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诺（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即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博物馆学外部教席/博物馆学系成立于1963年，它主要以其独特且原创的博物馆学概念而为业界所熟知。涉身其中的博物馆学研究者过去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博物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为此，他们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确定了博物馆学的特定研究对象，以及它自身的体系、术语和方法。就所谓的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而言，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扬·耶利内克（1926-2004年）和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1926-2016年）。耶利内克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斯特朗斯基则是这一总体概念的主要提出者，他认为该学科的主要目标是为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的专业化和功能品质提升、博物馆工作者的相关教育奠定理论基础。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东欧国家意识形态化科学的界限，并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了反应。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些思想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976年在布尔诺学术部门的积极参与下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以及自1987年以来由这一部门组织的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响应。当今布尔诺博物馆学系的课程和专业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借鉴了斯特朗斯基的一些观点，主要处理历史博物馆学、博物馆展览和博物馆教育等问题。
关键词：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学；博物馆学教席；布尔诺；斯特朗斯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
01引言
本章首先介绍了布尔诺博物馆学教席（Brno Chair of Museology）的起源。它源于捷克地区博物馆的发展和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在学术环境中制度化，并成立了博物馆学讲席），也源于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大影响的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状况。其次，文章分析了教席本身的创建过程及其与布尔诺摩拉维亚博物馆（Moravian Museum）紧密相关的进一步发展，并概述了该机构在国内和国外博物馆学中心影响下的专业化历程。国内的中心包括布拉格的博物馆学教学中心（Centre for Museology Tuition）和博物馆与地方历史工作研究室（Cabinet of Museum and Local History Work），国外的中心分布在萨格勒布、莱比锡、莫斯科、阿姆斯特丹等城市。本文还关注了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即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和扬·耶利内克（Jan Jelínek），他们赋予了该机构明确而独特的特征。本研究将主要评估他们在建立基于人与现实的特殊关系[1]的博物馆学理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关系甚至在今天仍然根本影响着人们对待博物馆现象的态度。再次，文章还讨论了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Brno School of Museology）参加国际专业协会、积极参与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的管理及其分委会——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 ICOFOM）的创建的情况，在该委员会中，博物馆学问题成为许多辩论和争论的主题。而且，本章还探讨了与布尔诺博物馆学密切相关且具有国际意义的具体行动，其中包括出版专业期刊《博物馆学杂志》（Muzeologické sešity）、创建博物馆学暑期学校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学与世界遗产教席（UNESCO Chair of Museology and World Heritage）。最后，文章概述了布尔诺博物馆学教席和博物馆学中心的教育活动，通过追踪当时社会显著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分析了其课程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化变化。
02捷克博物馆学思想的开端
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提出的创新且仍然有效的学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关于捷克博物馆现象的早期观点的基础之上的。以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1926-2016年）为首的创作者们大多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民主政权的学术氛围影响下形成的，他们有意继承了前人的学术遗产，例如扬·阿姆司·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克莱门特·切尔马克（Kliment Čermák）、伊日·努斯图普尼（Jiří Neustupný）。[2]这些早期学者的工作聚焦于私人和博物馆藏品的问题，不仅呼应了国内的主题，而且也体现了对待国外观点和趋势的持开放态度的传统。在这方面尤为活跃的是雅罗斯拉夫·海尔弗特（Jaroslav Helfert），他于1921-1951年期间（二战期间曾短暂中断）在布尔诺大学的文学院（Faculty of Arts）负责所谓的博物馆学讲席（Lektorát muzejnictví），定期为学生开设博物馆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专题讲座和指导。[3]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前捷克斯洛伐克全社会摆脱了严格的束缚，这对布尔诺学派特色思想的出现和随后的实施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执政的共产党之前在文化和博物馆领域实施的限制性政策由于与西欧和北美同行的密切接触而受到冲击，这种接触是以国际博协内联合举办分委会会议的形式实现的，[4]但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代表的传统合作形式仍被保留。尽管完全遵循意识形态教条，但国家当局本身还是逐渐为博物馆工作的深入发展和专业化创造了广阔的环境。几个关键事件接踵而至：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名为“博物馆和地方历史工作研究室”（Kabinet muzejní a vlastivědné práce，1956年）的博物馆方法中心；实施了博物馆法（1959年）；在1959-1964年间出现了三个学科发展概念，主要强调博物馆的公共教育。[5]这样，就有可能将一些理论方法付诸实践，这些理论方法在努斯图普尼揭示一般博物馆学和具体博物馆学问题的研究发表后曾部分地被极权主义政权所压制。[6]与此同时，《博物馆工作》[7]（Muzejní práce）专题系列和《博物馆和地方历史工作》（Muzejní a vlastivědná práce）期刊开始出版，为博物馆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方法。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定期举办了以观众研究为主题的会议。[8]博物馆工作者逐渐开始关注博物馆学，[9]但问题在于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和协调这些努力，以及如何为其指明方向。
03外部教席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在这种不明朗的情况下，布尔诺摩拉维亚博物馆积极采取行动。至关重要的是，博物馆于1963年1月1日根据斯特朗斯基之前的提议成立了博物馆学部（Museological Department）。他和博物馆馆长扬·耶利内克从一开始就将博物馆学部设想为一个中心，其目标是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产生重大影响。从一开始，该部的一个重要愿望就是在布尔诺大学教育和培训新的博物馆工作者。1963年12月5日，文学院科学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设立博物馆学外部教席的详细计划，耶利内克被任命为首任主席。该教席面向研究生。教学最终于1964-1965学年开始，但在此之前，就已经围绕教学的概况和专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对后来形成人与现实的特殊关系这一概念，以及追求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自主的科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该教席及其紧密相关的博物馆学部的研究活动，展现了它们在完善个别理念的同时，努力推广新的博物馆学概念。这些新的概念除了拓展教学，还旨在通过研讨会和出版物的形式取得额外成果。[10]在这方面，1965年3月在布尔诺举行的博物馆学研讨会是至关重要的。该研讨会由新成立的教席发起，试图就博物馆学的特征和主题展开专业讨论，展示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让尽可能多的博物馆工作者熟悉教席讨论的主题，并为教席的活动奠定基础，以便吸引博物馆学家和博物馆工作者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其中。[11]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开启对扬·耶利内克在开幕致辞中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讨论，即博物馆学的本质是什么？目前哪种形式的博物馆学教学最好、最合适？耶利内克还谈到了捷克博物馆业界和学界对大学博物馆学教学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与博物馆学尚未被普遍承认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学科这一事实有关。这些反对意见往往使有关博物馆学的专业讨论复杂化，尽管教席取得了相当大的专业上的成功和功能上的可行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反对意见阻碍了该学科随后几十年的发展，这种阻碍一直持续到斯特朗斯基在文学院的活动结束。在这次研讨会上，斯特朗斯基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出发点。斯特朗斯基基于对当前形势的反思，以及对当时全球各教育中心教学体系的分析，并结合与布尔诺教席现行首个课程的对比，系统阐述了博物馆学的本质内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方法及其分类问题，同时探讨了博物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12]因此，教席工作人员在研讨会上非常明确地宣布，他们将努力“把本教席建设成为博物馆学领域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中心，达到其他学科类似教席的水平”。[13]
尽管博物馆学理论的巩固和完善主要发生在学术环境中，但它是为了博物馆学部的其他目的和需求而成立的，而博物馆学部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影响摩拉维亚博物馆下属博物馆机构的活动。[14]换句话说，理论并不打算止步于学术界，而是代表博物馆实践的一个起点，同时也一种标准。事实上，当时外部教席课程的最初设置正是与这一宗旨相呼应——该教席在当时是中欧地区唯一的博物馆学教席。[15]四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的内容涉及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和本质问题、博物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博物馆的记录（documentation）和储藏（thesauration）理论、[16]博物馆呈现和展览的理论问题。此外，它还探讨了博物馆学与馆内各学科应用之间的关系，比如藏品的修复性保护与预防性保存等问题。[17]因此，研究生课程的概念标志着博物馆学的某种发展转变，即从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倡导的前述遗产——实践导向的博物馆学讲席，转变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博物馆学。[18]研究生课程的结构由一般理论主题和若干具体主题——即具体博物馆学（special museologies）组成。
斯特朗斯基的博物馆学概念是由他的多学科教育（哲学、历史学、音乐学）和最初的专业方向形成的，而且与既有的布尔诺博物馆学研究的教育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建立在对过去发展的深刻了解，对专题文献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当代所有博物馆学培训项目的详细批判性比较分析之上。[19]他构建博物馆学理论的方法，始于对博物馆学任务和定义的思考，以及对博物馆学与其他通常和博物馆机构相关的学科进行的比较。他宣称，博物馆学不希望也不可能取代个别科学学科的认知优势，而是以原创知识提供自己的理论背景（这意味着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博物馆实践经验的简单概括）。他对博物馆工作问题的当代看法做出了回应，指出尽管博物馆工作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普遍承认博物馆学是一门教学科目，规定完成这些学业是在博物馆中从事专业工作的先决条件仍是不可能的”。[20]
关于上述提及的意图——倡导将博物馆学作为独立的科学来调节博物馆实践，斯特朗斯基从一开始就明确区分了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务。在其理论框架中，博物馆实务知识（从博物馆工作方法和技术的意义上讲）仅作为补充性教学内容而存在，整个体系的核心焦点始终立足于博物馆学理论架构。他将这一概念理解为博物馆工作整体取得质变的条件。[21]尽管他是从对博物馆历史发展的分析中得出博物馆学的形成的，并将主要重点放在收藏活动的哲学层面上，但他还是通过自己的体系对“博物馆”和“博物馆学”这两个术语进行了定义，使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关系。斯特朗斯基发现，博物馆学思想的精髓在于透彻研究人与现实之间的特殊的博物馆关系，即一种旨在将物件作为时间背景的见证进行保存（尽管这些物件具有变化和消亡的性质）的有目的且结构化的努力，这种时间背景是由物件的真实性时刻和其作为性质承载者的价值共同决定的。然而，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保存，而且主要是在社会中贯彻这些价值。[22]因此，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术语“博物馆性”（museality），并将其定义为现实的一个方面，即“充分证明其承载者（具有博物馆性属性的物件）被保存（尽管它们具有消亡的性质）、并被用于进一步的科学和文化目的的合法性”。[23]这些物件，也就是物品的集合，被定义为博物馆物（museum objects）。对博物馆性的认识则与认识论和价值论方法论的认知整合有关。当时，斯特朗斯基提出了一个博物馆学体系，包括三个基本方面：（1）发生学维度，包含博物馆的历史；（2）理论维度，细分为选择（selection）理论、储藏（thesauration）理论和沟通（communication）理论；（3）实践维度，其内容是博物馆实务。
国家层面也对斯特朗斯基的具体概念表现出兴趣。早在1965年上半年，教席就开始参与解决一项国家任务，即博物馆工作的理论议题。[24]以布尔诺为代表的博物馆学概念虽然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部分认可，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必须与以伊日·努斯图普尼和所谓的布拉格博物馆学学派（Prague School of Museology）为代表的传统概念相抗衡，后者自1967年起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新成立的博物馆学教学中心（Centre for Museology Tuition）获得了组织基础。这两种概念的支持者——斯特朗斯基和努斯图普尼（他们在国际上也有追随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对手。从斯特朗斯基发表在《摩拉维亚博物馆杂志》（Časopis Moravského muzea）以及后来发表在《博物馆学杂志》上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这种竞争关系。斯特朗斯基和努斯图普尼（以及部分和约瑟夫·本内什[Josef Beneš]）在博物馆学概念上的根本矛盾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和该学科的总体概念的看法上。斯特朗斯基完全否定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博物馆的观点。[25]他将矛头指向了努斯图普尼于1950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和定义，[26]即博物馆学是一般博物馆学和具体博物馆学两种关键学科之间的关系。[27]他不同意强调具体博物馆学的重要性及其决定性作用。努斯图普尼认为，一般博物馆学是在具体博物馆学的基础上，通过对几个共同属性的概括而产生的。[28]努斯图普尼的观点与那种仅将具体博物馆学视为大学博物馆学教学基础的观点相吻合。通过比较布尔诺大学博物馆学研究的最初课程（强烈反映了努斯图普尼的理念）和斯特朗斯基后来对课程所做的修改，两位作者对一般博物馆学与具体博物馆学的关系和侧重点的认识便能得到最好的证明。
尽管这种讨论往往颇具争论性，但这两种方法及其代表经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博物馆学研究的组织内部。斯特朗斯基后来亲自写信给努斯图普尼说，他的批判性评价应被视为有利于该学科，并应促进该学科的发展，他还表示，他将把努斯图普尼的工作视为“对解决我们博物馆学基本问题的重大贡献”。[29]斯特朗斯基对努斯图普尼表示敬意，因为他是第一个科学评估构建博物馆学可能性的人，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同时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斯特朗斯基认为，这在确定博物馆工作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30]
然而，布尔诺博物馆学家的活动总是能够在国外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布尔诺学派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功传播，是因为该学派积极关注国际趋势，并在世界博物馆学文献中发表相关文章，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博物馆学部提供了该领域重要外国文章的译文，特别是《研究员》（Curator）、《博物馆杂志》（Revista Muzeelor）、《新博物馆工作》（Neue Museumskunde）、《博物馆学》（Muzeologija）等博物馆学期刊，以及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的其他文章。扬·耶利内克还积极参加国际博协执行机构的活动，[31]这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文献资料，而且还有助于建立个人联系。这对克服当时东欧集团在文化上的孤立状态也很重要。这些活动直接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一系列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1967年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博物馆工作者举行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博物馆学与当代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同年在布尔诺举行了第一次博物馆学教授会议。[32]这次会议的主席是莱斯特博物馆学研究的创始人雷蒙德·辛格尔顿（Raymond Singleton），会议还推动在国际博协内部成立一个国际博物馆学教育委员会——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33]黄金六十年代的最后一次盛会是题为“博物馆学基础”（Introduction to Museology）的研讨会，其中有许多外国专家积极参与。研讨会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展开，并选择德语作为研讨会的语言。[34]
04在考古学的“保护羽翼”下，推动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布尔诺博物馆学经历了一段充满矛盾的艰难时期。扬·耶利内克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国际博协主席，但即使身居高位，他仍积极推动博物馆学教席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末，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短暂政治自由化时期（以华沙条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终），整个博物馆学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在一段时间内被解除了博物馆学（当时已是方法博物馆学）部主任的职务。[35]然而，主要矛盾来自于它与摩拉维亚博物馆的创始机构，即南摩拉维亚地区人民委员会[36]（South Moravian Regional People’s Committee）之间的关系。在关键的70年代，该委员会寻求在方法论层面大大加强其活动，并通过极权主义政权进行控制。博物馆学这一概念本身因其非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立场饱受诟病，[37]在大学中处于劣势。这一进程的结果是将其与考古学教席合并，在1977年成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教席（Chair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38]
但与此同时，布尔诺博物馆学的概念在国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并与前南斯拉夫、芬兰、奥地利以及日本和印度的机构建立了联系。在此期间出版的第一批作品全面概述了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的结论，并总结了过去十年的发展。尽管如此，布尔诺学派发表观点和意见的基本平台是《博物馆学杂志》（1969-1986年）。该期刊是一份真正的博物馆学专业期刊，反映了该学科本地的、当前热议的问题，例如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术语（博物馆学话语）、博物馆学教育、当代的文献、历史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呈现（museum presentation）。该期刊的版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与该学科有关的人物和布尔诺大学的氛围，包括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扬·耶利内克、威廉·汉克（Vilém Hank）、拉吉斯拉夫·帕戈（Ladislav Págo）、弗拉基米尔·尤瓦（Vladimír Jůva Sr.）、埃文·施耐德（Evžen Schneider）、奥斯卡·布鲁扎（Oskar Brůža）、彼得·舒莱热（Petr Šule）、维拉·舒伯特瓦（Věra Schubertová）等。
即使在这个复杂的时期，与国外保持联系的努力仍在继续。在两届任职期间，耶利内克在国际博协担任重要职位，这使他拥有了足够的人脉资源。这些资源，加上之前建立的联系，被用于创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专家——扬·耶利内克和维诺斯·索夫卡（Vinoš Sofka）在该机构的创立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是理论博物馆学的平台，得到了该学科专家的认可，并为巩固和完善博物馆研究做出了贡献。它的计划和构思也受到了斯特朗斯基的重要影响。[39]除了传统的专题讨论会外，《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Museological Working Papers）还成为斯特朗斯基思想的论坛。在第二期中，他提出了将博物馆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看法。[40]另一份期刊《ICOFOM研究系列》（ICOFOM Study Series）[41]刊登了博物馆学领域的最新知识和该学科重要代表的观点，其中不仅有斯特朗斯基的文章，还包括布尔诺博物馆学其他代表的文章。该期刊由维诺斯·索夫卡主编多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占领时移居国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期刊发表了约瑟夫·本内什、彼得·舒莱热、弗拉基米尔·特卡奇（Vladimír Tkáč）、埃文·施耐德和扬·耶利内克等其他捷克博物馆学家撰写的文章。在专题系列方面，他们参与了博物馆学专业问题的讨论，例如博物馆学的方法论和专业培训、博物馆、地域和社会、博物馆收藏、博物馆中的原件和复制品、博物馆学和身份、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博物馆学和发展中国家、展览语言、实物-文献等。
国际博协开展的另一项重要国际活动是斯特朗斯基参与的多语言《博物馆学词典》（Dictionarium museologicum）的编纂工作。该词典于1986年出版，共收录了20种语言的条目。布尔诺学派，尤其是斯特朗斯基本人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这些思想不仅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学家那里，而且还经常传播到奥地利、西德、荷兰和瑞典的同行那里，例如瓦达荷西（Waidacher）和冯·门施（van Mensch））。[42]这些思想也逐渐开始渗透到盎格鲁-撒克逊环境中，在此之前，这些环境是相当难以进入的。尽管斯特朗斯基的概念大多获得了认可，但它们还是遭遇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主要发生在博物馆学的传统内部，其对手是博物馆学的保守堡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斯特朗斯基与克劳斯·施赖纳（Klaus Schreiner）保持了多年的活跃的工作联系，但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研究者还是受到了东德博物馆学“王储”的尖锐批评。一方面，施赖纳赞赏斯特朗斯基工作的益处，但另一方面，他批评了斯特朗斯基的总体构想，认为这将导致斯特朗斯基“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道德价值观产生可疑的亲密关系，并最终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不科学的观点”。[43]
多年来，斯特朗斯基根据最新的博物馆学知识和一般的哲学知识逐渐完善了自己的体系。[44]在其1992年的就职论文[45]中，他将“元博物馆学”（metamuseology）定义为这一体系的先决条件，并将其理解为博物馆学与当代哲学和科学思想之间有机联系的必然存在，是将这些因素渗透到博物馆学结构中的中介，同时也是对博物馆学自身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46]“元博物馆学先于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学形成的启发者，但也反向起着纠正者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博物馆学独立于博物馆学之外：元博物馆学渗透于博物馆学之中，但并不等同于博物馆学。”[47]在提出元博物馆学的过程中，斯特朗斯基不仅发展了博物馆学的哲学和历史背景，完善了之前概述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务之间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解决了博物馆学的逻辑构成（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术语、结构和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博物馆学专业的定义和该专业的教育和培训过程。[48]
斯特朗斯基从概述的范式中推导出博物馆学体系，并以对博物馆现象的详细了解为支撑。他将博物馆学体系表述为一种基于博物馆实践并最终回归于此的模式，并以基本的哲学和理论出发点丰富其内涵。而且，只有在实践中，这一体系才能实现。斯特朗斯基早期曾将博物馆学的概念总结为一种特定的“在博物馆语义转换中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理解，以及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形式”。[49]后来在此基础上，他又添加了两个基本层面——“历时性”和“共时性”，这构成了在研究博物馆学结构时区分其组成学科的认识论基础。具体而言，历时性层面包括历史博物馆学，共时性层面包括社会/结构博物馆学，后来还包括当代博物馆学。博物馆学认知体系的核心包括理论博物馆学，而理论博物馆学又与实践/应用博物馆学相对应。斯特朗斯基认为这四个分支是一般博物馆学的真正内容，并指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具体（后来他称之为专门）博物馆学，因为它贯穿于所有四个领域。[50]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斯特朗斯基以数字格式排列了他的体系：0）元博物馆学；1）历史博物馆学；2）社会博物馆学；3）理论博物馆学；4）应用博物馆学；5）具体博物馆学。然而，他强调元博物馆学并不是一种有机型的博物馆学，它们之间只是相关。他还指出了这一体系中所有组成部分的动态性和相互关系应继续向新的哲学、科学和社会影响开放。[51]
除了对所有四个基本领域共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子系统进行彻底定义之外，斯特朗斯基还对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完善。例如，他关注历史博物馆学的分期问题，或博物馆性意识问题、社会博物馆学中客观化问题，在这里，斯特朗斯基已经将博物馆性定义为一种价值。此外，他还使用了“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一词。[52]他对这个词的偏爱源于他对“博物馆性”这个术语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源于他对这种博物馆性的认识，也源于发生博物馆性时刻的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的特征。[53]在他的就职论文中，他将现实的博物馆化（及其手段和形式）视为博物馆学真正的研究对象。[54]在理论博物馆学方面，他将这一体系划分为选择理论、储藏理论和呈现理论（与原初的沟通理论相比，斯特朗斯基在理论上转向了更具典型性的呈现理论）。[55]同样，他也关注博物馆实务的体系，在当代博物馆学的背景下，他将博物馆实务分为博物馆管理、博物馆营销、博物馆建筑、博物馆保护、博物馆记录、博物馆展览、博物馆公共关系和博物馆推广。[56]至于具体博物馆学的归属问题，他继续将其合理化为博物馆中使用的特殊科学分支：“区分具体博物馆学（special museology, 或special museologies）的趋势，是基于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对立。”[57]尽管如此，斯特朗斯基在他的体系中仍将这一类别视为既定的类别，但根据以前的类别对其内容进行了细化。该体系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体现在后来的文章中，即将这些具体博物馆学按学科分为具体博物馆学（concrete museologies）和综合博物馆学（integrated museologies），前者涉及自然或人类现实的特定组成部分的博物馆化，后者则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在博物馆学领域的真正应用（如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社会学等）。斯特朗斯基赞赏这些分支学科的益处，但也提到了在理解其内容方面存在的风险，[58]并指出这始终应该是一种相互的跨学科关系。当时，他还开始处理生态博物馆学的问题，他在班斯卡·什佳夫尼察（Banská Štiavnica）的马杰伊·贝尔大学（Matej Bel University）自然科学学院（Faculty of Natural Sciences）工作期间进一步发展了这个问题，工作地点在班斯卡-什佳夫尼察的分校。[59]
05推动社会变革的两条路线
在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f Museology, ISSOM）项目中，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与国内外的专业联系得到了充分利用。在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后由克拉西米尔·达米扬[Krasimír Damjanov]接任ISSOM主任，ISSOM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学和世界遗产教席后由维诺斯·索夫卡接任[60]）和布尔诺博物馆学部其他一些教学人员的组织管理下，ISSOM逐渐赢得了外国专家的尊重和参与者的兴趣。该项目（1987-1999年）的实现标志着捷克博物馆学在参与国际舞台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61]而且，它还通过增设由国际博物馆学界知名人士讲授的定期短期课程加强了暑期学校的课程设置，这些知名人士包括伯纳德·德洛许（Bernard Deloche）、安德烈·德瓦雷（André Desvallées）、威廉·恩能巴赫（Wilhelm Ennenbach）、沃伊切赫·格鲁津斯基（Wojciech Gluziński）、马克·莫尔（Marc Maure）、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马丁·施尔（Martin R. Schärer,）、特雷莎·沙奈尔(Tereza Scheiner)、托米斯拉夫·索拉（Tomislav Šola）、希尔德加德·维雷格（Hildegard Vieregg）、弗里德里希·瓦达荷西（Friedrich Waidacher）和其他许多人。除了基本模块A——一般博物馆学（概述为元博物馆学、历史博物馆学、社会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学、博物馆实务），暑期学校还逐步明确了其他模块；模块B——藏品：收藏、选择与储藏（收藏、选择、储藏、博物馆藏品的未来）；模块C——博物馆沟通与教育（沟通的重要性、博物馆沟通、通过呈现进行沟通、博物馆展览的策划、评估与反馈、没有呈现的沟通、博物馆沟通的未来）；[62]最后一个专门模块D——侧重于关注新千年来临之际博物馆的收藏建设战略。[63]
在一份综合性分析研究中，ISSOM课程自模块A开始以来的前十年的详细情况得到呈现。该研究解读了有关个别课程、讲师和学员的定量数据，并包含了对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64]除了暑期课程这一主要目标外，ISSOM还开展了其他活动，例如共同组织国际会议和专题研讨会。[65]在其活动期间，ISSOM成功地确立并保持了自己在博物馆学国际教育领域的地位，从而光荣地满足了当时的需求（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组织者和有关各方来说，ISSOM逐渐为国际专业会议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形式和可能性。
布尔诺博物馆学教席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其运行依赖于外部教师，但它绝非是一个仅由几位杰出人士致力于一个边缘问题的项目。[66]起初，它主要与摩拉维亚博物馆博物馆学部的工作人员（扬·耶利内克、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威廉·汉克）和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学部的工作人员（伊日·努斯图普尼、佐罗斯拉娃·德罗布纳[Zoroslava Drobná]）联系在一起。在研究生的博物馆学课程存在期间，有数十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和博物馆业界的代表人士（包括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担任过教师。[67]斯特朗斯基提出的原创且独特的博物馆学概念是课程的连接纽带和统一主线。
除了对研究生的影响，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还持续影响本科生和更广泛的专业群体。通过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博物馆学研讨会，它促进了对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教育关键问题的专业讨论（1983年）；[68]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研究的发展、博物馆记录和博物馆的文化教育作用（1985年）；[69]博物馆呈现，特别是博物馆展览（1987年）；[70]以及博物馆教育（1990年）。[71]在这一系列研讨会之后，该学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霍多宁（Hodonín）举办了博物馆学系列研讨会，研讨会与新成立（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捷克博物馆和美术馆协会（Czech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nd Galleries）及其博物馆学委员会（Museological Committee）相联系。这些研讨会从1995年至今一直在举行，[72]面向博物馆学家和更广泛的博物馆专业群体，并聚焦于当今博物馆的问题，尤其是博物馆与公众的一般性问题。
06民主政体下的布尔诺博物馆学
1989年后，随着广泛的社会变革，布尔诺博物馆学开始谱写新的发展篇章。社会形势的变化导致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逐渐减少，由于缺乏兴趣，自2001-2002学年以来，博物馆学研究生课程就没有再开设过，取而代之的是新开设的全日制（1994年）和远程（2000年）模式[73]的常规大学博物馆学课程。[74]因此，对博物馆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先攻读学士学位课程，然后再攻读硕士学位课程，以获得博物馆学领域的完整大学学位。[75]
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和几位同事还为博物馆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的认证准备了支撑性文献，这项研究随后被付诸实施，但与博物馆保护的研究不同。类似，斯特朗斯基将博物馆学作为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文学院中一门独立学科的努力也只完成了一部分。该学科基于的内容体系，或者说不同学术学位的体系，通过斯特朗斯基的成功就职资格得到了确认。而斯特朗斯基的成功就职资格是通过他的综合性就职论文《论博物馆学：作为科学的博物馆学基础的元理论研究》（De museologia. Meta-teoretická studie k základům muzeologie jako vědy, 1993）获得的。[76]该学科曾一度作为一个独立的博物馆学教席。[77]然而，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博物馆学博士课程的构想仍未能成功付诸实践，其“原因是缺乏足够资格的学科负责人，由于博物馆学尚未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因此它不能培养这样的负责人，因此它也未被纳入捷克共和国科学学科的正式名称中”。[78]同样，任命斯特朗斯基为博物馆学教授的多次尝试也失败了（理由类似）。[79]尽管存在上述障碍，斯特朗斯基仍然是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的关键人物。他在教席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他的概念仍然是布尔诺博物馆学研究体系的基础。多年来，该部的构想和活动及其研究体系也是由许多其他专家设计和共同形成的，其中包括研究生课程的毕业生，后来也有布尔诺博物馆学本科课程的毕业生。从毕业生的后续活动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有能力激发受众对该学科的兴趣，并提高捷克博物馆环境的质量，使其符合当地的发展趋势。除了积极参与博物馆实践和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外，许多毕业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通过教学工作或参加专业机构和协会，继续致力于博物馆学事业。
布尔诺博物馆学课程是在培养方案形式变革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与学科自身的发展相并行。最初的研究生课程侧重于支持已经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就内容而言，课程体现了博物馆学从最初作为一门追求博物馆最佳实践的服务科学的概念向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包括分支学科和跨学科重叠）的完善体系的转变。自1989年那场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后，该教席以常规和混合模式提供全日制本科和硕士课程，从而为博物馆学领域的学习者提供了获得完整大学学位的机会。
07结语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关于博物馆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各种舆论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布尔诺博物馆学的概念就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它是在对解决特定问题所需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当时的一种独特且原创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这项工作包括建立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博物馆学），该学科将对来自博物馆领域的推动力做出反应，以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案。除了确定其关注的对象、体系、术语和方法论之外，它还通过学术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付诸实践，并重点关注博物馆工作者。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的主要人物是扬·耶利内克（国际博协主席）和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后者撰写了许多关于博物馆现象的理论著作和论文。尽管在当时的两极世界中信息交流相当隔绝，但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代表（尤其是斯特朗斯基）的思想逐渐为许多重要的博物馆学家（主要是欧洲的博物馆学家）所熟知，这些博物馆学家将这些思想视为自己思考博物馆学问题的出发点。然而，本章前面讨论的基于人与现实的特殊关系的布尔诺学派的概念，仍然是当前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也反映在当今的博物馆学作品中。
[1] 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的这一主要概念将在下文讨论。
[2] 这些人物往往与捷克博物馆的总体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捷克博物馆长期以来一直依赖非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博物馆工作者的资质，并提升该学科的整体水平。参见 Jelínek 1966, 5。
[3] Kirsch and Jagošová 2013, 3-16.
[4] Douša 2005, 144-146.
[5] Douša 2005, 126.
[6] Neustupný 1950, 33.
[7] 自1957年起，由博物馆和地方历史工作研究室与全国博物馆学会（National Museum Society）合作出版。截至1968年，共出版了13卷，内容涉及博物馆藏品的研究（1957年）、博物馆与学校的关系（1958年）、博物馆图书馆（1965年）、博物馆保护（1967年）和当代文献（1968年）等。
[8] 研讨会于1965年开始在兹林（Zlín）举行，并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停止。（1989年的）十一月动乱后，研讨会于2003年恢复。
[9] “博物馆学意识渗透到博物馆工作者的思想中，成为他们工作和教育的重要因素”，Douša 2005, 125.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捷克语译文均由作者翻译。
[10] 关于该问题，参见 Rutar 2014, 13.
[11] Jelinek 1966, 7; Stránský 1966a, 3. 参见注67。
[12] 斯特朗斯基发展并阐述了后来出现在《博物馆学导论》（Úvod do muzeologie）或《博物馆学研究导论》（Úvod do studia muzeologie）（这些著作曾多次出版且不断修订，1972年、1979年、1984年、1995年、2000年）中的所有出发点。本文将进一步关注这些出发点。Stránský 1966b, 10-17.
[13] Stránský 1972, 13.
[14] Kirsch 2014, 13.
[15] Stránský 1972, 13.
[16] 参见下文注54
[17] Špét 1988, 201-202.
[18] Špét 1988, 201-202.
[19] See e.g. Stránský 1972.
[20] Stránský 1972, 15.
[21] Stránský 1972, 23-26.
[22] Stránský 1972, 38-41.
[23] Stránský 1972, 67.
[24] Archive of the Moravian Museum, file Moravské zemské muzeum, kart. 282 (partly classified). Zápis ze zasedání katedry muzeologie konaného dne 25. června 1965 na muzeologickém oddělení Moravského muzea v Brně.
[25] 斯特朗斯基认为，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待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阻碍了努斯图普尼和本内什更深入地阐释博物馆工作与档案馆、图书馆、古迹保护等活动以及与当前信息-文献服务之间的关系。Stránský 1968/69, 238-240.
[26] 伊日·努斯图普尼认为，博物馆中应用的各个学科（如考古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的具体博物馆学产生了适用于所有博物馆学科的共同知识。这一共同基础构成了一般博物馆学的基础。因此，一般博物馆学本身（类似于博物馆学本身）并不是科学，而是从博物馆的科学工作中衍生出来的理论和技术。一般博物馆学受到各个具体博物馆学的影响和决定，并表现出一种普遍的规范性。Neustupný 1950, 9.
[27] Stránský 1968/69, 219.
[28] 根据努斯图普尼的说法，“博物馆的基础在于专门的收藏和专门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具体博物馆学构成了能够催生一般博物馆学的基础的温床”，Stránský 1968/69, 229.
[29] 斯特朗斯基还邀请努斯图普尼就其作品《博物馆与科学》（Muzeum a věda）的正面和负面评论发表意见。Archiv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file Středisko pro výuku muzeologie (partly classified), kart. 3 – Agenda 1967-1970, folder agenda 1970. Letter from Z. Z. Stránský to J. Neustupný from 18 May 1970.
[30] Stránský 1976, 190.
[31] Lehmannová 2015, 82-83.
[32] Rutar 2014, 8.
[33] Stránský 1974a, 19.
[34] 研讨会的论文集发表在1971年的《瓦西切克》（Vašíček）上。以这种世界语言出版期刊，大大有助于向中欧国家传播布尔诺学派的理论思想。
[35] 方法（Methodics）是指创建和传播最佳程序，并将其实施为“良好实践”。这些中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支持实践（而不是理论和方法论）。
[36] 当时更高级别的领土自治单位——南摩拉维亚地区——的国家行政机构，其中心位于布尔诺。
[37] 斯特朗斯基本人回忆道，“非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者”这个词曾被许多人欣然当作“合适的棍棒”来压制他的观点。Stránský 2001, 2759-2760.
[38] Kirsch 2014, 15.
[39] 例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未来活动提出的建议和计划被保存了下来。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Faculty of Arts, Masaryk University, Brno, Czech Republic) (unclassified), folder: ICOM, ICOFOM. Návrh další činnosti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 – ICOM na léta 1983-1986.
[40] http://icofom.mini.icom.museum/publications-2/museological-working-papers. Accessed March 22, 2021.
[41] http://icofom.mini.icom.museum/publications-2/icofom-study-series-archive. Accessed March 22, 2021.
[42] 最近关于国外对斯特朗斯基概念的接受情况，参见 Museologica Brunensia 2016.
[43] 该批评载于 Schreiner 1983, 4. 东德博物馆学家随后对斯特朗斯基观点的讨论，参见 Hanslok 2008, 109-119.
[44] 这种发展可以从多次出版的《博物馆学研究导论》的修订中加以追溯，但斯特朗斯基概念的整体形成过程最终体现在他的就职论文《论博物馆学》（De Museologia）（Stránský 1992）对这一体系所进行的转变和完善。
[45] 根据捷克共和国的学术制度，研究生头衔中最低一级的是博士（Dr，拥有博士学位），其次是副教授（Doc，Docent，完成就职资格认证及其他学术工作评估后授予），最高一级是教授（Prof，Professor，由总统授予，通常给予大学、学院或系所的负责人）。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教授，必须先拿到“教授”学术头衔，要想成为一名副教授，必须先拿到“副教授”学术头衔，仅拥有博士学位是不够的。斯特朗斯基从未成为一名教授，但凭借这篇就职论文，他成为了一名副教授。
[46] Stránský 1992, 9-10.
[47] Stránský 1992, 9.
[48] Stránský 1992, 11-156.
[49] Stránský 1992, 160.
[50] 斯特朗斯基简要提到了“具体博物馆学”（special museologies）的术语问题。具体博物馆学可能是指博物馆学本身的具体问题，也可能是以复数形式使用的具体博物馆学术语，反映了与博物馆工作涉及的科学分支相关的博物馆学学科。他还谈到了对经常引起争议的“一般博物馆学”一词的理解，并指出使用这一修饰只是为了在术语上区别于这些具体博物馆学，以强调认知方法的一般性；因此，在这一术语下，我们可以将博物馆学本身理解为一般博物馆学。参见 Stránský 1992, 160- 163，也可参见 Stránský 2000a.
[51] Stránský 1992, 163-164.
[52] 斯特朗斯基在与恩能巴赫（W. Ennenbach）和后来与吕贝（H. Lübbe）的讨论中将博物馆化过程视为博物馆性的获得，参见Ennenbach 1979, 1-8; Lübbe 1990, 40-49.
[53] 例如 Stránský 1974b, 20.
[54] Stránský 1992, 121; cf. Rutar 2014, 4-11, as well as van Mensch 1992.
[55] 斯特朗斯基的“选择”和“储藏”理论涵盖了更常见的“收藏”（collecting）一词，即如何选择和筛选，以及如何创建专业的“储藏库”（thesaurus）。他的“呈现”理论涵盖了博物馆展览和博物馆教育（作为面向观众的阐释路径），而博物馆沟通（museum communication）则定位于信息层面。
[56] 后来，斯特朗斯基又将分支学科从八个缩减为六个：博物馆管理、博物馆环境、博物馆信息、博物馆保护、博物馆展览和博物馆公共关系，参见 Stránský and Stránská 2000. 大约与此同时，他从术语上将其修改为以下子学科：组织与管理；环境；信息；保护；展览；以及公共关系，参见 Stránský and Stránská 2000, 89-94.
[57] Stránský 1992, 241; cf. Stránský 2000b, 104-108, as well as Stránský 2000c, 131-134.
[58] 例如，博物馆教育学仍被视为专门的教育学而非专门的博物馆学，有时甚至仅被视为在博物馆中使用的教育学，参见 Stránský 2000a, 78-91.
[59] 例如 Stránský 和 Stránská 2000, 97-101.
[60]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1999 ISSOM, subfile Návrh reorganizace.
[61]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Kolegium děkana – zápisy z kolegia, subfile Děkanát 1993. Profilování oboru muzeologie pro doktorandská studia na VŠ (z 20. ledna 1993; Zbyněk Z. Stránský), 1-2. Cf. Podborský 2008, 16. The preparation of ISSOM was also mentioned in a television programme, popularising the museological discipline.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Klíče k minulosti: Muzeologie [CD-ROM]. Brno: ČST Brno, ve spolupráci s Moravským muzeem Brno, Muzeem města Brna a Filozofickou fakultou UJEP Brno, 1985, 00:40:22–01:22:32. The guests on the TV show hosted by Dušan Uhlíř were Josef Kuba, Radko, M. Pernička, and Zbyněk Z. Stránský.
[62]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Studijní texty.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f Museology/École Internationale D´Été de Museologie. Brno: Masaryk University, The Moravian Museum (no date), p. 18.
[63]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1999 ISSOM, subfile Mezirezortní pracovní skupina. Zpráva o činnosti Mezinárodní letní školy muzeologie UNESCO při MU v Brně z 4. 2. 1999 (Krasimír Damjanov).
[64]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ISSOM Study report of courses on general museology 1987-1996. SOFKA, Vinoš. Study report: ten years of courses on general museology at the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f Museology at Masaryk University 1987-1996: Analytical study. Directory of lecturers and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replies to questionnaires. Brno: Masaryk University, 1997.
[65] 例如 Stránský 1997, 143-151.
[66] Schneider 1985, 90-91.
[67] Mrázová and Jagošová 2014, 28-42
[68]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subfile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Cikháj 1983.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1983: Program.
[69]拉兹贡（A. M. Razgon）、鲍尔（A. Bauer）和斯特朗斯基发表了开幕论文，聚焦于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研究的发展。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subfile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Cikháj 1985.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1985: Program.
[70] 大学中的博物馆学系，当时作为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系的一部分，并入了苏联历史、社会主义国家和考古学教席（Chair of History of USSR,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Archaeology）。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subfile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Kroměříž 1987. Seminář pro posluchače a absolventy postgraduálního studia muzeologie ve dnech 10.-11. 11. 1987: Program.
[71] 除斯特朗斯基外，研讨会还包括克劳特勒（H. Kräutler）和冯·普拉特（M. van Praët）的演讲。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subfile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Opava 1989 (1990). Muzeologický seminář pro absolventy a posluchače postgraduálního studia muzeologie: Program.
[72]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Korespondence 1994, 1995, subfile Došlá korespondence 1994, 1995 (leden – duben). Oznámení o přípravě prvního hodonínského semináře Muzea a návštěvníci aneb Jsou návštěvníci v muzeích vítaní či na obtíž? (7. 2. 1995, I. Chovančíková).
[73] 有关博物馆学常规学习的课程，参见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Muzeologie hlavní dokumenty, subfile Studium muzeologie (všeo profesbecně). Studijní program: denní a specializační studium muzeologie (Brno 1994; Katedra muzeologie FF MU), 4.
[74] Podborský 2008, 15.
[75] 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Muzeologie hlavní dokumenty, subfile Studium muzeologie (všeobecně). Perspektiva Katedry muzeologie Filozofické fakulty MU (leden 1995, Zbyněk Z. Stránský), 3; cf. Ibid. Studium muzeologie: možnosti a formy studia a uplatnění absolventů (Brno 1994).
[76] 在德国大学系统中，就职资格是一种得到高度认可的学术资格。（编者注；另见上文注44。）
[77] 关于单独的教席的设置，参见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Muzeologie hlavní dokumenty, subfile Studium muzeologie (všeobecně). Studijní program: denní a specializační studium muzeologie (Brno 1994; Katedra muzeologie FF MU), p; 参见Podborský 2008,18.
[78] Podborský 2008, 18.参见申请人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特朗斯基和共同申请人维诺斯·索夫卡和彼得·冯·门施的发展项目，旨在于博士学习中发展新建立的研究分支。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Kolegium děkana – zápisy z kolegia, subfile Děkanát 1993. Profilování oboru muzeologie pro doktorandská studia na VŠ (z 20. ledna 1993; Zbyněk Z. Stránský), 1-3. 早期建立博士学习的努力，参见Archive of DAM, Centre of Museology (unclassified), file Muzeologie – postgraduální studium, seznam absolventů, organizace, conučitelé, 4.–7. běh, subfile 5. běh do roku 1977/78. Návrh na zavedení rigorózních zkoušek na filozofické fakultě UJEP v Brně ve vztahu k muzeologii (z února 1980).
[79] “1993年，斯特朗斯基博士基于其综合性论文《论博物馆学：作为科学的博物馆学基础的元理论研究》（Brno 1992），在马萨里克大学文学院获得了就职资格，并获得了博物馆学领域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的学术头衔。然而，1996年，斯特朗斯基副教授（Docent）被提名为教授的过程并不顺利……提名斯特朗斯基副教授为博物馆学领域教授的建议得到了四位外国教授（法国的伯纳德·德洛许、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瓦达荷西、克罗地亚的伊沃·马罗耶维克、斯洛伐克的拉吉斯拉夫·科瓦奇[Ladislav Kováč]）和一位捷克教授（彼得·皮塔[Petr Piť ha]）支持，并获得了文学院科学委员会的批准，随后提交给马萨里克大学科学委员会作进一步审查。然而，该提案未被接受，理由是博物馆学未被列入捷克共和国的科学学科名录中。应捷克前教育部长彼得·皮塔博士的要求，斯特朗斯基的教授提名程序本应重新启动，学科方向为聚焦于博物馆学的文化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Culture）。为此，博物馆学教席应改为文化历史与理论系。斯特朗斯基副教授立即拟定了建立该系的提案，包括其内容、结构、愿景等。然而，该系最终未能成立。1998年和1999年，在伊万·塞德尔（Ivan Seidl）副教授和雅娜·内丘托娃（Jana Nechutová）教授分别担任院长期间，曾两次尝试重启斯特朗斯基副教授的教授提名程序，但遗憾的是，这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Podborský 2008, 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