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曹兵武:以多维度物人关系为对象的新型文化田野——博物馆学拓展与博物馆空间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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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25 08:58 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

笔者曾经基于博物馆藏品、展品和展览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讨论过博物馆空间与展览的深层含义问题。在此笔者想基于博物馆业务、博物馆研究和博物馆学的进一步展开,探讨博物馆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文化田野的可能性。

 

博物馆学与博物馆研究不能简单等同于研究藏品或博物馆工作——这些当然是博物馆业务和博物馆学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广义博物馆学的构成部分,并且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视角、规范,相应的理论、方法,以及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刊发这类研究成果的文博类学术刊物也不算少,但这无法改变中国博物馆界理论薄弱、博物馆学地位尴尬的窘状。真正的博物馆学应该聚焦于博物馆相关历史与现状的本质,聚焦于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机构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使命。自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推出1989年版的博物馆定义以来,博物馆一直把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因此,博物馆学当然应该把人类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把博物馆及其收藏之物的时代际遇当作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脉络中,挖掘其深层意义,促进文化遗产与文化、社会以及人之关系的良性互构——这应该是新时期博物馆业务、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主要理论阵地。

 

以法人为主体的博物馆机构是当代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博物馆既是人类遗产的保存者、研究者,也是利用遗产开展社会教育的文化传承者以及创新发展者。同时,在新时期,我们还应该看到博物馆和博物馆工作者更本质上是特殊的知识生产者、社会服务者和价值观塑造者,是用过去的文化遗产建设当代与未来文化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与谋划者。这些角色定位都是在博物馆学领域中特别突出的、博物馆业务与理论相关的、新的增长点与突破点。

 

作为名词的文化,是指人所特有的适应环境的生存手段和知识、制度体系,而作为以文化人的文化,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因此,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研究往往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即相关学科通常所说的文化田野中展开,才有可能取得丰硕的成果。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人类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或者基础就是田野工作,以田野民族志、社会志等方法从文化现场获取资料、记录资料,以跨文化的视角分析资料、研究资料,来获得对人类文化的系统、科学认识。提供了大量博物馆藏品的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要进行野外的调查、发掘,然后才是整理、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第一个考古专门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其领导者傅斯年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到田野中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民族与民俗学的主要工作也依托于田野,参与观察、研究并抢救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料,同样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

 

上述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化与学术田野。而它们所采集的文物、标本等进入到博物馆空间,又将产生新的价值,开启新的使命与生命历程,恰如置身于一种新的、特殊的、高度综合的生活、文化与学术田野中。这一田野也是传统田野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

 

田野既是文化生活的现实场景,也是一种学术方法,是源自人类学与人及其文化相关学科的基础。它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系统性描写和结构性分析,提炼文化相关的理论与规律,实现保存文化和促进文化发展的目的。这种田野工作必须要形成一个可供参与研究者以外的人士分析、研究的文化文本,如考古报告、体质测量数据或田野民族志。围绕博物馆之物和博物馆空间的博物馆业务和博物馆学也完全符合相关要求,并可以从中获得学术借鉴,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传统学科、传统田野工作的重要成果除了丰富的文字图像等记录性资料,再就是大量的自然标本、民族文物、民俗文物、考古出土文物等,这些东西跟随发现和研究它们的专家涌进了博物馆,转化为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构成。考古学界有句话说,发掘出土文物摆进博物馆展厅,就是公共考古学延伸到了博物馆的空间里了。这体现了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兴起、公众考古学与公共考古学诞生之后的一种学科觉醒,也为考古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新增长点。这些文物、标本,带有大量丰富的田野信息,已经被传统学科的专家从原来学科的需求角度进行过研究了,当它们在博物馆展厅里经过重新阐释,开始面对公众时,不仅要实现以往自身物遗和非遗等相关信息与价值的合一,同时将焕发新的生命力、获得新的价值,因此,一些敏锐的专家也相应地将研究的视角转到这样的展示场景和文化遗产时代公众视野中的意义、作用与相关需求上。一些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其原主人、原住民群体仍然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生活,在文化遗产时代里,他们也追踪到博物馆展厅,对文物标本等发表他们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与专家和其他人展开对话和互动。这种新需求在早期殖民地区甚至引发大规模的文物返还潮流。博物馆成为以文化遗产为焦点的多元文化交互与利益诉求的新型场域。而在人们的文化遗产意识普遍觉醒的今天,对传统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利用,也成为新时期的新要求。

 

这些都赋予文物、标本及物与人的关系以新的价值与意义,需要从多元视角,包括博物馆学科在内的不同学科进行系统挖掘、整理与研究,也需要在博物馆展厅等场景下与观众等相关者建立新的链接,主动建构新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保存文化的博物馆空间里,文化生产与消费也在同时发生着。

 

博物馆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特别空间或者场所,具有多重甚至是复合性田野的性质:其一,博物馆之物来自于人类生活及其环境,来自于田野,携带着人类以往生活的大量信息,无论是作为过去时态的文物,还是作为当下人们关注的标本,它们经过博物馆学的去脉络化而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这种去脉络化不仅是时空的转移,也包括原有功能的淡出和文化背景的割裂等,它们被按照博物馆藏品的要求进行登记、编码、保存、研究,发生着向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身份转移。其二,它们同时也发生着向博物馆人的文化产品——展览中展品和叙事表意符号的转化,这里边包括了博物馆学对其再脉络化或者新的情境化和意义建构,使它们变成人类生存状况及其期望的叙事话语符号。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博物馆的公共性使其开始面对更加广泛的公众时所激起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与博物馆之物将完成它们作为文化机构和文化遗产继承与符码创新使用的使命,从而与人类新的生活实现嫁接。

 

这三种具有不同文化意义的文化实践过程交汇在同一博物馆空间中,实质上都是人类不同生存状态和原有不同学科在聚焦于物人关系视角下的信息、知识、情感和文化生产的延续、拓展与创新,它们具有连锁和交融式的文化效应,是人类文化过程的自然展开,当然也是博物馆学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角度进行参与观察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现象。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术观察与研究的需要,尤其是博物馆机构对社会文化实践的加入,在被拉长的、多重时空并置的文化过程中不断发生物人关系变化以及研究视角的主体性转移。人类学的田野强调主客位视角的交互性,即关注他者与我者的文化角色及其需求,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化镜鉴作用。而博物馆中物人关系则更复杂多样。博物馆之物还是原本之物,甚至是文化遗产保护希冀能够永恒不变之物,因为文化遗产视角往往具有高度的原真性自觉和要求,但它们已经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从其原初的文化主人到博物馆人作为客体的参与和主体的建构,以及观众等新主体的继承性创造与文化再生产等。文物和文化遗产被过去的人所创造、流转、使用,可能已经发生过多次主体性转移问题,但是其借助于博物馆进行遗产化转型时,则是具有更大跨度的主体性转移、交织和价值重构。这里新注入的考古学家之类的研究者视角以及策展人的阐释性视角,还有观众那样的新时代大众文化消费性与建构性视角等,都为遗产的价值挖掘、呈现和建构提供了新的物人关系框架。后者的客位视角反而不断让前者变成被研究、观察和包容的客体。

 

在这样的主客体迭代与交互中,一条人类文化演进的主线贯穿始终。文化问题历来都是一个事关主观与客观、物与人关系以及身份与价值等的复杂敏感问题。因此,博物馆之物不是独然的存在,经过国际博物馆协会历次博物馆定义的不断修订与扩展,它们在最新定义中被扩展到人类生存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见证物,是文化的载体,包含着人类文化传承和创造性模因的信息包。就前述作为文化过程之田野实践的博物馆业务流程来说,博物馆空间中的物人关系至少包括原语境、博物馆语境乃至未来文化语境三段时态,因此博物馆之物也是需要不断被纳入到系统的相互关系中并赋予复杂意义的“网络中物”。博物馆空间既包括传统的博物馆及其展厅,也包括当下不断发展的将博物馆实践移诸古迹遗址或遗产富集的文化现场以及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的点睛式展示,还包括由网络、文创和公众扩散的日常生活的博物馆化等。因此,在2022版博物馆定义中对博物馆实践增加了更多的诸如可及性、包容性、公正性等伦理视角下的限定词语,相应地,这也要求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不断将这些新型物人关系纳入探究和合理建构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之中。

 

文化是人所独有的、超越于生物生理的生存与发展适应手段,文化的本质即在于生存知识的积累与代际的传承创新。文物、标本、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物化载体或媒介,其中包含着文化发生、继承与创新的基因(DNA)与模因(DNA),需要通过博物馆等业务链条实现其保存、激发与展现的文化过程。现代社会中,博物馆已然是进行文化观察、记录、采集、交融、生产和传播等文化建设行为的殿堂级别的空间。徐纯《文化载具——博物馆演进的脚步》笔者的《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等博物馆学著作,仅从书名来看就都是想比较明确地表达博物馆人这样的一个愿望。

 

对文化遗产的收藏、保存、研究、阐释、展示、传播以及提供与其相关的社会服务,是国际博协博物馆定义中博物馆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在最新定义中明确指出,“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就是考虑到物人关系的复杂性之后,对博物馆这些工作又加上了更多的专业或道德性限定。

 

博物馆行业协会的定义更多体现的是对博物馆人的要求,但作为学科的博物馆学当然也要关注对博物馆相关者尤其是博物馆观众研究,因为他们乃是博物馆空间和博物馆化生活的主体,是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因此,作为以物人关系为中心的文化田野的博物馆,正是一个参与观察、研究和从事文化建设的理想场所。在博物馆空间中不仅需要聚焦于博物馆之物相关的信息,更需要实现其过去、现在、未来等不同时态与文化情境下的内在贯通性。因此,无论是在作为藏品的物的征藏方面、作为展品的物的展示与诠释方面,还是以物为媒面向观众的沟通链接方面,博物馆首先应该秉持的是物之于物人关系或者人类文化的代表性——一件物品或者一组、一套物品之所以被征藏、被选择展出,是因为它们具有作为文化物化表征的代表性意义;其次是秉持物的真实性,它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它以自身及其所载信息之真,表征人类历史之真;再次是系统性,它们以最大限度的、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系统地表征大千世界与人类生存及其过程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博物馆空间作为一个拥抱历史、科学、艺术的文化殿堂,以记录、呈现、交流的系统性,使得参与者能够在博物馆空间中回归其与世界真实的、系统的和教化性的关联,使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在继承与创新中具有人类生活与精神文明的意义。

 

尽管物件从原来的文化田野进入到博物馆时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征集、登记、入藏等去脉络化过程,但这并非是“去信息化”,原来的民族志、田野考古等学科可以说已经比较充分地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天的博物馆学应该继承这个优良的学术传承和学术积累;而物在博物馆空间、展览等语境下的再脉络化,包括藏品的研究与管理、展览的策划与制作,也并非完全是天马行空的诗意创造,而应是基于上述物人关系的三性原则的延续、复原或者建构。更关键的是,在博物馆空间里应该加强针对观众的研究与物人关系的创新性建构,并贯彻物人关系的上述三性原则,这是人类文化与博物馆学中颇具传承与创造性的核心所在,也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诉求,是博物馆业务实践坚守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真善美吁求。

 

如此看来,博物馆和博物馆人不仅是传统所说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是文化模因的激发者,是由过去之物人关系到现代和未来的物人关系间的摆渡者,是基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新型物人关系的探索、实验和建构者。就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大众或者观众来说,在博物馆空间里面对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参观,无疑是一场穿越时空、开动五官等所有感官的、具有一定具身性的信息接收与参与式的体验,具有某种文化回归的本真性意义,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社会性实践。我们当下普遍强调的文化自觉,某种程度上应该落实于包括博物馆观众在内的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普遍性自觉。而聚焦于物人关系的文化传承与创造实践的博物馆田野与博物馆学研究,应是大有作为的新兴学术领域。

 

博物馆的物理论与物实践具有无所不包的复杂性,但都离不开不断深化与拓展的物人关系这个实质。当下的博物馆学特别需要加强的是博物馆空间作为田野对象时,对于已有物人关系具有反馈性的观众研究,这是指示当下与未来的建构性物人关系的重要学术支撑,也是在人类感知和处理信息,包括认识和改造自然、制造工具、使用能量和信息的链条上增添博物馆交互的、文化发展新环节的重要支点。

 

总之,作为文化田野的博物馆空间具有文化生产的建构性特点,也具有突出的媒介性特点,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讯息,即人的延伸。因此,在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博物馆学应该回归以博物馆之物为焦点的物人关系的信息本位,无论是入藏之前的历史文化信息,还是入藏之后的博物馆业务信息,抑或是展示传播的表达信息,以及社会服务的交互信息,都应以上述的博物馆之物及其信息的代表性、真实性、系统性为指导。信息时代的理论与技术可以大大提升博物馆的信息化程度,当下的智慧博物馆建设中,所涉物人关系不仅应该考虑到智慧库房中的博物馆管理,也应该考虑到物的历史信息提取、关联,以及博物馆展厅与整体业务流程中的社会服务、传播及其反馈、提升,将物人关系置于信息智能化的语境当中。

 

在信息时代的可持续性精神文明建设中,博物馆空间具有先锋意义,博物馆学具有引领作用。因过去的文化专家走进文化田野,博物馆藏品被作为文化标本采集并保存到博物馆里,又因观众走进博物馆展厅面对由藏品转化而来的展品,博物馆空间成为了新的文化田野。在博物馆空间这个田野中,博物馆人与博物馆学应该继承并发展以往相关学科的文化田野经验,通过自己的躬身参与和反身性理论思维,主动扩展物人关系的主体性视角,促成包括古今未来不同物人关系的多元主体视角或者主客体统一连续本体认识论思维,无限接近物人关系的精神文明本质。在可持续的精神文明建设呼吁连通性本体论认知的阶段中,博物馆空间有望成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传承旧文明、创造新文化的、集研究与实践于一体的智慧空间和文化试验场,这将成为博物馆学需要面对并将大有作为的一种特别的、新型的文化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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