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维塔利·阿纳尼耶夫：《20 世纪下半叶的苏联/俄罗斯博物馆学》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考虑和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相关的因素。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确定了博物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前科学阶段；经验-描述阶段；以及理论-综合阶段。[2]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范围内。因此，考虑到博物馆学知识的总体发展， 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和国际博物馆学都可以被进一步地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以与博物馆工作的实践和方法相关的博物馆实务问题为主（经验-描述阶段的末期），而在第二阶段，理论博物馆学的问题更为普遍（理论-综合阶段）。

科学外部因素和科学内部因素的一系列交叉、互动，定义了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苏联/俄罗斯博物馆学发展的独特格局。

该手册由一篇序言和六个章节组成：①博物馆及其特征；②博物馆收藏；③博物馆物件的登记、鉴定和科学描述；④博物馆物件的保管；⑤陈列；⑥博物馆的群众（mass）工作。[9]正如手册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博物馆工作人员，特别是苏联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地志博物馆（museums of local lore）——的工作人员，提供实际帮助，即“把博物馆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知识介绍给他们”。[10]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试图“系统阐明苏联博物馆、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部基本问题”。

后一种推论十分重要。在定义博物馆学的本质时，作者写道：“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学科——苏联博物馆学——的主题”，它“旨在确定博物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具体特征”。[11]因此，该手册是专门针对苏联博物馆学编写的，它被认为与非苏联（即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博物馆学有着本质区别。它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形态概念的坚持——这一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正因如此，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作者未能有机会展开“对博物馆工作问题的更广泛的文化分析”。[12]

苏联博物馆学公认的研究对象，也即当时苏联博物馆学研究的主题，是博物馆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这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特征，所有理念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正如伊琳娜·安德烈耶娃（Irina Andreeva）所指出的，该教科书将博物馆学视为一种实践的理论，而非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理论“只是在苏联博物馆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形成的。[13]根据这一理论，博物馆被视为一种机构（establishment），而非一种制度（institution）或文化形式。因此，教科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经验主义、线性思维、僵化的决定论和主-客体导向的知识。[14]

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特点。除了1955年出版的手册外，还存在两个未出版的早期版本。正如依莲娜·瓦库利纳（Elena Vakulina）所说，不同版本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对“博物馆学”概念的解释。在1953年的版本中，博物馆学被定义为“苏联和前革命时期博物馆建设最佳实践的理论综合”。在1954年的版本中，博物馆学被解释为“博物馆工作领域的科学概念和原则体系，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理论和博物馆现代组织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在1955年的手册中，博物馆学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学科。这对于博物馆学独立于主题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手册中并没有明确区分“博物馆学”、“博物馆理论”和“博物馆学的理论基础”等概念。[15]

现代研究者指出，《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所基于的概念是矛盾的。一方面，它试图克服经验主义，并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命题（论点）来理解博物馆活动。另一方面，它又表明不可能创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的博物馆学理论。这刺激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博物馆学领域的进一步探索，这一时期被称为解冻时期，其特点是苏联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定自由化。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大恐怖”（Great Terror）时期的个人崇拜与镇压。随后，大批受害者得到平反；外交政策上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方针。然而，这些趋势是矛盾的。因为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参与了镇压匈牙利起义，国内的政治迫害也在继续，并发动了一场反宗教运动。

正如瓦库利纳基于广泛的档案资料所展示的那样，手册出版后不久，关于文本修订工作的讨论就开始了。1963年，研究所开始了第二版的编写工作，并持续了近10年，但最终并未出版（1968年，苏联文化部改变了研究所的学术方向，将其转变为文化研究所，并很快终止了手册新版本的编写工作）。参与该项目的学者团队也有所变化：拉兹贡自1962年起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成为了该项目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手册的总体构想也发生了变化。1968年和1970年分别完成了两个版本。1966年决定仅在旧版本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章节；这些章节专门讨论了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展览的建筑-艺术维度、博物馆建筑以及公众在博物馆活动中的作用。[16]此外，拉兹贡还撰写了一篇新的序言，与之前的序言有显著不同，他更加强调理论前提，而非经验出发点。关于“博物馆学”的理论定义、研究对象、方法、结构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等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

在分析这份手稿时，瓦库利纳认为它受到了中欧和东欧博物馆学家提出的某些理念的影响；特别是1964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展开的讨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学家的作品。[17] 根据拉兹贡的说法，博物馆学的结构包括：①博物馆学的历史和历史编纂学；②博物馆学理论问题；③博物馆工作不同领域的方法论（展览、保护等）；④博物馆资料研究（museum source studies）。[18]这是证明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自主性的首次尝试之一；然而，主要的博物馆活动仍被纳入科学的结构之中，即经验性/实践性的因素尚未被完全克服。[19]

马克思主义的博物馆理论并未完全从手册中消失，但作者试图将其与作为物质事物的博物馆物的理论构想结合起来。这是通过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信息理论实现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在苏联科学史上是以符号学的广泛流行为特征的。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含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唯物主义话语的反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Moscow-Tartu Semiotic School）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主要代表包括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弗拉基米尔·托波罗夫（Vladimir Toporov）、鲍里斯·乌斯彭斯基（Boris Uspenskij）等语言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等外国学者的作品也在苏联翻译出版了。

博物馆的本质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并辅以信息理论来理解的。如上所述，伊万尼茨基作为《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手册的编委会成员之一，使用了这种理论方法，试图分析博物馆物的本质。1955年，手册的作者写道：“物件的价值，要么与其独特性有关，要么与其消失有关”， [20]即博物馆物是基于其稀有性来确定的。1968年，手册不仅指出了物品作为认知对象的重要性，还强调了其作为时代标志的意义。[21]然而，这种对博物馆物象征性成分的理解是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信息理论的结合也是机械性的。

1969年或1970年，伊万尼茨基在文化研究所做了一次题为《信息理论视角下的博物馆学》（Museum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Information Theory）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理论没有提供阐释方法的问题时，应该使用信息理论来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博物馆学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被动摇，探索其他道路的可能性出现了。伊万尼茨基提出的这类问题包括：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释博物馆的源起时，研究的是其功能而非成因；②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博物馆的特殊性取决于藏品的特性，例如稀有性，但该理论忽略了当代博物馆中那些并不稀有的物品的存在；③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观众对博物馆物（尤其是纪念性物品）的兴趣。[22]然而，尽管伊万尼茨基提出了这一思路，但这并未成为苏联博物馆学进一步发展的重点。

这一时期博物馆学思想的发展可以从以下案例中看出：在1968年的手册版本中，只有一个理论章节（“博物馆学的理论基础”），而在1970年版本中有两个章节（“科学体系中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及其功能”）。后一版本表明博物馆学问题和博物馆相关问题的初步划分。博物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博物馆的功能、展览等相关问题被归入博物馆问题的总括之下，而博物馆学问题则包括博物馆学的对象、方法和结构，以及博物馆学与主题学科之间的联系。[23]

拉兹贡首次尝试定义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三个概念体系：①博物馆的起源、其在不同社会制度生活中的地位、博物馆的类型、分类、内部组织、博物馆的功能特征等；②自然和社会现象资料的研究；③与博物馆特征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第二个和第三个体系实际上是重复的。但这首次将博物馆学和将作为公共机构的博物馆的理论区分开来。前者被认为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而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这只是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非深化。[24]在这些版本的手册中，没有博物馆学方法和结构的明确定义，博物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被定义为“模糊的”。尽管这些手册版本没有出版，但为它们所做的工作有助于苏联的前沿博物馆学家围绕博物馆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们的许多观点发表在在各种文章中，并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实现了编写新的博物馆学教科书的总体计划。

新教科书的工作始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当时解冻时期更加自由的思想遭到拒绝，但教科书最终在改革时期出版了——这是苏联尝试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民主化的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何研究人员都必须在其研究中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经典文献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相关决议。这些引用通常都是相当形式化的，是那个时代所谓文学礼仪（literary etiquette）的一部分。在阅读苏联文本时，应该考虑这种特殊性。像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那样依据苏联专业博物馆学家使用“博物馆学应当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之类的表述来谈论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博物馆学，[25]是并不完全准确的。这种表述对于作者的思想来说并不总是重要的，有时它们只是简单地向审查员发出信号，以便该文本被允许印刷。

拉兹贡再次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于1972年从文化研究所辞职，开始在莫斯科的中央革命博物馆（Central Museum of the Revolution）工作，并担任了博物馆学部门的负责人。1974年，他成为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Historical Museum）制图部门的负责人，在那里他完成了这项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都未被推进的项目。现在，新版本的博物馆学教科书编写工作是苏联研究人员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者之间的联合项目。由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康斯坦丁·列维金（Konstantin Levykin）提供组织上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的活动，拉兹贡得以吸引一些德国博物馆学家加入，列维金也同意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German History）参与这一项目。编写工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26]教科书由两位博物馆馆长列维金和沃尔夫冈·赫布斯特（Wolfgang Herbst）主编，分别于1987年（柏林）和1988年（莫斯科）以德语和俄语出版。该项目由拉兹贡组织。新手册的作者既包括前一版的贡献者，如拉兹贡、萨克斯和米哈伊洛夫斯卡娅，也有年轻学者，例如塔玛拉·伊古姆诺娃（Tamara Igumnova）、克拉拉·加扎洛娃（Klara Gazalova）和德国博物馆学家约阿希姆·阿韦（Joachim Ave）等人。[27]

新教科书名为《博物馆学：历史类博物馆》（Museum Studies. The Museums of Historical Profile），并被苏联教育部推荐给历史专业的学生。换句话说，该教科书的目标受众发生了变化。虽然此前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是为博物馆员工编写的，但新教材是面向学生的。它由十一章组成。前两章是理论部分，专门讨论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问题以及历史博物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和社会功能。其他九章更具实践导向，讨论了历史博物馆中的不同工作领域（研究、编目工作、征集、登记和记录、保管、博物馆展览的科学准备、博物馆展览的建筑设计以及意识形态和教育工作），同时还包括历史博物馆的建筑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版本总结了苏联博物馆学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苏联博物馆学领域的最后一个重大项目。[28]

由拉兹贡撰写的章节《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博物馆学》（Museum studies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将博物馆学定义为：“研究保存社会信息和知识以及传递知识和情感的过程的社会科学，这种保存和传递是通过博物馆物、博物馆领域、作为社会机构的博物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实现来进行的。”[29]在引用捷克和东德博物馆学家的作品时，拉兹贡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学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科学，学术讨论仅围绕这门科学的特征（对象、结构、方法、语言），而不是其作为独立科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认为资产阶级科学家发展了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并往往否认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于主题学科的科学存在的可能性。[30]拉兹贡综合了包括伊日·努斯图普尼（Jiří Neustupný）、约瑟夫·本内什（Josef Beneš）、斯特朗斯基以及东德博物馆学家提出的关于博物馆学知识对象的观点，支持一种整合性的方法。他认为博物馆学关注与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相关的问题；关于博物馆物的问题；以及被定义为人与现实之间的特殊博物馆关系的博物馆性（museality）。

拉兹贡阐述了“博物馆领域”（museum field/музейное дело）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俄罗斯博物馆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活动领域，由以下方面组成：博物馆和古迹保护的实践工作；博物馆本身；博物馆政策和立法；人员的培养和再培训体系；专门的科学、方法论和培训中心；专业期刊；以及作为特殊科学学科的博物馆学。[31]在确定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结构时，拉兹贡遵循了斯特朗斯基1971年提出的方案的修改版本。博物馆学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①博物馆领域的历史（包括历史编纂学）；②博物馆学理论；③博物馆资料研究（对于这一术语，请见下文）；④应用博物馆学。博物馆学理论进一步分为四个子部分：a）博物馆学的一般理论；b）记录理论（theory of documentation）；c）叙词表化理论（theory of thesauration）（这是斯特朗斯基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于定义藏品形成和研究的过程）；[32]d）沟通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应用博物馆学包括：a）博物馆工作的科学方法论；b）技术；c）组织和管理。这一结构既适用于一般博物馆学，也适用于具体博物馆学。其中，一般博物馆学被定义为与一般性的博物馆问题有关，即适用于所有类型与属性的博物馆的共通性趋势；而具体博物馆学则关注那些因博物馆和某一特定学科（可能是某种艺术形式或生产类型）的紧密联系而产生的特征。[33]这反映了努斯图普尼思想的影响；此外，拉兹贡的总体概念也是对东欧博物馆学思想的综合，特别是努斯图普尼的“一般博物馆和具体博物馆学”与斯特朗斯基的“科学结构”。

作为俄罗斯传统的典型代表，博物馆物作为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受到了关注。这决定了博物馆资料研究的出现，这是博物馆学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专注于博物馆物的研究。与传统资料研究不同的是，它不仅研究主题（信息内容）的语义信息，还研究诸如吸引力和表现力之类的特征，即不仅研究其在研究中的用途，还研究其在博物馆沟通过程中的作用。总的来说，博物馆资料研究方法的特征是对“博物馆内部功能”的关注，以及对博物馆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机构（institute）而非制度（institution）的研究。正如安德烈耶娃指出的那样，手册仍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明确主导地位，经济决定论这一普适概念成为了新范式的理论基础。[34]新教科书中文献学科（documentation disciplines）的影响导致了诸如“物件的文献价值”等术语的使用，博物馆藏品被视为“一种文献系统”以及“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模型”。然而，新文本并没有赋予博物馆学一个整体的新范式。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专著项目被一个新的计划取代：就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博物馆历史相关的相互关联的主题撰写一系列论文。作者团队由博物馆学研究所[38]的顶尖专家组成。实际上，拉兹贡本人领导了这个团队。1957—1971年间，出版了七卷《俄罗斯博物馆领域历史论文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useum field in Russia），共包含47篇文章。该项目的不足之处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构想和概念框架；主题选择是开放的，未能覆盖所有类型的博物馆和全国各地的情况；关于私人收藏、人物传记、博物馆立法的历史、博物馆学的历史以及博物馆国际关系的内容也不足。但这一项目也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首次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回顾了该国最大的博物馆——国家历史博物馆、综合技术博物馆（Polytechnic Museum）、俄罗斯国家博物馆（Russian State Museum）——的发展历史，并关注了主要的博物馆类型（历史、艺术、考古博物馆）的历史、展览的历史和古迹保护的历史。大多数文章对历史资料的分析都秉持了客观、科学的原则。这为重新审视和澄清俄罗斯博物馆历史的许多重要特征奠定了基础。[39]

该项目于1971年结束（原因如前所述，主要与研究所的职能转向有关）。1971—1990年间，仍有一些文章发表在研究所的论文集中，例如关于苏联历史博物馆的不同展览方法；还有一些文章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

作为该项目的一种延续，研究所于1991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博物馆与权力》（Museum and power）。第一卷包括对18世纪初至20世纪末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政策的编年式分析。因此，它为俄罗斯历史博物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难形势，《俄罗斯博物馆百科全书》（Russian Museum Encyclopedia）直到2001年才出版了两卷（第二版于2005年出版）。为此，文化研究所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百科全书部门，超过一千名专家为其撰写词条，他们选择了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材料。词条可以分为几个板块：博物馆领域的历史；理论；应用博物馆学；以及人物传记。专门介绍俄罗斯博物馆的词条约有1000个，占篇幅的一半左右。专门介绍博物馆学家和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词条约有300个。一些词条聚焦于核心概念，例如博物馆、博物馆学、博物馆实务以及博物馆专业。每个词条都包含参考文献。还有大约1700幅图像作为文本说明。[42]

但所有这些材料都专注于俄罗斯的博物馆世界。由俄罗斯博物馆或俄罗斯博物馆学建立的国际联系仅被简要提及。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博物馆学”词条由两部分组成，并分别由两位不同的作者撰写。第一部分记录了外国博物馆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博物馆学者的姓名及其作品的标题存在很多拼写错误），而第二部分则介绍了俄罗斯博物馆学的历史。[43]这两部分之间缺乏综合衔接，这反映了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博物馆学与国际知识背景之间的联系也依旧是薄弱的。

许多博物馆学家最初是作为历史学家接受教育的，流利的外语并不是他们的强项。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需指出外国博物馆学文献在当时并不容易获得。只有几家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关于博物馆学的期刊和书籍，与外国同行们的自由接触受到极大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是非常缺乏的。

外语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从齐娜伊达·博纳米（Zinaida Bonami）的案例中看出。她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第一位从符号学角度持续关注博物馆现象和博物馆物的苏联博物馆学家。她的博物馆生涯起步于在莫斯科的国立普希金博物馆（State Pushkin Museum）担任初级研究人员，她经常为亚历山大·克雷因（Alexander Krein）做翻译。克雷因是这所博物馆的创始人和首任馆长。在1977年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博协大会上，[45]他与苏联国家委员会时任主席伊琳娜·安东诺娃（Irina Antonova）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委员会——国际文学博物馆委员会（ICLM），旨在团结文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当时，苏联是这类博物馆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克雷因出版了几本关于博物馆建立和运作的畅销书，例如《一座博物馆的诞生》（The Birth of a Museum）、《一座博物馆的生命史》[46]（The Life of a Museum），这些书拥有广泛的读者。他还撰写了关于博物馆职业的特殊性以及博物馆与观众的互动的文章，这些议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博物馆热潮中非常重要。然而，无论是克雷因还是其他苏联文学博物馆的馆长，他们都不太擅长外语，无法与外国同事交流，因此他们请齐娜伊达·博纳米担任他们的翻译。因此，博纳米获得了以一位年轻专家的身份参与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的独特机会。国际文学博物馆委员会举办的会议激发了她对博物馆学理论问题的兴趣，并使她熟悉了外国博物馆学的语境。[47]

博纳米的语言学教育使她走向了符号学。在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学习期间，通过阅读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作品，她熟悉了符号学的关键概念。她在《国际博协文学博物馆委员会信息公报》[48]（ICOM-ICLM Information Bulletins）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并于1986年3月（全面改革刚刚开始）提交了苏联第一篇致力于博物馆符号学阐释的博士论文。改革刚于1985年开始，符号学在当时仍然受到了一些质疑。所以她不得不遵循苏联的官方标准，并将她的研究题目定为《文学博物馆文化教育活动过程中劳动人民审美教育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特征》（The psych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features of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worki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literary museums）。[49] 这个标题满足了停滞时代的所有要求：它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的功能之一，并将“劳动人民”作为博物馆的主要受众。然而，内容是新颖的。博物馆被视为传递文化历史编码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几篇与符号学和博物馆传播领域相关的博士论文相继发表。例如，1988年，塔拉斯·波利亚科夫（Taras Polyakov）撰写了名为《博物馆展览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现实问题》（Actual problem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of museum exhibition）的论文；[50]1991年，塔季扬娜·卡卢吉娜（Tatiana Kalugina）撰写了《艺术博物馆展览的历史和类型学研究》（The Historical and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art museum exhibition）；[51] 1994年，米哈伊尔·格涅多夫斯基（Mikhail Gnedovsky）撰写了名为《博物馆学的传播学方法：理论和应用层面》（A communicational approach in museology: it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的论文。[52]这些论文的作者在选择研究方法论框架时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并且对外国博物馆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还被允许借鉴此前被禁止的苏联建国初十年的经验。因此，他们成为苏联晚期和俄罗斯新时期的博物馆学发展之间的纽带。

由于政治原因，苏联博物馆学家与外国博物馆学的联系受到严重限制。官方只允许与中欧和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的博物馆学家合作，但即使如此，他们的作品也极少被翻译。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伊日·努斯图普尼；他的考古学作品比他的博物馆学研究更幸运地被翻译成了俄语。他的经典作品《卢日采的史前史》（Prehistory of Lužice）的俄语译本于1947年在布拉格出版，[53]后来他1970年9月9—18日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博协历史与考古博物馆会议上提交的报告《考古学展览的历史概念》（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archaeological exhibitions）也被翻译成俄语发表。[54]努斯图普尼与苏联研究人员保持了联系。例如，几年前在著名苏联考古学家谢尔盖·鲁坚科（Sergey Rudenko）的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努斯图普尼写给他的信件。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State Hermitage）的档案中还保存有努斯图普尼于1957年12月13日至1958年7月29日间写给博物馆考古学家和研究员安娜塔西娅·曼采维奇（Anastasia Mantsevich）的四封信。在这些信件中，努斯图普尼为即将举行的展览索取博物馆物件的复制品，并介绍了关于该展览的理念。这或许影响了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某个考古学物件展览。[55]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努斯图普尼的博物馆学作品并未被翻译成俄语。

直到1984年拉兹贡撰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学术文献中的博物馆学一般理论问题》（The problems of general theory of museum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的综述后，中欧和东欧博物馆学家的研究才在苏联广为人知。[56]这种情况在当时十分典型：苏联专家会撰写并出版外国研究的文献综述，但这些研究本身并不会被翻译成俄语。以列宁命名的苏联国家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the USSR）——现为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Russian State Library）——曾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博物馆学和古迹保护”主题的概述，并附有包含外国和俄罗斯博物馆学家研究概述的小册子。

拉兹贡撰写的综述显示他对信息的充分掌握，他的专业知识得益于他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 ICOFOM）的积极工作。[57]但拉兹贡本人并不熟悉捷克语；这些翻译或许是被引用的作者自己准备的，或许是由拉兹贡掌握该语言的同事准备的，或许是拉兹贡利用了德语翻译。无论如何，即使是当代的俄罗斯博物馆学家也经常引用拉兹贡对外国博物馆学家思想的转述，而不是直接参考原作者的文章和著作。不可避免地，翻译会遗漏部分内容。1986年，在上文提及的概述系列中，米哈伊尔·格涅多夫斯基（Mikhail B. Gnedovsky）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主义国家博物馆传播发展的当前趋势：理论与实践》（Current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communication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ory and practice）的综述。它对西方作者的79篇作品进行了批判性评述，这些作品涉及博物馆教育、观众研究等议题。其中包括邓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的两篇文章、肯尼斯·赫德森（Kenneth Hudson）的两本著作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两本著作。[58]在苏联，卡梅隆表达的关于博物馆传播的某些观点被接受了，但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 Greenhill）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认可。正如苏联中央革命博物馆（Central Museum of the Revolution）博物馆学实验室的员工在1989年指出的那样，对西方学者理论作品的缺乏了解是苏联博物馆学的主要特征之一。[59]这确实是事实。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案例来说明这一点。1984年，拉维科维奇发表了一篇题为《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及其信息系统》（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museum and its information system）的文章，其中她将博物馆视为一种通过特定手段传递信息的特殊信息系统。[60]这是苏联博物馆学首次尝试从理论上阐释博物馆特有的信息和传播过程。[61]拉维科维奇引用了英美学者撰写的关于信息和大众传播理论的一般性作品，但仅限于那些被翻译成俄语的作品，她并不熟悉博物馆的相关研究。

拉维科维奇确定了博物馆的三种社会功能：记录、教育和休闲活动。这些功能通过博物馆物的信息特征（即其语义性、表达性和再现性）得以实现。拉维科维奇认为，正是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博物馆的主要活动。尽管她依托于拉斯韦尔（Lasswell）的传播模型，但她并未直接引用他的作品，而是引用了苏联学界的概述。因此，她的博物馆传播方案和卡梅隆早在15年前就发表的著名方案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拉维科维奇的概念也颇具原创性，因为它将博物馆视为一个“开放信息系统，并通过特定的‘输入’和‘输出’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62]博物馆的入口有两种信息：携带物质信息的博物馆物，以及由政府、专家和博物馆观众提供的信息。当观众到达博物馆出口时，其感知已因接受了这些信息而发生了明显变化。博物馆活动的发展取决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反馈机制”（feedback loop）的存在。

在苏联存在一种普遍的信念，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早期讨论，即在西方世界，博物馆学被视为一门以实践方法为导向的应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关于“务实性的西方”（pragmatic West）与“精神性的俄罗斯”（spiritual Russia）这类教科书式观念的演变，体现出了一种广为人知的文化刻板印象。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改革新时期为苏联博物馆学家带来了与外国同事的接触机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际博物馆》杂志开始有俄语译本出版。1985年（俄语版本的第148期）专门以“新博物馆学”为主题，刊登了多篇译文，其中包括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的《生态博物馆的演化性定义》（Evolutionary definition of the ecomuseum）、皮埃尔·梅兰德（Pierre Mayrand）的《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马蒂尔德·贝莱格（Mathilde Bellaigue）的《生态博物馆工作中的参与》（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of the ecomuseum）等文章，这些文章使新博物馆学思想在俄罗斯获得了一定关注。在这本期刊出版后，俄罗斯的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出现了，这与保护西伯利亚小型本土民族文化遗产的努力有关。基于俄罗斯的材料，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得到了发展，主要与克麦罗沃国立大学（Kemerovo State University）教授弗拉基米尔·基梅耶夫（Vladimir Kimeev）的研究有关。基梅耶夫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文章，并完成了多个项目。2009 年，他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题为《生态博物馆在保护托木河流域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作用》（The role of ecomuseums in preserving ethno-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peoples living in the Tom River valley）。[63]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论文汇编中，发表了一些学者研究的译文，例如安娜·格雷戈罗娃（Anna Gregorova）、斯特朗斯基、克劳斯·施赖纳（Klaus Schreiner）、沃伊切赫·格卢津斯基（Wojciech Gluzinski）和彼得·冯·门施。然而，这些作品都是单独发表的，脱离了它们一般的历史语境，这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读者大多仅依据一篇、有时甚至是随机选取的文章，就对某位学者的整体学术构想做出结论，而忽略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引发了误解。例如，人们主要是通过拉兹贡的概述和斯特朗斯基本人的两篇翻译文章来理解斯特朗斯基的博物馆性概念的。这一概念成为了争论的主题，但其本质和概念的演进过程却并未得到充分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总体而言，拉兹贡促成了苏联博物馆学对斯特朗斯基提出的博物馆学结构的采纳，但这是在调整和创造性再解释的基础上实现的。矛盾的是，它是和努斯图普尼关于一般博物馆学和具体博物馆学的思想（见上文）一起被接受的。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基于卡梅隆的线性传播模型，博物馆传播的观念也流传开来。然而，苏联学者对外国博物馆学家作品的总体了解程度仍然很浅显。在这方面，我们无法赞同玛丽亚·古巴连科（Maria Gubarenko）的观点。她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学家的思想构成了后苏联时期圣彼得堡文化研究所博物馆学部门所创立的学术流派的基础。[64]这些思想中的部分确实被接受了，但由于其脱离了语境，它们仅成为一些术语或简单的单词。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说法是这些外来专业博物馆学家的思想仅被吸收为词典术语和词汇，而非概念和理论。

根据马楚列维奇的笔记，该课程的目标是，“一方面，使学生为将来从事博物馆实践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拓展他们的视野，引导他们思考整合性博物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从而使博物馆的科学材料对非博物馆员工也更易于使用”。因此，课程中包括了实践课或工作坊。课程由几个部分组成：①前革命时期的博物馆领域历史（从古代到20世纪初）；②“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博物馆领域的新时代”；③“苏联博物馆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活动”。第三部分分为了几个小节：“a）系统性收藏；b）科学保护和记录；c）博物馆藏品的综合性研究；d）展览；e）出版；f）博物馆内外的研究-教育工作；g）特殊博物馆问题和理论博物馆学的发展；h）博物馆项目的阐释和发展”。由此可见，除了历史和应用方面，该项目还关注理论博物馆学的问题，尽管它是次要的。博物馆学的性质被简要描述为“博物馆学这门科学的复杂性和百科全书性质”。马楚列维奇档案中的其他证据表明，讲座和研讨会的重点放在了博物馆工作的实践层面。[67]

博物馆学教育的缺乏引发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和国家的批评。196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发布了《博物馆工作现状及改进措施》（On the condition and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work of museums）的文件。它建议在莫斯科和基辅的大学以及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Moscow State Institute for History and Archives）开展博物馆学培训。然而这一建议并未被实施。197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提议建立博物馆员工培训体系，但该提议被财政部拒绝。直到1983年，苏联才在莫斯科的全苏艺术与文化工作者专业进修学院（All-Union Institute of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of Workers of Art and Culture）单独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博物馆学系。[68]拉兹贡是该系的创始人和首任系主任，该系专为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员设立。[69]

对于学生来说，第一个项目和院系直到1988年才在莫斯科的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和列宁格勒的文化研究所创建。最初的培训是基于“博物馆领域和古迹保护”的标准，但在2002年采用了“博物馆学”的标准，这意味着对材料的阐释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在实践中，这些标准实际上是相互重合的，并在2009年统一为“博物馆学与文化和自然遗产之物的保护”。21世纪初，俄罗斯采用了博洛尼亚教育体系，现在俄罗斯全国有30多个院系开设了博物馆学的本科和硕士课程。

阿夫拉姆·拉兹贡的积极工作为这一领域带来了一些变化；他扮演着“博物馆学的文化传承者”的角色。虽然他的努力没有促成对外国博物馆学的深刻理解，但确实使人们对其存在产生了一些认识。在许多方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博物馆学的苏联版本的形成，带有一种特殊的机械主义特征，即将不同部分以非有机的机械方式连接成一个整体。这与对外国专业博物馆学家（例如努斯图普尼、斯特朗斯基）作品的零散认知有关。缺乏完全原创的博物馆学概念，可能与苏联时期几乎不存在且缺乏系统管控的博物馆学教育体系有关。因此，博物馆学被剥夺了一种能够传播并发展专业知识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