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与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之一

我是1951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博物馆专修科毕业的，到2001年已整整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我一直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从事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与普及工作，并一直坚持博物馆学的研究。我虽然先后在北京的一些大学学习过，但在北大的学习决定了我漫长的人生道路。北大给了我做学问的基础知识，许多大师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初步懂得应该怎样做人。在北大学习的许多往事至今令人难以忘却。虽然这个博物馆专修科只办了三年，但它当时课程的设置以及后来我们在博物馆工作的实际感受，对今后在大学里如何培养博物馆学专业人才、如何招收研究生都有许多经验可供参考。应宋向光先生之邀，特意写下一点尘封的记忆。很可能有些地方不准确，希望能得到校友们的指正。

我认为北大之所以享誉中外，主要因它能开风气之先，即能紧跟时代步伐而不断创新。正如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不仅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专业设置上也是如此。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教育并不只在学校》《何谓文化》《美育》等多篇论文中指出博物馆在教育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前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也非常重视博物馆。据说担任北大博物馆专修科主任的韩寿萱教授就是胡适聘他回国的。韩先生1930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物馆学，曾获博物馆学硕士学位。1947年回北大任教，1948年在北大筹办博物馆专修科，1948年开始招生。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后，许多专家欢呼新中国大规模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在北大任教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在文化部文物局任博物馆处处长兼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即现在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主任，他与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古生物学家孙云铸、化学家袁翰青、社会学家陶孟和等人都呼吁要培养博物馆人才，他们绝大多数是北大的教授。于是在当时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先生的领导下，由北大一些系主任、教授组成博物馆专修科的学术委员会，负责研讨课程的设置、聘请校内外的教授等事宜。在急需人才的形势下，于1949年8月份单独招生。那时候除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联合招生外，其余大学都单独招生。我记得招生简章上说，要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在大学念过两年的学生，个别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也可看情况录取。据说有几百人参加考试，第一批只录取了20多人。像已故的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孙崧年先生是北大农学院农经系毕业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敖平先生是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的；与我同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的刘广伟同学则是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当过北京文物研究所所长的赵迅先生原来是中国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

我是在北平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师范专业专修科毕业的。那时候根本找不到工作，1949年北京中法大学招生，我考进了中法大学法语系，正好这一年教育部决定把中法大学的部分院系并入北京大学。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是两种选择，是念北大西语系法文组本科还是念博物馆专修科。我是从河北遵化农村来的学生，在北京唯一的亲戚就是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贾兰坡。他是我的表哥，他鼓励我将来从事博物馆工作。我学过教育，喜欢教育工作，曾多次去北京西四北兵马司胡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参观，很羡慕他们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研工作，幻想有一天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内看标本。当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家里没有钱再供给我念大学。在北大的两年，我拿的是特等助学金，吃、穿、用都可满足。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学法语。我的高中同学、好友张少炎君与我同时考进中法大学，他与我同时进了北大，最后毕业于当时最吃香的俄语系。我这种选择是福是祸，很难比较。虽然我在博物馆界工作的五十年历经坎坷、风雨人生，但我却一直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决心通过博物馆工作来报效国家。

实践证明：我的人生选择是对的，不论在古脊椎动物学的研究与普及上、在博物馆学的研究上我都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我1990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1993年由于科研上的特殊贡献，被国务院授予特殊津贴证书。1999年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00年9月被世界科研调查机构ISI亚太地区分支授予“经典引文奖”（ISI Citation Classic Award），以表彰我1981—1998年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我说这些并不是自我表扬，而是说我的母校北大曾经给了我如何做学问的方法，哺育我不论在人生的顺境或逆境都要为选择的事业默默地献身。也可能这就是北大精神对我的熏陶吧！

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大学里设立博物馆学的专修科、培养为博物馆服务的人才，北大的确做了“敢为天下先”的创举，对于招收什么文化程度的学生、设置何种课程，谁都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时我们的同学都说“我们是实验品，难免做这些牺牲”，这半是玩笑，半是事实。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自己坚定信心，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从事专业的水平，并不见得就是牺牲了什么。开学后的第一个学期，韩寿萱先生教我们博物馆学，据他自己说，他在美国的大学里也教授博物馆学，并曾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工作，专门研究文物藏品的保管保养。他还请来好几位国内知名的博物馆学家及一些科学家向我们介绍博物馆史、博物馆工作的内容。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认为：没有空头的博物馆学家，他们除了懂博物馆学以外，还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艺术家。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同学们也深感除了博物馆学的有关课程外，还应有某一专业学科的知识，经过科里学术委员会同意，科里宣布除了必修的与博物馆工作有关的课程外，每人可以按文物考古与自然科学两大类选修，或旁听一些课程。我为了毕业后能到自然博物馆工作，主要选修地质系、动物系、植物系的课程。当时沈从文先生是科里的专职教授，他讲授的古器物学、丝织品鉴定等课程我就没去听，而着重学习岩石、矿物、古生物、动物、植物分类。傅振伦、胡先晋两位先生也是科里的专职教授，我听了傅振伦先生讲授的“档案学”，没有去听胡先晋先生的“文化人类学”。当时裴文中先生讲授的“史前考古学”，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程，裴先生讲课时谈笑风生，深入浅出。韩寿萱先生当时是北京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馆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事情很多，科里的事都由阴法鲁教授、赵思训先生负责，他们的人品、学品堪称一流，对我们关怀备至，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我经常怀念他们，并由衷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下面是我记忆中的必修课：

博物馆学、大一英语、史前考古学、档案学、现代美术、自然科学概论、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博物馆技术（一、二）、博物馆美术设计、博物馆技术画、陈列设计。

注：博物馆技术包括资料收集，文物与标本的分类、收藏及保养技术。讲了两个学期。技术画是清华大学莫宗江先生讲的，主要是讲授如何绘制博物馆建筑及陈列设计的平面图、透视图及立体图。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特别是新博物馆学出现后，许多博物馆学上的概念、观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的博物馆学基本上是“以物为主”，着重方法与技术。而现代博物馆学则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博物馆的社会职能。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课程设置，可以说与国外大学博物馆学系的课程设置相差无几，是先进的。但现在看来，显然已落后了。但我们不能责备先辈，他们要为中国培养自己的博物馆学人才的初衷是值得崇敬的。

我认为后来允许同学们选修一些课程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刚从学校出来的人不可能担任博物馆的领导，而且不同性质、类别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有一个专业，因此我们选修了一些北大其他系的专业课后就可以到岗位上从事某一专业的工作。这些也应该归功于北大自由、民主的传统，及时调整了专业的设置。当时北大还在沙滩，北大的传统是老教授、名教授讲基础课。我在北大时，给我讲课的教授都是一代宗师，后来他们都成为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听他们讲课也是学习怎么做人、做学问。我们刚进博物馆专修科，当时北大的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以及地质系系主任孙云铸先生就说：在博物馆工作可能一生都在寂寞与被人冷落中生活，你们要做官、挣大钱最好不干这一行。我记得有两三位同学考进后不久就离开而另行考入其他大学的时髦的系里去读书。也许这些同学比我们干博物馆工作的要好得多，但我却认为博物馆博大精深，是知识的海洋，我们一生都在这样一个能让人感受探索未知的快乐的学术殿堂里生活，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北大作为一流大学，应该承担培养博物馆学优秀人才的重任。

结合博物馆的发展史，博物馆的人才都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北大博物馆专修科从成立到撤销的经验值得我们反思。结合我国博物馆的现状以及目前北大师资、设备的情况，我认为北大除了招收硕士研究生外，也应该招收本科生。目前我国博物馆的现状是一方面广大群众终身学习的需要，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博物馆要大量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博物馆的观念、收藏、科研与教育水平又相当落后。落后的原因很多，有人说是经费短缺，但我亲眼看到有的馆并不缺钱，缺的是博物馆学知识。我国人事制度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博物馆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的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当博物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像日本有学艺员制度，即如果大学毕业后想在博物馆工作，必须在大学里必修8门和选修3门课程，然后参加文部省每年举行的全国统考，及格后才能到博物馆应聘。我国也没有法国那样的规定，即进入博物馆要经过国家博物馆司的笔试与口试，进入博物馆后，还要经过卢浮宫学院及其所属的文化遗产学院一年半的培训，发给合格证后才能正式上岗工作。我国许多只懂专业但不懂博物馆学的人一辈子都搞不好陈列，不懂得搞陈列必须把博物馆要素、教育要素与专业知识有机地结合，他们搞的陈列只是“墙上的书”。我们一方面要呼吁人事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应该在大学里培养既懂博物馆学、又懂专业的博物馆从业人员。下面提供的是台南艺术学院博物馆学研究所（1996年成立）开设的博物馆学课程：

1. 核心必修课程

博物馆学概论（一）（二）、博物馆史、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规划。

2. 经营管理领域选修课程

博物馆组织管理（一）（二）、博物馆建筑、博物馆行销、公益事业的经营管理。

3. 展示教育领域必修课程

博物馆评估、博物馆教育活动规划、声光媒体展示、展示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博物馆观众研究。

4. 收藏技术领域选修课程

藏品管理与维护（一）（二）、保存技术与材料（一）（二）、藏品课程研讨。

5. 共同选修课程

科技史、工艺美术史（一）（二）、博物馆专题研究、中国文物鉴赏、当代博物馆议题、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电脑艺术制作方法、亚洲艺术史、西洋艺术史。

注：上述为博物馆学课程，每个学生还有一门专业，例如攻读建筑系、陶瓷系、美术系等。

至于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建议采取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的办法，按照他们攻读学士学位的专业（如考古、地质、自然史、技术史等），修完博物馆学的必修和选修课后，分别授予文学硕士和科学硕士的学位。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的教授、副教授都在博物馆兼职，这样可以深入了解博物馆现状，选择科研题目，增加授课内容。建议北大也可试行。建国之初，文化部文物局就设立了博物馆学研究机构，曾出版过《博物馆译丛》，可惜1957年后撤销了。我认为像北大这样的著名大学，也应该设立博物馆学研究所。人数不要太多，但有专职人员从事理论研究。另外可采取聘请通讯研究员的办法，吸收校外的博物馆学者志愿参加研究工作，无报酬，只定期开学术研讨会。这样可以与国外交流科研成果，提高我国博物馆学的研究水平。目前我国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博物馆的科研论文，有的根本不是论文，而是工作总结，没有什么新意。要提高我国博物馆学水平，只有从大学做起。以上只是我一孔之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只供参考或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