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加］沈辰：全球视野下文物流失的历史追溯与现实回归

表一 全球文物流失与回归现状一览表（据不完整统计）

文物流散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近代殖民史与区域政治变迁史的缩影。中国文物的流失，伴随着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国耻；非洲艺术品的劫掠，更是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大陆长期压迫与剥削的直接体现。大英博物馆的贝宁青铜器、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敦煌壁画、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刚果雕像……它们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其非凡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其“非自愿迁徙”的命运。

进入21世纪，随着原属国文化认同的觉醒以及国际法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和原属国国际地位提升，要求文物归还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尼日利亚成功追回部分贝宁青铜器、柬埔寨索回佛教雕塑，到中国通过外交与法律途径追回圆明园兽首和珍贵古代艺术品，文物归属问题正在从道德辩论逐步转向实际行动。

然而，归还之路依然充满挑战。西方博物馆常以“全人类共同遗产”为由拒绝归还，而原属国则面临保存技术不足、法律程序繁复、国际政治博弈等多重障碍。例如，大英博物馆长期拒绝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塑，欧美多国博物馆也因政治因素对伊朗关于波斯文物归还的请求置若罔闻或无端拖延。在全球化与民族认同交织的时代，文物的归还已不再只是物品的迁移，更是一场直面历史、反思伦理的文明自省。追溯流失的历史，直面回归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谁才有权诠释人类文明的意义？

我们又该如何在历史的创伤与未来的和解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

文物流失的历史，是一部深刻映照全球权力结构与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从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到19世纪欧美帝国的武力掠夺，再到20世纪的战争洗劫与跨国非法交易，数以千万计的文物在政治动荡、殖民压迫与经济失衡等因素中被迫离开原属国故土，成为西方博物馆的“战利品”，或沦为私人收藏的“珍宝”。这些流失的文物，不仅是物质形态的遗产，更是文明记忆断裂的碎片。以贝宁青铜器、敦煌文献、帕特农雕塑、楔形文字泥板等为例，其背后的迁徙轨迹清晰展现出殖民主义、战争暴力与文化霸权的多重交织。而如今围绕文物归还的国际争论，也正日益成为检验历史正义与全球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试金石。

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至今难以准确统计，即便是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依然难以厘清庞杂的藏品分布和来源背景。根据部分西方博物馆的公开数据，仅英国大英博物馆（约5万件）、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约4.3万件）、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约1.2万件）、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约1万件）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约2万件）五家机构所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就已多达15万件。令人唏嘘的是，因藏品历史久远、档案缺失、管理系统更替等原因，迄今这些世界顶尖博物馆仍难以将中国文物藏品精确甄别、统计到个位数。

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根据中国学者唐际根统计，“国际博物馆协会称，中国出境文物总量约164万件，分布在47个国家的200余家博物馆，中国文物学会据此提出另一组数据，认为从中国流出的文物总数达1千万件，是博物馆藏品的六倍”。据不完整统计，仅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就造成约3万件文物流入欧洲；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更使数十万件珍贵文物被劫后散落各地。敦煌藏经洞被英籍斯坦因与法籍伯希和以极低价格获取的4万余件文献，如今分别收藏于英、法、德、美等十余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成为殖民时代文化攫取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在19至20世纪，香港和澳门作为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经历了大量中国文物的流失。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英军及商人从广州等地掠夺广彩瓷器、青铜器及字画等文物，部分被运往英国，流入博物馆和私人收藏。香港的殖民建设与导致如九龙寨城等历史遗迹被拆毁，相关文物失踪。在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将妈阁庙及圣保䘵教堂的部分雕刻、宗教艺术品等运往里斯本，部分用于展示殖民成就。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及武力掠夺，致使大量文物外流，至今仍是文化遗产回归的复杂议题。

这些美其名曰为“保存文明”的行径让西方博物馆有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包装，实则服务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中国并非个案，非洲与拉美的历史同样饱含创伤和屈辱。1897年，英国军队焚毁贝宁城，劫走4000余件青铜与象牙艺术品，散落在全球160余家博物馆中。法国殖民当局从马里、塞内加尔运走大量宗教雕塑与古代手稿，迄今陈列于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鲁对印加与阿兹特克文明的大规模破坏，使黄金祭器与神庙浮雕非但未得保存，反被熔铸或运抵欧洲，大英博物馆现仍收藏有墨西哥绿松石面具与秘鲁莫切陶器。

进入20世纪，文物的命运继续在战争中承受动荡与摧残。1937—1945年，日军全面侵华期间，故宫文物不得不南迁避祸，大量民间收藏品被劫掠至日本，仅部分战后归还，如“唐鸿胪井刻石”至今仍滞留于日本皇宫。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洗劫，1.5万件文物下落不明，涵盖有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与亚述时期的黄金器皿。极端组织ISIS甚至蓄意摧毁摩苏尔博物馆，并将劫掠文物贩卖于国际黑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大规模掠夺犹太人艺术藏品，战后虽部分归还，仍有约10万件艺术品失踪，包括波兰名作《拉斐尔肖像》……。这些例子说明文物在冲突中既是攻击目标，也是交易筹码，凸显其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文物流失已演变为一条跨国黑色产业链。1990年代柬埔寨内战期间，吴哥窟数千件浮雕被盗并经由泰国走私至欧美拍卖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埃及盗墓活动剧增，估计逾10万件文物非法出境。意大利卡拉布里亚黑手党则以专业盗墓手段从古希腊与罗马遗址中获取文物，经瑞士洗白后由国际拍卖行如苏富比高价出售。这一“合法交易”与文化侵蚀并存的艺术市场繁荣，实则变相刺激了对原属国文化遗产的持续掠夺。

回望近百年文物流散史，我们看到的远不只是文物的丧失，而是一个以暴力、侵略、操控与利益为轴心的全球秩序写照。即便今日归还诉求逐渐兴起，但面对遗产、主权与正义的交汇，争议仍在持续。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原属国文化意识的觉醒、国际法框架逐步的完善，以及公众关注度的提升，全球文化治理正在缓慢推进，历史正义也终将被更多人听见与回应。

龙门石窟的断臂佛像、断裂碑铭静默地诉说着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的悲情过往。从清末民初至抗战前夕，在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与国家文保制度尚未建立的历史背景下，龙门石窟成为不法分子和国际买家垂涎的目标。百余件珍贵石刻佛像、造像题记被锯割、转卖，漂泊异国，或陈列于展厅之中，或掩埋于私人藏室，不再属于它们本该归属的土地与庙宇。例如宾阳中洞北魏胁侍菩萨头像、皇帝礼佛图浮雕先后流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博体系的日趋完善，学界与文保机构逐步开展对龙门石窟流失文物的系统调查与国际追踪。王伊悠的《佛光无尽：佛利尔1910年龙门记行》、路伟的《流失美国的龙门石窟文物》等著作和调查文章，为我们重建石窟文物的迁徙路径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支持。龙门石窟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也通过田野比对、图像追溯与国际图录分析，确认了大量流失文物的原址与现藏地。据统计，日本现藏龙门石窟造像近40件，英、法、美等国共藏有近百件，此外在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地亦有零星收藏［表二］。

表二 龙门石窟文物流失海外博物馆一览（据不完整统计）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文化自信的增强及国际文化法规环境的改善，部分龙门石窟文物通过外交磋商、国际合作、民间捐赠等多种方式重返故土：2001年，加拿大归还1件唐代罗汉上半身像；2005年，国家文物局使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征集龙门石窟7件流失海外珍贵文物回国。上述案例多依托于《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等国际公法框架，结合流失证据并经双边协商，促成跨国归还机制的逐步建立。

然而，现实远比理想复杂得多。国际法虽提供道义支持，却在法律效力与执行层面存在诸多掣肘。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约本身不具有溯及既往效力，《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亦非强制约束，各国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原属国举证困难，使文物归还的法律之路步履维艰。英国即以“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全球使命为由，拒绝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荷兰法院则驳回了印度尼西亚关于殖民时期文物追索的诉讼申请。

与此同时，文物回归的政治属性愈加凸显。它不仅触及国家主权与历史叙事，也往往成为国际关系的象征性筹码。埃及追索罗塞塔石碑、希腊重申帕特农雕塑归还要求，均遭遇西方国家以文化中立之名进行的搁置与否决。利益与记忆、资本与正义之间，始终存在一条模糊而坚硬的界限。

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如出一辙，19世纪末，英国在非洲的“惩罚远征”事件导致非洲文物灾难性毁灭。1896年，英国代理领事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无视贝宁王国的传统禁令（雨季禁止外国人进入），执意率未武装的代表团前往贝宁城，要求签订不平等条约。贝宁国王奥弗拉姆文（Ovonramwen）未授权其入境，但菲利普斯仍强行推进。贝宁酋长们视其为威胁，下令攻击代表团，导致菲利普斯及7名英国官员、约200名非洲搬运工被杀，史称“菲利普斯事件”。1897年1月，英国调集1200名士兵（含皇家海军、非洲雇佣军），配备机枪和火炮，攻占贝宁城。英军焚毁贝宁王宫及城市，国王奥弗拉姆文逃亡后被俘，流放至加勒比海，导致贝宁王国灭亡。英军如同在圆明园一样，焚烧都城，掳掠上万件青铜器与象牙工艺。现大英博物馆收藏有900余件来自贝宁的藏品，包括举世闻名的“贝宁女王头像”；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品达580件，为全球第二。还有不少流入欧美市场，流散在欧美160余家机构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丹·希克斯（Dan Hicks）2020年出版的《野蛮的博物馆》（The Brutish Museums），以尖锐的语言揭示了西方博物馆如何通过暴力掠夺将非洲文物转化为“文明的象征”，却抹去其创伤记忆。他直言：“这些藏品不是收藏品，而是暴力档案。”希克斯特别批判所谓“普世主义”叙述，即西方博物馆以“文物属于全人类”为借口，回避归还责任。他指出，真正的正义应当建立在历史责任的基础上，归还文物不是“慷慨施予”，而是对殖民暴力的必要纠偏。希克斯的观点引发了英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对文物归还问题的深度反思。2022年，伦敦霍尼曼博物馆成为英国首个归还贝宁青铜器的公立机构，其决策即受到该书重要启发。

尽管个别案例取得突破，但全球范围内的文物归还依然进展缓慢。西方博物馆藏有的非洲文物约在50万至100万件之间，若计入私人收藏，可能高达数百万件。按人口和文明史比较，这一数字和中国文物流失同样触目惊心，且殖民掠夺的暴力性质更为直接。相较之下，非洲国家在文物保存、法律维权、国际话语权方面仍处于劣势。即便德国、法国等国家开始归还部分藏品，但大英博物馆仍在坚守“合法获取”“保存能力”之类的防线。这样的抵触在西方博物馆的领导者和金主保守派不在少数，前盖蒂博物馆馆长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便公开反对大规模归还，认为此举将“掏空博物馆”甚至危及“全球文化交流”。但正如希克斯所言：“如果博物馆建立在屠杀之上，它的空虚早已存在。”

归还文物，并非意味着抹去历史，而是承认历史、修复历史，并在此基础上为未来文明建立更加平等与尊重的基础。这是一场艰难的对话，也是一场迟到的正义。

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在内战与红色高棉统治后的动荡中，国家治理体系陷入崩溃，吴哥窟等重要文化遗址亦缺乏有效保护，成为盗掘与非法交易的重灾区。武装团伙与盗墓贼趁乱大肆劫掠寺庙浮雕、石像，甚至整面墙体，经由泰国边境走私出境。这些文物往往在曼谷被“洗白”，伪造来源证明后流入伦敦、纽约等地的艺术品市场，被冠以“东南亚艺术品”之名高价出售。在不良古董商的操纵下，大量欧美博物馆于此期间购入此类文物，形成吴哥窟“血色浮雕”的沉痛记忆。据柬埔寨文化部统计，仅1990至2000年间，吴哥时期被盗文物超过五千件，涵盖巴戎寺的“微笑佛像”和女王宫的仙女浮雕等核心遗产。

2024年初，美国史密森尼学会下属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与柬埔寨文物管理部门合作，举办了一场在亚洲艺术与文物伦理领域影响深远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聚焦“文物溯源研究”（provenance research）在推动归还机制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亚洲文物的流失与以下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1.殖民掠夺：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殖民活动造成大量文物被劫掠或低价掠夺（如中国圆明园文物、印度神庙雕塑）；

2.战争劫掠：二战期间，日本在东亚与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引发大规模文化遗产流失（如韩国国宝、中国古籍）；

3.非法贩运：20世纪以来，盗掘与走私持续不断（如柬埔寨吴哥遗物、尼泊尔佛教造像等），造成亚洲文物源源不断外流。

在持续开展的溯源研究基础上，西方博物馆体系逐渐开始正视其在文化归还中的伦理责任。截至2023年，美国已归还30件吴哥窟出土的“血色浮雕”，其中包括10世纪毗湿奴神像的碎片，尽管这仍只是浩大走私规模的冰山一角。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主动将一尊公元10世纪的佛教造像归还柬埔寨。该文物原购于1986年纽约一家古董商，后经与柬方合作进行溯源研究，确认其为非法流失文物。归还仪式于2016年初完成，柬埔寨政府官方盛赞此举，“博物馆将这件尊贵的佛教造像主动归还，充分表达了博物馆对吴哥时期艺术之于柬埔寨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和尊重。这次回归也说明了在我们国家过去一直发生非法盗掘文物的行径，我国政府对非法流失文物的回归做出的努力也是我们国体灵魂的一部分”。

像吴哥窟这样的文化伤痕，是战争与全球资本贪婪交织下的产物。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博物馆以“保护文物”为名拒绝归还，却忽视了文物原属国对文化主权与历史正义的合理诉求。针对大批流失文物交易发生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生效之前、现行法律追溯难度大的现实，文物溯源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档案查证、科技检测与口述历史等手段，追踪文物流通路径，为法律认定与归还协商提供坚实依据。近年来，不少欧美博物馆已设立专职的“溯源研究员”岗位，将其作为文化伦理改革的切入点。这项工作不仅奠定了文物正义的基础，更具备多重意义：

1.承认历史不公，直面亚洲文物遗失的殖民背景；

2.推动务实解决机制，避免陷入“全归或全不归”的对立窠臼；

3.促进全球博物馆伦理体系的重构，使文物回归成为跨文化对话而非国家对抗的起点。

文物归还的核心，不只是物的回归，更是文化尊严与历史正义的重建。史密森尼主办的此类工作坊体现了西方文化机构态度的深刻变化。根据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组织（AAMD）的文物溯源指导，其主要目标在于提升溯源研究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并探索多元化的归还路径。AAMD建议通过档案核查、科技分析、文献比对等方式系统厘清文物来源，特别关注与殖民、战争、非法交易背景有关的藏品。同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开放数据库建设（如AAMD的“Object Registry”），实现博物馆、原属国与研究机构的信息透明与共享。

构建多元的文物归还机制，需要在法律制度与伦理框架之间寻求灵活平衡。一方面，应系统评估现行文物相关法律的不足，完善文物追索体系、强化进出境监管，并加强与国际组织与他国政府的合作，共同打击走私与黑市交易。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国际法的历史局限——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无法溯及殖民时期文物流转。因此，可考虑通过伦理协商弥补法律空白，推动“分阶段、过渡性归还”模式。笔者所在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处理土耳其政府的相关诉求时，即采取了先公开来源信息、合作求证、再协商返还方案的方式，取得良好成效。同时，应鼓励各方——政府、博物馆、原住民社群、学术机构等——共同参与制定归还政策。新西兰的《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便为毛利族群提供了在文物决策中的法定权利。此外，重视非西方视角，承认文物的神圣性与集体所有权，也是构建合作机制的关键前提。

文物回归的多元路径亦离不开国际协作、信息透明与灵活模式的结合。例如，可通过长期借展、联合保管、数字共享（如3D复制）等形式，回应来源国的文化诉求，又兼顾博物馆的展陈能力。合作考古、联合策展、人才培养等机制，则有助于弥合历史不公。德国汉堡大学主导的“数字贝宁”（Digital Benin）项目，便是一项集合全球131家机构、收录5,246件贝宁青铜器信息的数字平台，与非洲研究人员与贝宁王室后裔深度合作，不仅展示物品流转路径，也纳入口述历史与仪式语境，打破“去背景化”的展示方式。“数字贝宁”不但提升了数据透明度，还重构了原属国在文化叙事中的主权地位，为返还协商提供了坚实基础。

数字化手段为“虚拟回归”提供可能。在尚无法实现实体归还的条件下，数字共享可先恢复来源国对文物的认知权与文化主权。“数字贝宁”打破博物馆间的信息孤岛，提供全球贝宁文物的可检索数据库。透明溯源标注文物的流转路径（如1897年英国劫掠、后续拍卖记录）。同时也具有社区和公众参与性，通过与尼日利亚学者、贝宁王室后代合作，纳入非洲本土视角。例如，大英博物馆与尼日利亚签署协议，允许贝宁青铜器数字复制品用于本地研究。文物回归的一部分，也是包括叙事权的回归。

推进数据透明化，是增强道德约束与法律追责的关键路径。欧洲各国博物馆在甄别二战时期纳粹劫掠艺术品时，普遍依赖“艺术品遗失登记库”，（Lost Art Register）这一全球最大遗失艺术品数据库。该平台由德国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机构管理，涵盖70万余件失踪文物信息，并与国际刑警、拍卖行、各大博物馆协作。意大利则设立“文物宪兵”，这是世界唯一专职文物警察机构，50年追回文物逾300万件。2022年纽约归还意大利的200件壁画，其中多件源自庞贝古城的被盗艺术品，正是依赖此类数据平台与跨国协作取得成果。

中国也应积极参与此类国际合作，将被盗、被掠、非法出口的文物信息纳入全球数据库，联通拍卖行、执法机构与博物馆等相关主体，防止赃物流入市场。同时可推动建立国家级“中国流失文物数据库”，整合现有信息资源，覆盖历史被掠物（如圆明园兽首、敦煌遗书、龙门石窟等）及近现代被盗文物，并通过法律手段强制艺术交易平台对照核验。借助科技力量，可探索区块链存证与AI图像识别工具，与AI企业合作开发追踪系统，实现文物“数据+法律+科技+外交”的四位一体防护机制。敦煌研究院主导的“数字敦煌”已具备拓展基础，可进一步成为海外文物回归工作的技术支点。

文物归属问题的解决路径，应是多元化、动态化与合作导向的。它不应被简化为单一的“归还”与“拒绝”之间的对抗，而应在技术、法律与伦理的交汇处建立灵活机制，既纠正历史不义，又保障文化全球共享。对中国等文物流失严重、归还诉求强烈的国家而言，“数字归还+联合研究”的模式不仅是协作创立超越“西方主导”的研究模式现实选项，更是参与构建全球文化治理新秩序的重要方式。

最终目标，不止于文物实体的回归，更应包括文化叙事权的重建。

2011年埃及革命后，国家陷入政局动荡，文物监管系统濒于崩溃。盗掘分子大规模洗劫考古遗址，甚至动用重型机械挖掘。埃及文物部数据显示，仅2011至2015年间，被盗文物逾十万件，涵盖法老金饰、木乃伊与莎草纸文献等重要藏品。部分文物经利比亚或迪拜中转，最终流向欧美的“埃及热”收藏市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入一具公元前1世纪的镀金棺椁。该馆2019年以400万美元购入此棺，2021年经调查发现系2011年卢克索非法盗掘所得，最终归还埃及并由馆长亲自道歉。

2024年底，非洲研究协会艺术委员会（Art Council of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发布了其首部《非洲文化遗产来源研究与返还的最佳实践指南》（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Provenance Research and Restitution）。该指南由一个包含70名国际成员的专家工作组历时三年编撰完成，并获得梅隆基金会资助，旨在建立起兼顾历史正义与实践可行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返还机制。文件强调与非洲本地机构和社群开展平等、伦理的合作，确立了针对文物溯源研究、案例评估与返还流程的操作性框架，为国际博物馆体系注入一种从根本上重塑的可能性。

作为非洲文化遗产归还问题上的国际权威专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奇卡·奥凯克-阿古卢（Chika Okeke-Agulu）教授对此高度评价，称其为“非洲研究协会艺术委员会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倡议”。他指出，这份指南以深邃的理论视野与清晰的操作路径回应了非洲文化遗产返还的历史性呼声，“从深度和广度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没有人像非洲研究协会艺术委员会这样深入地为解决被掠夺的非洲文化遗产归还和返还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份具有说服力的路线图和实用路径”。在这一意义上，该指南不仅是非洲的胜利，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文化遗产原属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行动蓝本，启示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背景下，如何超越民族国家视角，开展更具责任意识和制度创造力的文物保护实践。

从国内视角出发，唐际根的《理智与情感：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国人心态调查》一文为理解当代中国公众对流失文物的情感态度与行动倾向提供了第一手的社会学素材。通过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现状、流失途径、回归方式等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了当代中国人对流失文物的态度和看法。调查显示，尽管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流失文物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可见度，但同时也有54.47%的人明确指出，这些文物见证了外来侵略与国家屈辱的历史创伤。这种矛盾情绪体现出一种正在觉醒的“文化主权意识”——即既希望文物归还原属国，亦希望其价值能在全球范围内被合理展示、理解与尊重。超过87%的受访者支持文物回归，协商与法律途径被视为最具可行性的方式，显示出公众理性、温和但坚定的态度。

在全球化深度交织的今日，文化遗产的归属与传播已不再是单一国家的议题，而是文明多样性与权力分配之间的张力体现。前文提到，希克斯在《野蛮的博物馆》一书中直陈西方博物馆体系中的结构性不正义，指出“保护”之名下掩盖的是长期制度性的掠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迈向一种真正协商式的、共治共管的治理架构。以下几点，构成我们对未来路径的思考与建言：

1.超越“物归原主”的线性逻辑：归还应伴随文化复兴计划，包括原属国博物馆能力建设、数字文献共享与传统技艺振兴等，以实现遗产价值的可持续激活。

2.去殖民化的策展叙事：西方博物馆应正视殖民背景，明确标注文物的历史暴力来源。如希克斯建议，展出贝宁青铜器时应标示“1897年英国军事远征劫掠”，而非“19世纪收藏”。

3.共创式展示机制：建立跨国联合策展机构，使原属国学者拥有平等话语权。例如，大英博物馆的相关展览应由尼日利亚专家主导叙事，不仅止于象征性的“顾问”角色。

4.文化收益共享：应探索门票收入及文创产品利润向原属国返还的机制，作为对历史文化剥夺的一种制度性回应。

5.冲突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属国应主导国际社会在战乱地区如叙利亚、加沙等协同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防止“人道救援”名义下的“文化抢救”演化为现代殖民。

6.承认非西方知识传统：将原属国文物的文化监护权与非物质遗产体系纳入全球标准，突破西方“物质中心”评估体系的单一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昭示的是一种超越国家利益与文明等级的全球伦理。在这一框架下，文化遗产不再是强权掠夺的战利品，而是人类对话与文明共融的媒介。唯有西方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全球南方实现文化赋权、国际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卢浮宫的埃及木乃伊、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方能脱离殖民伤痕的“沉默展出”，真正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回到中国，面对数以百万计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我们既需坚持文化主权立场，也需探索制度化、可持续的国际合作路径。敦煌研究院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化合作，开启了“虚拟回归”的先例，既保留了文献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恢复了文物与文化空间的精神链接。未来，可以考虑建立“文物共享机制”，推动在所有权确认基础上实现轮展合作；亦可推动跨国研究平台建设，让中国学者在西方博物馆中不只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叙述者、解释者。这些努力体现的不只是国家利益的捍卫，更是对文明平等的追求，对未来文化生态的责任担当。

回望中国文物流失的历程，映入眼帘的不仅是一份清单、一段记录，更是一部深刻镌刻着民族创伤与文化失落的百年沧桑史。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声到八国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浓烟；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系统性掠夺到民间走私文物潮的暗流汹涌，每一轮国难几乎都伴随着文化遗产的大规模流失。这些流失的文物，无论是青铜重器、书画典籍，抑或宗教造像、日用器皿，皆为中华文明血脉中不可或缺的基因片段。它们在异国展柜中被凝视、被观赏、被消费，成为“文明的标本”，却也以沉默之姿，诉说着文化完整性的破裂与历史正义的迟延。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与文化自觉的逐渐形成，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事业取得了一定突破。在外交、法律、商业、民间等多维路径交织推动下，一批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实现回归：2009年，圆明园鼠首与兔首铜像自法国归还；2019年，意大利移交796件文物艺术品；2023年，英国法院裁定西周青铜器归还中国；2025年，美国方面返还38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回归不仅弥补了国家记忆中的缺环，更象征着国际社会在历史公正问题上的某种集体觉醒。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相较于总量庞大的流失文物，目前追回数量仍属九牛一毛，追索工作仍处于异常艰难的爬坡阶段。

当下文物追索所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法律障碍、市场乱象与技术短板。其一，现有国际公约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由于缺乏溯及力，难以追究早期掠夺行为的法律责任；其二，全球艺术品市场监管机制松散，拍卖行往往借“善意取得”之名为问题文物洗白，使违法行为获得“合法化”外衣；其三，大量流失文物缺乏系统的来源记录与图像档案，致使追索举证难度极高。这些问题使得正义的归还在程序层面被极度拖缓，在话语层面饱受挑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国际文化治理共识的逐步形成，制度空间的扩展与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问题的突破提供了现实可能。

近日，美国华盛顿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宣布向中国归还流失近八十载的战国子弹库楚帛书再次为文物追索事业注入振奋人心的新例。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是目前出土的唯一战国帛书，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作为迄今出土最早的帛书实物，其回归不仅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同时缝合了历史撕裂的文化记忆。战国子弹库楚帛书追索工作，首先是起始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制定并发布了关于返还非道德方式获取文物的政策。正是基于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的扎实、完整证据链，中美双方以文物回归纠正历史错误、推动双方在专业领域的长期合作达到共识而取得重大成果。以文物研究合作为纽带，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文物回归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加深厚持久的人文力量。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新审视文化遗产追索问题，我们应当超越民族主义的被动抗争，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与建设性的文化对话格局。文化遗产不应沦为文明冲突的筹码，而应成为彼此理解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追索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物”的回归，更在于“意义”的重构与“记忆”的缝合。正如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古迹委员会主任阿巴·伊萨·蒂贾尼（Abba Isa Tijani）在2022年德国归还贝宁青铜器时所言：“每一件回归的文物，都是在缝合殖民主义撕裂的文化记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文物追索的历程。

文物不是静止的物件，而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是文化在沉默中传递的语言。未来之路注定不平坦，但只要我们以制度为桨、人文为舵，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方向，就能在波涛中驶向一片更公正、更共识、更有温度的文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