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之三：实然与应然：高校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与行业需求的断层与争议

当前，一些博物馆坦诚表示：招聘时优先考虑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毕业生，因为博物馆学专业性不强，无太多用武之地。为何该专业在求职时会招致如此冷遇？原因可能相当复杂。高校确有重大责任，但责任未必全在高校。用人单位的判断也值得商榷，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亦尚未提出明确且专业的要求。招来即用者就一定为理想之选吗？创新思维、持续学习的效果延迟显现，是否才是优秀人才的隐性特质？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普通高校不同于职业院校，前者培养的是能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具备思维能力之人，而后者培养的才是在特定行业或职业领域内拥有技术技能之人，否则教育将可能被异化为职业培训的功利主义行为。让我们暂且搁置这种供需错位的现象，尝试通过历史溯源寻求问题的答案。

19世纪，欧美国家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但当时世界上还未真正出现为提升博物馆人的业务能力而开展的专业培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未认识到行业培训的必要性，又对教授内容缺乏共识。但分水岭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那时的美国迎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高潮期，新兴中产阶级萌生文化艺术需求，同时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博物馆由精英收藏机构转变为公共教育场所。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创建。因为当时的博物馆从业者多为学者或业余爱好者，行业缺乏统一标准，运营极为混乱，所以协会呼吁开展系统性人才培养。由高校承担的专业培训自此登台亮相。1908年，史蒂文森（Sarah Yorke Stevenson）在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和工业艺术学校（Pennsylvania Museum and School of Industrial Art，于费城世博会遗产的基础上成立）为艺术博物馆的“curator”开设博物馆课程，涉及藏品、展览、教育等，并要求他们参与实操。博物馆的工作首次被拆解为可教授的不同模块，第一批经正规培训的专业人才应运而生。我国的情况如出一辙，1936年筹备中的上海市博物馆出于用人需要，从高级中学招募优秀青年进行培训，首次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课程讲授。而最早开设博物馆学课程的高校是始建于1920年，后在1929年重组更名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该校在1936—1937年邀请了美国人谢福德每周为学生讲授两次博物馆学。从中美两国的早期培训中，不难发现高校博物馆学教育的开启，是为了满足因行业发展突显出的专业诉求，而做出的一种及时且积极的回应。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时至今日事与愿违，博物馆学专业的毕业生无用武之地呢？

作为身处基层的高校教师，需要在暗夜中自我点亮，揭开伤疤、直面争议。笔者认为，高校教育与行业需求之间之所以出现断层，主要是由于博物馆学学科源自深层的不被认可：一是来自社会的不被认可，博物馆是一份普通工作，还是一种专业性强的工作？二是来自学界的不被认可，博物馆学是一门学科吗？如果是，其学科体系何在？

中国高校博物馆专业硕士的创立，很大程度上是对该问题的有力回应。这一问题是立足形而下的视角，考察作为机构身份的博物馆及其业务，想要回答的是：博物馆学能否向行业输送所需人才，以推动机构业务的专业化。本文开始得到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事实上，专业化在国际博物馆界并非一个新话题。早在1917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就成立了博物馆研究委员会，认为博物馆工作应被视为一种专业。1925年协会通过《博物馆工作人员伦理规范》。在1978年问世的新规范中则出现了“专业”和“专业人士”的表述。毫无疑问，对从业者而言，博物馆不是一份普通工作，而是一种专业性强的工作，此观点已在国际上形成共识。那么专业性之争为何还会在我国存续？

笔者认为这种争议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高校的应急供给与行业的刚性需求适配度不高，同时三者之间还存在未达成共识的模糊地带。2024年数据显示，近十年中国博物馆数量增长50.2%，年均增加235座，人才培养远远无法满足行业发展所需。为解决人才队伍基数不足、知识结构与行业脱轨等问题，早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设立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2022年新一轮学科调整后文物、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分立，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65家培养单位可授予博物馆专硕学位。从政策导向看用心良苦但一厢情愿，实际情况是有些高校师资等尚未准备就绪，然而面对汹涌而至的教育改革所释放的红利，不少都希望能搭上这趟快速行进的列车，于是纷纷申请增设专硕点以便扩大生源、增加收入。殊不知，临渴掘井的风险如影随形。专业教师短缺、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体系不科学、实施过程不规范等问题频现，博物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部分地被拖入非专业化操作的窘境，导致行业在聘用该专业学生后质疑之声此起彼伏，对高校培养人才的专业性开始生疑甚至悲观失望。与此同时，源自高校的有些研究在专业化提升上亦不尽如人意，如不必要地妄自尊大、故弄玄虚，并且从现象到本质都远离实践。因此也未发明出诸如“博物馆疲劳”“右转倾向”等应用性较强的核心概念。但这并不代表实务需要远离研究和理论。恰恰相反，只有研究才能促进思想形成、知识创新和理论构建，并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普适作用，以最终推动实践的再创新。因为“经验具有直观性、小样本等特点，经验的试错、模仿和天择被归为低智学习，而高智学习则需要力求理解因果结构并用以指导行动”。正如贝弗莉·瑟雷尔（Beverly Serrell）撰写的《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Exhibit Labels: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一书，专门聚焦“展览说明文字”，从类型、内容、形式、观众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弥补了说明文字编写这一微观应用理论的不足，成为展览专业提升的参考工具。

以上我们探讨了博物馆是一种专业工作及出现专业性之辩的原因，但问题不止于此，其复杂性还在于博物馆专业化程度正在与日俱增。因为当博物馆还处于15—16世纪直接呈现物的阶段，或17—20世纪展示与物相关知识的阶段时，只要拥有学科专家，博物馆便能胜任相应阶段的任务。但至20世纪中后期，博物馆开始步入物之于人的意义建构阶段，其工作重心转变为“如何在物的研究、人的研究及传播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有效对话的阐释系统”。换言之，不仅要研究物（藏品），还要研究人（观众）、传播技术（展教等），以及三者构成的整体系统。因此，随着专业化的日趋提升，倘若博物馆管理者在承担该项工作前，缺乏博物馆学专业背景与博物馆的职业经历，且从未接受过必要的博物馆学专业的培训或学习，那么亟需加以重视并改进。否则，专业地开展现代博物馆工作将会越来越困难，并有可能引发行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业务质量危机。

基于此，笔者认为高校面向硕士开展专业化教育，可采取四项对策。首先，高校与行业在机构专业化问题上需要达成共识，并且针对现代博物馆的业务构建标准及相应技术，使之系统化以形成专业内核。如200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的《博物馆职业——欧洲参考框架》，2012年美国《博物馆展览标准及卓越展览的标志》等，值得镜鉴。其次，笔者不提倡在本科阶段开设博物馆学专业，如若已设，不妨参考韩寿萱早年对博物馆课程的设想和在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的实践。“先开展博物馆学综合教育，再按照科学、美术和历史博物馆进行分组授课。”再者，鼓励各学科受训背景的学生报考博物馆专业硕士，或者在某一学科门类之下再设研究生项目。但为避免沦为职业技能培训，上述两种做法均需开设数门指向基础应用理论的系统课程，如博物馆史等。前者为欧美多数高校的做法，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广收人类学、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学生，开展四年的博物馆专硕培养。后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在人类学系下设立博物馆人类学硕士项目。最后，实施资格认证。赫德森（Kenneth Hudson）曾提出职业被认定为专业的三大条件：必须拥有令人满意的培训标准、通过观察等方式确认成员资格、撤销被评为不适合者。所以，应为博物馆行业设置准入门槛，所有专业岗位都必须通过资格认证。如日本的学艺员，它是由文部科学省认定的国家级从业资格，公立博物馆的全部专业岗位必须由持证学艺员担任。

博物馆学的学科构建并非服务所有学历层次的学生，而主要针对博士生。高校不应止步于培养深谙专业技术的人才，还应培养能洞悉博物馆现象的本质、超越机构探寻学科意义的有思想的人才。由此，博物馆学及其学科构建问题浮出水面，其立足形而上视角，研究对象为超越机构的博物馆文化，旨在为博物馆管理、研究等储备高层次卓越人才。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灵魂跟不上脚步的时代。一方面博物馆由冷转热，博物馆一票难求、文创卖到脱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频频掀起国潮。无论如何，博物馆一改此前门庭冷落的样貌，“曲高”不再“和寡”，从业者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但另一方面，相形之下，博物馆学却少人问津，正如张文立教授所言，博物馆热、博物馆学冷，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情形。

但事实上，有关博物馆学学科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已不是新鲜事。追溯“museology”一词的源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出现在1830年德国学者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的《艺术考古学手册》一书中；二是1869年马丁（Philipp Leopold Martin）在其专著《自然史研究实践》中首度使用。无论何种说法，当时的博物馆学与20世纪60年代起被热议的博物馆学，显然并非同一回事。那时博物馆学尚未被视作一门学科，主要指藏品收藏。直至1883年，格雷斯（J.G.Th. von Gräesse）在《博物馆学与古物及相关科学杂志》一文中，围绕博物馆工作与古物学关系展开讨论，并宣称博物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真正在学科建设上发挥独一无二作用的当属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1976年，在13位国际博协会员的发起下，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于1977年创建。而在尚未有交集的国家和博物馆人之间凭空架起一座桥梁实属不易，必须冲破欧洲与欧洲以外的博物馆学的政治隔阂。这场博物馆学的探究征程由斯特兰斯基（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德瓦莱（André Desvallées）、门施（Peter van Mensch）拉开帷幕。正如迈雷斯（François Mairesse）所言：博物馆学可被视为一个由世界各地科学家们所组成的研究领域。他们所发表的博物馆学理论成果，赢得认可并广为流传，所涉国家包括但不仅限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西德和东德、南斯拉夫、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在迈雷斯看来，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已历经四次代际传承，而今第四代成员正继往开来，近百个国家的一千余名成员参与其中，包括誉满全球的知名学者、锋芒初显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等。

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处在形成期。虽然已涌现出有关概念、流派、体系、方法和伦理等的诸多讨论，但不少是将其地域的特殊性与研究目标的民族性延伸至博物馆学理论和方法，从而呈现出各国有别的民族特色。但殊不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是超越国界和传统的事实，而非一种排他性的封闭系统。与考古学等学科不同，目前博物馆学尚未构建起清晰的学科体系、理论发展脉络及方法论。但大体已区分出三种情况：一是主张开展博物馆研究，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代表，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二是主张研究博物馆学，以部分东方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包括中国、捷克、荷兰、波兰等，认为博物馆学是一门特定学科，需要创建专门的术语和方法。三是倡导新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是在对抗博物馆生存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从法国辐射至英国等众多国家。

而笔者认为，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一直止步不前、争议不断的根源不在其他，而在于没有认清“何为博物馆学”。同时博物馆学已呈现一种令人惶恐不安的趋势——无限延展，即认为博物馆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因为博物馆类型纷呈，从需求上看既要学考古学，又要学艺术史，还要学自然科学等。所以厘清博物馆学的学科边界，是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1981年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ière）提出的博物馆学定义，至今仍广为使用：博物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是博物馆的科学，博物馆学研究其历史、在社会中的角色、具体的研究形式和物质保护、活动与传播、组织与运作、新的或博物馆化的建筑、已接收或选择的地点、其类型学及其伦理学”。对该概念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此为一种从职业观出发的博物馆学定义，带有职校教育事务主义的鲜明痕迹。故此，博物馆学应超越机构及其业务本身，围绕博物馆文化现象探讨本质问题。笔者主张博物馆学研究物载信息公共化的理念和方法。正如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往历史的来龙去脉，生物学是绚丽多姿的生命现象，它们开展的皆为本体研究，而博物馆学却不同，天地万物皆可公共化，只要其蕴含文化意义和价值并可被载体化。因此，该学科毕业生如若能对历史学、生物学、艺术史等各科知识信手拈来固然好，但博物馆学专业不可能将人类的全部学科都尽收囊中并倾囊相授，否则会导致学科边界无限泛化，以至于茫无指归。由此可见，这门学科探究的并非本体对象，而是本体对象的公共化，传授的是公共化的理念及方法，此与哲学学科较为类似。

综上，从专硕教育看，博物馆学专业培养的目标是业务专业化，提升博物馆人的专业素养。从博士生教育看，博物馆学学科培养的目标是超越博物馆机构，探讨实物媒介化（知识载体化）的理念与方法，使实物成为与符号并存的体验对象，克服“物盲”和“美盲”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需要回答五个问题：学科是否有专门的知识对象？是否有特定的科学语言？独特的方法？自身的学科体系是什么？能否适应既有学科体系？

最后，借用布尔考（George Ellis Burcaw）的一段精彩论述，为目前实然与应然的逻辑悖论给出解释：博物馆学高校教育与行业发展本为相辅相成，但实际是博物馆理论和实践在以不同的速度增长。过去博物馆的实践走在前面，而现在博物馆工作人员可能发现正好相反。发展的错位并不一定意味着脱离，只意味着有一个伙伴需要赶上来。博物馆学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需要理论，这位伙伴是时候迈开迟滞的脚步、逆势而上了。因为高校研究与行业实践本为一个紧密结合、互相依存的整体，只有并肩同行，才有望减少博物馆界熵增，任何不协调都将影响专业化目标的最终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