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讲解衍生产品在研学领域的应用与启示
关键词： 博物馆；研学；讲解；衍生品；创造性转化
近年来，研学蔚然成风，博物馆研学成为研学细分市场中新的增长点之一。与此同时，这也对博物馆发挥文化阐释功能和优化公众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博物馆不断探索推陈出新的策略。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博物馆讲解业务衍生出的系列研学产品。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涉及研学背景、问题分析、个案解读、对策及意义探究等，但对资源转化、人员角色转换、博物馆与公众关系变动的研究较少，综合研学实践和教育理论进行系统化总结和精细化分析尚有探索空间。本文从一线宣教者的切身实践出发，结合新博物馆学视野下博物馆教育的相关理论，将这一课题细化到讲解衍生品助益研学发展这一领域；立足现况，系统梳理多种形式的讲解衍生品及其在研学应用中的可行性和可适性，兼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研学导赏的发展态势；尝试对传统讲解业务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这一过程中教育者身份角色的变化与转换进行探究。
一、讲解衍生产品的多元开发与研学应用
讲解，作为博物馆工作中的一个传统领域，既是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提供公共服务最直接、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之一，也是围绕展览核心意涵进行文化表达和汲取公众反馈的重要渠道。不过，在博物馆研学热持续高涨的今天，仅依靠讲解这一种形式恐无法满足新时代博物馆研学发展的多元需要，直接套用、搬运讲解内容来填补研学产品的匮乏，亦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竞争带来的个性化需要。跻身研学市场，新时代博物馆社教产品更需要精耕细作和突破创新。“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多向度关系也释放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多种可能，突然开启的新局面促使博物馆人茅塞顿开，积极探寻与开拓博物馆新实践。”转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下文就博物馆基于传统讲解业务“再创造”研学产品所进行的诸多衍生尝试进行具体探讨。
（一）讲解资源向综合教育学程转化，打造精品研学品牌
目前，国内博物馆研学体系缺乏可持续的结构性运营，且内容碎片化严重。博物馆在研学运营与统筹上，应充分考虑系列研学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广泛性，研创综合实践课程，逐渐将讲解的形式与内容课程化、体系化，使之成为研学活动开展的主要模式，并塑造一批含金量较高的博物馆研学品牌 IP（Intellectual Property）。
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通史”“通识”品牌精品课程系列是中华文明研学综合学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中“开发博物馆系列活动课程”的相关要求，开发的一套完备成熟的中华文明研学教育体系和操作流程，已实际应用于国博官方研学、国博夏令营、国博书院以及北京市教委“七个一”教育活动等，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系列课程在“文化遗产十佳案例”中脱颖而出，在品牌和内容上展现出差异化带来的行业竞争力。
创课期间，博物馆充分调动讲解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展陈导览资源等，设计开发博物馆研学精品线路和课程，构建博物馆研学资源网络。譬如，“通史”系列课以时间为顺序、以朝代更迭为脉络，突出历史主线，讲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并融合新课标，围绕“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八大历史断代，配套设计八条研学线路。“通识”系列课以主题式探究为核心，围绕中国古代医药文化、音乐文化、青铜文化、茶文化等12 个主题展开。两个系列课程均包含展厅导赏、教室教学、实践探索、互动体验等多维授课形式。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和知识结构，授课周期分为 2 小时、单日和 4 天一学程等多种类型，逐渐形成多层次、多梯度的研学架构。
国博官方研学课程下设模块有用于感知的符号设计、用于观察的视觉设计、用于参与的体验设计以及用于参与的探索设计。以“郑和下西洋”课程为例。学习单，是儿童在研学过程中接触到的主要文字材料（图1）。说明文字多以问题和讲故事的形式呈现，如采用“在没有北斗导航系统的古代，郑和船队靠什么导航？巨大的宝船在没有‘高德地图’的明代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持正确的航向？”来介绍指南针和《郑和航海图卷》。学习单附儿童版、青少年版导览二维码（分别指向专门针对儿童、青少年开发的两版讲解词），共同构成用于阅读和聆听的符号设计。展厅导赏部分以讲解和学生观察为主，地图、平板电脑起补充阐释“西洋”地理位置的作用；内容以规模化和集群化的文物组合形式呈现，更有助于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并构建思维导图；加之放大铭文关键字、展品情境化等细节设计，整体实现用于观察的视觉设计。用于参与的体验和探索设计主要依靠后续手工创意环节（图2），如为契合“大航海时代”的主题，研学教室被临时改造成海上空间，模拟乘风破浪的航海体验，纸船、水浮法指南针、瓷盘等装饰元素都是由学生亲自手工制作完成。其中，创意制作外销瓷是研学体验设计的重中之重，分为组内合作翻译英文外销瓷订单、按照客户需求制作绘制瓷盘、分享文创设计思路等步骤。体验区因此变得生动活泼，研学参与者轻松参与其中，他们在创造中体验，在体验中创造。
展厅讲解精炼后不仅衍生课程、组建学程，同时仍作为研学活动的重要补充而存在，贯穿整个学程周期。作为一家以简牍为特色馆藏的专题类博物馆，新建成的甘肃简牍博物馆率先“出圈”的是系列研学活动。简牍文物相对单一，如果不做解读，公众难以直接感受简牍魅力，因而在讲解之余，博物馆还开设有简牍编联、复原简牍使用场景、百人写简牍、简牍探中华、“简”述中国等主题教育课程，将被称作冷门绝学的简牍研究打造成生动有趣的研学之旅。河南博物院转变研学策略，由 90 分钟研学课程丰富为 90 天研学课程，并借助“连锁”方式实现了全省联动的品牌格局。
（二）讲解内容为科普读物撰写提供素材，“终端产品”直接应用于研学全周期
在“双减”政策和研学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博物馆科普出版物为提升综合教育品质带来更多助力。同样是围绕展览和展品进行文化阐释，文博类科普读物是对讲解业务的一次优化和成果化，既助益研学又反哺讲解业务。
博物馆科普读物多依托展览开发，创作者均来自一线讲解员。本着“闭展不闭幕”的宗旨，以科普读物为载体，通过研学这一形式将展览的生命线延长，并激起观众在离开展厅后继续探究的兴趣。在开发思路上，创作伊始就应预先考虑到研学书籍与纯粹的知识输出型书籍定位的差异性，书籍内容要贯通至馆内研学教育，甚至馆外文化遗产研学线路当中。考虑到读者对象主要是参与研学的青少年群体，应照顾青少年受众认知的殊异性，将科普输出的受众目标从面向所有讲解听众向特定青少年读者群体转移。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书《伟大的中国大运河》属于百科式应用型工具书，特意做了三方面处理。一是形式上更强调互动参与，表达方式更丰富多样、不拘一格。以珍贵的古画长卷、精美的文物图片，以及手绘运河长卷、手绘示意图、现代实景图配合文本内容，同时穿插了“知识拓展”“名句”“听·文物故事”“观·运河画卷”等活泼新颖的小栏目（图 3），更辅以音频、H5 交互等多种表现形式，打开方式精彩有趣，复刻讲解体验，还原互动现场，仿佛在书中研学，而非仅作为研学活动的配套、补充或辅助。二是语言上更符合当下“轻”阅读理念，在参与展览文化阐释的过程中，讲解工作者留心把握观众认知需求并充分汲取公众反馈，发掘出能契合和激发公众兴趣的阐释要素融入书中，从而建立起文化阐释和公众体验间的双向关联。并且，从导览词中汲取素材，进一步将展览语言转化为科普语言，从而弥合了展览学术思想和观众体验之间的落差，成为展览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桥梁，使研学体验更贴合大众，既有深度又有温度，既是研学也是乐学。三是文物选择兼及运河沿线城市博物馆馆藏，服务于馆内、外研学需求。书中除融汇馆藏资源外，还借鉴了反映其他运河城市风俗传统、生活方式、运河新貌的文物讲词。研学设计得以穿点成线，连线成面，血肉丰满地展现一个立体的研学版本。
目前，纸质科普读物除了作为“终端产品”直接应用于研学全周期之外，还叠加电子媒介的研学传播手段。较为成熟的研学产品有国家博物馆通过馆校合作方式推出的适用于中学生研学的《中学生博物之旅·古代中国》。这款导览式科普读物是涵盖读本、学习手册、教师手册、导览视频于一体的研学丛书，目前已垂直应用于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七个一”研学实践中（图4）。由故宫博物院策划的《我要去故宫》一书同样是社教工作者集体研创的少儿通识读本，以新颖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讲解，分享故宫的宫廷建筑、历史文化、文物精品，也是其同名系列线上研学课程“微课堂”的配套用书。
（三）讲解叙事表达应用于儿童展览创建，展教融合提升研学参与式理解体验
博物馆在研学产品开发过程中，对于讲解衍生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认识上的偏差普遍存在。一方面是简单机械地将展览讲解等同于博物馆研学，另一方面则是过犹不及，噱头有余，研学价值不足。比如，部分研学机构借“互动体验模式”和“情景学习模式” 之名开展研学，实则抛开“研”与“学”不谈，代之以古装表演、剧本杀等。“当体验的感知太过刺激与夸张时，公众在建构主体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沉浸过度的危险。”展览是博物馆的灵魂，博物馆研学应围绕展览下功夫，研学主导者既要规避置身“展”外“不转化”，也需警惕盲目追求趣味性而带来的跳脱的衍化方式。
近两年，众多博物馆社会教育部门从参与策展逐渐发展为独立策展，以期实现从源头打造专为研学教育服务的展览，主动将展览纳入研学体系的一部分。将研学项目预先放在策展阶段探讨，有助于从教育需求逆向思考，以确定儿童展览的主题、展品、展览语言，并可同步预留研学活动实施的空间。例如，由广东省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策划的面向儿童的专题展览“文物动物园”开创了国内博物馆社教人员面向儿童观众独立策划展览的先河。此后，中国国家博物馆自主策划的“向星辰大海进发”“甲骨文密码”等流动展及配套教育活动便是从研学受众出发，设置包括创建展览在内的丰富的研学活动，在不削弱研学价值的情况下，辅之以建模、VR、数字光影等技术手段。
2023年，国博在西藏实施的“向星辰大海进发”综合社教活动，打造集儿童展览（图5）、流动宣讲、教育活动、馆校合作、志愿服务、业务培训等多方面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教育形态。在策展之初，策展团队就充分调研研学受众需求，纳入观众视角和声音，采用符合青少年认知的展览语言，并在策展中预留教育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在保证策展专业导向的同时，部分研学少年还会以合作伙伴的形式介入展览内容或形式设计，如选取文物图片、设计艺术字体等。将青少年纳入展前、展中、展后各个阶段，可以给其以“第一视角”的新鲜体验和切实的沉浸感。
讲解工作者在创建儿童展览时，阐释重点在于启发和激发。对于超出儿童认知水平而又无法规避的文物内容，并非直接跳过，而是选择揭示展品晦涩的物载信息，并将其二次转化为该年龄段能感知的多元表达（图6）。以月球样品这一展品解读为例，该展品在国博面向社会公众展出时，关于其转移至地球的携带过程和原理表述是：“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进入大气层后，因防热层燃烧形成等离子体存在短时黑障阶段，与地面失联，在此期间依靠返回器自主控制。”这段文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言简意赅，富有严谨的科学逻辑，但考虑到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在儿童展览表达中转述为：“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类似于‘打水漂’进入大气层，并身穿‘贴心防热衣’，这样既可以降低速度，也防止因摩擦温度过高返回器烧毁。高科技加持的‘太空水漂’与我们儿时在池塘边玩耍的‘打水漂’还是不同的，小时候玩的薄石片一旦投掷出去便不再可控，但返回器的‘太空水漂’全过程都是可控的。”同时，附月壤卡通版图示。将讲解的叙事表达方式应用于儿童展览的创建，有助于解决研学过程中“重视方式创新而非内容阐释、难以与儿童建立关联、欣赏式旁观而非参与式理解”的研学体验难题。
（四）讲解衍生品“走出去”，考古营激活博物馆研学场域开放式属性
研学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的结合，“游”在其中不可或缺。新时代博物馆研学教育空间逐渐从封闭式场域走向开放式研习所，尤其是伴随着讲解形式的多元发展以及讲解技能的提升，逐渐扩展到考古工地、文化遗产、社区甚至水下等广阔场景中去，研学产品自此有了更加真切的“情境记忆”。当下，随着遗址博物馆等具备考古资源及研学条件的机构和场所在政策鼓励下开放各类考古研学资源，博物馆考古研学发展迅猛，进一步解锁了博物馆研学的“游”密钥。
中国国家博物馆享有充沛的考古资源和社教资源，“公共考古营”让博物馆的能量充分释放。考古营依托馆内考古部门正在发掘的河北康保兴隆遗址、陕西宝鸡下站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开发了三条主题明朗、课程多样、深度互动的研学线路。作为一项青少年、成人均可报名参与的研学体验旗舰项目，考古营包括田野调查、沿途探访、文化参与和专家教学等多个环节，使研学变得“可游、可看、可学、可思、可评”。
国博考古营展现了学术考古与公众互动的可能性。具言之，人员配备上，以专职导师为主体、合作导师及志愿者为补充的研学导师团队。体验营的基础课程由馆内考古学专业出身的讲解人员导入，户外田野考察由考古专家在遗址周边全程示范引导，学生身临其境体验真实的考古发掘（图7），沿途穿插开展考古讲座、库房参观、遗址探访等内容，辅之以研学导师开发的契合考古主题的教育体验课，并将学员结业“考古报告”和文物导览词作为教学验收成果，部分还被转化为科普读物、乡土读本、研学手册等。自2019年启动起，考古营逐渐成为稳定的周期性活动，最终形成了“固定模块”（馆内基础课程）+“核心模块”（考古遗址体验）+“可替换模块”（馆内相关藏品讲解、模拟体验、延续性参观等）这一具有国博特色的公共考古模式。考古营的一大特点是打破时空壁垒，真正实现了博物馆研学“游”的目标，“通过阐释，理解；通过理解，欣赏；通过欣赏，保护”。
传统展厅讲解的方式迎来了新变化，面对“游中学”的新转向，考古营特意在内容规划和形式编排上更契合研学主题和地域特点，从纯粹的语言输出到身临其境的深度体验，将导览词上的考古知识照进实际的考古现场。以河北康保兴隆遗址“走进坝上草原的史前时代”为例（图8），青少年营员参与挖掘史前小屋的房屋基址，学会了手铲、刷子等考古工具的使用，以及考古遗物的采集记录；沿途探访京都北大门“大境门”、元中都遗址公园、张家口博物馆；用简易织布机体验古代织布工艺以此感悟七八千年前远古先民的生活意趣。在陕西宝鸡下站遗址“探索秦文化之旅”中，结合当地历史特性安排了体验瓦当拓印的活动（图9）。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成人考古体验营，在上述基本操作之外，特意加入了深入山野田间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的行程。国博公共考古营系列研学活动在传统宣教的基础上开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
此外，三星堆考古研学游依托青铜艺术制作工坊，打造集青铜器讲解展示、手工研学、模拟田野考古发掘于一体的综合研学实践基地。统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模拟考古体验区开设夯土体验课程，在夯土墙制作中解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知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的联动推动了考古研学市场的发展，使文旅资源得以优化整合，形成研学教育的合力，为参与者提供更开放式的研学体验。
（五）讲解资源优势共享，博物馆依托线上、线下多平台实现研学传播力提升
通常认知中，研学是“小朋友”的专属。实际上，研学群体涵盖范围广大，他们渴望通过博物馆收获更多有价值、有深度的教育体验。讲座，尤其是随展讲座，成为“大朋友”的研学刚需。讲解与讲座均是博物馆研学过程中文化阐释的重要配套，可以说二者一定程度上共同构成了深度研学的一体两翼。在研学语境下，讲解起步早，发展成熟，随展讲座随后兴起。研学讲座诞生的原因之一，是为满足公众对于分众化和差异化的文化需求。讲解资源，包括讲解内容、及其受众反馈等，使研学讲座的开展更加有的放矢。
以国博讲堂的随展讲座（图10）为例，一方面，研学中的展厅讲解环节不仅为研学讲座有针对性地积累和锁定了受众群体，也为有深度研学诉求的参与者提供了靶向产品，使研学细分市场更加完善。另一方面，讲解过程中汲取到的观众反馈可视作讲座的先行调研，以便准确把握同一研学方向下的讲座主题。此外，尽管讲解、讲座均兼具科普性与科研性，但讲解更重科普，讲座更重科研，因而讲解内容也为讲座贡献了不少有“观众缘”的科普亮点和关切点。例如，在研学视域下，2024 年以来的国博社教传播方案中实现了讲解、讲堂和教育活动的共享共建。在国博讲堂这一公益研学产品形式的带动下，单次研学人数可覆盖近 300人（图11），既高度重视青少年群体，也面向成年公众提供服务，为不同年龄段和知识背景的对象投放优质多元的“菜单式”服务，博物馆教育和传播因此更加深入人心、深得人心，并将持续发挥影响力。再如，“护航计划”是首都博物馆“读城”展教品牌旗下一项公益研学项目，课程类型有本馆基础课程、馆外实地探访类、实践类外，还专设讲座类，由首博“读城”系列策展人主讲或专家讲解。该项目将“展览知识点”讲座纳入整体规划，主要面向中学生尤其是海外留学生，研学周期可长达15天—20天，进一步扩展了研学覆盖面。
当下博物馆研学市场潜能巨大，如果说上述几种讲解衍生品有效满足了新时代博物馆研学发展的扩容和增质需求，那么云平台的上线则为研学发展提效，博物馆研学传播力得以指数式提升。
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研学平台，实现全流域共享，成为智慧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研学大运河”一站式OMO智慧研学服务平台值得参考。云平台的创设实现了线上研学和线下研学深度融合。研学体系集研学地图、研学课程、线路创建、研学成长报告、研学活动管理等功能于一体。博物馆导师和学校教师“双主体”模式联动创建标准化研学线路，系统可根据使用者的偏好设置提供完整、有针对性和可执行的研学路线。云上研学立足于通过研学仿真的方式，使研学者获得对实际路线的初始印象。上述操作流程使研学流程实现标准化作业，研学成长报告和数据看板等则使研学成果可思、可评，将研学过程纳入科学评估体系。其创新之处在于，博物馆研学呈现一种行业平台型商业模式的运营方式，使文博研学资源真正突破地缘限制。再者，研学课程的动态化管理，可不断丰富平台的储备库，大大拓宽研学参与的渠道，传统业务中的讲解资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成为可能。
二、研学视域下讲解员身份职能的复合
从上述具体案例来看，在意识到博物馆之于公共服务的价值和社会公众的多样性需求后，利用好讲解衍生产品助益文博研学成为博物馆讲解工作在发展中寻求突破、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博物馆通过对博物馆讲解与教育活动实施、导览素材与科普读物编辑、展厅导赏与考古研学、讲解技能与儿童展览、讲解资源与研学讲座、智慧社教与云上研学等进行整合融创，推出了一批具有广泛示范效应的社教衍生品。与此相伴，国内博物馆的研学活动经历了从最初的枯竭贫瘠到现在的枝繁叶茂。
研学打开了博物馆文化阐释的新窗，也为推动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的复合型发展找到了尝试的方向。在研学产品迭代的过程中，“人”的身份和角色也在同步衍变。出于历史传统，讲解岗位和研学教育岗位在工种细化和分工明确的国内社会教育领域往往区分设置，随着“教育”“为公众服务”理念越发深入人心，二者也呈现出明显的工作交融的趋势和强烈的共建需求。特别是随着探究式、体验式教学理念的深入人心，博物馆已不再是单线程向观众灌输知识和百科全书式地说教，博物馆研学教育即讲解的观念也随之一去不返，而是强调互动体验与翻转视角。博物馆研学迅猛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更推动了讲解员角色的转变。鉴于这一点在西方博物馆宣教实践中本没有明确区分，因而与新博物馆学视野一同为传统从业者复合型发展提供了实践先例和学理依据。
博物馆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大本营”，在西方已深入人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美国的“公共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公共教育的需要，该馆教育部门有“67名全职员工、40名非全职员工、300多名义工，每年经费1000万美元，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占全馆公共活动的75%”。从职能归属、人员结构、教育内容和服务对象来看，他们既是讲解阐释者，又是教育工作者。首先，教育阐释者承担着导赏的职责，他们尽其所能地为各个年龄段的受众及其家庭提供不同的导览内容和形式（Family Guide）。此外，教育阐释者的综合性还体现在构思和设计线上儿童教育资源Metkids，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教育阐释者联合社会力量研发了相应的课程资源（Curriculum Resources）和课程计划（Lesson Plans）（表1）。由此观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儿童研学教育与导赏释展服务实行人员一体化运作，综合从事导览、宣讲、研学、创课、馆校合作、市场调研、线上教育资源开发等业务，打造出教、学、研、用相结合的教育链条。“身兼数职”的教育阐释者，实现了当代博物馆儿童教育实践的“多声部”演绎。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西方博物馆教育领域已普遍认识到传统上通过学术研究、展览导赏而进行单向知识输出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对博物馆教育科普功能的需求了，将博物馆展览的文化解读与公众体验相融合的阐释策略逐渐形成共识。顺应这一发展态势，近年来“教育策展人”“阐释教育者”“释展人”等职衔应运而生。
教育策展人（educator curator）这一新角色出现在2007年—2008年底特律美术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和安大略艺术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的常设展改陈实践中。两所艺术馆均强调观众的体验和与公众的联系，名为“阐释教育者”的人员作为中坚力量参与策展，甚至领导全馆的释展小组，进一步消化和扩展展览内容，全面负责阐释工作。这说明传统博物馆中，教育者作为博物馆“边缘人员”的身份与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与转换，日渐成为博物馆从权威声音转变为社会亲近者的代言人。
再如，“释展人”（interpretative planner）这一译名缘起于 2015 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的“释展”实践中，也是目前西方大型博物馆中必不可少的业务环节和人员类型。这一概念对应的职位多数隶属教育部门，在宣教活动中建立起公众与策展人对话的沟通渠道，搭建起大众认知与博物馆权威知识之间的桥梁，更好地“释展”（interpretative planning）。所谓“释展”，是将展览学术化的思维转化为平民化的语言，将展览的深度扩展成喜闻乐见的宽度，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层次的观众传达展览思想，让观众读懂展览、欣赏展览、评论展览，在他们心里留下展览。这与传统讲解导赏的工作方式已大相径庭，却与包括博物馆研学在内的综合性教育形态相契合。在这背后，变化的不只是教学方式或岗位职衔，更是教育思路与职能定位。
国内博物馆人也已经注意到讲解员与教育人员在研学中具有同等的性质和作用，都是以观众为中心、为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而存在，并朝着“探究的阐释”方向发展。博物馆领域的阐释是指“采用某种沟通媒介向观众传播藏品及其相关信息以促使观众参与的过程。媒介包括一切活动，目的是促进观众身心两方面参与”。教育活动被视作最早的阐释，教育人员被视为提供这一媒介的阐释者。
以研学为例，在讲解衍生产品开发与应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育工作者的文化阐释属性——建构专业讲解科普文化内涵阐释。基于长期积累的观众研究经验以及与策展人之间密切的联系，他们更善于通俗易懂地传达展览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真正理解观众兴趣意愿与接受能力，向策展团队提供与观众沟通的文化阐释策略，既能解读展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当代意义，又能在文本的专业性、内容的阐释性、展览的对应性、语言的科普性和要素的关联性的动态平衡中令观众获得有意义和有用的阐释体验，还能帮助博物馆成功履行教育使命，提升博物馆的社会价值。这一过程兼及博物馆展览的文化阐释和公众体验。再如，近年来专职讲解员化身培训员（图16），对研学实施机构及其人员进行培训和督导，既充分发挥博物馆讲解团队人才储备和经验优势，促进讲解技能和行业规范向研学领域过渡，又实现了职能上由参与研学向管理研学一次策略上的转变，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研学语境下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去培育发展教育工作的“多面手”。
从讲解到研学，从讲解员到“释展人”，从最初“围绕物及其名称、类型等基础信息的低程度的阐释，发展到旨在推动观众整体意义上理解物及其信息的高程度阐释”。研学释放了博物馆教育在文化阐释方面更多的可能性。学界和业界对博物馆教育职能和阐释功能的认识和定位在发生变化，博物馆教育者的身份与角色由内而外在发生转换和转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体还是“人”。以研学为契机，异军突起的研学浪潮鼓励博物馆教育者重新审视自身业务职能，精进业务能力，打破业务边界。如此一来，人员功能职属相复合、相关业务得以深度融合，方能实现原有讲解资源物尽其用，更好地发挥其研学价值和激活博物馆教育潜能。
三、结语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是文化服务和文旅创新强有力的增长点。从传统讲解到新时代研学，变化的是公众参观博物馆的传统模式与博物馆展现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新型方式。博物馆模式正在逐渐从一种官方权威说教、观众处于被动地位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有趣的、参与式的伙伴。博物馆社会教育与科普工作因研学深入公众，也在研学中让公众重识博物馆教育。
为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教育优势，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业务的融合与转型，体现新时代博物馆教育的与时俱进，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者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转化讲解资源，融创出一系列具有广泛示范效应的社教衍生品助益研学。诸多可行性方案及其相关实践案例不仅仅说明了博物馆向观众提供社会教育和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的方式是多元的，亦以期展现文博社教领域中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手段是多样的。破解讲解与研学之间的转化链路的创新动力则在于博物馆教育者身份与角色的转型升级，是讲解员对自身业务水平的不断精进，是其身份职能的不断复合。通过审视这一社教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围绕“物”建立起来的传统博物馆教育正在向“以人为中心”的新博物馆学视野下的博物馆教育转变。博物馆研学正逐渐探索出促使展览阐释与公众体验有效关联、有机融合的新策略、新路径，为公众提供更多层次丰富、质量上乘的研学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