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之十：高校博物馆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发展创新

非常感谢《博物院》杂志邀请参加“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与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笔谈。我在此谈一下关于高等院校博物馆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发展，以及新技术应用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不揣简陋，以就正于方家。

博物馆是面向公众、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文化保护传承和宣传教育机构。在实际业务工作中，博物馆主要需要两类人才：一是藏品研究和保护人才，如文物考古、各个门类藏品保护与修复等；另一类是博物馆开放运营人才，如陈列展览策划与实施、观众服务等。这些人才的主要来源，无疑是高等院校中相关科系的毕业生。抛开经验积累这一共性必要条件不说，仅就行政管理人员选拔机制而言，博物馆行政管理人才（馆领导和部分中层领导）显然不是高校能够直接培养的。文物、考古等专门人才的培养涉及多个不同学科，有些已经十分成熟，这里只讨论博物馆开放运营人才培养的问题。博物馆开放运营人才的培养不仅涉及课程设置，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博物馆学”的问题。博物馆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博物馆学应该是一门实践性突出、牵涉知识面比较宽泛的学科，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的功能属性及其如何充分发挥，如何优效运营的学科。

基于博物馆工作的特性，高校博物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除博物馆学（包括理论博物馆学及各项实务）本身外，以陈列展览为主攻方向者还应该相对系统地学习诸如艺术学、考古学、美学、设计学、美术学、传播学，甚至广告学等学科的知识；而以观众教育服务为主攻方向者则须涉猎教育学、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传播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等次级学科）、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等相关学科。显而易见的是，任何院系都不可能单独开设出如此门类繁多而受众却并不一定多的课程，这就刚好可以利用高校多学科共存的优势，在校学生可以通过跨院系选修、旁听等简便易行的手段完成，未来职业方向规划明确的本科高年级学生还可以通过修读双学位或辅修学位等方式进行系统的相关业务素质提升。在目前通行的高校教学管理模式下，那些本科非博物馆学或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可以用补修的方式弥补欠缺知识。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多学科综合化发展，博物馆学相关知识的学习在高等院校中基本可以轻松解决，问题只在于相应的协调和方向性指导。

受中国学术传统、文化事业发展政策及管理模式的影响，博物馆学、文物学、考古学三个学科长期存在密切关联，尽管目前已经各自成为了一级学科，但至少在短期内仍然同属一个大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群。其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实践技能或实操能力的培养。和考古学专业相比，博物馆学专业教学实践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博物馆不同层面的工作，诸如展陈策划实施、观众调查、文创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文案处理等。从本科到博士，不同培养层次的博物馆学专业学生都应该进行相应的教学实践活动，为课堂所学知识增加感性认识、为学位论文搜集素材，这也是应用学科的必然选择。教学实习和涉猎多学科知识一样，主体工作最好在大学本科阶段完成，但就教学管理模式而言，可能在研究生阶段操作更便利一些。在本科阶段，无论是相关性的选课安排，还是教学实践活动安排，都需要有一位熟悉本学科领域的教师（学科负责人或者专业资深教师）对学生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

无论如何，经过百余年的建设和完善，博物馆学的研究显然不能停留在学科框架和属性、任务等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博物馆工作实践的总结提升和未来发展擘画，进而不断丰富、完善学科理论，这也是应用学科的特色。

2011年，包括博物馆学在内的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后，仍然属于“历史学门类”，这是学科历史延续使然。但在中国大陆高等院校中，文物与博物馆、考古、文物保护与修复等（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为“文博类”）专业的管理模式却有很大不同，一种是以学院或系的名义作为学校下面的独立中层单位，另一种则是以专业或系的名义作为历史学院或其他文科学院下设的非独立二级单位。这种建置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文博类专业教学和学科的发展。无论是博物馆学还是考古学、文物学等相近学科，都和以纯理论研究为主体的历史学科（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等）存在很大的区别。多所院校的事实证明，把这类学科以专业或者系的名义放在历史学院（系）下，对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滞效应。

第一，在日常管理层面上，文博类专业学生（无论本科生、研究生）需要进行大量课外实习，管理成本和难度以及潜在风险都明显更高；而本科生实习和研究生集体实习通常都要安排带队教师，在同一个教学科研管理的实体单位内，因为要顾及各种平衡，这种业绩评定（包括但不限于工作量考核）很难做到被公平相待。不惟如此，文博类教师搜集研究资料、野外调查等方面的工作，也远比查阅一般文献资料耗时费力，所谓的一级期刊、C刊也少，甚至没有。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却使用同一种评判标准，使文博类教师在职称晋升、各种“帽子”竞争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在经费等资源配置方面，文博类学科对于教学实习经费、各种设备及耗材经费的需求都远远大于历史学等纯理论学科，对于实验室用房、实践教学设备和场地的需求，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额外负担。

第三，在人员配置、学科布局方面，部分主政者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文博类学科当作自己学科的附庸，从己方“查漏补缺”的角度去考虑师资队伍建设、学科方向设置。因为学科实践性强、强调动手能力，高等院校文博类学科应该阶段性地、适时适量引进一部分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教职员工，但以纯理论学科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导致部分高校博物馆类专业课程教学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主要原因。对于学历、学位、“帽子”和科研成果（特别是期刊等级）的过分强调（有时其实是懒政的搪塞之辞），形成了人才引进的壁垒。

四五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高等院校考古文博学科发展的轨迹，充分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凡是独立或者部分独立的文博类学科，基本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而在历史学类下面的同类专业大都受到限制，甚至整个学科或其中的一部分成为了所在强势学科的附庸。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显然不能仅仅归因于具体的个人素质、品性、学科资源竞争等，根本问题可能是学科特点及思维认知的差异。毫无疑问，学科单列，是文博类专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从人才培养的社会供需关系层面来看，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级各类文物博物馆的工作岗位，数量上明显多于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岗位，人才缺口较大。目前每年各高校历史学科的毕业生远远多于文博类专业毕业生，这其实是一种倒挂。导致了大量学生（包括博士）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这还不包括中学历史教学岗位消化的部分历史学博士），形成多重意义上的浪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博类专业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能成为狭义历史学的附庸。

收藏既往是博物馆的职任所在，但其命维新，创新是博物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等院校中的博物馆学教育同样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而新方法、新技术、新理念则是其中尤为重要的内容。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助力。将最新的技术手段应用于博物馆，不仅有助于提升展览展示水平、多维度提升观众体验感，而且对于自身藏品内涵的研究阐释及其他多项工作的开展都大有裨益。高等院校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学科交叉发展，创造并迅速掌握新科学、新技术手段的先天优势。博物馆学学科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培养学生通过新科技手段提高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在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重视新技术对博物馆影响的理念，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本世纪初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数字博物馆建设等项目开始，笔者虽然大多懵懂无知，但对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与或尝试利用新技术手段研究、解决博物馆问题，基本都是持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尽管二十多年来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进步委实乏善可陈，但目之所及，实实在在地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教训。这个话题涉及宽泛，容当另论。在此，特别强调“实用”的问题。

如前所述，博物馆是一个要进行实体化运营的单位，博物馆学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基于此，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一定要特别强调贴近博物馆的工作实际，而不是为了新而新、把科技手段变为一种华而不实的秀场包装。无论何种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都要从博物馆的工作实际出发并要特别注意前瞻性，即立足现实、有所超前。为达到这一目的，作为博物馆人（包括高校博物馆学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应该有意识地形成“三问”的思维方式。第一，这种新技术的基本内涵及核心应用手段是什么（本体真相）。第二，它能够给博物馆业务工作带来哪些提升，或者说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价值所在）。第三，这种新技术应用于博物馆整体或具体工作的技术路线，及其投入和产出的效益如何（实现目标的路径）。尽管有些“学费”不得不交， 但在新技术付诸实践之前，利用现有各种资源预先做足功课，对以上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就可能少走弯路，节省人力财力。事实上，“三问”也应该成为与新技术相关的博物馆学研究课题，这是博物馆新的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