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园前身：破解榆绣园的来历悬疑

今日所称之“留园”，其历史渊源颇为深厚，拥有诸多前身，其中明代官员徐泰时所建之“榆绣园”，地位尤为重要。然而古籍鲜见专门论述“榆绣园”此名源起的篇章。园林主人造园时，多会作序以表明心志，如白居易所著《庐山草堂记》、苏舜钦所写《沧浪亭记》，皆为典型例证。徐泰时却未留下只言片语，致使后人难以探寻园名背后的深刻意蕴。

笔者遍翻古籍，发现“榆绣”是对刘禹锡的致敬之作，其蕴含的精神内涵深邃悠远。鉴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失，本文将从物证、动机、人证三个维度展开探索，尝试解开这一历史谜团。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能深切体会到徐泰时跌宕起伏人生中的坚守与矛盾，更能感受到他与刘禹锡之间跨越时空的隔代相映。

《唐诗类苑》卷第三十七“水部”明 张之象 辑

赵应元 编次 万历时期 曹仁孙 校刊本 日本内阁文库藏

明代江南园林盛行“以小见大”的造园理念，园内的一池一石，皆被赋予隐喻天地的深意。徐泰时的榆绣园，极有可能源自刘禹锡的《游桃源一百韵》中“喧喧车马驰，苒苒桑榆夕。共安缇绣荣，不悟泥途适”的诗句。

提及“桃花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满地桃花、落英缤纷的场景，误以为其中仅有桃树，别无其他花草。实际上，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桃花源，并非如此单一，只是在入口处布满桃树，时则一路繁花，原文写道：

由此可见，桃源虽以桃林闻名，但其中还容纳了芳草、桑竹等多种植物。世外桃源的本质，是与世隔绝、未受战乱侵扰的理想社会，并非仅仅依靠栽种桃树就能营造出那种意境。例如明代才子唐寅在桃花坞建造的桃花庵，其原址本是宋代官员章粢父子的别墅，后来荒废成为蔬圃，唐寅取其桃源之意境，而非追求栽满桃花的实景。

《桃花源图》（局部）仇英 明 波士顿美术馆藏

关于榆绣园内部的布置，徐泰时的好友江盈科在参观完毕之后，欣然写下一篇记录的文章，让我们百年之后仍可一窥其中的布置：

徐泰时在布置榆绣园时，为致敬桃花源，对花草树木的栽种极为重视。园内不仅种植了牡丹、芍药、紫薇、芙蓉等各类花卉，还有梅树、杏树、柳树等多种植被，更有一丛翠竹点缀其间。徐泰时的女婿范允临曾称赞道，“归而一切不问户外，益治园圃。”此处的“圃”，指的是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地。苏州园林的主人大多注重山水布局，叠山理水，费心斟酌馆堂楹联。对园内花草也颇为关注，但徐泰时能被评价为“益治园圃”，足见他在园艺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也彰显出他打造世外桃源的意图，这成为榆绣园命名与桃花源相关的第一重物证。

《园林清课图》仇英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重物证是徐泰时特意移栽数株野梅，种植在厅堂之外。徐泰时出身“直塘徐氏”，家族兴旺，富甲一方，拥有雄厚的财力购买名贵梅树，闻名遐迩的光福梅树本应是首选。然而，他却对野梅情有独钟，将其栽种在日常起居之处，以便早晚都能观赏。这种对野趣的追求，透露出其追寻“世外桃源”的倾向。这背后或许与明代中期兴起的山人群体有关，他们并非真正隐居山野之人，而是对社会化生活有着强烈的拒斥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日常起居之中。

园内植被数量众多，是榆绣园模仿桃花源的第三重物证。住宅楼前，牡丹、芍药数十株，争奇斗艳；厅堂小路边，野梅成林，不计其数；假山之上，红梅数十株，相映成趣；长堤上，百株红杏树与垂柳相间，景致迷人；堤旁亭中，紫薇、木樨、芙蓉、木兰等珍奇花卉混杂种植；亭子南面，一丛修长的竹子，增添几分雅致。植被品种丰富、数量繁多，明显是在模仿《桃花源记》中“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的描述。

《求志园图》（局部）钱穀 明 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三重物证，层层递进，逐步揭开了榆绣园命名之谜。花木毫无疑问是苏州古典园林的必需品，但是一般认为其重要程度明显低于山石、水榭、楹联等内容，徐泰时可以忍得住寂寞，不为自家花园写表志，却舍得亲自动手经营园中花木，园内的满园花木，并非为了炫耀财富，而是徐泰时对桃源意境的深情表达。

破解历史谜题，不仅需要充足的实物证据，还需深入探寻背后的动机，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完整的逻辑链条，避免出现错误判断。在探究榆绣园名由来时，徐泰时的内心动机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

古往今来，诗文中带有“榆绣”二字的作品并不罕见，如宋代学者闻人祥正所写“长眉画了绣帘开，榆火新传蜡炬来”。苏州园林以山水花木为特色，注重营造自然之美，强调园内植被的布置。仅从园名以及徐泰时“益治园圃”的行为，无法直接推断出他与刘禹锡之间的关联。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卷第十六“宫室门”南宋 刘克庄 编 康熙四十五年扬州诗局刻楝亭藏书本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破解谜题的关键在于刘禹锡写作这组诗歌时的人生际遇，如果能够与徐泰时的生命曲线两相对照，背后的寓意则近乎于不言自明。《游桃源一百韵》是刘禹锡在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期间创作的长篇五言诗。当时，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遭受守旧势力的打压，被迫远离长安，被贬为朗州司马。在这一时期，他经历了政治挫折和人生困境，内心充满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他通过游览传说中的所谓桃源，试图在自然与神话中寻求精神慰藉，同时也对现实的残酷进行深刻反思。

刘禹锡在游览桃源遗迹时，表面展现道家的隐逸思想，表达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但在其内心深处，依然洋溢着浓厚的儒家精神，充满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愿景。以“榆绣”二字的出处诗句为例：

前两句通过动态的“车马驰”与静态的“桑榆夕”形成鲜明对比，将人们对富贵喧嚣的追逐与静谧的衰老之景并置。后两句笔锋一转，“缇绣”指贵重的丝织品。“泥途适”源自《庄子・秋水》中的“曳尾涂中”典故，字面意思是“拖着尾巴在污泥中爬行”，比喻在污浊的环境中苟且偷生或安于贫贱的生活态度。通过“缇绣荣”与“泥途适”的对比，展现出一种宁可坚守高贵气节，也不愿委屈求全的品质。

《南华真经注疏》之十九“外篇秋水第十七”西晋 郭象 著 唐 成玄英 著 正统道藏本

刘禹锡在不得志时，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表现在逆境中的顽强斗志，刘禹锡还有很多经典之作，例如古人见到秋天，常有悲伤之感，刘禹锡却能独辟蹊径，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豪迈之句。他不喜欢“穷则独善其身”的消极应对，而是要奋起直追，哪怕身处低潮，依然斗志昂扬。

表面上，他向屈原、陶渊明等前辈学习，通过诗文构建理想中的桃源，看似消极避世，颇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隐士风范。但实际上，他始终是一位儒家门徒，秉持入世济民的理念，即便历经千难万险，也绝不改变初心。

《画郊园十二景册（就花亭）》（局部）沈士充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泰时在榆绣园建成前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徐泰时自万历八年（1580年）考中进士后，便兢兢业业地为皇家修建各类园林工程。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朝廷的表扬，还得到皇帝的赞许。在短短数年内，他的官职从正六品的“工部营缮主事”晋升为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命运无常，徐泰时突然遭到御史弹劾，被指控“受贿匿商”。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回籍等待审查，最终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正式接到罢职通知，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徐泰时自觉恪尽职守，不仅不辞辛劳地亲临工程一线监督进度，还冒着得罪人的风险，裁汰冗余人员，为朝廷节省开支。或许正是因为他太过尽职尽责，无意间触动了他人的利益，才遭到他人的攻击，最终在官场失意。

《清明上河图》（局部）仇英 明 辽宁省博物馆藏

时至今日，徐泰时罢职的具体原因已难以确切考证。朝廷拖延四年才给出审查结论，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出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纠葛。如果有明确的证据，理应无需如此漫长的查核时间。徐泰时心中充满不甘，认为自己是朝政冲突的牺牲品，这也使得他更加坚定了重返朝堂的信念。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与刘禹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以“榆绣”二字为园名。

如此充沛的物证与动机之外，我们还找到了若干处人证，可以组成一个逻辑闭环。首先出场的证人是江盈科，他在《后乐堂记》中写到：

“后乐堂”之名，源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命名，充分表明徐泰时不肯安于现状、不愿归隐田园，依然怀有出山济世的志向。这篇《后乐堂记》很可能是在徐泰时的请求与嘱托下创作的，此类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范仲淹未曾亲临岳阳，却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齐云楼落成时，吴文英也受邀为之题词。

留园 五峰仙馆（原后乐堂）图源：苏州旅游官微

从后来的榆绣园规模来看，后乐堂是其中的主体功能建筑，任何一个有园林修养的文人都不会马虎对待，更何况是在北京城负责署理皇家工程的徐泰时？难以想象，江盈科的署名，没有得到徐泰时的授意。除了记述堂名的由来，江盈科在文章中还描绘了徐泰时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

“渔浦公”是对徐泰时的尊称，“膂力方壮，容鬓未凋，投闲清时，窜伏林壑”描述了他正值壮年、身体强健，却隐居山林的境遇。“每对不佞语及时事”的细节描写，以及“张目奋髯”的神态刻画，生动展现出他内心的波澜起伏，形成了隐居表象与忧国忧民本质的强烈反差。“世有推毂公者，出而调剂黎氓”，则体现出徐泰时牵挂朝堂、心系百姓，随时准备出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高尚情怀。

范允临像 《吴郡名贤图传赞》清道光 顾沅辑刻

另外一位重要的证人则是他的女婿，一代江南名士范允临。外人对徐泰时的内心世界可能了解不够深入，但身为女婿的范允临，应当更能贴近他的内心。翁婿之间的私下交流，往往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情实感。范允临在撰写岳父的生平事迹时，曾提到：

书法 范允临 明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孝廉”是明代对举人的尊称，“谓我老孝廉”意思是说别人认为他顶多只能考中举人；“进贤冠”是古时朝见皇帝时所戴的礼帽，“我已进贤冠”表明徐泰时考中进士后，得以面见君王。“青毡”代表清寒贫困的生活，“谓我青毡死”指别人认为他会穷困潦倒一生；“金紫”即“金印紫绶”，代指高官显爵，“我幸已得金紫”则体现出徐泰时当上了高官。“吾何不乐哉”看似高呼快乐，实则蕴含着无尽的哀伤，他感叹自己无法实现心中的抱负，不能为百姓发声，展现出人生的无奈与命运的无常。

最后一位需要出场的证人，则是刘禹锡。他的时代早于徐泰时，如何又能作证？只因为，刘禹锡后来到苏州担任刺史，其在离开前作《别苏州》：

《刘梦得文集（刘宾客集）》卷第八“律诗”

唐 刘禹锡 撰 四部丛刊景宋本

刘禹锡将宦海浮沉的感慨寄寓于苏州城的一水一柳，让地理空间的告别成为审视人生漂泊的镜像。有趣的是阊门离留园的直线距离不到2.5公里，恐怕徐泰时在吟咏刘禹锡的这首佳作时，不自觉间会与其产生共鸣。

《休园图》（夏）王云 清旅顺博物馆藏

苏州人极为热爱刘禹锡，将其与韦应物、白居易并称唐代“苏州三杰”，并建“三贤堂”纪念；刘禹锡还被列入“五百名贤祠”中，赞语称其“政擢贤良，学通经史”；苏州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将之列为“名宦”。

徐泰时却没有刘禹锡这般幸运，他终究未能等到再次复出的机会，只能将满腔愁绪寄托在榆绣园的享乐之中，每日沉醉于“声色犬马”。幸好有友人江盈科和女婿范允临的理解，才让后人得以了解他纵情背后的辛酸与无奈。

通过上面三重证据的论述，榆绣园的名字来自于刘禹锡的诗句。仔细回顾探秘过程，还有两点额外的收外。第一，留园是留园最后的名称，但不是留园唯一有价值的名称，榆绣园作为苏州园林中体现儒家精神的名称，其内涵丰富，名称典雅，对当代人取园林名称给了很多启发。第二，园林的核心思想是道家思想，但道家思想不是中国古典园林唯一的思想，榆绣园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不独善其身的精神，也是今人探索苏州古典园林精神广泛性、丰富性的一个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