学家长年奋斗在考古一线，风餐露宿，青灯长卷，为研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做出毕生贡献。在田野考古工地上，还有一群“手艺人”，他们衣着简朴，肤色黝黑，头戴麦黄色草帽，手握闪亮手铲，俯蹲在探方内，细心地刮铲着每一寸泥土，在泥土中寻找着历史的痕迹。他们默默无闻，不善言辞，却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考古技师。他们可以辅助考古学家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绘图、资料整理和文物修复等工作。如果将考古学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他们就是这棵大树的根茎，确保着大树的坚固和养分。考古技师因考古学而诞生，也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成长。
起源（1899—1920年）
19世纪中后期，大量探险家进入中国，其中包括一些学者型探险家。抵达中国后，他们为便于探险与研究，雇佣当地居民担任向导，协助处理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事宜。他们招募的中国人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做事认真负责。这些人跟随外国探险家们工作，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调查、测绘方面的知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蒋孝琬。他在1906—1908年帮助斯坦因在新疆、甘肃进行了一系列的挖掘活动（何文竞、吴玲《中国早期考古技工群像》，《大众考古》2017年第1期）。
斯坦因的挖掘活动并未达到科学考古的标准，蒋孝琬的角色更接近于向导，主要负责斯坦因的日常生活安排。在他的认知里，并没有保护遗迹、遗物的概念，帮助斯坦因只是为了获取报酬。
蒋孝琬
成长（1921—1948年）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这是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开端。安特生还参与了包括齐家坪遗址、寺洼山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辛店遗址在内的多个重要考古发掘工作。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发掘让中国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必由之路。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聘董作宾先生为通信员，对殷墟小屯村进行调查。1928—1937年殷墟遗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始。殷墟因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石与原点。它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中国考古学家的培养基地，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考古学家，诸如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石璋如、郭宝钧、尹达、夏鼐、高去寻等，并且也锤炼出一支技艺精湛的考古技师队伍，他们跟随考古学家进行发掘，逐渐掌握考古发掘技能，同时运用自己的特长来辅助考古学家发掘，提供了许多实用的经验，有些经验一直沿用至今。
1928 年殷墟第一次发掘全体人员合影
石璋如为殷墟技师著有《殷墟发掘员工传》一书，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技师叫何国祥。他是小屯村人，清理人骨技术干净利落，人也很聪明。石璋如在冬天清理后冈遗址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墓葬填土被冻得坚硬，根本无法发掘。何国祥提出在墓室内架起火，将冻土解冻后再进行发掘，这个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殷墟第9次发掘之初，何国祥以老师的身份到陕西考古会进行授课，将殷墟发掘方法和技术进行传播，并指导当地技师发掘。何国祥也参与了著名的YH127甲骨坑的发掘，主要负责甲骨的清理工作。YH127坑的清理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不仅因为坑内情况复杂，加之炎炎夏日的酷热，考古队员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内，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每一片甲骨，整个清理进度异常缓慢。后来决定将甲骨坑整体装箱，运回室内进行箱底清理，但是YH127体积较大，如何进行封装成为一个难题。何国祥与另外一位技师商量后，首先对YH127底部中间部分进行装订，装订好后，再依次对两侧进行封装。使用这种方法，YH127甲骨坑才顺利地装箱完毕。何国祥曾打趣地说：“这样掏铲底部比挖煤还难。”（石璋如：《殷墟发掘员工传》，2017年）
殷墟遗址 YH127 坑装箱
这个时期其他遗址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技师，最为有名的是安特生的助手白万玉。白万玉参与过仰韶、马家窑、周口店等遗址的发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发掘经验。在安特生回欧洲以后，白万玉继续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白万玉以老师的身份培训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讲授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知识。他还参与了1956年万历皇帝定陵的发掘，担任现场指挥。白万玉的考古发掘技术得到了当时考古学界一流学者的认可。
考古机构的成立，推动了考古技师这一职业蓬勃兴起，这一时期考古技师队伍的人员构成相对复杂多样，部分为古玩店学徒或接触过考古发掘的非专业人员，例如泥瓦工、木工等。
此阶段考古技师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清理遗迹现象和管理工人，确保发掘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为考古学家提供一些发掘建议。绘图、照相、记录及资料整理等需要更高文化水平的工作，则由专门的研究人员负责。一些头脑灵活的考古技师还会协助进行测量、绘图等专业性工作。中国考古技师队伍在这个阶段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考古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才储备。
发展（1949—199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次年建立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百废待兴，考古事业刚刚起步，田野考古工作人员严重短缺。时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提出对河南辉县古遗址进行发掘，在田野工作中培养考古人员。
1950年辉县发掘团成立，团长为夏鼐，副团长为郭宝钧，秘书长为苏秉琦，研究人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技术人员有赵铨、徐智铭及老技师白万玉、魏善臣，行政管理马得志，共12人。到辉县后又从安阳请来原史语所发掘殷墟时培训的熟练技师何振荣、屈如忠、贾金华、贾金贵和大师傅王凤祥等人。辉县考古发掘使考古新人迅速成长，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考古技师，为此后全国考古队伍的培训打下基础。
辉县发掘团部分成员合照（右起 ：石兴邦、赵铨、苏秉琦、白万玉、魏善臣）
1952—1955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充实了各省区的考古队伍。1952年10月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考古学基础》，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指南。1972年以后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相继设立考古专业。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各省区相继成立了独立的考古研究机构，并开始承担为配合学术研究而开展的主动发掘任务。
研究队伍的充实，给考古技师带来了新的发展。全国各地的考古机构开始培养自己的考古技师队伍，以确保遗址科学稳定的发掘。考古领队在雇佣经验丰富的老技师的同时，也会从附近村庄中选拔具备文化基础和较强动手能力的年轻人，培养他们成为考古技师。他们有的是当地的村民，有的是高考落榜的高中生，这是当时考古技师普遍的培养模式。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项目逐渐增多，大量技师在这一时期被培养出来，以60后和70后年龄段人群为主。
王丛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王丛苗便是众多考古技师的代表。1983年，高考失利的王丛苗通过考试进入二里头考古队，从“门外汉”成长为高级技师。她曾赴北京考古所系统学习考古绘图，归来后在库房逐件绘制陶器；40余年间，亲历数百处遗迹发掘，包括90年代“断代工程”、二里头宫城等，以及绿松石龙形器、“井”字形道路等重要发现，还参与洛阳盆地调查及北京、新疆、安阳等地考古与绘图工作。她发表考古绘图1.6万余幅，1988—2016年负责简报、报告器物图与墓葬图绘制，完成五卷本《二里头（1999—2006）》全部数千件文物绘图，该报告获多项重要荣誉。作为女性，她能熟练操作洛阳铲完成钻探。王丛苗获中央、地市媒体专访，二里头博物馆开馆后她义务讲解、培养志愿者，还主动学习计算机绘图及电子化数据记录。如今虽已退休，仍坚守考古一线发挥余热。
中国考古界像王丛苗这样的老技师还有很多，例如殷墟遗址的何海慧，邺城考古队的付合庆，泥河湾遗址的王明堂、王文全等。
这个时期的考古技师需要掌握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两部分技能。田野发掘技能包括遗迹研判、清理、编号、绘图、记录整理、管理工人等，室内整理包括资料整理、遗物登记、修复、绘图、报告编写等。考古技能有继承也有创新，例如整体装箱时，采用石膏或聚氨酯泡沫等物质填充，确保搬运时的稳定和安全；对残破青铜器进行修复时，采用锡焊法、翻砂铸造法、器形打制法等新方法。遗迹测绘、摄影、考古数字化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则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
经过半个世纪的成长，考古技师已成为考古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其队伍也在这个历程中逐渐由稚嫩迈向成熟。
新的使命与担当（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对考古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对田野考古发掘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种科技方法的应用、精细化考古和科学文物保护成为田野考古的新趋势，从附近村民中培养技师的传统已经难以满足当前考古工作的需求。
曾经一段时间，考古技师面临工资待遇偏低、劳动强度大、工地环境恶劣的困境，加之部分遗址地处偏远，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年轻人愈发不愿意从事考古技师这个职业。技师队伍中60后和70后占据主导，80后、90后鲜有加入，而00后更是寥寥无几。考古技师老龄化，后备力量不足已经是全国各考古工地面临的严峻问题。
为解决考古技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设立考古专业人员、文物藏品专业人员、可移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业人员、讲解员、考古探掘工、文物修复师、古建琉璃工、古建筑工等考古相关职业，相关部门同时制定出台《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勘探工作规程（试行）》《考古探掘工国家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不断完善考古技师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积极开展分门别类的资质认证，使考古技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得到提高。
2022 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近年来，一些高校还设立考古技师专业，许多大专生、本科生及研究生加入考古技师队伍。高学历且专业化的考古技师能够迅速融入田野考古工作，积极接纳并应用最新的考古方法和技能。即使有些考古技师并非考古专业出身，但因为学习能力较强，也能较快适应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同时他们将本专业知识与考古专业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掘技术和方法，提升了田野考古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
为保障考古工地持续稳定的发掘，各级考古研究院所，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高校及考古公司，也逐渐提高技师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完善劳动保障制度，特别是“五险一金”的缴纳，解决技师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发掘及室内资料整理之中，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考古技师队伍。
新时代的考古技师不仅精通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技能，还须掌握遗迹测绘、考古摄影、考古数字化等前沿技能。诸如水平仪、全站仪、RTK等设备的使用与维护，使用数码相机和无人机进行拍摄等。
室内整理需要掌握文物修复、绘图、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的方法，还需要掌握遗迹、遗物数字化绘图，资料电子化登记，室内遗物摄影和数据库录入、分析等技能。新时代的考古技师与我国考古发端期的技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改变。
1921年至今，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考古技师队伍的考古技能在不懈探索与薪火相传中逐渐积淀并升华，最终催生了考古技师的行业规范。考古技师挥洒着汗水，用一把锃亮的手铲，刮开岁月的层叠，让中华文明的千年脉络清晰可见，把史书中的文字以实物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可谓田野间的“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