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彤 | 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宝”字钱币考释

蒙元时代是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在绘画、建筑、医学、天文、音乐、史学等方面，双方都有广泛和深入的交流，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实物。在钱币领域，我们也发现了中伊两国当时交往的例证。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经济状况。本文围绕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的“宝”字钱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发掘其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宝”字钱币的释读及说明

据我所知，世界上珍稀的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的“宝”字钱币除了在伊朗钱币博物馆有收藏，还有以著名的钱币收藏家斯蒂芬·艾尔本（Stephen Album）为代表的国际上一些钱币爱好者也有收藏。这些收藏家有时将其藏品提供给学者作学术研究，[1]有时也放在网上让大家一起鉴赏。[2]确切地说，这些钱币是位于法尔斯省的伊利汗国的属国萨尔古利德国（Salghurid）铸造的。现留存于世的式样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3]银币(图1)，重2.82克，直径21.5～22.3毫米。正面只认出ḍuriba(铸造)和sanah(年)，其他第一行可能是“ghāān al-ādel”(公正的可汗)，中间横卧的繁体汉字“宝”非常清晰，下面是Situmia wa sittah wa sittin（伊斯兰历666年？）。钱币的背面上面两行“lā ilāh illā Allāh，Muhammad rasūl Allāh”应该是清真言，其中rasūl Allāh非常清楚。底下一行“atābak abish”[bint sa’d？]是萨尔古利德女王的名字。

图1

第二种[4]铜币（图2），正面第一行可能是“ghāān al-ādel”(公正的可汗)，接着是ḍuriba(铸造)和sanah(年)，伊斯兰历666年，铸造地是shīrāz（设拉子）。中间是汉字“宝”。反面是大卫星的图案，中间atābak abish是萨尔古利德女王的名字。

图2

第三种[5]银币（图3），重2.59克，直径21.5毫米。正面可辨认的是“al-ādel”（公正的）和中间的汉字“宝”，下面是“situmia wa khamsah wa sittīn”（伊斯兰历665年）。反面第一二行“lā ilāh illā Allāh，Muhammad rasūl Allāh”为清真言。下面两行是“atābak abish（bint）”（第三行）“（sa’d）”（末行）。此币反面的清真言是据图4推测出的，[6]因为两者字体一致。

图3

图4

图5是与图3字体风格一样的银币，但是根据中间“宝”字的一点，以及背面“abish”的“sh”上的三点，判定图3和图5的银币是由两个模子打造出来的。图5的钱币重2.82克，直径28毫米。打造年代为伊斯兰历665年。

图5

图6为伊朗钱币博物馆的收藏品，[7]它与图2相似，正面第二行“fī shīrāz”看得更清楚。打造时间是伊斯兰历666年。

图6

萨尔古利德朝（Salgurid）及“宝”字钱的记载

在我们深入讨论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宝”字钱币时，首先要对萨尔古利德朝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旭烈兀在远征叙利亚的同时，消灭了波斯境内的一些地方王朝，其中就有萨尔古利德朝。该王朝是由服务于大塞尔柱的君主萨尔古利德家族建立。但是从公元1148年（伊斯兰历543年）起，该家族的首领桑古尔（Sungur）赶走了设拉子的统治者马立克肖，成为设拉子的独立统治者。[8]当成吉思汗远征伊朗的时候，这个王朝正值阿布·贝克尔统治时期，他很快向蒙古人臣服，并派遣侄子塔赫马坦追随窝阔台，并向他进贡。窝阔台派遣了代理到他那里，并不再进军设拉子。[9]这样，萨尔古利德朝保持了相对独立。但是第四任君王塞尔柱克·沙赫(公元1262～1264年/伊斯兰历661～663年在位)由于与蒙古人发生冲突，起来反叛蒙古人，公元1264年12月在卡泽伦被杀。[10]旭烈兀把该地统治权授予阿布·贝克尔的孙女阿必失可敦，也就是赛义德二世的女儿。旭烈兀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地方，而是把她嫁给自己的第十一个儿子[11]忙哥帖木儿，这样法尔斯就自然落入蒙古人手中。[12]

这个半独立的王朝有铸币权，并且在一些钱币上铸有汉字，《瓦撒夫史》有明确地记载，当时这是作为阿八哈汗驻法尔斯的总督因奇耀奴（Inkiyanu）的一项罪状而被记录下来。书中是这样提及的：“因奇耀奴在设拉子贪污腐败，侵蚀国家，妄图夺取王权。理由是在他的时代铸造的钱币上，在国王（可汗）的名字下铸了契丹（中国）的符号，他们还出示了他非法侵占财物的清单。伊利汗下令召回因奇耀奴问话。”[13]因奇耀奴后来被伊利汗遣送到忽必烈那里，接受管教。[14]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前面所提到的契丹的符号就是汉字“宝”。

“宝”字钱在萨尔古利德朝出现的原因

在伊利汗王朝的法尔斯地区的一个属国，出现带汉字的钱币着实使人感到惊讶，这势必使我们对其出现原因产生好奇。最早的解释当然是《瓦撒夫史》所记的，在因奇耀奴的时代，在他的允许下铸造这样的钱币，这可能是因为他觊觎王权。当代钱币学家斯蒂芬·艾尔本也把铸汉字的原因归于因奇耀奴。但是，我们钱币上的铸造年代与因奇耀奴在法尔斯地区的任职时间是有出入的——“宝”字钱币的铸造年代是伊斯兰历665年或者666年，而因奇耀奴被阿八哈汗任命为法尔斯的总督的时间是伊斯兰历667年。[15]因此，这些带汉字的钱币不是在他任职时间内铸造的。而且，根据《瓦撒夫史》有关因奇耀奴的内容，我们怀疑这是当时有人故意嫁祸他。根据《瓦撒夫史》一书的记述：阿布·贝克尔死后，后来的君王依然向伊利汗进贡，派军队随蒙古人出征，但是法尔斯地区一直不太平。这成为蒙古人的一块心病。当地王族内部亲蒙古的势力和反蒙古的势力斗争不断。塞尔柱克·沙赫杀死了亲蒙古的图尔考恩王后和当地的两个蒙古治安官。为此，蒙古人派大军镇压，杀死了塞尔柱克·沙赫。蒙古人扶植了阿布·贝克尔的孙女阿必失可敦为傀儡，并以她的名字铸造钱币。[16]后来阿八哈汗下令由因奇耀奴担任法尔斯的总督。因奇耀奴上任之后，似乎当地的矛盾转化为蒙古地方长官与法尔斯当地贵族的矛盾：“因奇耀奴是一个可怕而聪明的突厥人。在短时间内就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依靠自己的洞察力任命了周边的官员。根据衙门每个人的级别赐予荣誉袍。……因此，财富很快聚集，国家繁荣安定。”[17]因奇耀奴在各部门安插了亲信，然后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无疑损害了地方势力的利益。瓦撒夫说，因奇耀奴丢官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执行了旭烈兀的命令，杀死了王族的书记官库勒杰（Kolje）。当阿必失女王责问他时，他拿出旭烈兀的命令平息了此事。[18]但是旭烈兀在因奇耀奴被任命为法尔斯的总督之前就已经去世，瓦撒夫的记载存在疑问。也许蒙古人此举是为了削弱法尔斯的地方势力。因奇耀奴被揭发贪污和觊觎王权而遭到革职，其实他是伊利汗国与地方势力斗争的替罪羊。按理他应该被处死，但后来只是被遣送到忽必烈那里。[19]所以，史书上把铸在钱币上“宝”字的原因归于此是值得商榷的。

朱迪思·库勒巴斯（Judith Kolbas）认为法尔斯地区铸汉字“宝”字钱是与波斯湾同中国的贸易有关。[20]众所周知，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到达巴格达。据中国史料记载，霍尔木兹海峡的几个小岛和锡拉夫早在10世纪就是重要的港口。元代旅行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巴士拉港（波斯离）。[21]元朝官方文献提及的中国商船使驶“回回田地里”[22]就是指包括波斯离（巴士拉）、天堂（麦加）、麻呵斯离（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大食（巴格达）在内的伊斯兰世界。而且元朝的官方贸易船只到达过霍尔木兹。[23]公元1297年法克尔哀丁（Fakhr ud Din Ahmad）就代表合赞汗由海路到中国提亲，后来又从海路返回。[24]后来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岛替代了锡拉夫的位置，这就是基什岛。伊朗史料记载，伊斯兰历628年，萨尔古利德朝的阿布·贝克尔王控制了基什岛。[25]此后，基什岛就成为海上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瓦撒夫史》记载：“基什岛现在是波斯湾大的岛屿之一。来自印度、信德、中国……密昔儿（埃及）、沙姆（叙利亚）和大地边缘的商人都到那里，把自己的商品展现出来。”[26]基什岛对这个王朝意义非常重要，所以当时不惜派重兵将其占领，据为己有。[27]家島彥一在他的文章中指出，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霍尔木兹与基什垄断了波斯湾与印度洋的贸易。[28]在萨尔古利德王获得海上贸易的地理优势之后，波斯湾对外贸易的税收就尽收其囊中。据记载，当时设拉子地区的种植税为六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粮食除外。关税为单个马、驴或者牛所托运货物的十分之一。[29]随着商品交易和流通的频繁，对货币的需求量势必增加。穆斯塔菲（Hamd Allāh Mustawfī）说伊利汗时期商路上的重要城市包括设拉子，其税收主要靠商业税（tamgha）。[30]设拉子地方政府在钱币上铸“宝”字，也许是为了使中国商人辨识，便于他们接受这种钱币，从而有利于与中国进行商品贸易。这从一个侧面印证当时中伊贸易的繁荣。

为什么伊朗人要在钱币上仅仅铸造一个“宝”字呢？自从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造开元钱“开元通宝”起，到高宗时改铸“乾封泉宝”，肃宗时又铸“乾元重宝”，“宝”字成为了货币的通用标识。直到元代，虽然元代主要以纸币行钞为主，曾发行过“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至正元宝交钞”（正面依然是“正统元宝交钞”）[31]和“至大银钞”[32]，这些钱币上面仍都带“宝”字，另外发行的辅币都以“××元宝”“××通宝”命名。所以钱币上的“宝”字，在元代已成为了货币的标识。2004年在新疆和田发现十五枚钱币，其中一枚正面铸有汉文“宝”字，字右面是海都的标记。[33]（图7）根据考证，此钱是在1295年（伊斯兰历694年）左右在和田打制。[34]1281年后，元政府设立了别失八里、哈喇火州（吐鲁番）、斡端(和田)三个宣慰司，统管南北疆的政务。1295年又设曲先和林（塔里木附近）、北庭都元帅府，管理天山南北军务。可见，和田当时处于元政府的统治范围。由于和田地处中亚与中原的中间地段，作为商品流通工具和税收的依据，钱币的铸造考虑到了中亚和中原两方面的需求，因此这里铸造的钱币既沿袭了伊斯兰钱币的风格，又加上了中国钱币的元素即在上面铸有汉字“宝”。

图7

因此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的“宝”字钱币也应该是为了方便波斯湾地区与中国的贸易而铸造。

“宝”字钱币细节和意义

我们把伊利汗国的“宝”字钱上的“宝”字和察合台汗国“宝”字钱上的“宝”字可进行比较。从书法角度审视，前者的书法水平要明显高于后者。前者是标准的楷体，而后者尽管反面的阿拉伯书法非常精美，但是汉字“宝”却给人以依样画葫芦的感觉。也许当时伊利汗国有汉人书法家，或者有是受汉文化影响研习书法的高手。另外，就伊利汗国各年代所铸造的“宝”字钱来看，上面的“宝”字并非只请人写过一次，从笔划可以看出这些“宝”字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可见，每次制钱时都请专人书写“宝”字。这是同一个人的手笔还是不同人的手笔，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伊利汗国“宝”字钱币上的“宝”字是横卧着写的，而察合台汗国“宝”字钱上的“宝”字却是竖着写的。仔细观察会发现，铸币上的阿拉伯文应该是先写上去的，留下空白再写汉字，因为图2、5、6的“宝”字中间的那个“尔”的一点好像是故意往里，以免碰到下面的阿拉伯字母，也许铸币者考虑到阿拉伯语字母基本是扁型的，留出扁平的空白再由汉字填补相对容易，这也许是汉字“宝”在钱币中横写的原因。这也可以说明汉字“宝”在钱币铭文上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钱币上阿拉伯文是主要的。而在察合台汗国“宝”字钱铭文中，因为整个钱的一面都留给了“宝”字，所以没有横竖之分了。伊利汗国“宝”字钱的横写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伊利汗国钱币上蒙文的书写方向问题。图8是一枚阿鲁浑的钱币，右侧一面上面都写了蒙文，最后一行是阿文阿鲁浑的名字（Arghun）。蒙文一般是竖着写的，从左向右念。然而为迎合阿拉伯文的书写方向，钱币按图8放置才应该是正确的。只是在铸币的时候书法家先竖着写完之后，再逆时针转九十度写阿文。

图8

伊利汗国钱币上出现“宝”字体现了元代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伊利汗时期海合都汗曾于公元1294年（伊斯兰历693年）效仿元朝在伊利汗国全境发行名为“钞”的纸币，[35]元朝对伊利汗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我们通常认为的纸币的制造、管理和流通，其实还有金属币的铸造，或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