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的前身是杭州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它的创建离不开毛昭晰先生的睿智和辛勤。那是1978年，我是刚进入历史学系的新生，还沉浸在梦想成真的欢乐中，毛先生却被自己的一个想法“纠缠”住了。他当时已是世界史史前研究领域的翘楚，全国高校世界史的史前部分都采用他的讲稿。然而，他心心念念的却是历史知识的公共化。在他看来，仅有课堂和书斋的历史学是不够的，只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历史知识，国民的基础文明水平才能提高。于是，他想到了博物馆，这应该与他少年时代受西湖博览会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的影响不无关系。董先生是浙江大学的生物系教授，1933年起担任西湖博物馆馆长。在浙大西迁的日子里，他们成为邻居，成为忘年之交。从那时起，毛先生就迷上了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常客。当1978年“文革”后第一批学生入学后，他敏锐地发现了历史学与博物馆天然的盟友关系，遂决定向教育部申请建立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还亲自制定了博物馆学教学的培养大纲与教学方案。经过近乎执拗的努力，他终于在1981年站上博物馆学课的讲台。恰逢毕业，我就留在学校给他当助教，这使我有机会仔细研究他拟定的课程大纲和教学方案，也得以了解他关于博物馆学教育的思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博物馆学教育的目标与责任有清晰与周全的认识，也深刻理解博物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所以，他并没有囿于自己的学术领域，而是有非常辽阔并超越时代的学术视野。他深信博物馆姓“博”，博物馆学的学生必须奠定宽厚的学术基础才能适应博物馆的工作。他所制定的教学计划包括博物馆可能遇到的各类基础知识。历史学课程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同时当时历史类博物馆占博物馆领域最大的比例。所以，同学们必须完整地接受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教育，不仅掌握历史史实，还要掌握分析历史现象的理论与方法，与历史学配套的还有物质文化史、考古学和地方史等。
除历史学外，毛先生还安排了艺术史，请中国美术学院资深学者王伯敏先生主讲。在他看来，艺术史不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成为博物馆中最悠久和最具特色的类型，掌握了艺术史，对建设历史类博物馆和美术类博物馆都是十分必要的基础。人文学科之外，他也没有忽略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是一个我国亟待发展的方向，对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至关重要，并且，对地方综合性博物馆而言，自然史也是区域博物馆历史叙事的基础环节。所以，他安排的课程中有古生物史和古地质史，有动物学与动物分类、植物学与植物分类，邀请了生物系的教师任课。由于要经常到野外采集标本，这类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此外，还有关于科学史的课程，他邀请了著名的科学史家沈康身先生担任主讲，同时还引进了《考工记》研究的专家闻人军先生。
对于这样全面而丰富的课程安排，由于我当时还年轻，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深意。然而，随着教学阅历的增长，尤其是进入博物馆展览建设的实操后，我越来越体会到这份教学计划的好处。事实上，博物馆学说到底只是一种理念和方法论，所要解决的是专业知识的通俗化和公共化，如果一个人仅有这种方法论而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支撑，是不可能策划出有学术深度的展览的，甚至连做到基本的准确与中肯都不容易。这一问题引发了我对博物馆学本科生培养的思考。在我看来，如果在本科阶段过于注重博物馆学的教学而忽略其他基础性专业知识的培养，就很难在博物馆的实践工作中走得远。
记得我最初给温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做策划，文本在接受本地专家评审时，心中颇有些紧张。第一个发言的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地方史学者，他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对温州史研究了多久，我照实回答，仅三个月，但我补充说，由于平时教世界文明史和史学理论，所以，会把温州史纳入更大的文化背景中思考，比如，我在策展中将温州人对土地、对权威、对资本、对个人价值实现诉求等方面的观念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了明显的特征，成为保障展览个性的主要支撑。他回应说，在座的专家对于温州地方史研究的功力都在30年以上，但我们看了你的文本，你采用边缘化与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温州20世纪末经济起飞的奇迹，我敢断定我们在座的人未必能做得到。于是，文本很顺利地通过。经过这一事件，我意识到要做博物馆展览策划，必须对所属专业领域的知识有一定的积累，对该领域学术前沿的动态能保持敏感，否则就很难说服与打动评审专家，也很难将专业的问题向观众说明白。后来我又陆续做了浙江自然博物馆（今浙江自然博物院）和黑龙江工程学院工程文化博物馆等自然与科学内容的展览策划，由于长期坚持自然史与科技史知识的学习，最终都不辱使命，受到好评。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当时毛先生这份课程表的意义。
文物成为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后，有人担心博物馆学的教学可能会出现空心化。的确，在很长的时期里，国家的博物馆管理机构设在国家文物局下，文物局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主管单位，加上中国的博物馆主体是地方历史博物馆，所以博物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历史展览问题，与历史文物结下不解之缘。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博物馆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生产行业和学科研究的各个领域，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行业类的博物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与增长，各种各样的专题博物馆及展览层出不穷。然而，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博物馆学教授的都是与历史学相关、与文物相关的知识，艺术史、生物史、科技史的训练远远不够，所以博物馆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而文博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又无法适应他们的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想起了毛先生的博物馆教学思想。在这样一个强调专业化发展的时代，让学生们同时学习历史、自然、艺术和科技知识确实很辛苦，也肯定不够深入，但毛先生关于博物馆学的学生夯实相关专业知识基础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在今天博物馆学与文物学出现一定程度松绑的情形下，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建立更加纯粹、更符合现实需要的博物馆学教学体系，那就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落实毛先生的主张，也能更好地适应我国博物馆事业全面发展的需要。这一扩大的博物馆学教学体系应该与博物馆各密切相关领域的人才需求相结合，为博物馆发展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在博物馆学教育的总框架下进行专业领域的细分，建立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的历史类博物馆专门人才；艺术史、艺术学+博物馆学的艺术类博物馆专门人才；自然史、生物学、地质学+博物馆学的自然类博物馆的专门人才，以及科技史、科技社会学+博物馆学的科技类博物馆的专门人才。在这样的教学体系下，从学生层面上讲，他们被培养成既有特定专门学术领域知识，又有博物馆学理念与方法的复合型人才，能够很好适应相关博物馆的工作需要，成为这些博物馆欢迎的人才；从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层面讲，每一类型的博物馆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人才，从而实现更全面、更专业的发展，更好地履行时代赋予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