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红 邱阳乐渝：三星堆玉器的制作工艺

以玉器为载体的中国玉文化已有九千年左右的历史，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以三星堆玉器为代表的古蜀玉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1927年三星堆遗址燕家院子地点首次发现玉器（关于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的时间，经霍巍、谌海霞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新考》一文中的考证应为1927年），到2022—2024年玉石作坊的发现，近百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已陆续出土至少2000件玉器，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做工精良，有璋、璧、琮、戈、刀、矛、凿、锛、斧、斤、环、珠、管等。除成品外，还有不少半成品、玉料以及磨石，部分器物身上有与制作工艺相关的痕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星堆玉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玉料来源、内涵特征、对外交流上，缺少对玉器制作工艺方面的全面分析和专项研究，且研究对象大多聚焦在1927—1986年这个阶段发现的玉器。这里结合目前最新公布的资料对三星堆玉器制作工艺做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能进一步丰富三星堆玉器的研究体系。

三星堆玉器在埋藏前大多经过火烧，呈现出大量沁蚀现象，多数为不透明或半透明，表面颜色丰富，有黑灰色、青灰色、灰白色、淡绿色、青黄色等。2021年，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馆藏所有玉器进行了首次系统性、全面性的科技检测，结果显示玉料以闪石玉为主，还有蛇纹石玉、玛瑙、大理岩、石英岩等。玉料材质的组合和比例符合四川地区闪石玉的成矿原理，具备原料“就地取材”的条件（鲁昊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成分检测及相关问题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可以确认大部分原料可能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一带，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遗址附近采集而来，而极少数具有明显其他区域文化和工艺特征的玉器是从外部直接输入，如三号祭祀坑出土神树纹玉琮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玉琮高度相似，可能就是齐家文化产品。有学者认为燕家院子出土玉琮、玉璧和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琮，都是齐家文化的产品（朱乃诚：《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四川文物》2020年第1期）。

根据观察和研究，可以初步确定三星堆玉器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玉器加工方法基本一致，充分运用了切割、钻孔、刻纹、镂空、打磨、抛光等工艺。

切割

切割，即剖切玉料，是制作玉器的重要工序，玉料有大有小，只有把玉料切割成易于加工的形态和大小才能进行更精细的雕琢。古蜀玉工主要采用锯片切割技术，有时也采用砂绳切割技术。

锯片切割是以石锯等片状工具在玉料一侧搭配解玉砂蘸水摩擦，最后以打击或加压的重力完成切割。锯片切割应是古蜀玉工开料的主要技术，从立体的玉琮再到扁平的玉璋、玉璧、玉戈等都可能是锯片切割的作品，一号祭祀坑出土残长1.62米的超大玉璋（K1:81;97）展现了当时精湛的切割技术。邓聪在《金沙玉工Ⅰ》中指出：“锯片切割的玉器表面平坦规整，且有较多近似平行线条的痕迹，是判定玉器是否采用锯片切割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大型玉料常采用对向锯片切割，切割处常留下平直棱状突起痕迹。尽管古蜀玉工会尽量磨平这些痕迹，但许多玉器上仍留有痕迹。如鸭子河地点发现的大玉料上就留有明显的对向切割痕迹，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玉凿（98GSDgM10:1）、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凿（K1:240）以及三星堆遗址采集的玉料上也保留有清晰的锯片切割痕迹，且这些切割表面平坦规整。

砂绳切割技术，也叫线切割技术，一般是用动物筋毛或麻绳等材料制成的软性线状工具带动解玉砂和水来开料。因解玉砂是这种切割技术中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称为“砂绳切割”更为中肯。砂绳切割技术早在9000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便已相当发达，在后来查海遗址、兴隆洼遗址以及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的玉器加工中被普遍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时期才逐渐被锯片切割所取代，但这种技术在商周时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玉器加工中还是能见到，其多用于玉器的分割和装饰。使用砂绳切割技术加工玉料时，用力点在玉器两端，很容易因用力不均而在切入面间产生晃动，因此玉料切面上极易留下凹凸不平的弧线痕，如果用力均匀，则可能留下较为规整的抛物线，仁胜村土坑墓出土玉斧形器（98GSDgM29:3）和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璋（K1:235-5），刃部上都有较清晰的砂绳切割痕迹。

钻孔

钻孔，指用竹、骨、石、木等材质的工具配合水和解玉砂以旋转方式完成穿孔。三星堆玉器的钻孔技术非常发达，常根据器物的厚薄、大小采用实心钻和空心钻两种方式来完成，且多为两面对钻。实心钻，无孔芯，钻孔孔径较小，多在数毫米之间，常出现外孔大、内孔小的特征，如玉管珠等。空心钻，钻孔孔径较大，多为数厘米，常形成柱状或饼状的孔芯，呈现两端小中间大的腰鼓形，且孔壁留有直角“台阶”或螺旋纹痕迹，如玉镯、玉璧、玉环、玉琮等。三星堆遗址暂未发现玉质孔芯，但发现了石璧芯（01839、01841），以及石璧半成品、玉璧坯（00039）上因钻孔未完成而留存的孔芯，孔芯和孔壁上均可见清晰的旋转痕迹。此外，燕家院子地点出土大石璧（GW001143）、仁胜村土坑墓出土戚形璧（K1:204）的孔壁内均可见清晰的钻孔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古蜀玉工有将大石璧的孔芯再次钻孔加工成小璧的习惯。仓包包地点曾出土两套石璧，从大到小呈依次递减变化，发掘者定为A、B型石璧，可称为“列璧”，部分B型石璧能与A型石璧套合在一起，如编号87GSZJ:21和87GSZJ:13以及87GSZJ:23和87GSZJ:18等，且B型石璧除孔壁有旋转痕迹外，在石璧壁周也能见到清晰的螺旋状旋转痕迹，这充分说明B型石璧应是由A型石璧的璧芯加工而成。此外，这种现象还见于三星堆遗址工作站采集的残石璧、半成品和坯料上，其中有14件小璧是石璧孔芯再次钻孔制作而成，这或许是因为三星堆先民节约用材，或是有别的用意。

刻纹

三星堆玉器刻纹丰富，包括平行直线纹、同心圆圈纹、云雷纹、人形纹、山形纹、兽面纹、蝉纹、凤鸟纹、璋形纹、神树纹等。其中，平行直线纹多见于玉璋阑部和玉戈内部。璧环类玉器常刻多组同心圆圈纹，制作规整，仅见于有领璧环。云雷纹较少，仅见于四件边璋（K2③:150、K2③:008、K2③:194、K2③:201-4）。人形纹目前仅见于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玉人像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祭山图玉璋（K2③:201-4），后者纹饰繁复，包括人形纹、山形纹、璋形纹、云雷纹等。除了祭山图玉璋，璋形纹仅见于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璋（K1:235-5）。蝉纹较少，仅见于一号祭祀坑出土琥珀形坠饰和三号祭祀坑出土兽面凤鸟纹玉方座（K3QW:162），后者还饰有凤鸟纹、兽面纹和神树纹。神树纹较少，除了兽面凤鸟纹玉方座，仅见于三号祭祀坑出土神树纹玉琮（K3QW:236），其刻纹与青铜神树相似，刻纹较浅。总体来看，三星堆玉器多为素面，复杂纹饰主要集中在少数礼器上，这些玉礼器的等级可能高于一般素面玉器。

三星堆玉器刻纹技法多为阴线刻划，即用坚硬锐利的石类工具（如石英、燧石、水晶等）手工雕刻出下凹于器物平面的纹饰线条，有时也利用砣具或钻孔技术等来辅助。手工雕刻的特征包括：线条多不笔直，常出现连续的短线；线段两侧会出现不规则崩缺；每一线段由多道划痕般细线组合；线段两侧及底缘欠平直整齐，断面呈“V”形（牟永抗著，方向明整理：《中国史前玉器》，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三号祭祀坑出土神树纹玉琮和兽面凤鸟纹玉方座上的复杂图案，明显表现出刻划线条的繁密、不笔直、重复刻划和转折生硬等特点。

阳线刻划又称“减地起线”，即把起阳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使阳线自然凸起（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从目前所公布的资料来看，属于阳线刻划的玉器仅见202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玉人像，器身阳刻一侧身人像，头戴冠帽，大眼、高鼻梁、大嘴巴，与石家河玉人头像颇为相似。从装饰特征和工艺来看，该玉人像可能是从石家河文化辗转而来的，也可能是本地玉工在吸收石家河玉器特征的基础上仿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玉器上的纹饰并非皆手工雕琢。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出土玉器的雕刻线，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玉璋阑部的平行直线纹、有领玉璧上装饰的同心圆圈纹，可能由砣具或快速旋转的机床类工具加工完成。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璋、有领玉璧上的刻划纹饰、装饰技法和金沙遗址几乎一致，推测也是由砣具或机床类工具加工。徐琳在《中国古代治玉工艺》一书中指出：“器物纹饰中凡是圆圈的东西都有用管钻工具制作的例子，如良渚文化中神人兽面纹的眼睛，凌家滩文化中的玉鹰腹部的圆圈纹等”，可见燕家院子地点出土玉琮（C/8934）上面的圆圈纹，可能也使用了管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