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制度是指国家在书籍编撰、整理、流通、庋藏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以及图书机构设置及其在官僚体系中的运作机制等。唐代十分重视书籍的藏存和整理，形成了完备的国家书籍制度。唐代书籍制度与唐代艺文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笔者曾对此作过一些研究，详考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等制度因革。又从书籍制度视角考察唐人别集的国家庋藏及相关问题，对《旧唐书·经籍志》所载109种及笔者所考10余种唐人别集国家征藏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学问题作了较系统阐述。但事实上，唐人不仅关注当世文人别集的生产和征藏，还从国家层面对唐前文集进行收藏和整理。史载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平王世充，“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武德五年（622），“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同年，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徵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乾封元年（666）十月十四日，高宗李治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严、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文明元年（684）十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由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睿宗景云三年（712）六月十七日，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开元七年（719）五月，“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书成之后，“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由此形成一条清晰的绵延不断的国家图书活动脉络。因此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初盛唐究竟整理了哪些唐前文集，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整理的？对于这个问题，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献学层面，而未及唐前文集在唐代再造和新生。主要原因是以往多将《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志》）看成两个时间节点对书籍的不同记载。这种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但未能深入认识隐含其中的书籍信息，因而据此所述书籍制度也较笼统模糊。如果转换思路和方法，从《隋志》和《旧志》中提取唐前文集著录信息，再加以细致比较，则可获得唐前文集在唐代再造和新生的详细数据，由此亦可知哪些唐前文集在唐代被重新整理。以此为基础重新理解唐代书籍制度，则可改变以往认识。
《隋志》基于唐前书籍在唐初完整保存、残缺、亡佚三种状态，合理制定了著录体例。为尽可能客观记录和保存这三大类书籍真实信息，他们首先对官方所有现存书籍进行调查，由此形成第一种数据，也就是唐初见存书目。第二步，整合唐前相关目录书，编写唐前书目长编。第三步，将唐前书目长编与见存书目对照，判断书籍的完整、残缺、亡佚情况。还原《隋志》著录方法，能够有效提取唐前文集相关信息。例如，“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意思是《荀况集》唐初现存1卷，依据梁代书目，原有2卷，因此属“残缺”一类。“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意思是现存《宋玉集》3卷，完整保存。虽未注明是否完整，但实际上蕴含了将见存书与原有书目进行比对的过程，只不过为避繁琐，省略了过程记载。因此，《宋玉集》属于完整保存的一类。再如：“《汉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有《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这条记录，意思有三层：一是《汉淮南王集》现存1卷，对比梁目录，可知原有2卷，因此该书属于残缺类。二是“又有”以下《贾谊集》4卷、《晁错集》3卷、《枚乘集》2卷，依据梁目录，可知这三种集子在梁时原有，但唐初已亡佚。因此，这三种集子属于亡佚类。三是依据梁目录，这三种集子原各有目录1卷。又如：“后汉谏议大夫《刘陶集》三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外黄令《张昇集》二卷，录一卷；《侯瑾集》二卷，《卢植集》二卷，议郎《廉品集》二卷。亡。”意思是《刘陶集》现存3卷，依据梁目录，原有2卷，另有目录1卷。“又有”以下《张昇集》《侯瑾集》《卢植集》《廉品集》梁时原有，唐初亡佚。另《张昇集》梁时有目录1卷。这是唐前别集的著录体例。唐前总集著录与别集大致相同。例如：“《吴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又有《汉书文府》三卷，亡。”意思是《吴朝士文集》现存10卷，依据梁目录，可知原有13卷，因此该书属于残缺类。《汉书文府》3卷，梁有，唐初亡佚，因此该书属于亡佚类。再如：“《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意思是无名氏《妇人集》20卷，唐初存，属完整保存类。殷淳撰《妇人集》30卷，以及另一种无名氏《妇人集》11卷，梁有而唐初亡，属亡佚类。依据这种方法，可提取《隋志》著录的唐前文集信息，据此可创建唐前别集和总集两种数据库。
《旧志》唐前文集的记载，来源于开元毋煚所撰《古今书录》。《旧志》序：“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说明《旧志》是转录毋煚《古今书录》而成。开元九年（721）十一月，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等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由元行冲奏上。毋煚虽也参与其中，但他对此书甚不满意，条列五种缺失，并做了相应修订工作，编成《古今书录》四十卷，据此可知《旧志》记录了开元时期国家实际藏书情况。因此，将《旧志》与《隋志》对比，可获得唐前文集在初盛唐发生变化的各种信息。大致有六种情况：一是《旧志》与《隋志》所载卷数相同，表明该书在唐代继续保存而无变化，可标注为“同”。二是《旧志》比《隋志》所载卷数增加，表明此书在唐代被重新增补，可标注为“增”。三是《旧志》比《隋志》所载卷数减少，表明该书在唐代残缺，可标注为“缺”。四是《隋志》载其亡佚，但《旧志》著录，表明该书在唐代被重辑，可标注为“重辑”。五是《隋志》有而《旧志》未载，表明该书在唐代亡佚，可标注为“未载”。六是《隋志》无载而《旧志》著录，表明该书为唐代新增，可标注为“新增”。将这些数据与《隋志》所载数据合并，可形成唐前文集在唐代变化情况的总表。表1是以唐前别集为例的样表。
表1中的时代、别集名、《隋志》卷数，均取自《隋志》。唐初存佚情况，取自《隋志》原注及其所载“梁有”卷数与见存卷数的对比。梁是否有目录、梁目录卷数，取自《隋志》所载“梁有录”“梁有目录”的信息。《旧志》卷数是指《旧志》著录唐前别集的情况。对比结果是指《旧志》与《隋志》对比后所反映的书籍变化情况。卷数变化是指对比结果的具体记载。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旧志》与《隋志》所载文集名称部分有变化。例如，《旧志》著录唐前别集，有改女性从夫姓的，如改《班婕妤集》为《曹大姑集》。有为避讳改名的，如避高祖李渊讳，改《江智渊集》为《江智深集》；避玄宗李隆基讳，改《王隆集》为《王文山集》，改《庾昙隆集》为《庾景兴集》（“昙”讹为“景”）。也有回改的，如《隋志》为避李渊父李昞讳，把《宗炳集》改为《宗景集》，但《旧志》作“炳”，应是后人回改所致。有取简化法重新命名的，如《陈思王曹植集》改为《陈思王集》，《晋齐王攸集》改为《齐王集》，《晋彭城王纮集》改为《晋彭城王集》，《晋谯烈王集》改为《晋谯王集》，《晋会稽王司马道子集》改为《晋会稽王集》。这些现象在统计中应特别注意。总体而言，以《隋志》和《旧志》著录唐前别集和总集为基础，通过信息提取形成的“唐前别集再生产数据库”和“唐前总集再生产数据库”，为研究唐前文集再生产提供了基础数据。
依据笔者创建的“唐前别集再生产数据库”统计，《隋志》著录的唐前别集共924种，主要有三类情况：一是完整保存，共314种；二是残缺，共137种；三是亡佚，共473种。此三类唐前别集在初盛唐被再生产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以下分别阐述。
（一）完整类。判断一部别集在唐初是否完整的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隋志》中只记载该书卷数，无“梁有”记载，亦无其他如残缺等记载，可判定为完整。如楚大夫《宋玉集》3卷，无“梁有”记载；汉谏议大夫《刘向集》6卷，无“梁有”记载。二是将《隋志》所载该集卷数与“梁有”卷数对比，如果等于或多于“梁有”卷数，可判定为完整。例如《齐竟陵王子良集》，“梁有”40卷，《隋志》亦著录为40卷，二者卷数相等。晋太傅《谢安集》“梁有”10卷，《隋志》著录亦为10卷，二者卷数也是相同的。《隋志》著录的别集卷数多于“梁有”卷数的情况更常见，如《诸葛亮集》“梁有”24卷，《隋志》著录为25卷；《陆云集》“梁有”10卷，《隋志》著录12卷。这种情况表明，齐梁时期所编前人别集，到隋代又做了新的整理工作，因此《隋志》所记载的卷数要多于“梁有”卷数。这里面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集子唐初卷数虽多于“梁有”卷数，但内容可能并未改变，只是把“目录”单独列出来，《隋志》著录别集总卷数时，加上了目录的卷数，因此比“梁有”卷数多。如《刘桢集》，《隋志》著录为4卷，另录1卷；《王洽集》5卷，录1卷；《伏滔集》11卷，并目录；《殷叔献集》4卷，并目录；《庾肃之集》10卷，录1卷；《王珣集》11卷，并目录；《殷仲堪集》12卷，并目录；《王谧集》10卷，录1卷；《湛方生集》10卷，录1卷。“另录1卷”和“录1卷”，意思是目录卷数不在总卷数之内，如《刘桢集》总卷数应是“4卷”，加上“另录1卷”，应为5卷。“并目录”意思则是目录卷数在总卷数之内，如《王珣集》总卷数包含了目录在内，应为11卷。据此，这些别集都属于完整一类。依据这两方面统计标准，《隋志》所载唐前别集完整类共计314种。唐初保存完整的314种唐前别集，经过初盛唐百余年时间，这些集子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里面又可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继续完整保存，共110种。所谓完整保存，是指将《旧志》与《隋志》比较，二者卷数相同。第二种是亡佚，也就是《旧志》未载的，共59种。第三种是残缺，亦即《旧志》所载卷数少于《隋志》所记卷数，共107种。第四种情况是增补，亦即《旧志》所载卷数多于《隋志》所记卷数，共38种。前三种情况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不予讨论。本文主要分析第四种情况。经笔者统计，38种文集中，《旧志》比《隋志》增加1卷的有《司马迁集》《裴頠集》《牵秀集》《殷琰集》《袁粲集》《宗夬集》《范云集》《何逊集》《萧子云集》《后魏孝文帝集》《后周明帝集》《魏彦深集》；增加2卷的有《杜预集》《徐孝嗣集》《萧子晖集》《谢瑱集》《魏收集》《后周赵王集》及王筠《尚书集》；增加3卷的有《谷永集》《释惠远集》《江奂集》《沈满愿集》《刘令娴集》；增加4卷的有《息夫躬集》《杜笃集》《江革集》《后周滕简王集》；增加5卷的有《晋宣帝集》《柳䛒集》；增加6卷的有《陆倕集》；增加9卷的有《刘之遴后集》《王褒集》；增加11卷的有《曹毗集》《陈后主集》；增加14卷的有《孙放集》《刘逖集》，增加18卷的有《宗懔集》。增补卷数共计159卷。这种情况表明，即便唐初保存完整的唐前别集，其中部分在唐代也被重新整理。增补的唐前别集，其来源主要是通过征集得到了新版本，或者从其他材料中增补了新作品，由此形成新补的别集。
（二）残缺类。判断唐前别集残缺与否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比较《隋志》著录的唐初见存卷数与“梁有”卷数，如果前者少于后者，即可判定为残缺。二是《隋志》中原注为残缺的，可以肯定为残缺。例如《荀况集》，《隋志》原注“残缺”，显然此书在唐初为残本。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统计，可知《隋志》著录唐前别集残缺的共137种。唐前别集残缺类，在唐代的变化同样有四种情况：一是完整，意指《旧志》所载卷数与《隋志》卷数相比没有变化，完整保存了原有残缺状态，共计18种。二是残缺，即《旧志》卷数少于《隋志》卷数，共计17种。三是亡佚，即《隋志》载而《旧志》未载，共计9种。四是增补，即《旧志》卷数多于《隋志》卷数，共计93种。据笔者统计，93种唐初所存的残缺类唐前别集，其增补情况如下：《荀况集》《汉武帝集》等42种各增补1卷；《应劭集》《嵇康集》等12种各增补2卷；《傅毅集》《左思集》等7种各增补3卷；《师丹集》《魏武帝集》等7种各增补4卷；《魏明帝集》《曹毗集》等6种各增补5卷；《郄超集》增补6卷；《陈琳集》《郑鲜之集》各增补7卷；《蔡邕集》《宋武帝集》《荀雍集》《范汪集》各增补8卷；《李虔集》《桓温集》《王俭集》各增补9卷；《何承天集》增补10卷；《周颙集》增补12卷；《傅咸集》《庾冰集》各增补13卷；《雷次宗集》增补14卷；《裴松之集》增补17卷；《王弘集》增补19卷；《卫展集》增补22卷；《傅玄集》增补35卷。共计增补379卷。根据统计，此类别集中《旧志》卷数与《隋志》著录“梁有”卷数相同的有64种，占68.8%。据此，可大致判断其增补的依据是《隋志》所载“梁有”卷数。换言之，唐人对此类别集进行补缺，目标是尽可能还原该书在梁代的原貌。此外27种，又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旧志》著录少于“梁有”卷数。这种情况表明，唐人在增补残缺中，可能因别集的材料未及获得，恢复“梁有”原貌的目标未能实现。二是《旧志》著录不仅多于《隋志》卷数，而且还超出“梁有”卷数。例如，《师丹集》“梁有”3卷，唐初残本1卷，《旧志》著录为5卷，多出“梁有”2卷。《李虔集》《卫展集》《郄超集》《周颙集》也属于这种情况。这表明，在整理过程中可能征集到新版本，或者发现了更多新材料，因此新版本多于“梁有”及唐初的卷数。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增补的93种此类别集中，《隋志》记载“梁有”目录者有56种，占60.2%。结合《隋志》记载的“梁有”卷数和“梁有”目录这两种数据，大致可以说，在唐前别集残本补缺过程中，唐人对所补别集虽有一定的选择主观性，但《隋志》所载两种“梁有”数据，起到了客观上的重要导向作用。
（三）亡佚类。判断唐前别集在唐初是否亡佚，主要依据《隋志》记载。例如：“《汉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之下，又记载：“又有《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这就表明，《贾谊集》《晁错集》《枚乘集》在唐初已亡佚。此类唐前别集共计472种（笔者按：其中《王韶之集》，《隋志》重复著录为19卷和24卷，或为两种不同版本），在唐代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继续亡佚，亦即《隋志》载其“亡”而《旧志》亦无载，共250种。二是重辑，也就是《隋志》载其“亡”而《旧志》不仅载其书名而且还记具体卷数，共222种。据笔者统计，唐初亡佚类唐前别集，《旧志》著录为1卷的有《崔篆集》《左九嫔集》《羊徽集》3种；著录为2卷的有《张敞集》《边韶集》《孔臧集》《韦玄成集》等114种；著录为3卷的有《王修集》《宗岱集》《刘隗集》《殷淳集》等26种；著录为4卷的有《邹湛集》《王深集》等3种；著录为5卷的有《杜邺集》《江惇集》《范启集》《张超集》《皇甫规集》等49种；著录为6卷的有《荀钦明集》1种；著录为7卷的有《沈林子集》《刘瑀集》2种；著录为8卷的有《晋彭城王集》《卫令元集》《褚诠之集》《孔欣集》4种；著录为10卷的有《夏侯淳集》《姚信集》《张虞集》《苏彦集》等14种；著录为15卷的有《刘义宗集》1种；著录为20卷的有《华歆集》《荀勖集》《姚涛之集》3种；著录为24卷的有《王韶之集》1种；著录为60卷的有张融《玉海集》1种。重辑卷数共计917卷。
依据这些数据，可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一是《旧志》著录唐前别集的来源。唐初亡佚的唐前别集有250种《旧志》未载，可知此类别集在开元毋煚重新著录时，应继续处于亡佚状态。由此也可知，毋煚《古今书录》是对当时国家藏书实际情况的调查记录，而非从《隋志》转抄旧有书目和卷数。如果转抄，这类唐前别集不应遗漏。另外，《旧志》著录的57种亡佚类唐前别集卷数与《隋志》所载“梁有”卷数有差异，其中比“梁有”多的有21种，比“梁有”少的有36种，亦可证《旧志》并非直接转抄《隋志》。二是《旧志》所载重辑的唐前别集，其目录卷数是否计入别集总卷数？唐初已亡佚唐前别集，《旧志》所载卷数与《隋志》相同的有166种，远大于存在差异的57种。据此可知，唐人复原和再造这些唐初亡佚类别集的卷数，主要依据《隋志》相关记载，情况也很复杂。222种已亡佚唐前别集中，《隋志》记载“梁有”目录者有134种（《苏顺集》《郦炎集》各有目录2卷，其他132种各有目录1卷）。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也就是这些“梁有”目录卷数的别集，在重辑工作完成后，是否另计目录卷数？换言之，毋煚《古今书录》是否把目录的卷数单独计数？从《旧志》记载来看，目录并未单独另计卷数。如《枚乘集》《魏相集》《胡广集》《高彪集》《王逸集》等64种，《隋志》各记为2卷、目录1卷，合计3卷，《旧志》所记均为2卷。《韦诞集》《裴秀集》《刘颂集》等8种，《隋志》各记为3卷、目录1卷，合计4卷，《旧志》著录均为3卷。《袁涣集》《曹羲集》《王弼集》等21种，《隋志》各记为5卷、目录1卷，合计6卷，《旧志》所记均为5卷。《江统集》《嵇含集》等6种别集，《隋志》各记为10卷、目录1卷，合计11卷，《旧志》所记均为10卷。此99种别集，《旧志》所载卷数与《隋志》去除目录1卷后的卷数相同。由此大致可推定，《旧志》所载录的唐前别集卷数，其目录并未单独计算卷数。这与齐梁时期的著录方式大异，应特别注意。
（四）新增类。将《旧志》与《隋志》对比，发现《旧志》新载唐前别集共25种、238卷。详情如下：《刘恢集》5卷、《谢玄集》10卷、《辛昞集》4卷、《郭愔集》5卷、《刘孝威后集》10卷、王筠《中庶子集》10卷、《沈约集略》30卷、《傅昭集》10卷、《袁昂集》20卷、《周兴嗣集》10卷、《梁文帝集》10卷、《薛孝通集》6卷、《魏孝景集》1卷、《后魏明帝集》1卷、《杨休之集》20卷、《王衡集》3卷、《沈不害集》10卷、《顾越集》2卷、《顾览集》5卷、《姚察集》20卷、《殷英童集》30卷、《尹式集》5卷、《虞茂代集》5卷、《刘兴宗集》3卷、《李播集》3卷。这些新增别集，或通过征集而来，或由唐人重新编集而成。据上官仪所撰《为李秘书上祖集表》，可知李元操曾任隋荆州刺史，文名甚盛，其孙李秘书依据唐代国家图书管理制度而献书。此即通过征集、献书等制度获得新的唐前别集之例。
据笔者所建“唐前总集再生产数据库”统计，《隋志》著录的唐前总集共336种，其中保存完整的134种、残缺的16种、亡佚的186种。这些总集在唐代命运并不全同，以下按类别分析。
（一）完整类。据《隋志》记载，唐初保存完整的唐前总集共计134种（原著录135种，其中《毛伯成诗》与别集所载《毛伯成集》重复）。经过百余年时间，这些总集的存在状态有四种情况：一是继续完整保存，共14种。依据是《旧志》与《隋志》著录卷数相同。二是残缺，共19种。依据是《旧志》著录卷数少于《隋志》。三是亡佚，共92种。依据是《隋志》著录但《旧志》未载。四是增补，共9种。依据是《旧志》著录卷数要多于《隋志》卷数。本文主要关注第四种情况，其详情如下：萧该《文选音》由3卷增至10卷，梁昭明太子《古今诗苑英华》由19卷增至20卷，《齐释奠会诗》由11卷增至20卷，徐伯阳《文会诗》（《旧志》记为《文会诗集》）由3卷增至4卷，刘楷《设论集》由2卷增至3卷，《梁武帝制旨连珠》（《旧志》记为《制旨连珠》）由10卷增至11卷，李德林《霸朝集》（《旧志》记为《霸朝杂集》）由3卷增至5卷，《范宁启事》由3卷增至10卷，袁淑《诽谐文》（《旧志》记为《俳谐文》）由10卷增至15卷。合计9种、增补34卷。
（二）残缺类。唐初残缺的唐前总集共16种，在唐代存在状态亦有四种情况：一是完整保存唐初残缺情况，亦即与唐初卷数相同者，共1种。二是亡佚，亦即《隋志》载录而《旧志》未载的，共7种。三是残缺更甚的，亦即《旧志》卷数少于《隋志》的，共2种。四是增补，亦即《旧志》卷数多于《隋志》的，共6种。详情如下：《皇德瑞应赋颂》由1卷增至10卷，《诗英》由9卷增至10卷，《七林》由10卷增至12卷，《集苑》由45卷增至60卷，《集林》由181卷增至200卷，《众贤诫集》由10卷增至15卷。共计增补51卷。此类唐前总集，《隋志》大多著录了“梁有”卷数，比较《旧志》与“梁有”卷数，二者大多相同，可知增补依据来源于《隋志》著录的“梁有”卷数。
（三）亡佚类。《隋志》著录唐初亡佚的唐前总集共186种（原著录188种，其中《颂集》《木连理颂》重复著录）。亡佚类总集在唐代的存在状态有两种情况：一是继续亡佚，亦即《隋志》载其“亡”而《旧志》亦未著录者，共162种。二是重辑，也就是《隋志》载其“亡”而《旧志》著录者，共24种，详情如表2所示，表中《旧志》著录卷数，实际上就是重辑的卷数，因为这些总集唐初已亡佚。经统计，重辑的唐前总集共24种、288卷。比较《旧志》与《隋志》“梁有”卷数，可知重辑亡佚类唐前总集，是以力图恢复和还原“梁有”原貌为目标的。
（四）新增类。《隋志》未载而《旧志》著录的总集共44种，去除唐人所编，共得新增唐前总集27种、1135卷，包括庾自直《类文》377卷，司马相如《上林赋》1卷，曹大家注《幽通赋》1卷，张衡《二京赋》2卷，左思《三都赋》3卷，《诸郡碑》166卷，殷仲堪《杂论》95卷，《七国叙赞》10卷，《吴国先贤赞论》3卷，贺氏《会稽先贤赞》4卷，贺氏《会稽太守像赞》3卷，孙夫人《列女传叙赞》1卷，《梁中书表集》250卷，释僧祐《弘明集》14卷，颜竣《妇人诗集》2卷，江邃《文释》10卷，伏滔、袁豹、谢灵运等《晋元氏宴会游集》4卷，《元嘉宴会游山诗集》5卷，颜延之《元嘉西池宴会诗集》3卷，宋明帝《诗集新撰》30卷，颜竣《诗例录》2卷，《诗林英选》11卷，虞绰等《类集》113卷，《词英》8卷，《汉魏吴晋鼓吹曲》4卷，荀勖《太乐杂歌词》3卷，谢灵运《新撰录乐府集》11卷。
综合以上数据，可获得唐前文集再生产的总体情况，如表3所示。由此可知，到开元毋煚等著录时，唐前别集有378种被再生产，共计新增1693卷；总集有66种被再生产，共计新增1508卷。二者合计444种、3201卷。依据这些数据，可进一步讨论以下问题。
其一，不同类别文集的再生产方式。《隋志》著录唐前文集，对不同状态的文集分别采用了不同处理方式，目的是尽可能完整保存当时书籍的实际情况。其分类主要依据唐初见存书目录与唐前书目比对的结果，由此形成完整保存、残缺、亡佚三大类别。唐人在整理唐前书籍遗产的同时，又以购募等方式向民间和私人征集书籍。这样一来，国家书库中的书籍日益丰富。这两种准备工作为唐前文集再生产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再生产过程中，依据《隋志》载录唐前文集的三种状态，分别采用了与之相应的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完整保存的唐前文集，按理说并无再生产的必要。之所以再加工，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发现了新文集，其内容更完备，因此重新收藏，或增补新集有而旧集无的内容，并采用“过录”方式，编成新书。二是《隋志》著录的完整保存类文集，大多无“梁有”情况的记载。因无“梁有”记载，我们在归类时也将其归为完整一类，从便于统计的角度看，当然合理。但《隋志》中“梁有”的记载依据梁时目录书而来，这些目录书并未完整保存下来。正如《隋志》序文所言，武德五年（622）司农少卿宋遵贵受命载书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所以，《隋志》中只有部分书籍著录了“梁有”情况，一些未载“梁有”情况者，实际“梁有”卷数可能多于唐初见存卷数。也就是说，《隋志》著录的唐前文集完整类，或许部分并不完整。从这个角度看，发现新文集或新材料，是完整类文集据以再生产的主要原因。总体看，这一类相对较少，别集只有38种、159卷，总集更少，仅9种、34卷，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一致的。残缺类辑补的情况相对于完整类更复杂一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辑补复原的原貌问题。如上所述，残缺类同样存在《隋志》未载“梁有”的情况。如果《隋志》记载了“梁有”卷数，当然可以作为恢复原貌的依据，若无“梁有”记载，则无所依凭，只能根据收集到的新材料来处理。二是增补的材料来源问题。要补足残缺，最理想状态是既有原书目录作为搜集线索，同时又有可靠材料来源。但事实上，大多情况下只能依据所能找到的材料来补充。相对于完整类的增补而言，残缺类辑补的工作量要大得多。但工作难度最大的是重辑亡佚类文集。这是因为大多情况下，《隋志》所载亡佚类文集，仅记载了“梁有”卷数，而未载“梁有”目录，重辑者只能依据搜集到的材料重编。
其二，再生产文集的版本性质。应特别注意的是，从版本学角度看，上述三种不同再生产方式决定了三大类再生产文集不同的版本性质。增补的完整类文集总体上保存了原有版本。辑补的残缺类文集部分保存了原有信息，补充的内容与原版本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属于半新半旧的版本。重辑的文集是新生产的，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版本，与原版本之间除卷数相同外，其他内容多不相同。三种情况中都可能存在新征集的文集，同样属于新版本。这在以往研究中未被重视，因此有必要特别指出。
其三，唐前总集与别集关系。总集与别集关系非常复杂，这里只讨论在再生产过程中唐前总集与唐前别集之间的关系。其总体关系可以说是互为材料来源。从别集角度看，除征集到新集子外，无论完整类、残缺类，还是重辑类，其增补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唐前总集。唐前总集通行的编纂体例，是以文体作为类别，每种文体之下再按时序排列不同作家的作品。因此，可以某个作家为搜集对象，从不同总集中辑出其作品。一般来说，利用的总集越多则搜集的作品数量就越大。唐前别集中残缺类的补充、亡佚类的重辑，大多采用此种方法。此外，唐前类书和史书中，也保存了不少作家的作品。将这些搜集到的作品，按照一般通行的文体类别重新排列，则大致可还原或补充完成一部新的别集。总集辑补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别集和其他总集，当然也包括类书和史书。应当注意，别集的辑补可以在没有原有目录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可依据搜集的材料按通行体例重新排列，而总集若无原有目录，则无法还原，这是因为若还原某部总集，必须首先了解该书的性质。《隋志》著录总集，遵循先总再分原则，也就是先著录包含各类文体的总集，从挚虞《文章流别集》至姚察《文章始》，均属此类，以下再依次按照赋、诗、乐府、箴、铭、诫、赞、七、碑、论、连珠、诏、表、启、书、策等文体次序著录其他总集。因此，若未知总集性质，则辑佚工作无法开展。
其四，文集再生产的选择性。选择哪些文集进行再加工和再生产，当然受限于《隋志》著录的原有卷数和目录，以及当时能够找到的辑补材料等客观条件。但若客观条件都具备，是否一定都会补充、辑佚呢？从《隋志》与《旧志》对比可以看到，即使客观条件成熟，选择哪些文集还是有很大的主观性。例如，唐前残缺类别集137种，被选择补充的只93种。亡佚类别集472种，只重辑了222种。残缺类总集共16种，被选择重新增补的仅6种。亡佚类总集共186种，被选择重辑的仅24种。这种选择看似不经意，实则是有意识的。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对于唐初残缺类文集和亡佚类文集的意义特别重要，因为增补和重辑行为，不仅延续了这些文集的生命，而且一定程度上使其获得经典地位。未被选择补充的残缺类文集，其生命力逐渐萎缩。未被重辑的亡佚类文集，因失去生命力而终止于唐初，仅在《隋志》中留下一个符号。例如，被再生产的唐前别集共379种，按时代划分，其中战国楚1种、西汉17种（含王莽时期2种）、东汉40种、三国魏33种、蜀2种、吴7种、两晋185种、宋42种、南齐6种、梁20种、陈5种、前凉1种、北魏4种、北齐3种、北周6种、隋7种。从这些数据来看，主观选择是很明显的，无论地域还是时代，都体现了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出的文学理想，亦即合南北文学之长而臻于“文质斌斌，尽善尽美”。魏徵虽从地域论文学理想，实际上也包含了时代因素，因为不同地域各有其文学传统，这一点也体现唐前文集整理中。例如，辑补的东汉文集共42种，其中王隆、王逸、郦炎、侯瑾、张超、傅毅、边韶、祢衡、苏顺、赵壹、张升、黄香、崔琦等13人都入《后汉书·文苑传》，占比高达32.5%。可见，选择哪些文集进行补充和重辑，历史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辑补和新增的总集，同样也具有选择的主观性。重辑类和新增类总集，整体倾向于唐前乐府诗、集会诗、诗歌选本、先贤赞等书籍。如唐前集会诗集，辑补和新增的有《晋元氏宴会游集》《元嘉宴会游山诗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齐释奠会诗集》《文会诗集》等，可见唐人对唐前集会诗集特别关注，这与初盛唐宫廷诗歌集会活动频繁不无关系。
其五，唐人新编总集的材料来源。《旧志》总集类，除著录《隋志》记载的唐前总集外，还记载了唐人新编总集，如《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50卷、康明贞《词苑丽则》20卷、许敬宗《芳林要览》300卷、许敬宗《文馆词林》1000卷、许敬宗《丽正文苑》20卷、刘孝孙《古今类序诗苑》30卷、郭瑜《古今诗类聚》79卷、刘允济《金门待诏集》10卷，以及温彦博《古今诏集》30卷、李义府《古今诏集》100卷、薛尧《圣朝诏集》30卷等。这些新编总集的材料来源，除唐人新著之外，主要是唐前总集和别集。因此可以说，再生产的唐前文集，为唐人新编总集提供了重要材料来源。
前贤从文献学史等角度，提供了唐人整理唐前文化遗产的线索，但具体整理了哪些文集，又是如何实际操作的，则多未详。本文通过提取《隋志》《旧志》记载的书籍信息，并将其转换成可编辑和统计的结构化数据库，梳理了唐前文集在初盛唐再生产的事实和过程，可改变以往对此问题笼统模糊的论述。基于这样的事实，可以进一步讨论书籍史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讲，以往书籍史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学和文学社会学等理论，侧重于书写技术、书籍形态、藏书史，以及从知识史角度展开的阅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研究，较少从书籍制度切入。事实上，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对书籍发展史产生重要作用。这一点，晚清一些有识之士已有关注。例如，阮元等人整理《十三经注疏》时曾对古代书册制度有所讨论，并命汪继培、徐养原撰《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撰《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等文章。此后，王国维、叶德辉、马衡、俞士镇、李景新、余嘉锡、李耀南等继有论述，但他们研究的书籍制度偏重于书籍形态，主要与书写技术、文字载体、装帧设计等有关。书籍形制固然也属于制度范畴，但从国家行为角度看，其涵义更应偏重于书籍管理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等方面。以往对中国古代书籍机构研究较多，但在具体运作机制方面关注较少。从这一角度，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了积极思考。
一是对目录文本的数据提取。本文对《隋志》《旧志》文本隐含信息进行提取，形成了可供编辑、统计的结构化数据库，是进入唐前文集再生产研究的重要基础。这种从文本到数据的方法，不仅有助于对《隋志》著录信息的解读，也便于将《隋志》与《旧志》对比，从而获得更具深度的书籍信息。
二是“活”的书籍制度史观念。制度本身是流动的，是“活”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重视制度的文本规定，而且还要关注其实际表现，关注影响其活动的诸多因素。书籍制度同样如此。《隋志》著录者本身已展示了“活”的观念，不仅著录见存书，而且对“梁有”情况也做了调查和记载，为后人整理和研究这些书籍提供了重要依据。《旧志》看似只记载了一个时段书籍见存的横截面，但其中对《隋志》一些缺失信息的补充，如考证文集作者等，实际上也隐含了著录者“活”的意识。因此，从“活”的制度史观念切入，扬弃以往静态研究，将《旧志》与《隋志》联系起来并加以比较，则能重构唐前文集在唐代活动的具体状态。
三是文献生态观念。所谓文献生态，意思是各种文献在历史时期并非孤立，而同其他文献产生多层次关联。文中讨论唐前别集不同时期的存在状态，将其分为完整、残缺、亡佚、新增四种类型，以及这些文集在唐代的亡、缺、补、辑过程，蕴含了文献生态观念。事实上唐代亦如此，如《旧唐书·许敬宗传》：“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这里面涉及史书、新编总集、类书等，看似各属不同文献部类，却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许敬宗主持新修了不同类别的书籍，其材料来源虽很复杂，但从唐前文集中取材，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文献生态是研究书籍史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