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有趣的“移民文化考古”

移民，是人类诞生以来最重要和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没有移民也就没有今天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布局和世界文明景观。

从考古学的视角观察，不同的时代应该存在不同的“移民文化”现象。如旧石器时代，当人类在 20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到达欧亚大陆时，面对的是非洲之外地球上广阔的无人区，远古移民与地球上最初的移民文化便是走出非洲的那批“原始人”和他们随身所携带的打制石器文化，或者说是远古非洲原生文化的跨洲空间移动。如阿舍利文化（Acheulian），就是最早出现于今天的非洲，后传播到西欧、西亚和印度乃至东亚的一种早期旧石器时代移民文化，其文化特征连续传播的背后，是发生在早期旧石器时代的“移民运动”。

新石器时代，在许多地区都已经有“土著居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如何交汇的问题。如新沂花厅遗址出现了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即“移民文化”交集的现象。有的地方还存在“移民文化”取代“土著文化”的可能，如考古学家在我国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发现原仰韶文化被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取代的现象，其原因应该是“移民”所导致的文化变革。青铜时代继续存在新石器时代“移民文化”的模式，如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中出现的城市建筑形态、布局以及青铜文化风貌，显然是中原商人贵族的移民文化成就。

到了铁器时代，国家对人口、土地、户籍、税收等方面的管制加强，在正常情况下，移民现象会大量减少，但是在战争或动乱时期，由于国家管制力量的松弛甚至瓦解，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则还会发生。文献记载表明，大规模移民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三次，即东汉末期到南北朝早期持续发生的“衣冠南下”、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至五代，以及两宋之交的北方人口大量南下。这三次大规模移民对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南北方经济互动、社会及文化变革、南方人地关系等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重要移民事件在考古学上有什么表现？

翻检相关考古资料可以发现，从总体上看，每个移民群体都会携带着自己原有的若干“文化原素”来到新的移民区，但是，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旧有的土著居民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景观。比如以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后为东晋元帝）为首及若干北方世家大族组成的东晋高层统治者在初到江南孙吴旧都时，应该说在多个方面沿用了“土著文化”，即继续使用孙吴政权留下的都城和太初宫，但到了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 年），东晋政权重建宫城及宫殿建筑，就放弃了孙吴的人面纹瓦当、云纹瓦当等旧的瓦当系列，而对孙吴时期出现的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予以继承和改造，也可以说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宫廷瓦当及椽当系统。特别有意义的是，东晋政权对建康都城及新建的宫城之城门、宫室等命名，基本移植了原西晋的洛阳都城及洛阳宫的名称。

这是作为国家统治阶层的“移民集体”通过“移民文化”重塑而体现自身政权对西晋政治遗产的继承地位及其合法性的重要举措。从“移民文化”的角度而论，东晋建康都城文化在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更多移植了西晋的洛阳文化，而在物质文化层面则总体上适应了本土文化，如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是在孙吴立都建业时已经产生，东晋只是对其当面纹饰形态略作修改，而且在板瓦、筒瓦、砖等制作上继续沿用孙吴的技术系统，在砖、瓦纹饰方面则做出了简化。

兽面纹瓦当   东晋

移民建康的北方贵族在墓葬文化方面同样是坚持北方的制度，而在随葬品组合上则兼顾“移植”和“本土”。如在南京发现的三座东晋帝陵皆为平面呈“凸”字形的长方形单室砖墓，早期作穹隆顶，这种形制与洛阳西晋帝陵或皇族墓葬形制基本一致，但在随葬品组合方面，则既有北方的礼制物品，也有南方本土生产的成套青瓷器。同样，在南京发现的北方移民世家大族墓，墓室形制上也基本取洛阳之制并略做变革，但随葬品兼有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东晋上层社会“移民文化”对体现身份、地位的“制度文化”内容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并继续使用，只不过在材质、形态、内容上有所变革而已，这样的“移民文化”体现的正是特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同时这种“移民文化”也深度变革了中国南方的文化结构、文化面貌和文化特征，影响极其深远。

“移民”推动了人类文化传播、文化分享、文明交流与文明进步。对“移民文化”开展考古学研究，有助于观察分析“移民”事件的“文化表现”，并客观评价“移民”的历史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