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辰：中原文献所见石重贵入辽事迹考源——兼论辽宋并立时期的跨境逃人与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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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4 18:43 来源:文献

内容摘要：在宋辽、宋金并立时期，跨境逃人是信息由北向南传递的主要媒介之一，也是宋人了解契丹、女真历史和现状的重要信息渠道。传世中原文献中记载的石重贵入辽事迹均源自范质《陷蕃记》与《五代通录》，而范质撰述的信息源则是自契丹南逃的石晋旧人。范质长子范旻的夫人出身石晋外戚、宰相冯玉家族，而冯玉与家人曾随从石重贵被掳掠北上，后周显德中，冯玉之子冯杰逃回开封，极有可能构成范质记载的主要来源。跨境南逃之人将北方的知识和信息带到南方，影响史籍编纂，进而形塑中原人对北方的认识，甚至左右南朝政局、影响南北政权间的关系，是10—13世纪的时代特点之一。在宋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多数跨境逃人的处境较为尴尬，直接影响了相关撰述的生成与流传方式。

关键词：中原文献石重贵范质信息沟通跨境逃人

引言

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军队进入开封，宣告石晋亡国，北方与中原形成了短暂的统一。次年正月，晋少帝石重贵及家人、部分近臣被掳北上，最终被安置在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石重贵的后半生都生活在辽地，依常理来说，其事迹最可能由辽、金等北朝纂修的史书记载，实际情况却是，相关记载主要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三书（以下分别简称《旧史》《新史》和《通鉴》），均为中原王朝编修的史书。

20世纪末，石重贵和其子石延煦的墓志出土，相继被朝阳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收藏；2011年，石重贵嫡母李氏、生母安氏的墓志在“辽宁省朝阳县乌兰河硕蒙古族乡黄道营子村”附近出土，入藏朝阳博物馆。这两次出土的碑铭作为第一手的北方政权史料引起了学界重视，分别有多篇论文探讨出土碑铭和石重贵入辽事迹，尽量详细地复原了石重贵在辽地生活的情况。比较而言，对上述中原传世文献中石重贵北迁的记载却较少研究。实际上，墓志文本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参差与龃龉，既涉及文本形态与纂修者立场的差异，亦关乎南、北双方截然不同的信息来源，尚有可以深入探讨的余地。

仔细比对《旧史》《新史》和《通鉴》关于石重贵北迁的记载，可以发现三者内容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遣词造句颇多雷同，叙事结构也完全一致。不仅如此，这些同质化的记载还比较简略，相关事件在时间轴上呈点状分布，两条记事之间常常间隔数月之久。这些文本特征显示三者可能具有相近的史料来源，并且该史源并非系统性的记载之史，而是来自记忆或传闻。石重贵被掳掠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旧史》《新史》和《通鉴》是宋人编纂的史书，这是中原文献记载北朝史事的典型案例之一。本文拟从《旧史》《新史》和《通鉴》的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中原文献所见石重贵入辽事迹的史料来源；研究重点并非石重贵北迁事迹，也不是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异同，而是希望借助此事考察中原史家如何获知北朝史事，探讨“跨境逃人”群体在宋辽并立时期南北政权间信息沟通中的特殊作用，并进一步研究相关著述的生成与流传情况。

一、石重贵入辽事迹的直接史源

石重贵入辽事迹主要见于三部由宋人纂修的史书：《旧史》记载在“晋书”《少帝纪》之末，《新史》安排在《晋家人传》石重贵嫡母李氏的传记内，《通鉴》相关记载则散见各年月记事中。大致可以按照时间节点分为开运三年十二月、开运四年正月至六月、乾祐元年四月至八月、乾祐二年二月、乾祐三年、显德初等几个部分。为了更好地对比相关记载，本节选取开运四年石重贵一行自开封至锦州间的记事为例，列为表1，凡三书记载基本一致者用加粗字标识，凡《旧史》内容与《新史》大体相同者以下划横线标识，凡《旧史》内容与《通鉴》大体相同者以

标识。

上引三书的记载虽然在内容的详略上稍有差异，但是文本结构、叙事逻辑和语辞基本相同，并且相关记事均截至后周显德初（说详第二节），应该具有相似的史源，其文字详略上的差异当源自修史者裁减史料的史笔不同，如《旧史》与《新史》均详细开列随从石重贵北上的人员，《通鉴》则精简为“后宫左右从者百余人”。更明显的例子是石重贵被迫祭拜阿保机时的发言，《旧史》作“薛超误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新史》精简为“薛超误我，不令我死”，《通鉴》只保留了一句“薛超误我”。

那么三者的共同史源是什么呢？李德辉曾提出，《旧史》和《新史》中关于石重贵入辽事迹的记载均来自范质的《晋朝陷蕃记》（以下作《陷蕃记》）。这一判断相当敏锐，可惜未遑深论。开运四年正月，石重贵希望面见耶律德光请罪，《旧史》《新史》和《通鉴》记载的文辞虽然略有差异，但是指向的事实完全一致，即德光并未与石重贵相见：

帝举族出封丘门，肩舆至野，契丹主不与之见，遣泊封禅寺。（《旧史》）

帝与太后肩舆至郊外，德光不见，馆于封禅寺。（《新史》）

晋主与太后已下迎于封丘门外，契丹主辞不见。（《通鉴》）

关于这则记事，《通鉴考异》提示了史料来源：

《汉高祖实录》：“少帝帅族候于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陈前事，乃大臣同谋，皆历历能对，无挠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颜色。”《陷蕃记》、薛史帝纪、《五代通录》云：“戎主不与帝相见。”《少帝实录》：“帝举族待罪于野，虏长面抚之，遣泊封禅寺。”今从《陷蕃记》。

司马光称，后汉、后周官修的《汉高祖实录》和《晋少帝实录》都记载辽太宗曾接见石重贵，范质《陷蕃记》和《五代通录》则有相反记载。《旧史》《新史》和《通鉴》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均遵从了范质的说法，而与两部《实录》不同。司马光明确表示《通鉴》的史源是《陷蕃记》，《旧史》与《五代通录》关系密切，相关记载又位于本纪中，因此最可能出于《五代通录》，《新史》的直接史源虽然无法确定，但是肯定源出于范质。

范质字文素，是五代宋初的著名政治人物，在后晋时为翰林学士，后周、北宋官至宰相，著有《陷蕃记》《五代通录》等书，其生平事迹见于《宋史》本传。《陷蕃记》又名《石晋陷蕃记》或《晋朝陷蕃记》，见于宋代各官私书目著录，主要记载石重贵抗辽与入辽事迹，有四卷本、一卷本两个系统；《五代通录》六十五卷，是对五代各《实录》“删其烦文，摭其要言”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两书虽均已亡佚，但记载的时段有所重合，且都出于范质之手，相关内容应该基本一致，因此《旧史》《新史》和《通鉴》所据之书虽不相同，呈现出的文本面貌却非常相似。

需要说明的是，三书所载石重贵入辽事迹的主体史源虽然来自范质，但仍有部分内容来自其他典籍，尤其是纂修程度较大的《通鉴》。前引《旧史》记载，石重贵一行北上途中“所经州郡，长吏迎奉，皆为契丹主阻绝，有所供馈亦不通”，《新史》也说“所经州县，皆故晋将吏，有所供馈，不得通”。《通鉴》却记载了磁州刺史李谷迎谒石重贵之事，并且声称除李谷之外的石晋“旧臣无敢进谒者”。这则《通鉴》独有的记事并不完全出自《陷蕃记》，而是司马光根据其他材料增修。表2对比《通鉴》和《宋史·李谷传》的相关内容：

《宋史》列传的主体史源是宋代所修的四部国史，李谷传记应该直接承袭自《三朝国史·李谷传》。从表2的文本对比来看，《通鉴》这则记载是拼接而成，“晋主在途，供馈不继，或时与太后俱绝食”应改写自《陷蕃记》，与《旧史》中“帝与太后不能得食”一句同源；“旧臣无敢进谒者”句抄撮自《三朝国史·李谷传》或更原始的李谷碑传资料。

二、范质的信息来源

《旧史》《新史》和《通鉴》所记石重贵入辽事迹的史源分别是范质《五代通录》和《陷蕃记》，可以说范质和他留下的记载是宋人一系列后续记载的基础。范质虽然是石晋高官，但他本人并未随石重贵北迁，而他此后历仕的后汉、后周和宋又一直与辽处于对立状态，他究竟是如何获知石重贵北迁经历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旧史》《新史》和《通鉴》的相关文本进行分析。三书所记石重贵事迹的时间下限均为后周显德年间，文辞虽略有异同，内容却大体一致，可知均源自范质史笔：

周显德初，有汉人自寨北而至者，言帝与后及诸子俱无恙，犹在建州，其随从职官役使人辈，自蕃中亡归、物故者大半矣。（《旧史》）

周显德中，有中国人自契丹亡归者，言见帝与皇后诸子皆无恙。后不知其所终。（《新史》）

周显德中，有自契丹来者云：“晋主及冯后尚无恙，其从者亡归及物故则过半矣。”（《通鉴》）

上述记事既出自范质，则其中提到的“汉人自寨北而至者”应该就是范质的信息来源。十分幸运的是，一方出土碑铭能够帮助进一步索解这个问题。

千唐志斋藏有一方宋初长安县君冯氏的墓志石，为“1925年洛阳姚凹村南出土”，原石今已有残泐，《千唐志斋藏志》虽收录了拓片，但已有文字难以识读，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藏有文字较清晰的旧拓。中华石刻数据库的录文，由于所据拓片不够清晰，所以间有未识别及识读错误的字词，直接影响了学界对这方墓志史料价值的认识。今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拓片（编号D204:1008）录文如下：

大宋故长安县君始平冯氏墓铭

冯氏生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卒于北宋建隆二年（961），根据墓志提供的线索可以断定冯氏是石晋宰相冯玉之女，后周、北宋宰相范质的儿媳。

石重贵在天福八年（943）十月“制以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皇后的兄长冯玉因而得到皇帝信任，在开运二年（945）后接连出掌枢密院和中书门下，是石晋后期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史称“出帝童昏，冯皇后用事，军国大务，一决于玉”。上揭墓志的主人冯氏即冯玉之女，作为皇后侄女、宰相女儿，她不仅出身高贵，而且在后周显德四年（957）18岁时嫁与时任宰相之子范旻。范旻的父亲范质在后周广顺元年（951）出任宰相，直到北宋乾德二年（964）罢相。冯氏的父亲、公公均为宰相，因而铭文夸耀称“冯之舅，冯之父，宋宰相，晋宰相”。

冯氏出身石晋外戚、宰相家族，成年后嫁入另一个宰相家族，她的身份虽然高贵，但是人生发展似乎波澜不惊，没有值得特别留意之处，然而隐藏在墓志文本背后的却是翻覆时局中个人命运的无常。开运三年末，后晋叛军进入开封后劫掠冯玉家，“家财巨万，一夕罄空”；次年初，石重贵被掳掠北上，“宰臣赵莹、枢密使冯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随帝入蕃”，冯氏当时尚不足8岁，便遭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

冯玉之家既破，本人与家人又均被掳北上，则其幼女冯氏很可能在随从石重贵北上的队伍之中。而她却在显德中嫁给后周宰相范质之子范旻，说明后来得以回到开封，其间曲折虽不见于墓志记载，但传世史料中的草蛇灰线仍可稽考。《册府元龟》记载曰：

冯杰，晋宰相玉之子也。玉从少帝北迁，虏伪命为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广顺三年，杰自幽州不告父而亡归。

冯杰随父北上，又在广顺三年（953）“亡归”，而冯氏在四年后嫁入范家，最有可能是追随其兄由北方逃回开封，范质大约怜惜此女身世，又为照顾流落异域的故人遗孤，因此让范旻娶她入门。

上文提到，范质关于石重贵入辽事迹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显德初“自寨北而至者”，冯杰是随石重贵北上之人，熟悉石晋北迁往事，又在广顺三年南逃，时间恰与显德初前后衔接，南归数年后复成为范质姻亲，不论冯氏本人是否曾被掳北上，冯杰都有很多机会向姻亲范质分享他在北方的见闻。种种“巧合”共同指向一种可能，冯杰或冯杰兄妹应该就是范质的主要信息源头，他/她在北方的见闻通过范质的史笔进入《陷蕃记》和《五代通录》，构成了后人了解石重贵入辽事迹的基本内容。

如果相信冯杰的见闻构成了《陷蕃记》中石重贵入辽事迹的主要来源，则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释，即晁公武提到的《陷蕃记》内容的时间下限。《郡斋读书志》曰：

《石晋陷蕃记》一卷……记少主初迁于黄龙府，后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岁入汴，顺数至甲子岁为十八年，实国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晁公武根据“凡十八年而卒”的记载推定石重贵去世于乾德二年（964），这一结论的影响极大，直到近年石重贵墓志出土后，学者们才确定他实际去世于辽保宁六年（开宝七年，974）。

如果相信晁公武的说法，则《陷蕃记》内容的时间下限已晚至乾德二年，其消息源头必不可能只是广顺三年南归的冯杰。但《郡斋读书志》此处的记载并不可信，有两点可以证明：其一，《旧史》《新史》和《通鉴》记载的石重贵入辽事迹均至显德初为止，《新史》特别强调“后不知其所终”，说明薛居正、欧阳修和司马光所见到的《陷蕃记》（《五代通录》）内容只到显德初年为止；其二，《陷蕃记》的作者范质在乾德二年九月去世，即使乾德二年时确有石重贵去世的假消息在契丹境内流传，在南北对峙的局势下，也不可能迅速传至宋朝，并由已经染疾的范质补入早已成书的《陷蕃记》和《五代通录》中。

《郡斋读书志》是私家目录之名作，却并非如前人认识的那样是晁公武“晚岁居家，从容修定之作”，学者已怀疑其中部分条目并不出自晁氏之手，至少经过了其助手杜鹏举、姚应绩等人的修订和改写，《陷蕃记》条目自然也是如此，可能是晁公武的助手在整理二十卷本《郡斋读书志》时出现记忆差错，误将范质的卒年置于石重贵身上，也可能是在编刻时增纂窜乱，才造成了这个影响深远的误会。总之，石重贵并非于乾德二年去世，《陷蕃记》内容的时间下限也不可能晚至乾德二年。

三、辽宋并立时期的信息沟通与跨境逃人群体

据上文研究，石晋宰相冯玉之子冯杰随石重贵一行北上，后来逃归开封，带来了中原人并不了解的辽朝信息，其见闻经由各类典籍传抄保存，既是当时中原人认识北方的重要依据，也是后人研究北族王朝的重要史料。这一现象绝非孤立存在，在中国古代多政权并立时期，由跨境人员传递消息的事情并不罕见，但10—13世纪南北政权间的信息传递仍具有重要的时代特点。

10—13世纪的中国先后经历了辽五代、辽宋、宋金、宋蒙、宋元等南北政权并立的局面，现代学者视之为“第二个南北朝”，其间南朝（五代、宋）和北朝（辽、金、元）政权间既有和平时期，也有对峙和战争时期。在南北政权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通常是北朝，但南朝却有着更发达和完善的制度与文化，凭借这一优势，南朝不仅能够持续影响北朝的文化，而且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文字记载，因此在双边关系中，过去的研究倾向于强调由南向北的知识、信息传递，以及南朝制度、文化对北朝的影响，而忽视南方如何了解北方的知识与信息。实际上，由于南朝长期在文化上占据优势，所以南北间信息交流的方式并不相同，信息由南向北的传播主要以“书籍”作为载体，由北向南则多以“人”为载体，而以辽和南朝的信息传递较为典型。

石晋亡国后，契丹将“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中原文献第一次大规模流入北朝。后来的宋朝虽然有书禁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书籍外流，尤其是通过沿边榷场的官方或走私渠道进入北朝的数量极多。与此同时，北朝典籍流入南朝的情况则较少，辽朝不仅有严格的书禁政策，而且典籍不多，史书尤少，因此学者认为：“比起宋人著作的大量北流，辽朝典籍传入宋朝的情况则很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南朝对北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们主要依靠往来于两国的各色人员获得信息，有四类人群在南北双边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别是①外交使节，②间谍，③商人，④境外使节、其他境外人员及归正人、归明人。在上述人群中，“出使归来的使臣所写的报告”及以归明人、归正人为代表的跨境逃人“返回宋朝后的回忆和追述”，是中原王朝了解北朝信息与知识的主要渠道。本文关注重点是以归明人、归正人为主体的跨境逃人群体，第二节提到的冯杰就是典型代表。具体到辽与五代、宋并立时期，随着时局之翻覆，跨境逃人及其所传递的消息，对于南朝的价值和作用各不相同，大体可以澶渊之盟为界划分为两期。

澶渊之盟以前，辽与南朝的关系并不稳定，主要的信息媒介是跨境人员。这一时期南朝编纂的关于北朝的著述数量已不可考，今天能看到全貌或片段的尚有三种文献，分别是范质《陷蕃记》、胡峤《陷虏记》和宋琪《平燕蓟十策》。胡峤本是“同州郃阳县令”，在石晋灭国后随萧翰入辽，“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宋琪是幽州人，早年为辽代进士，后来在赵延寿、赵赞父子幕中为吏，“会契丹内侵，随延寿至京师”，入宋后官至宰相。《陷蕃记》作者范质虽然不是跨境逃人，但他的重要信息源冯杰在广顺三年由北方逃归，与胡峤南归的时间接近。

三种文献记载的信息均出于跨境人员，其中胡峤与冯杰是跨境逃人，宋琪则可以视为归正人，反映了澶渊之盟以前南朝了解北朝的主要途径之所在。同时，这些人的命运又都与辽灭后晋的战争紧密相连，提示我们应该特别关注这场战争对文化的影响，不仅导致中原文献第一次大规模流入北朝，而且经历战争之人的回忆和追述是关于契丹的系统性知识第一次在南朝境内广泛传播。

上述三种文献并非一直作为独立文本流传，而是分别借助不同史籍的载录才存留至今，胡峤《陷虏记》见于《新史》《通鉴》；宋琪《平燕蓟十策》见于宋代《国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来通过《宋会要》进入《辽史》；范质《陷蕃记》（《五代通录》）则先后被《旧史》《新史》和《通鉴》征引。它们被载录于中原王朝编纂的重要史籍中，说明宋人掌握的五代宋初这一时段内的契丹知识不外乎此。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定期互派使节，常使与泛使不断。不论出使辽国，还是接伴、馆伴辽使，宋人往往著有语录或向朝廷提交的专题报告；这些使者及其语录成为宋人获取辽国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可考知宋人关于辽代的语录至少有26种，其中10种有足本或残本传世。即便如此，跨境逃人的记述仍然是宋人系统、深入了解契丹的重要窗口。由于宋朝的接伴、馆伴使节只能从辽使口中打探消息，出使辽国者也只是走马观花，跨境逃人则多在北朝长期居留，熟悉北朝历史与现状，因而后者的记述往往更为详实、具体及准确，如赵至忠、武珪、史愿等均属其例。

赵至忠，又名赵志忠，本是辽朝进士，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南下归宋，“言庆历以前契丹事甚详”。赵氏归宋后勤于著述，在宋仁宗、神宗朝先后向朝廷进献了《虏廷杂记》《阴山杂录》等图籍，深刻地影响了宋人对辽代历史和契丹习俗的认识。武珪本是镇州人，进入契丹累年，在嘉祐中归宋后向朝廷进献了以《燕北杂录》为主的若干图籍，他通晓契丹语文，因此《燕北杂录》不仅记录了契丹字的形貌，而且是“现存宋人记载中保留契丹语材料最集中者”。史愿是辽末进士，在辽亡前的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1122）归宋，他撰写的《亡辽录》在南宋初即“行于世”，一直影响到元修《辽史》。

由于宋、辽互相遣使，且有宋使语录问世，所以此时宋人对契丹知识的掌握远较澶渊之盟前为多。朝廷重视、士人瞩目的已不是《陷蕃记》《陷虏记》之类只记录个人经历或某一事件的著述，他们需要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的契丹知识。正因如此，能够留下记载的跨境逃人的身份也颇有不同，冯杰和胡峤的身份地位较低，且常处于受监视或不被信任的状态，而赵至忠等人则完全不同。赵至忠、史愿都是辽朝进士，赵至忠甚至自称曾经担任“契丹史官”；武珪的地位无法与二人相比，但他“以善歌隶帐下，故能习虏事详悉”，有机会亲历契丹宫廷发生之事，获知辽朝臣民也未必了解的秘辛。

澶渊之盟前后的南北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朝获得北方知识、信息的渠道和窗口也因此有所不同，但跨境逃人始终是宋朝获取辽朝知识的主要信息媒介。他们所了解的契丹历史和现状，或以书籍的形式流传，或以不同方式进入各类典籍中，不仅对今天的历史学者而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是当时人关于辽朝系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

四、跨境逃人相关著述的生成与流传

上节提到辽、宋并立时期由跨境逃人纂修或讲述的著述，今天尚保留全貌或能窥其大体的文献有范质《陷蕃记》、胡峤《陷虏记》、赵至忠《虏廷杂记》《阴山杂录》、武珪《燕北杂录》、史愿《亡辽录》等若干种。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类文献的生成与流传既受到作者、内容的影响，又与人事、时局密不可分。

上述跨境逃人带来的信息及图籍所载内容虽然受到朝廷和士大夫的关注，但是其作者却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或重用。宋朝始终处于严重的外患困扰之下，造成宋人对“夷夏之辨”的高度重视，“更强调夷夏之间的不相容性”。在宋朝，多数归明人、归正人的处境尴尬，如赵至忠在各地为官，“所至辄与守竞”，甚至在都堂厉声斥责宰相；在归宋多年后，他仍在一些场合自嘲为“虏人”，并且对少数礼遇、善待他的士大夫（韩琦、苏颂）至为感激，都表明他不为大多数士大夫所青睐。这正可以解释为何赵至忠在归宋后持续不断地向朝廷进献各类关于契丹的图籍，乞求朝廷的重视和赏赐是他最现实、最直接的目的。又如史愿在宣和年间归宋并撰述《亡辽录》之初亦未得到朝廷重视，直到他在绍兴年间投入大将张俊麾下为幕僚后方才官运亨通。

跨境逃人通常身份不高，也较难得到朝廷重视，因而他们的撰述较少能获得来自官方的授意与支持，均为私人撰述。即使在赵至忠向朝廷进献《虏廷杂记》后，官方也只是循例赏赐财物，并未令他撰述其他著作。无独有偶，后来宋、金对峙时期的跨境逃人著述亦是如此，如赵子砥《燕云录》、张棣《金虏图经》等均为私撰，只有曹勋《北狩见闻录》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但此书与宋高宗继统的合法性问题纠缠至深，不宜视为一般作品。

由于均系私人撰述，所以这些作品的生成方式、体例和内容呈现形式各不相同，具体到本文研究的《陷蕃记》，其生成方式与《燕北杂录》颇为相似。据记载，《燕北杂录》一书“不书撰人姓名，而著其所从闻曰：‘思乡人武珪，在虏十余年，以善歌隶帐下，故能习虏事详悉。’凡其所录，皆珪语也”。可知《燕北杂录》是根据武珪带来的消息编纂而成。冯杰、武珪之所以得到垂青，自是因为他们知晓时人亟需了解的知识。范质是史家，也是石晋旧臣，有了解与书写旧主遭际的动力；《燕北杂录》由河北边防重镇雄州的守臣赵滋进献朝廷，其后武珪因献书而被授予的差遣则是“河北沿边安抚司指（挥）〔使〕”，因此该书中记载的契丹军政情况及所附《西征寨地图》，应当是朝廷和边将都迫切需要的边防情报。

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及私人撰述的性质，使得宋朝官方对这些图籍的态度较为暧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流传。

宋廷希望从跨境逃人的撰述中获得情报，因而这些著述在宋代官方和私家均有收藏，但只有极少数特别重要者才会被采纳进入官方史籍。对于澶渊之盟以前的史事，无论《旧五代史》采择《五代通录》中的石重贵入辽事迹，还是《新五代史》收录胡峤《陷虏记》，多少都有一些无可奈何，彼时关于契丹的记载实在有限。澶渊之盟后，随着使臣语录的积累，可供史官采择的文本大量出现，史家摆脱了必须依靠私家撰述纂修契丹史事的局面，即使它们提供的史事更为丰赡与细致。

在跨境逃人撰述中，赵至忠《虏廷杂记》最为特殊，因提供了大量罕见或仅见的知识而被修入《仁宗实录》，并随之进入《两朝国史》。即便如此，史官仍对该书的记载持有疑虑，范镇称：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事得于赵志忠。志忠尝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白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予尝书其事于《实录契丹传》，王禹玉恐其非实，删去之。

这条记载不仅反映了宋人对“灰牛白马”的争议，也体现修史的过程中史官对于是否应该采信《虏廷杂记》的独家记载持有不同意见，即使他们明确知道赵至忠曾经担任过契丹史官。

赵至忠在宋仁宗、神宗朝多次进献图籍，但只有在仁宗庆历年间进献的《虏廷杂记》获得朝廷的高度重视并被修入《仁宗实录》，主要在于庆历时期宋、辽双方的紧张关系，以及“庆历增币”（重熙增币）给宋朝皇帝和大臣心理造成的持续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纂修《仁宗实录》的主要史官范镇、王珪、宋敏求、吕夏卿、贾黯等，均是在“庆历增币”事件前后一两年间登上政治舞台的。与之相对的是，赵至忠在宋神宗朝进献的《阴山杂录》却未能引起当时史官的重视。

由于记载了辽末及耶律淳政权的独家史事，史愿《亡辽录》的部分内容被认为可能进入了南宋纂修的《四朝国史》中。但史官洪迈应该是通过汪藻为“备修日历官采择”所编的《裔夷谋夏录》辗转抄录，并非直接取材自《亡辽录》。此后，元朝最初议修《宋史》时，袁桷提出“当访寻四境关涉诸书”，但所列图籍却只有奉使语录或国书汇编，无一跨境逃人的撰述，反映当时史官对这些作品的看法。这一倾向在宋人书目中也隐约可见，以《郡斋读书志》为例，“伪史类”中有关契丹的书籍首先以时间顺序收录《戴斗奉使录》等五种使臣语录，然后是《匈奴须知》和《北辽遗事》等跨境逃人作品，官私著述各安其分，不杂泾渭。

与官方的谨慎、暧昧态度不同，跨境逃人著述在士林和民间得到了广泛传播。《虏廷杂记》和《燕北杂录》多被宋人征引或转述，《亡辽录》撰成不久即“行于世”，并被汪藻抄录入《裔夷谋夏录》中，后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曾征引。南宋中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征引了大量涉及辽、金的撰述，由于该书“不引用官书”的编纂特点，大量私家撰述得以保留，许多跨境逃人的作品也是仰赖此书而流传至今。即使经历了“嘉泰禁私史”的政治风波，这些作品依然在民间流传：元初建阳书坊在编刻诸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涉及辽金史事的作品时即大量利用民间流传的此类作品；在元末修三史时，元朝史官仍能搜访到诸如《阴山杂录》《亡辽录》等由跨境逃人撰写的书籍，它们虽不见用于宋朝史官，却在民间保留火种，又借元朝史官之手进入官修正史。

跨境逃人撰述既常见宋人征引，亦多为藏书家所插架，以下整理南宋私家书目收录的情况列为表3（为方便区分晁公武藏书的不同来源，将《郡斋读书志》前志与后志所收之书分别条具）：

除表3所列三家书目外，南宋《莆田郑氏书目》亦收录有《阴山杂录》。可知南宋人能够寓目的跨境逃人撰述并不少，除与宋高宗继统合法性纠缠较深的《北狩闻见录》外，被收藏最多是《匈奴须知》及赵至忠、史愿的作品，后两者正是较受宋廷重视并被官修史书采择或辗转抄录者。

综上，澶渊之盟以后，宋廷修史时可以面对诸多不同性质的文献，他们更重视具有官方背景的使臣语录而非跨境逃人的私家撰述。然而，跨境逃人撰述记录了宋人亟需了解的北朝知识，尤其是那些记载了关键、独家史事的作品，是官方和士大夫不能忽视的，因而赵至忠、史愿的撰述得以进入官修史书，其他的跨境逃人撰述则多借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说郛》或《通鉴》胡注等书的征引才能流传至今。

五、余论

本文通过对中原文献所见石重贵入辽事迹的考察，说明跨境逃人群体是辽、宋并立时期重要的信息沟通媒介，进而探讨他们对于宋人了解北方政权信息的重要作用和时代特点，并讨论相关撰述的生成与流传情况。

如果循着这一思路审视10—13世纪南北并立时期的人员流动和信息沟通，可以发现，宋、金并立时期的跨境逃人及其撰述的特点、作用，与宋、辽并立时期的情形颇为相似。诸如《燕云录》《神麓记》《金虏图经》《金虏节要》《北记》，以及作者虽非“逃人”却有相似经历的《松漠纪闻》等书，都是南宋人了解金人的重要窗口。上述出自跨境逃人的作品也未能大规模地进入官修史书，而以士林和民间流传为主，大多仰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书的征引或摘录才能不绝若线。总之，在10—13世纪南北并立时期，跨境逃人长期扮演着信息由北向南传递的主要媒介，虽然其撰述少有能进入官修史书从而成为官方叙事者，但是相关作品的广泛传播确实给中原人、江南人带来了关于北朝的各类知识，同时也塑造着宋人对北方的认知。

不过，在南北并立的时代背景下，跨境逃人因其特殊经历和身份而起到的作用实不止于此。逃人中的少数特殊人物有机会深度参与政治，在南北局势复杂多变的时期站到历史前台，直接影响南朝政局和南北政权间的关系：如张元、吴昊之于宋夏战争，赵良嗣之于“海上之盟”，秦桧之于“绍兴和议”，刘整之于蒙古灭宋，等等。彼时混乱的南北关系将拥有特殊身份的逃人卷入相关政治事件，他们又各自凭借对南北双方的了解或斡旋南北的能力建立“功业”或游刃其间。在这样的观察视角下，许多旧的议题也能获得新的阐释空间。

在10—13世纪多政权并立时期，对立政权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冲突不可避免，跨境逃人群体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然而，在对抗的同时，无数往来于南北的使节、商人和逃人群体也在不断传递关于彼此的知识和情报，其间作为信息媒介的书籍和人员，正合“文献”一词的原初含义。这些知识与情报事实上加强了政权间的了解，促进了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为重归一统后的南、北文化整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