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北京“四大恒”钱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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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5 16:41 来源:中国钱币

清代中晚期，北京东四一带设有号称“四大恒”的四家钱铺，即东四牌楼迤北路西的恒和、恒兴，路东的恒利，东四迤东路北的恒源等四家联号（图1）。“四大恒”为当时京城实力最强的钱铺，是实际操纵北京城经济命脉的“京师货殖之总会”。相传曾经显赫一时的“四大恒”钱铺为宁波商人所创立，但无史料具体记载创办人姓氏和家族概况，近年来，一些相关文章提起“四大恒”之东家时有不同说法，如宁波慈溪刘家、董家；慈城玉皇阁西北罗氏家族；镇海十七房郑世昌父子等多种说法，故在此根据相关史料研讨“四大恒” 东家主之渊源。

一、亦商亦官的“四大恒”

四大恒原为金店，开业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当时金店还代办“捐官”，只有官方许可设“捐柜”的金店才可以办理，表面虽谓呈准代收捐款，而实际乃内务府暗中指定之买卖官秩代办所，包办有关卖官鬻爵事项之接洽、收款、领发证件等，并以交接部吏，熟悉刓例，常代外省将军巡抚作各项报销。四大恒所收之存款，以内务府及各旗籍官员之款为主要来源，至于放款则以典当行为主。买卖金银、制钱均以内务府为主，俨然为内务府之外账房，故其营业既稳固而又有厚利。它们资本雄厚，后均以发行银票为主业，最大一张银票达五千两。相传当时宫内亦使用恒字号银票，有谓恒字号有西太后股本者。各界人士也都喜欢储存和使用四大恒的银票和钱帖。北京流传“头戴马聚源（帽子），身穿瑞蚨祥（衣料），脚踩内联升（鞋子），腰缠四大恒（银票）”的顺口溜，反映人们以用四大恒的票子为荣，是有身份的象征。因为四个恒字号钱庄都在东城，所以过去有“东富西贵”的说法。早年买卖制钱，由各行业或地区商号自行组织，一般都是在清晨于茶摊酒肆自由交易。到光绪年间由四恒号发起并筹资在前门外珠宝市创立了钱市，操纵着北京当时的银钱市场，决定每天银钱价值的行情。目前见有咸丰六年恒利钱铺拾吊（图2）、己丑年（1889字样应为后加注）恒源银号拾两银票（图 3、4）。

咸丰年的钱票票面较大，到光绪年间“所用皆二指阔兑条一纸”，外观虽与烟蜡铺票相似，不应归为烟蜡铺票，因烟蜡铺票为劣质票的代名词。在清代无论何种行业，只需向步军统领衙门交纳纹银五百两，领得钱幌子悬于门外，即可随意发出银票和钱票，无任何条例规章，且不加限制。许多售烟、蜡烛、煤油等杂货的烟钱铺、蜡钱铺，也买卖小宗银、钱并出钱票。有些不良钱铺发出大量钱票后，就弃铺潜逃或倒闭关门，所以一般收到烟蜡铺钱票的人们都尽快兑现，不愿留存。清人夏仁虎在《旧京琐记》记载，曾约某旗下友人出外看戏，友人因帐房给的是烟蜡铺票，而感到没面子不肯出门，后取得四恒票“始欢欣而出”。当时北京街巷间流传着几句顺口谣：“四大恒，八大源，二十九家官炉房”，说明这些店铺所发票据深入民心，在京城银钱业界具有权威性。1900年6月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某洋货铺，引起大火，20余家炉房的珠宝市被毁。“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四恒”首先歇业。清政府曾拨款百万两加以接济，使“四恒” 得以继续营业。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北京的三百家钱铺惨遭浩劫。四大恒的现银，八国联军花了三天时间才运完。经此次浩劫后，“四恒虽已复业，而恒和终属不支”。 “京中之四恒钱铺仅存其三，其字号较前亦大为减色”。民初合为一号，改为恒利金店，l931年后自动清理。另有一说，1928年关闭北京恒利金店，将资金转到天津恒利金店继续经营至公私合营。

二、是谁创办了“四大恒”

有关四大恒创办人的情况，清代的野史杂记有所记载，如“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全聚厚银号经理尚绶珊：“致外传四大恒为内务府旗人所开，实际系汉人董某等集资所开……其内部人员，完全为通州人”。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有些变化，随着研究浙商、宁波帮历史的兴起，学者们根据不同的资料提出了不同的创办人。

01慈溪刘家说

有学者采访恒和钱铺后人刘楫（号汝舟）。刘：“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宁波慈溪人，“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了，刘文祥（应为刘槐庭，编者注）却被内务府总管增家看重，投资让他改行做生意，先摆个兑换摊。“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恒和钱铺关闭时，“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后又开当铺，“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祟，……我们跟增祟的关系是东伙关系。”增祟，字寿臣，清末内务府总管大臣，其父文澍田（锡）、祖父明元甫（善，世称明索者）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史称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

02慈溪董氏说

董姓一说，最早见曾任北京全聚厚银号经理尚绶珊所述。恒利钱铺后人董文申叙说四大恒的兴衰史，在文中提到“恒利是主店”。《浙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变迁》：“‘四大恒’指的是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是祖籍浙江慈溪董姓人氏于清朝乾隆年间在东四牌楼摆设钱摊，兑换银两铜钱，逐步发展起来的”。

03慈城罗氏说

《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创办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北京四恒号钱铺，是慈城嘉德堂罗氏宗铺，是浙东地区文字记载最早，历史悠久，资本雄厚，实力强大的银号”；“天一阁所藏《慈溪罗氏宗谱》中记述说：有罗陶者在道光六年 (1826)，即15岁时到北京恒兴钱铺当学徒，‘铺系本宗罗氏开基，与恒利、恒和、恒源为联号’”。

04镇海郑氏说

宁波学者郑建军多年研究郑氏十七房。在“宁波帮”与郑氏十七房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认为十七房郑氏创办了一批百年老字号或著名企业，是早期“宁波中的领军人物”，如郑世昌父子创办的北京“四恒”银号。他的观点被近来许多宁波帮研究者认可。如《镇海籍宁波帮人士》：“乾嘉年间（1736-1820），十七房郑世昌父子在北京开设的“四大恒”（即恒利、恒兴、恒和、恒源）钱庄……”。

05其它股东说

《慈城：中国古县城标本》：“清代京城的四恒钱铺：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是慈溪商人经营，而冯家人占有一定的股份”。笔者注意到北京的银号会馆正乙祠，原为绍兴人创办，后正乙祠戏楼则成了“用来接待来自浙江宁波一带的金融界人士”的地方，在同治四年（1865）重修监修各号碑刻中见有恒和号魏钺名字。

以上史料慈溪刘姓、董姓之说来源于恒和、恒利后人较为可信，慈城玉皇阁西北罗氏之说来源于族谱有根有据，镇海郑家父子之说也应不是空穴来风，但都是一面之词。往往同一字号会开几个同名分号，而不会开办几个不同名的联号来削弱原字号的名气。所以笔者认为四大恒开始为“宁绍人集股开设”，后已“均系甬商经纪”了，“均系”本已说明不是一个股东了。再从史料中刘家、董家、罗家分别各自宣称创办恒和、恒利、恒兴来看，四大恒不应是某一家独办的，而是多个股东四家联合体。镇海郑家、慈城罗氏、慈溪董家、刘家、冯家，魏钺家人应都是其中某一店的股东，不排除还有其它的股东参股、或相互参股的可能。

内务府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皇帝亲帅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家人）组成。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等，均用内务府旗人，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从内务府总管增家三代与恒和钱铺刘家的交情，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四大恒能操纵京城经济命脉与他们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三兴衰存亡的“四大恒”

董文申在《民谚中的四大恒》一文中指出：“四大恒的经营理念就体现在四个字号中的‘和’‘利’‘源’‘兴’‘恒’五个字中，其中孕育着‘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市’的深刻内涵”。四个字号以“和”为首位。加之恒和钱铺刘家与增家三代内务府总管的密切关系，是否可以认为恒和号是四大恒的代表、是主店。是什么原因让四大恒在庚子年后陆续关闭了三家？联军的抢劫让四大恒损失惨重是一方面，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商关系的改变，原四大恒俨然为内务府之外账房，这种情况在慈禧太后西逃回銮后发生了变化。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亡命西安，途经山西时，走出深宫的太后向票号借到款后，光绪皇帝传旨，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从此就打破了四大恒在京城一家独大的局面，天平上的砝码已移向票号一边。还有随太后西逃京官及其眷属，或逃往上海、汉口的官员、居民，凡持票号钱票在当地都得到支付。“西号（票号）自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四大恒的客户大量流失。再加上上海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好，关闭部分店铺到上海开分店，或是退股回上海另开新店是多数股东的必由之路。早年许多宁波乡亲在四大恒做事，此时也改道上海，所以才会出现后来留下唯一的恒利“其内部人员，完全为通州人”的局面，就是刘家、董家后代也已成了北京人。在收集史料时，笔者在上海内园碑记所载1776至1781年中见有恒和庄的记录；在上海新设钱庄一览表见 1905年有恒兴新成立记录；还见有严信厚早年在宁波鼓楼前的恒兴钱肆学业（有书说是“恒业”），1845年才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任职记录。这些在异地的同名行与四大恒的关系还有待研究。由于“四大恒”较早的衰败并退出金融行业，无论是史料和相关实物都不能很好地保留至今，今天研究“四大恒”的历程和辉煌已十分艰难，有待于更多人共同努力，对史料不断的发现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