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南朱家大圩战国墓出土青铜器的材质与铅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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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9 15:56 来源:南方文物
摘要：寿县南朱家大圩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具有较为鲜明的战国早中期时代特征，东津M15出土兵器为锡青铜材质，铅同位素比值多为南岭型；小宋家台子M58出土礼容器为铅锡青铜，铅料呈现中原铅与南岭铅混熔并用的特征。西圈与南朱家大圩出土金属器共同展现了下蔡故城铸铜技术与资源的历时变迁，反映江淮西部地区在金属广域流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安徽寿县古城西南部分布有大量春秋晚期至战国墓葬，自20世纪50年代在寿县西门发现蔡昭侯墓以后[1]，历年在西圈附近农田水利及工程建设取土过程中陆续发现中小型墓葬及青铜器[2]。201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西圈以南的南朱家大圩发掘战汉墓葬61座，其中战国早中期墓葬有助于补充蔡都下蔡与楚都寿春之间年代缺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3]。202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南朱家大圩及相关地点出土的12件青铜器进行取样分析，以了解战国早期前后江淮地区青铜器的材质与资源特征。
南朱家大圩墓地已发表资料的五座墓葬，分布于定湖大道（以下简称“定湖”）及东津大道（简称“东津”）两个发掘区。东津M15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年代特征也最清晰。东津M15:3硬釉陶三足麻布纹小罐常见于长江下游地区，类似器物主要见于无锡邱承墩M7[4]、绍兴皋埠秦家山2000M[5]、樟树国字山M1[6]等典型的战国中期墓葬（图一）。类似M15细长援内的戈戟多见于战国中期，目前较早的实例如淅川徐家岭M1[7]、新蔡葛陵M1[8]，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偏晚阶段。M15:7燕尾形矛骹上端有状浅浮雕“W”锯齿纹装饰，类似的燕尾矛也见于寿县北郊陆郢村[9]等地，与浙东地区“越王不光”等战国早中期之际的玉石矛装饰风格相似[10]；长沙子弹库M1385及烈博M336楚墓所出战国中期燕尾矛器身较为瘦长[11]，当为此类矛的晚期形态。据此判断东津M15大致为战国早中期之际，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初。
图一 战国时期麻布纹三足小罐
两座南北向墓的年代也均不早于战国早期。东津M28所出圈足陶壶多见于战国早中期，陶豆柄部较直、陶盆斜腹特征也具有较晚意味。定湖M21出土戈鐏有立体鸟饰，颈饰鳞状羽纹，身饰“S”状云纹，类似的戈鐏也见于六安九里沟墓地[12]；楚地铜戈配立体鸟饰鐏的做法自战国初年开始流行，可能受到中原晋地影响。“公戈”铭铜戈据形制可大致判断为春秋晚期楚系铜器，国属则尚难确证。
综上可将寿县古城周边西圈[13]、南朱家大圩、小宋家台子[14]等地东周铜器墓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寿县西门内蔡昭侯墓属第一阶段，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西圈M6、M2等为第二阶段，年代为春战之际至战国早期偏早，西圈M25的绝对年代已晚于楚灭蔡的公元前447年；南朱家大圩东津M15、小宋家台子M58为第三阶段（图二），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
图二 寿县小宋家台子M58出土小越式鼎及匕
本次对寿县南朱家大圩及小宋家台子出土的7件青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利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Hitachi TM3030超景深台式电子显微镜联用能谱分析主量元素成分，结果见表一。利用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莱卡DM4500光学显微镜对样品进行显微金相观察，显微组织金相照片见图三。
表一 寿县部分东周墓葬出土金属器成分及铅同位素比值
图三 寿县出土部分东周青铜器显微金相照片（200×）
江淮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研究不多。陈代玉分析寿县西圈M25出土铜铃、车軎、箭镞等铜器均为铅锡青铜[15]；孙淑畅分析寿县蔡侯墓出土各类铜器为铅锡青铜，舒城九里墩墓出土的两件铜器材质则为锡青铜[16]。
本次分析的南朱家大圩墓地六件铜戈均为锡青铜材质，铅含量在1%以内。定湖M21:4公戈锡含量高达20%以上，属高锡青铜材质，显微金相组织中可见（α+δ）共析体大量勾连成网状，枝晶结构规整。东津M15所出戈、戟的锡含量集中在16%～17%附近，材质较为相似；其中的细长援戟质地轻薄，或为专为下葬所制的明器，但材质中却并未添加大量的铅以节省贵重的铜、锡料，暗示本阶段下蔡铸铜作坊掌握的金属原料较为充裕。
本次分析小宋家台子M58出土的小型越式鼎为铅锡青铜材质，锡含量在8%以内，铅含量高达10%以上。显微金相组织中可见枝晶间存在大量铅颗粒及硫化物夹杂。
本次对寿县南朱家大圩及小宋家台子出土的10件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利用天津科荟测试技术有限公司Neptune Plus型MC-ICP-MS测定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测试方法参考GB/T31231-2014，207Pb/206Pb相对误差不高于0.05%，结果见表一。
为便于讨论分析，本文将207Pb/206Pb在0.860至0.875间比值记为A类，0.875至0.895间为C类，0.840至0.860为B类；以春秋中晚期两类常见铅料比值的连线l0：y=1.6162x+0.7288为参考线[17]，落于直线附近者记作下标0类，在直线下方者为1类，偏处直线上方者分别记作2、3、4……类。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常见于中原及海岱地区的比值多集中于C０区域，战国早中期常见于晋周地区的比值多集中于C2区域[18]；近年研究表明常见于吴越徐泗地区的比值多集中于C４区域[19]。
在淮水中游地区，自春秋晚期蔡迁于下蔡，各阶段青铜器群利用的铅料随时代有序演变。孙淑畅分析安徽博物院藏蔡昭侯墓部分青铜器，比值分布于C０及B０两端元之间[20]；张吉分析寿县西圈定湖大道M6出土的铅块为C０类中原铅，铅锡块则为B０类南岭铅[21]。陈代玉分析西圈M25的青铜器与锡铅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则与上述器群发生明显变化，西圈M25大多数锡器及锡铅器仍为B０类比值，但青铜器则已多分布于C2-B０及C４-B０等混熔线上，指示C2、C４等新兴铅料在器群中有一定程度的利用。寿县南朱家大圩青铜兵器由于均为锡青铜材质，比值大多偏离C2、C４等纯铅端元较远，而集中于B０端元附近，与西圈M25器群比值范围部分重合。年代较此更晚的小宋家台子M58鼎、匕，已与阜阳储台[22]、黄梅刘岳[23]等战国中期器群类似，比值较为固定地分布于C2-B０的混熔线上（图四[24]）。
图四 寿县东周墓出土金属器铅同位素比值及相关比较
东津M15:6戟矛的铅同位素比值较为特殊，与骉羌钟的比值最为接近，应是利用了战国早期中原地区的金属物料。M15:6戟矛的206Pb/204Pb为17.3，208Pb/204Pb为37.8，已不在C类常见比值范围之内，而较可能是C2类普通铅与H类异常铅混合的比值。目前与此比值特征最为相近的器群是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骉羌编钟[25]，平尾良光测定此套编钟的铅同位素比值[26]，其中C2端包括长铭钟及部分短铭钟，H端则均为短铭钟，器群比值大致处于一条直线之上，近似两端元混熔情形[27]。骉羌钟铭与公元前403年三晋伐齐有关，近年相关史事又得到《清华简·系年》印证。东津M15:6矛的比值与丙组骉羌钟比值近同，指示铜矛的金属物料很可能来自中原韩地，年代可能也与骉氏钟相近，约在公元前400年。
寿县南朱家大圩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具有较为鲜明的战国早中期时代特征，能够与蔡昭侯墓、西圈M6、M25共同构成下蔡故城铸铜业技术与资源的完整年代序列。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以蔡昭侯墓、西圈M6为代表的器群主要利用中原C０类铅与南岭铅；战国早期的西圈M25仍然大量利用南岭铅锡物料，并已开始出现C2类铅，还可能因混熔而少量利用越地的C４类铅；至战国中期的小宋家台子M58，则已基本过渡至中原C2类与南岭铅并用的格局。类似的资源变迁过程在中原韩魏郑、楚东国及泗上诸国基本同步发生[28]，而寿县周边对中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多种金属物料的共同利用，反映江淮中部地区在金属广域流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在战国早期，楚、越等国对淮水流域着力经营，推动南方金属物料的大量北上。以西圈M25为代表的中型贵族墓中大量随葬锡质及锡铅合金器物，指征南方锡料在江淮地区的大量消费。但也应注意到，锡器及铅锡器本身并无优异的实用价值，其存在往往依附于本地发达的铸铜作坊。寿县周边历年发现大量锡铅材质的车马器、丧葬用器，展现了不完全同于吴越、晋、楚的铸铜产品结构，而与曲阜、随州等延续自春秋的中小型诸侯国都邑有较多相似之处[29]。在南方楚、越掌握并分配贵重金属物料，中原晋、郑形成中心性铸铜作坊的同时，以蔡国、曾国为代表的南土姬姓封国铸铜手工业规模与形态如何随时代变化，将是认识战国社会变革、南方地区华夏化进程的重要切入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