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彭希贤、罗文华、司冰：尼泊尔木斯塘门孜石窟调查简报

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罗文华、司冰和彭希贤在故宫博物院太和访问项目的资助下，赴尼泊尔加德满都河谷和西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坡进行了佛教遗存的调查。2023年12月7日，考察队进入了位于西尼泊尔木斯塘县（Mustang/sMon thang）的门孜石窟（mentsi/sMan rtsi lha khang）展开调查，现对石窟大致情况作一概述。 

木斯塘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图一〕，归属于尼泊尔西部道拉吉里（Dhaulagiri）专区，南距首都加德满都约400公里，北部与中国西藏仲巴县和萨嘎县接壤。喀利根德格河(Kali Gandaki）贯穿木斯塘全境，遗迹点也多分布于该河流及其支流的河谷中，其中一些支流流经的河谷是通往中国的重要商贸通道。依据海拔高度木斯塘境内分为上木斯塘（Upper Mustang）和下木斯塘（Lower Mustang）两部分。门孜石窟海拔约3000米，东经83°49′17″，北纬28°54′47″，属于上木斯塘地区，其位置正处于上下木斯塘分界线的卡格贝尼（Kagbeni）北上珞曼塘（Lo manthang）的交通要道上，这条路线连通了东印度、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西部。

图一 尼泊尔地图   审图号:京审字(2025)G第0713号

1865年以来，来自印度、日本、欧洲各国的藏学家、僧人和登山俱乐部成员相继造访木斯塘，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斯文·赫定（Sven Hedin）、图齐（G.Tucci）、佩塞尔（D. Michel Peissel）、斯内尔格罗夫（D.Snellgrove）、河口慧海（Kawaguchi Ekai）等。20世纪50－60年代，因为政治原因，这一地区对公众关闭，只有少数学者获准进入，直至1992年才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随着土司制度的取消，木斯塘纳入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管辖。此后，学术界集中在这一地区开展研究工作，逐渐揭开了这一地区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的面貌。

门孜石窟位于木斯塘县秋桑（Tsug/Chhusang）地区东侧〔图二〕。秋桑地区在喀利根德格河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村，分别是位于西岸的祖村（Tsug）和东岸的德村（sTe）。这两个村庄原属同姓，后来分离出来，前者拥有康寺（Gompa Khang），后者即是门孜石窟所在村落。根据当地传说，门孜石窟最初是1003年由一位名为贡桑罗杰（Kunzang logyel）的喇嘛在毗邻的玛囊县（Manang）信徒及当地人的帮助下建立的，并于1864年左右停止使用 。

图二 秋桑地区全景 司冰摄

最早到访木斯塘的外国学者是斯文·赫定，他曾在1907年考察木斯塘北部，但似乎并未考察到此窟。1952和1954年意大利学者图齐两次考察尼泊尔，其中于1952年造访了祖村，考察了康寺 ，但在他的报告和书中对门孜石窟只字未提，似乎也未造访此窟。

1956年英国学者斯内尔格罗夫第一次探访了门孜石窟，他认为此石窟是这一地区最值得关注的。他写道：“当地人称主壁（Ⅲ壁）主尊为弥勒（Maitreya），右壁为（Ⅳ壁）无量光佛（Boundless Light）、不动佛（Imperturbable）、不空成就佛（Infallible success），左壁为（Ⅱ壁）宝生佛（Jewel-Born）、佛陀成道像（Great Brilliance）、不空成就佛（Infallible sucess）”，他还提到“塑像虽时代久远，但品相完整，完全没有受损。”  2002年日本山岳会（Japan Alphine Club）造访该窟，根据大西保（Tamotsu Ohnishi）的描述，“主尊是陶制的弥勒佛，背屏为木质浮雕，有六拏具。左右两侧是金刚界五佛”。他还发现在另一间窟室内有一些保存状况不佳的陶制像，布满灰尘，随意堆积，墙上绘有壁画，但已漫漶不清 。

近年来，欧美学者在门孜石窟做了许多调查与保护工作，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更正与补充。意大利学者罗布埃（Erberto Lo Bue）指出，“石窟主殿堂外有回廊，与印度传统的佛殿外加转经道的早期结构一致”，他同时纠正了当地人认为Ⅲ壁主尊为弥勒的错误，准确地认定其为大日如来（Vairocana）。另外，罗布埃还认为Ⅱ壁正中泥塑是观音（Avalokiteśvara），不空成就佛出现了两次，但他没有意识到有后人修复时错误改动的可能。关于石窟年代，罗布埃认为“石窟内救八难度母石板雕像来自于11世纪，佛传壁画年代约为11－12世纪” 。

德国学者海德（Susanne von der Heide）在多项基金的支持下，设立了对此石窟的屋顶和壁画所进行的维修、研究和记录项目。由于壁画受到雨水侵蚀，项目团队于2009和2011年修复了屋顶并清理了壁画表面的覆盖物，壁画得以重见天日。她认为：“门孜石窟的准确名字应当叫门尊拉康（Mentsün Lhakhang），用以纪念其创立者门尊云丹（Mentsün Yonton），他是与阿底峡（Atiśa，980－1054年）、玛尔巴（Marpa，1012－1097年）和米拉日巴（Milarepa，1040－1123年）同时代的人。”她还认为：“石窟遗存具有来自东印度和中国西藏西部以及中亚的影响，其年代早于木斯塘已知的其他发现，大约在11－12世纪，代表着木斯塘地区最早期佛教艺术的发展。”她辨识了每一尊泥塑的身份并指出，“Ⅱ壁中间的般若佛母后二臂从肘部长出，这一特点见于12世纪佛教美术”，但她将Ⅳ壁中间的宝冠释迦牟尼佛误认为不动佛。关于石窟内的佛传壁画，她指出“佛传壁画具有波罗风格......佛传壁画下绘有贵族与僧人形象，其服饰与面相令人联想到中亚商人” 。而且“雕塑和绘画反映出木斯塘是东印度、中国西藏西部以及中亚的重要商道” 。

克里斯蒂安·卢塞尼茨（Christian Luczanits）在提及石窟结构时认为：“此石窟更像是建筑而不是石窟，因为供佛的殿堂是建在石窟里面的并有转经道，它们都不是开凿出来的，前厅也有砌墙。”他认为石窟内最老的壁画是下部的佛传与上部的千佛，壁画及泥塑像均较以前大家所认为的年代要晚，“佛传故事有印度绘画特点，看起来比较早，但以不同的背景色块区别的故事场景、缠绕的头巾、耳上戴花和叶子状的云彩等特征都是13世纪才开始流行的。假设壁画的年代最早为13世纪，那么雕塑的年代似乎比壁画还晚。要让壁画和雕塑的断代更准确，需要找到明确的记载和进行仔细的研究” 。迈克尔·贝克（Michael Beck）对石窟的名字提出疑问：“如果按照门孜（sMan rtsi或Mentsi）意译，佛堂内并没有药师佛的图像；如果以创始人名字命名为门尊拉康，则与藏传佛教佛堂定名的传统不同——很少以某位祖师的名字来命名寺庙。”他还辨识到：“Ⅱ壁正中一尊塑像由于持物全失，缺乏女性特征，其身份并不确定，既可能是般若佛母，也可能是观音。正二手的手印更像是弥勒转法轮印，但二手分开较大。左手持佛经，如果上面有剑，则可能是文殊，右上手似持念珠，更像观音，也有可能是般若佛母。”同时指出，“11世纪的艺术中，般若佛母与五方佛和金刚界曼荼罗经常成为组合”。总之，迈克尔·贝克认为这尊神像的身份仍有待确认。相较于前人，他认识到了泥塑可能经过后期大幅修改的问题；关于壁画，他认为是12世纪的遗存 。

从以上成果中，我们总结出门孜石窟当下研究所面临的几方面问题：首先，对于石窟的结构及其时代特征讨论较少；其次，在泥塑造像的身份与断代方面，佛堂中造像的身份虽基本确认，但对于Ⅱ壁“般若佛母”的认定仍有争议，对泥塑造像有明显修改痕迹的讨论不够充分，对于泥塑的象征意义和年代风格的讨论存在不足；再次，虽然壁画属于波罗风格已成共识，但是学者们对其绘制年代各持己见，未有定论，仍需要进行深入论证，供养人的身份及时代特征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最后，对于门孜石窟研究的学术价值还需要更为准确的阐述。本文将以田野调查为依据，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

门孜石窟开凿在道路旁的砾岩层上〔图三〕，岩层上有一洞口，由洞口进去，洞内建有木质楼梯，可上至二层，石窟即位于此处。石窟平面近方形，坐西向东，南北宽约3.85米，进深2.83米，高3.15米。石窟主体外部有门厅〔图四〕，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南、西、北三面有回廊环绕，回廊宽1至1.84米不等。

图三 门孜石窟外景 司冰摄

图四 门孜石窟门厅 司冰摄

此石窟结构具有典型的早期特征〔图五〕。西藏佛教前弘期或后弘初期的佛殿配置，突出供奉佛像的有方形佛堂和环绕佛堂中为礼拜者布置的左转礼拜道 。这种平面布局源自印度，如著名的那烂陀寺（Nalanda）第1A、1B号遗址，西藏中部及西部10世纪以来的早期遗存中亦有类似案例，如山南扎囊县扎塘寺（Gra thang dgon）一层大殿内，主供释迦牟尼与八大菩萨塑像的内殿（Dri gtsang khang)，年代约为11世纪；大昭寺（Jo khang）觉卧佛殿，主供释迦牟尼佛，年代在11－12世纪；拉达克斯毗提河谷（Spiti Valley)的塔波寺（Tabo monastery）都康殿内主供大日如来的内殿，年代为11世纪；阿里札达县卡孜河谷聂拉康（Nyags lha khang）石窟〔图六〕主供五方佛，年代在11－12世纪，由此我们能够判断门孜石窟开凿的年代大致也在11－12世纪。

图五 门孜石窟平面示意图 彭希贤绘

窟内Ⅲ壁主尊及其台座均为泥塑，有巨大的木雕背屏，占据大部分壁面，四周墙壁中间安设斜撑的木供板，宽约55厘米，上设泥塑造像，共计9身，色彩为新绘，其中Ⅱ、Ⅳ壁各三尊，背后壁上有彩绘背屏，I壁为两尊护法神，门左侧者疑为忿怒金刚手〔图七〕，右侧者疑为不动金刚〔图八〕。殿内另有泥塑三尊，分别为Ⅱ、Ⅲ壁转角供板上的释迦牟尼佛像、Ⅳ壁供案下的骑羊护法像和I壁门右侧供案下菩萨坐像，此外，Ⅳ壁正中案下有11世纪的石板浅浮雕救八难度母像 ，装在玻璃框中，详见笔者所绘分布图〔图九〕。

图七（左） 忿怒金刚手 司冰摄

图八（右） 不动金刚 司冰摄

图九 窟内雕塑分布图 彭希贤绘

研究发现，殿内的泥塑构成了金刚界五佛以及大日如来、释迦与般若佛母两个神系组合，具体如下：

（一）金刚界五方佛的组合 

门孜石窟的泥塑主尊是位于石窟Ⅲ壁供台上的大日如来〔图十〕，一面二臂，双手于胸前施说法印，结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身后背屏为木质雕刻的六拏具样式。殿内四隅供台上分列其余四方佛。

图十 III壁全景 司冰摄

Ⅱ壁〔图十一〕第一尊右手与愿印，左手禅定印，为南方宝生佛（Ratnasabhava），位于殿内西南角，但其身色为白，可能为误绘；Ⅳ壁〔图十二〕第一尊双手施禅定印，红色身，为西方无量光佛（Amitābha）位于殿内西北角。Ⅱ壁与Ⅳ壁第三尊均为绿色身，其中Ⅳ壁者手部损坏，Ⅱ壁者手部有明显新做痕迹，双手现分别施禅定印与无畏印。依据五方佛所代表的方位推断，Ⅳ壁第三尊为北方不空成就佛（Amoghasiddhi），位于石窟东北角，Ⅱ壁第三尊应为不动佛（Aksobhya），位于东南角，其手印和身色应为后期修复时误做，而非斯内尔格罗夫和罗布埃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到的“不空成就佛出现了两次”。

图十一 II壁泥塑

从右至左依次为宝生佛、 四臂般若佛母、 不动佛 司冰摄

图十二 IV壁泥塑

从左至右依次为无量光佛、 宝冠释迦牟尼佛、 不空成就佛 司冰摄

值得注意的是，门孜石窟中金刚界五佛泥塑均为一面二臂菩萨装，目前已知此类发现包括位于今印度拉达克（Ladakh）的塔波寺、阿齐寺（Alchi monastery）11世纪泥塑，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那果寺（Nako monastery）11世纪泥塑，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Gnas mjal che mo）4号窟泥塑和夏鲁寺（Zhwa lu dgon pa）甘珠尔殿元代壁画等。其年代分布早至后弘初期，并均不晚于14世纪初。

西藏的金刚界曼荼罗主要是依据8世纪佛密（Buddhaguhya）的《怛特罗义入》、释友（Sakyamitra）的《俱差罗庄严真实摄疏》、庆喜藏（Anandagarbha）释《真实作明》和《一切金刚出现》以及11世纪后半至12世纪初无畏生护（Abhayākaragupta）的诸尊观想法《究竟瑜伽鬘》（Nihpayogavalī）和《金刚鬘》（Vajrāvalī）所绘 。在上述经典中，《俱差罗庄严真实摄疏》除五佛以外对其余诸尊未作详述，《怛特罗义入》中也没有对尊像进行具体描述。只有《究竟瑜伽鬘》《真实作明》和《一切金刚出现》给出了具体的尊容。

14世纪前后，布顿大师（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年）删订金刚界曼荼罗以庆喜藏系为标准，此后所见金刚界五佛多为四面二臂形式。而在此之前，经典中所述金刚界五佛的样式并无定数，四面二臂与一面二臂，持物与不持物者兼有，本石窟中金刚界五佛一面二臂，应当为14世纪前的早期样本之一。

（二）大日如来、般若佛母与释迦的组合

殿内供案上的9尊泥塑中，除金刚界五佛和门口两尊护法神像外，其余两尊分别为位于Ⅱ壁正中的一面四臂般若佛母〔图十三〕，和Ⅳ壁正中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图十四〕。宝冠释迦牟尼佛着坦右肩式袈裟，圆形耳珰垂及肩部，左手施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结全跏趺坐于台座上，现存泥塑佩戴的头冠并非原始，系后做。由于此尊右手施触地印，所以斯内尔格罗夫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将此尊误认为是不动佛（Imperturbable） ，是错误的。

图十三 四臂般若佛母 司冰摄

图十四 宝冠释迦牟尼佛 司冰摄

般若佛母一面四臂，正二手分别于胸前施说法印与禅定印，左右上手中持物已遗失，但仍能通过其手印的大致位置和姿态推测其身份，佛母身色应当为黄色，但现为白色，可能为后期修复时误绘。此尊的判定在之前的研究中也颇有争议，由于尊像现状缺乏女性特征，许多学者便将其认为是四臂观音，但其手印与四臂观音相去甚远，故也有学者认为是文殊菩萨，但其右手手印形态与文殊持剑状又不相符。结合此尊正二手手印且左上手似持经书姿态，我们推断其为般若佛母，这与德国学者海德的观点是一致的。

般若佛母是智慧和空性化现的众佛之母，在唐善无畏（637－735年）译《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中，般若佛母被视为明妃，在曼荼罗观想中被置于大日如来面前，两者关系密切。在部分藏译文献中，般若佛母也被视为金刚界曼荼罗大日如来的女性化身，被称为金刚界大自在母（Vajradhatviśvarī） ，与金刚界之主大日如来相对应。在西藏，也有与金刚界曼荼罗形成组合的例子。

此般若佛母从现有图像特征来看，与传为11－12世纪玛吉拉准（Ma gcig labs sgron）觉域密行耳传传承图像相近，在西藏遗存较多，多见于13－15世纪《般若经》护经板浮雕中〔图十五〕。杨鸿蛟、魏文认为，由于这种样式的般若佛母在仪轨中被冠以法身称号，因此与释迦牟尼佛和大日如来相配，具有明显的三身寓意，即释迦牟尼佛代表化身、大日如来代表报身 。但是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现存的护经板中，般若佛母作为法身还与各种尊像形成不同的组合，与三身佛的组合无关，三身佛的思想不一定成立，有可能只是一种组合而已。 

图十五 护经板 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昌列寺藏 司冰摄

泥塑造像整体艺术风格体现出波罗艺术和尼泊尔地方特色的融合。身体偏瘦，四肢修长，脸部为上大下小的瓜子形，下颌线条柔和，较为尖短。这与流行于11－12世纪的波罗风格所具有的肌肉粗壮、脸型长方和下颌方正已有所不同，带有一些尼泊尔地方特色，更偏西藏西部样式，但U型联珠项链和垂至肩部的硕大圆形耳环又体现着波罗艺术的影响。遗憾的是，殿内金刚界五佛在晚期几经修复，其手印、持物和装饰等都留下过修复痕迹，造像的原始样式可能已经在此过程中被极大地改变了。

泥塑背光的样式亦展现了艺术风格的融合。主尊大日如来背光为木质雕刻，占据石窟主壁大部面积，上刻有六拏具，这样的背光最早应是由佛龛的形式演变而来 。背光中间有一横杠将画面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外侧对称分布有六拏具中的象与马，内侧为“三道弯”立姿的力士形象。此站姿颇有波罗风格〔图十六〕，在斯比提河谷拉隆寺（Lhalung monastery）11世纪的泥塑背屏中便有相似的案例〔图十七〕，但门孜石窟中站姿的弯折程度已不如早期夸张，拉隆寺背屏中力士手部原用来承托背屏，门孜石窟则仅作形式上的上举，艺术风格趋于模式化。

图十六 III壁背屏力士像 司冰摄

图十七  拉隆寺背屏力士像 克里斯蒂安·卢塞尼茨摄

 Ⅱ壁与Ⅳ壁6尊泥塑的背光为壁画形式，绘于泥塑身后的墙壁上。其中两壁中间尊神背光为旧绘，两端金刚界四佛身后背光为新绘，新绘者与Ⅲ壁大日如来两侧的立像似为同期，年代应不早于20世纪初。两组旧绘背光同样为六拏具样式〔图十八〕，与我们在西藏札达县宗普巴3号窟发现的背屏样式十分相似〔图十九〕，该石窟年代大致在13世纪前后。这两铺旧绘背光是由德国学者海德的团队在2011年左右清理出来的，她曾记录：“泥塑周围绘有背光⋯⋯最近刚刚被清理出来。我们从两层厚厚的彩绘之下，揭露出了精心绘制的紧那罗形象。” 从海德发表的图片看〔图二十〕，中间两铺旧绘背光上原也覆盖有与新绘金刚界四佛背光年代风格相同的壁画，这些新绘壁画在笔者团队到达时已经完全被清除。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石窟Ⅱ、Ⅳ壁泥塑身后的壁画背光原为同一年代，在金刚界四佛身后现有的新壁画下，应当也隐藏着与这两铺旧绘背光同一时代风格的壁画。

图十八  II壁背屏(局部) 司冰摄

图十九（左） 西藏札达县宗普巴石窟壁画背屏(局部) 2018年 罗文华摄 

图二十（右） 宝冠释迦牟尼佛

13世纪以后，背光的样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立体的佛龛愈来愈向平面化的佛背光方向发展，背光的面积愈来愈大，内容愈来愈复杂，风格亦愈来愈趋向华丽 。门孜石窟背屏的卷草纹勾勒细密华丽，花枝较为舒展，样式介于波罗风格团状卷草纹的紧凑内收与尼泊尔风格外展延伸的稀疏飘逸之间，应是二者过渡时期的作品，其图像与13世纪早中期的壁画特点更为接近，但这似乎与石窟开凿的时间有落差，应当是经过多次摧毁重修。

通过对门孜石窟的初步调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石窟的形制是后弘初期的，但是开凿时间是否能够早到11世纪，无法确认；其次，根据对壁画内容和风格的考证，整个石窟比较明确的年代应当是13世纪；第三，窟内的泥塑由于后期修改太过严重，可能已经偏离了原始的样子，无法作为断代标准，但它的图像学主题反映的仍然是11－13世纪西藏西部的特点；最后，石窟内部陈设经过多次改造，包括壁画都有晚近重绘的痕迹，说明它们的使用时间长，且与当地民众关系密切。

木斯塘从7世纪开始就被纳入吐蕃统治，8世纪莲花生（Padmasambhava）由此经过入藏，帮助西藏建立佛教信仰。10世纪中叶，古格王朝建立，木斯塘成为古格王朝的一部分。11世纪，西藏高僧米拉日巴、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959－1055年）等都曾造访此地，1042年，阿底峡经木斯塘进入阿里，1212（或1214）年克什米尔大师释迦室利（Śakyāshri）经此地去西藏，印度波罗艺术、尼泊尔艺术亦均由此传入西藏西部。

12世纪初古格雅泽系，即后来的迦舍末罗王朝（Kasha Malla）、贡塘王朝、阿里－古格王朝、拉达克王朝在西藏西部兴起，木斯塘成为争夺的焦点之一，无形中促进了佛教的发展。13－14世纪，当地出现了一批石窟，如贡却林石窟、鲁力石窟（Luri Gompa）等，其建筑与绘塑具有印度波罗－尼泊尔－西藏风格等多元文化混合的特点。门孜石窟几乎是与它们同时或稍早一些时候完成的，艺术风格也是一致的，石窟内保存了目前西尼泊尔最早最完整的佛传故事壁画。以上就是门孜石窟同时反映了西藏西部、印度东部和尼泊尔三方影响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木斯塘从11世纪开始，就成为了三地商贸的重要通道。

故宫博物院考古队在尼泊尔的调查不仅追寻到了藏传佛教外溢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历史踪迹，同时也确定了将喜马拉雅山南北坡的历史遗迹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工作方向。正如图齐所言，11世纪开始，雅泽系扰动了西南西藏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转折将喜马拉雅南北坡的历史文化艺术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并延续到今天。喜马拉雅南坡北部的藏传佛教一直以来对中国西藏中尼边境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产生着强烈的影响，对其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我们的调查较西方学者起步已经晚了一百多年，未来需要我们将尽快就这一地区做更多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