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魏峻 张肖飞：博物馆研究：脉络、主题与思考
2024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因为“从艺术、历史到科学技术，博物馆都是融汇教育和研究的重要空间，形塑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是自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设立国际博物馆日以来首次把“研究”列为活动主题，体现了全球博物馆行业对博物馆研究的关注。在更早的2022年，ICOM的布拉格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博物馆的新定义，自1951年以来连续第八次在定义中把“研究”列为博物馆存在的目的和主要职能。在国内，提升博物馆研究能力、建设“研究型博物馆”也是近年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不少博物馆以“学术立馆（院）”为发展目标，并取得了一些突破，如南京博物院、湖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争取到纳入科研事业单位管理的“身份”，或者获批设立了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可见，“研究”在博物馆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已得到从业者、研究者与政府管理者的共同认可。然而，我国博物馆的“研究”现状却不尽如人意。2014－2016年的博物馆运行评估中，代表我国博物馆第一方阵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科研产出”指标（二级指标）得分率仅为65.1%，在服务产出指标（一级指标）中得分靠后。2023年，全国博物馆的科研项目、出版物数量相比2022年虽有较大提高，但馆均数量分别低至0.52项和0.45本，博物馆研究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博物馆研究。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基础性工作入手，了解博物馆研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与转变的？国内外学者在博物馆研究方面存在着哪些共识和争议？本文将在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讨论博物馆研究的演进过程、博物馆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对象，并就如何实现“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提出建议。
一般认为，公元前3世纪建立的亚历山大博学园是博物馆的雏形，其建立之初就是学者聚集的研究场所，具有一定的研究功能。可以说，博物馆现象在萌芽阶段就与知识、学问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研究者认为，“博物馆研究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与公共博物馆的创始同时发生”。1683年，英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正式开馆，其最初名称为“阿什莫林博物馆、自然史学校和化学实验室（Museum Ashmolianum, Schola Naturalis Historiae, Officina Chimica）。这座博物馆的开放在世界博物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首先，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代表了博物馆由贵族私人收藏的“奇珍室”转为面向公众开放的资源。其次，该馆初名代表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与牛津大学的结合，昭示博物馆同时兼具收藏、科学和教育的属性。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博物馆因其研究功能的存在而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专业学科的产生发展都起到过积极作用，被视为科学场所。直到20世纪初，博物馆是研究机构的认知才被作为合法知识生产者的大学所取代。
关于博物馆研究的形成时间，虽然多数研究者赞同应圈定在20世纪中后期，但是对于具体时间和形成原因却有不同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博物馆研究始于60年代，与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英美大学中博物馆研究课程的开设有关。另一些人提出70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了博物馆研究的转向。而更多研究者赞同80年代以来的“新博物馆学”运动促进了博物馆研究的开端。在新博物馆学的批判研究框架下，原有博物馆研究的物质性倾向遭受质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途径广受欢迎，博物馆的运营管理、公共关系、女性主义、观众研究，以及博物馆使命与伦理等“非物质”话题成为学者们热衷讨论的内容。
2004－2006年间，唐纳德·普雷齐斯、克莱尔·法拉格主编的《把握世界：博物馆理念》（Grasping the World: The Idea of the Museum）、贝蒂娜·M．卡博内尔主编的《博物馆研究读本》（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以及麦夏兰主编的《博物馆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等文集的出版，以及博物馆研究峰会、研究与博物馆国际研讨会等诸多成果，都体现出博物馆研究在21世纪初发生转变，呈现出多元化的观点。这次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认为与学术活动日益向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转移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博物馆财政压力有关，有人认为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技术创新爆发，以及社会关注转移对博物馆带来的影响有关，还有人提出新博物馆学倡导的社区博物馆和民众推动的文化活动，增强了服务功能和公共关系，但削弱了博物馆研究。
近二十年来，国际博物馆领域有关博物馆研究的讨论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更加关注与现实相关的社会性话题。虽然有论者认为博物馆研究呈现两条主线，分别聚焦于博物馆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以及博物馆研究的地位与现状（更强调具体研究项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博物馆研究中关于社会的话题数量多，主题也更加多元，如社会福祉、移民、去殖民化、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等方面。近年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博物馆的实践也是博物馆行业组织和研究者热衷讨论的主题。
二是博物馆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逐渐走向融合。20世纪后期，博物馆专业人员重视实践而高校研究者注重理论的情况在欧美地区相当普遍，研究取向的不同导致了“博物馆实践缺乏专业性，而博物馆理论缺乏检验等弊端”的二元对立状况。然而，这种二分的研究倾向在本阶段开始合流。有研究者指出，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反身性思考、博物馆民族志方法的普及促进了融合的进程。
三是博物馆研究的能力提升策略受到重视。此方面主要存在两种导向，即面向内部的博物馆研究的管理优化和面向外部的博物馆研究的资源拓展。对于前者，托托夫·菲耶尔援引瑞典的调查报告，肯定了博物馆领导层重视程度、研究人员的时间保障，以及研究计划的重要性，英国的调查报告也证实动机和时间是研究项目实施中的决定性因素。格雷和安德森分别认为应重视博物馆机构和董事会对研究过程的影响。格林·泰拉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了澳大利亚博物馆及其附属机构的研究重要性，提出以集体研究方式应对博物馆研究日益受困的窘境。此外，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博物馆道德准则在提升博物馆研究能力和服务公众方面的作用。对于后者，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博物馆研究不仅由博物馆自身决定，还应与政府、其他社会机构以及公众相关联。对冰岛博物馆研究状况的调研表明，虽然有超过一半的员工声称研究占自己日常工作的很大部分，但实际却是研究缺乏，这主要是政府部门对博物馆研究的认定标准缺乏导致的。要解决博物馆研究管理中人力财力缺乏、研究课题不足、研究成果转化机制缺失等问题，博物馆就需要与大学、政府实验室，甚至企业合作。
四是政府和博物馆行业对博物馆研究重要性的认知逐渐提高。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意识到博物馆研究的重要性，开始制订指导博物馆研究及其管理的法规和配套政策，如丹麦在其博物馆认定文件中提出了开展科学研究的要求，而英国博物馆和画廊委员会也把研究作为认定博物馆资格的基础条件。2022年，ICOM 公布的博物馆新定义第三轮咨询报告显示，33%的ICOM委员会将“研究”（Researches）列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远超排第二、三的收藏(Collects, 20%)和保护（Preserves,13%）。
在苏东海先生看来，博物馆的科学研究职能发轫于近代科学，而将其“从保管职能中独立出来，是博物馆内部机制的一次重大分工”。博物馆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论者对博物馆研究的认知并非始终如一，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博物馆研究的探索阶段（20世纪初至1978年）
不同于西方人在华设立的博物馆以辅助传教或者填补知识空白为目标，近代博物馆思想传入后，中国人创办的博物馆多自视为“推广科学技术、辅助科学教育、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工具”，不少博物馆把研究列为办馆宗旨，如蔡元培在《设置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中提到要“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并希望博物馆能“汇合各学术机关之个别研究以具有成绩者”。地方博物馆中的河南博物馆、云南省立博物馆将促进“学术研究”作为办馆宗旨，而上海市立博物馆章程也确立了“以搜集保存研究并陈列各种文物及其他有关文化产业之物品供给公众观览研究为宗旨”。重视科学研究的态度，在中国博物馆诞生之初便已融入基因。
苏联将科学研究列为博物馆首要任务的做法对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6年，第一次全国博物馆会议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了著名的博物馆“三性二务”论，明确了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其任务之一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会议特邀苏联博物馆专家雷达娅为大会做了题为《苏联地质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演讲。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我国博物馆界围绕博物馆研究展开了集中讨论，郑振铎、谭维四等就博物馆研究的范畴和类型、目的和意义、特征与方向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见，当时业界对博物馆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有足够的重视，不过当时讨论的内容多较为宏观，虽然形成了博物馆研究要“结合具体业务”和“在本馆业务范围内”开展的共识，但因博物馆研究及其管理实践方面缺乏充分支撑，对于博物馆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管，没有形成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包括研究在内的博物馆业务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2. 博物馆研究的转型阶段（1979年－21世纪初）
1979年，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中有两条内容与博物馆研究有关，第15条明确了博物馆的业务活动“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博物馆应积极开展博物馆学和有关专业学科研究工作”，第16条则提出了博物馆研究的方针、规划及研究管理的主要内容。此后，文物部门以行政力量推动博物馆研究工作成为我国博物馆的特色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内生要求以及西方博物馆思潮传入的双重影响，研究者再度形成了对我国博物馆研究内涵及管理方式的讨论。
在研究内涵方面，研究者间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凡是与博物馆工作相关的讨论都属于科学研究，持此观点者包括贾士金、张文立、张锴生等，另外一些人则坚持博物馆日常工作属于对文物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成果的运用，不属于科学研究，持这种观点的包括李经汉、刘晓斌等。面对以上争鸣，苏东海、项隆元等尝试把博物馆研究分为学术型/基础型、服务型/应用型等不同类型加以调和。此时，有研究者也注意到博物馆研究不同于高校和其他文化机构，应以保护和运用文物为目的，具有社会性、广泛性、实用性等特点，旗帜鲜明地批判博物馆“垄断知识”的行为和集中搞科学研究的倾向。在研究管理方式方面，有关研究规划、机构组织、研究资料等主题吸引了更多讨论。虽然早在1956年时，苏联专家已把制定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作为苏联地志博物馆的一条成功经验加以介绍，但这个话题直到本阶段才得到业界的重视。从业者肯定了研究规划是博物馆学术水平的反映和事业成功的基础，从实操角度提出了制定学术规划的建议。机构组织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学术委员会、科研部门建设和人员管理等方面。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减少行政色彩，延请馆外专家，或者成立专门研究部门的建议。在研究队伍和人员的管理上，研究者多认为应该将多种形式的馆内培养与机构间合作培养结合起来。相比前一阶段，此时的博物馆研究更多呈现出实用性的特点，突出了研究成果对博物馆具体业务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在本阶段，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坚持自身传统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受到欧美国家“以人为本”博物馆学思潮的影响，教育功能逐渐被置于了重要位置。这一方面给博物馆展陈、教育活动的服务方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让博物馆的工作重点转向满足观众素质教育和文化生活需要，博物馆的研究功能被一些博物馆和从业者轻视。20世纪90年代，苏东海观察到中国的博物馆研究呈现庸俗化的倾向，认为当时存在研究成果滞后、研究功能萎缩的情况，并指出学界对博物馆整体学科素质的下降缺乏警觉。
3. 研究型博物馆建设阶段（21世纪初之后）
21世纪的博物馆免费政策与“博物馆热”给我国的博物馆带来了大量观众，旧有的开放、展示、讲解、传播方式等难以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通过研究推动博物馆文化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升变得愈发迫切。博物馆定级和运行评估活动将学术研究作为评价指标，客观上也促进了博物馆研究及其管理的进步。这些都是新世纪我国博物馆重视研究、加大投入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博物馆事业正在经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服务于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要求，则为博物馆强化研究提供了内生动力。前阶段的话题，如学术委员会职能、研究部门组建、研究队伍建设、研究人才培养等仍在持续讨论，新主题则涉及研究信息化、研究效率评估、竞争和激励机制，以及记忆议题、边缘叙事、跨学科研究、博物馆外延等内容。
作为博物馆研究重要抓手的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提上日程。虽然早在2004年，马自树、武斌等就提出了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想法，但是文物行政部门及博物馆将其付诸实践却是不到十年的事情。2021年，在九部委联合制订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推动研究型博物馆建设”的要求被提升到国家层面。研究型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实践层面，呈现出大馆“探索引领”和中小博物馆“因馆施策”探索两个面向。一方面，故宫博物院、部分央地共建及省级博物馆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出一些各具特色的建设思路和举措。郑欣淼曾对“学术故宫”和“故宫学”建设经验进行过总结，李雪、赵晨等补充了故宫的研究管理制度与研究档案管理实践。其他博物馆员工则分享了重庆三峡博物馆“去行政化”研究模式，以及湖南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的博物馆研究经验。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不同层级博物馆在研究资源和资金投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差异显著，大馆的研究成果及其管理经验不一定适用于中小博物馆，于是“因馆施策”“换赛道”“强化协同”等被提议用于提升中小博物馆研究水平。2018－2023年间，较多篇相关研究成果由中小博物馆从业者提出，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主要聚焦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除了总结实践经验，也有研究者对“研究型博物馆”建设理论、定义与特点、建设路径和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安德鲁·麦克莱伦所言，“博物馆研究已成为跨学科和知识活力的典范”。21世纪的博物馆研究以主题多元、多学科融合和创造性重构为特征，虽然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影响，却能为社会发展贡献智识和动力。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已在博物馆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在基础认知和实践运用方面仍存在模糊之处。故本文拟就博物馆研究的定义和内容、博物馆研究对于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
1. 博物馆研究的定义与内容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于2023年出版的大部头工具书——《博物馆学词典》中，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与博物馆学(museology)被视为同义词，以同一词条进行释义。该词条的撰写者麦夏兰认为，博物馆研究“关注于博物馆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学术领域，主要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涵盖了与博物馆相关的所有研究和知识，包括实际应用；二是指深受艺术和人文学科、文化和社会学科特别影响的学术领域，强调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和运营问题”。这两种解读代表了业界对博物馆研究对象的普遍看法，分别对应了自博物馆研究概念产生以来的传统认识，以及凸显博物馆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经济之间关联的新博物馆学界定。21世纪以来，其他研究者也曾经提出或者归纳过博物馆研究的对象与类型［表一］。
表一 国内外关于博物馆研究内容的代表性观点
由国内外博物馆研究的演进及上表博物馆研究对象、类型的梳理，可得以下认识：1）围绕博物馆收藏开展的学术活动是博物馆研究的重要基础；2）相对于20世纪的研究，当代研究者对博物馆研究的对象持更加开放的兼容态度；3）博物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争论逐渐淡化合流；4）相较于国外同行，我国的博物馆研究者更多强调博物馆研究与博物馆藏品、业务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联结；5）对于作为机构的博物馆而言，博物馆研究是有组织的知识生产。
在这里，可以将博物馆研究定义为：博物馆利益相关者（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机构和观众等）为加深对博物馆的认识或推动博物馆发展进行的知识生产活动。博物馆研究的内容包括博物馆物、博物馆实务（展览、教育、文创、传播、管理等）、博物馆与社会关系、以及博物馆性质与特征等。然而，那些不具有创新性的计划、总结、培训等程序性工作，以及对他者已生产完成知识的运用等则不是博物馆研究的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国的博物馆研究大多数以博物馆实践为基础，理论研究呈现较为明显的“拿来主义”特征，两者长期以来缺乏融合与对话，但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是博物馆研究的一体两面，不存在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无论是缺乏理论支撑的实践还是脱离实践的理论都不是好的博物馆研究。
2. 博物馆研究对于博物馆发展的价值
重视博物馆研究，需要从根本上理解并尊重研究对于博物馆发展的价值与贡献。首先，博物馆研究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无论作为服务机构还是文化机构，博物馆自身任何业务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博物馆实务的发展需要研究带来的新知识、新理念或者新方法、新技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博物馆业务提升的内在需求，还是观众对博物馆需求扩展的外在推动，都让博物馆要经常面对新情况与新挑战，这些需要研究的成果支撑。其次，博物馆研究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成果指导，就不能科学地为观众和社会提供服务。例如，没有科学的博物馆观众承载量研究，博物馆就无法确定客观、合理的观众接待能力：没有科学的评估和实证，博物馆延时开放的频度和时长的确定也只能是一种“主观决策”行为。遗憾的是，类似的决策在当前博物馆运营实践中却并不罕见。同时，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不断迭代的技术，博物馆如何把挑战变成机遇，为博物馆服务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也需要开展对应的研究。再次，博物馆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博物馆自身的认识。除了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博物馆研究还能帮助博物馆更好的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角色，以及使命宗旨、存在价值和职业伦理等内容。
3. 我国如何建设研究型博物馆
“研究型博物馆是当代博物馆多元化发展的表现，是在传承公共博物馆科学知识构建和传播传统上的创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的博物馆是我国当代博物馆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国家文物行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博物馆机构的自我发展需求中被不断提出，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实践成果。可以说，研究型博物馆不仅能推动博物馆功能的均衡发展，也可以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说，我国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路径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是指国家行政部门和博物馆行业组织通过法律、政策、评价等手段对博物馆研究的指导和调控。进一步加强博物馆体制改革力度，给博物馆更多自主权，为博物馆研究提供制度保障，并通过加大对重点博物馆的研究经费投入，建设国家级科研基点或者委托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方式推动研究型博物馆的人才队伍建设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同时，鼓励、支持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博物馆根据自身情况实行“差异发展”和“特色发展”。
微观层面是指作为机构的博物馆通过科学管理、研究引导、人才建设和平台合作等方式推动博物馆研究的深化。1）建立科学的研究管理体系。博物馆科研管理体系既是研究的基础和延伸，也是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重要环节，包含科研使命、科研规划、科研制度（课题管理和学术活动管理等），以及研究机构建设等内容。这其中，根据博物馆在研究上各自的优势、弱点，以及博物馆事业发展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发展专题规划，是研究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在研究成果产出方面名列国内前茅的湖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都是早早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型博物馆建设目标，制定了中长期科研规划，并在规划期内努力去落实各项规划内容的例证。2）加强对博物馆研究的导向意识。导向意识关联博物馆在研究上的组织性，包括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提升博物馆服务能力的目标。前者是指研究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大局，特别是博物馆在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的作用，着力提高研究成果转化率和推动跨学科研究项目开展。后者在于解决自身发展瓶颈，需在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上下功夫。3）强化博物馆研究的队伍和人才建设。优秀的研究团队和科研人才是研究型博物馆建设的目标，也是建设取得实效的保证。营造良好的博物馆研究氛围，立足自身培养，条件许可时引进优秀的人才，并给予一定的时间和经费保障，是加快队伍和人才建设的有效方式。2014年，广东省博物馆推出的“学术导师”“科研奖励”和“馆内课题”三项制度，以及稍晚山西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类似政策的实施，都在实践中证明了其在加速人才成长和研究成果产出方面的作用。4）加快多元主体的研究平台或者研究协作建设。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研究型博物馆不仅要加强馆际以及与专业研究机构的资源协作共享，还应在建设中遵循“博物馆－政府－高校、博物馆－社会组织－公众”的多元主体合作模式。其中，政府做好顶层设计，通过政策、资金导向为博物馆研究确立方向和构建良好的研究环境；博物馆是研究资源提供方和研究主题的发起方；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是博物馆研究的协作方，能为研究提供理论、技术、人才和智力支持；社会组织是博物馆研究的辅助方，能协助博物馆整合资源，及时、精准地响应社会需求；公众不只是博物馆研究的受益方，同时也可以成为博物馆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宋向光提出公众在接触博物馆知识体系时，也会融入博物馆知识生产体系，因此“博物馆要努力创造条件，激励并支持公众成为合格的博物馆科研力量”。
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是当下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应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要建成研究型。研究型博物馆需要制度、资源、人才、资金方面的支撑，并不是喊喊口号、树个旗帜，有少量研究成果就是研究型博物馆了，而博物馆发展类型也并不是只有“研究型”一种。因此，各博物馆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其二，个体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产出与研究型博物馆建设并不等同。诚然，博物馆研究是以个体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为基础，不过，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显然涵盖了更多的内容，是作为机构的博物馆对研究进行有效管理和引导的体现，纯粹因为个人兴趣开展的，而且不对应所在博物馆的使命、规划、文化产品和服务水平提升的研究对于研究型博物馆建设来说作用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