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陈文彬：唐代开元通宝钱币背月纹来历探源
初唐仍行五铢，但因恶币驱逐良币等原因，唐高祖李渊遂废五铢，铸开元通宝。《旧唐书·食货志》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开“通宝”“元宝”之先河，对中亚、日本等地区的铸币也有影响。开元通宝背部多有所谓月纹等，本文是在前辈学者对开元月纹研究的基础上延续探讨，在此不揣浅陋，就教于方家。
早期唐代开元通宝钱背多素面，后陆续在钱背有月纹（或称掐纹、指甲纹）、星纹、云纹等，以月纹为大宗〔图一：1〕。按照月纹的形式，可分为单独月纹、单独星纹、月孕星纹等，其中绝大多数为单独月纹，即文献所称“掐文”。开元通宝的月纹绝大多数位于钱背的内郭与外郭之间，而单独月纹不论出现在钱背何处，均朝外郭弯曲〔图一〕。
图一：1 背月纹开元通宝 陕西西安出土
王卿将月纹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月纹，为翻砂脱模时出现差错导致，另一种是人工月纹，乃专门制作，至迟在开元二十九年（741）之前就有官炉所制的月纹。徐殿奎对开元通宝进行了详细的考古类型学研究，按照发展将其分为三期，月纹主要流行于中期，上限为玄宗开元年晚期。
开元通宝月纹出现的原因，有以下说法：
其一，唐及以后史家大多穿凿附会，与历史名人挂钩，传为掐纹。从一开始，月纹就被赋予奇谈之说。现可查最早的记载来自郑虔，《唐会要·泉货》引郑虔《会稡》云：“询初进蜡样，自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武宗会昌时胡璩袭掐纹之说，《太平广记》云：“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资治通鉴》附《考异》云：“薛珰《唐圣运图》云：‘初进蜡样，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钱上有甲痕云。’凌璠《唐录政要》云窦皇后。按时窦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掐纹之说，大多源自郑虔，后人多有修改，所附会之人不同，有文德皇后、窦皇后、杨贵妃等。叶大庆《考古质疑》等质疑掐纹之说，但也没有新的解释。
其二，月纹为铸钱炉别记号。如曾维华通过比对传统钱币上的其他纹样，认为开元通宝月纹为一种兼具装饰和炉别的记号。
其三，月纹为模仿早期铸造痕。王卿认为月纹作为一种形制出现，必定与翻砂铸造钱币产生的痕迹即直月纹有关，此后工匠有意模仿，故其约定俗成成为一种钱制。
其四，月纹为外来图样。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谈到，月纹出现于安史之乱之前，彭颇具创造性地将月纹与古代域外钱币对比，提出外来影响的可能性。当然，他对这一假设也持有谨慎的态度，认为并不能武断地否定甲痕之说。
其五，其他观点如月纹与鬼神观念相关。如张森认为月纹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民俗有关，是对神、月等神仙祥瑞崇拜的反映；王保兴认为月纹的组合与铸造月份有关。
现可知粟特地区的铸币始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主要直接使用波斯或希腊的铸币或仿制货币。大约7世纪，受唐王朝影响，粟特部分地区也流通开元通宝的仿制货币，至8世纪后又改为阿拉伯式钱币。需要注意的是，粟特货币的模式是多元并存的，流行仿唐式货币的同时，也流行萨珊波斯式等钱币。粟特地区的仿唐式钱币主要为仿开元通宝，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正面钱文仍为开元通宝，背面增加地区印徽（tamgha）；第二类只采用方孔铜钱形制，钱文为当地文字，或汉文与其他文字组合，钱背面为地区印徽。古代粟特城市撒马尔干（Samarqand）8世纪早期仿唐式钱币背面就出现有月纹印记〔图一：2、3〕。
图一：2 撒马尔干仿唐式钱币背上月
图一：3 撒马尔干仿唐式钱币背上月孕星
（一）钱币和织锦上的月纹
在古代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钱币、印章图像中，流行光芒爆发式（sunburst symbols）的日纹，常与月纹一起形成仰月托日式组合，或分置于神像和君王头像两侧，代表太阳和月亮。这种模式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古代埃及的占星学有关。早期萨珊钱币正面继续沿用这种模式，或君主头像头顶为仰月托日，或日、月纹分置君主头像两侧，表现君权神授和王权。至萨珊中晚期的卡瓦德一世（Kavadh I）钱币，仰月托日或单独月纹位于钱币外缘四侧，币缘代表了萨珊边界，象征君主对四方的统治。以1德拉克马银币为例，正面为国王面右像，按卡瓦德一世统治时期可分为两期，前期（第一个统治期，即488－496年）月纹独立出现在联珠圈内卡瓦德一世头冠上〔图二：1〕，后期（第二个统治期，即499－531年）出现在联珠圈外上下左右四处〔图二：2〕。
图二：1 卡瓦德一世早期钱币上的月纹
图二：2 卡瓦德一世晚期钱币上的月纹
之后流行的库思老一世（Khusru I，在位时间为531－579年）钱币，正面币缘的仰月托日变为单独的月纹，国王头顶王冠处的仰月托日徽章突出联珠圈至币缘处，代替原来上方的月纹〔图二：3〕。至库思老二世（Khusru II，在位时间为590－628年）时，钱币背面币缘同样也出现了四面月纹〔图二：4〕。
图二：3 库思老一世钱币上的月纹
图二：4 库思老二世钱币上的月纹
月纹作为一种装饰纹样，也流行于萨珊贵族使用的日常物品中。伊朗克尔曼沙阿市郊的塔格博斯坦（Taq-e Bostan）遗址的萨珊浮雕，其中一幅6－7世纪雕刻的狩猎图，中央为库思老二世站立于船上作持弓射箭状，后方第一位随侍所穿锦服上有联珠圈加新月纹样〔图三〕。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一件7－8世纪的萨珊织锦残片，长36.5厘米，宽54.3厘米，整体以绿色织线为底，主要图案为黄色，正中为萨珊波斯常见神物森木鹿（senmurw），周匝环绕一大圈联珠纹，在其上下左右四处，又有小联珠圈并月纹〔图四〕。俄罗斯考古学家马尔沙克（B.I.Marshak）指出，森木鹿是一种表现“神的荣光”的神奇动物。它是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虚构存在，广泛出现于萨珊波斯、粟特等区域的图像艺术中。
图三 伊朗塔格博斯坦遗址萨珊王朝狩猎浮雕上的穿月纹织锦的侍者
图四 波斯萨珊王朝织锦上的月纹
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通过对萨珊波斯的钱币和织锦上月纹的对比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构图方式完全一致，均以一圈或若干圈联珠纹圈作外缘（晚期萨珊钱币联珠纹圈可至三圈），圈内为画面主体，月纹位于圈外四方处。
其次，联珠圈中心表现的均是世俗王权与宗教崇拜下的“神圣空间”。联珠圈中心均表现神权与王权，形成“神圣的空间”。以库思老二世钱币为例见〔图二：4〕，正面为君主像，背面通常为二祭司与祆教火坛的组合配置，此外，背面图案或还有阿娜希塔女神等神灵的正面像。一面王权、一面神权，这就是萨珊钱币正背图案所表达的中心思想。“神圣空间”中也常见动物图像，以粟特地区为例，有野猪头、翼狮、翼马、孔雀、衔绶鸟、森木鹿等〔图五〕。
图五：1 古代撒马尔罕壁画上的月纹示意图之联珠野猪纹织锦
图五：2 古代撒马尔罕壁画上的月纹示意图之联珠翼狮纹织锦
图五：3 古代撒马尔罕壁画上的月纹示意图之联珠翼马纹织锦
再次，联珠月纹是萨珊钱币、丝织品上月纹的进一步发展。联珠月纹即月纹和联珠纹组合出现，其中月纹作为主体，周围环绕一圈联珠纹。萨珊钱币上，联珠圈外的月纹的朝向均朝向币缘，四个一组呈中心对称分布。织锦上的月纹因经纬线的特殊结构，画面呈现与钱币上的有所区别，一是月纹排布非中心对称，而是水平对称；二是月纹常加以一圈小联珠纹，组合成为联珠新月纹，图案主体联珠纹为一圈大联珠，大联珠圈和四个小联珠圈使得整个画面更加繁杂。
萨珊钱币为手工铸造，制作时带有君主像的正面或下模固定在铁砧中，背面或上模握于工匠手中，随后打制成型，相同币种的不同个体均有明显差距。中心对称、向外辐射的月纹可以按照设计一体成型。丝织品图案由经纬线织成，图案可依据丝织品尺寸进行拓展，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等。月纹沿水平和垂直方向复制，其朝向和方位相同〔图六〕。萨珊波斯织品流行的做法是：在月纹外环绕一圈小联珠纹，然后嵌入大联珠圈之内，使得大联珠外圈两两相切，这样既不会让人在视觉上忽略掉月纹，也将圈外留白空间缩减到最小，还可添加较小的补白纹饰，提高图像的空间利用。
图六 钱币与丝织品上月纹的对比图示
作者绘
丝织品在流通领域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货币的角色。《北史》记载，高昌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昏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高昌国位于西域，时代相当于萨珊晚期，与萨珊交往颇多，高昌古城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萨珊银币，说明其与萨珊波斯有直接和间接的交通贸易。这段记载说明丝绸之路沿线的高昌国等除铸造货币外，还将丝织物等视为一般等价物，作为货币的替代和补充。至唐代，西域依然有大量使用行緤、官布、绫、绡等作为“棉布货币”进行商品贸易的案例，至11世纪后甚至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敦煌、吐鲁番等地这一时期出土的文书中就记载了其用作借贷、罚款、缴纳赋税、交易、租金等。在萨珊波斯以东的丝绸之路贸易中，粟特人是最主要的商人，粟特人的贸易活动很大一部分是以丝绸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进行支付的。公元750年左右，唐朝丝绸和麻织品占国家收入的55％，而货币只占9％，其中纺织物的20％被调拨用以控制西域及更远的西部地区，每年总计达五百万匹以上。因此，作为诸如粟特商人使用的一般等价物，萨珊波斯钱币和丝织品的联系如此密切，其上图案元素的借用便是情理之中的。美国考古学家马修·坎普（Matthew Canepa）认为，一些在东方和西方都很流行的图案，在粟特地区至西域的丝织品上尤为突出，其中一些图案的长期使用，可能不仅是出于随意的审美原因，而且还充当了已经在钱币上铸造的图案的“视觉相似”，证明了丝绸之路沿线纺织品可作为货币互换使用。
（二）沿丝绸之路传入北朝隋唐的月纹
随着丝绸之路上物质和文化的交往，萨珊钱币以及波斯锦进入了北朝隋唐。萨珊钱币除在西域、河西走廊等胡人聚集的区域作为流通货币之外，其本身也属于珍贵的舶来品。夏鼐统计了中国境内出土的萨珊银币，认为其在胡人聚居的区域之外主要起到贵金属或装饰物的作用，包括用于陪葬、收藏、佩戴等。按其埋藏年代来看，主要为8世纪中叶以前，从币种来看，以库思老一世钱币为主。因此在丝绸之路沿线，库思老一世钱币的广泛存在为月纹的传播提供了可能。除钱币以外，月纹还通过织锦等传播扩散，如新疆阿克苏的克孜尔石窟第8窟甬道内侧壁、第189窟等的供养人画像和塑像身上所穿萨珊式长袍上就有联珠新月纹〔图七〕，月纹搭配联珠圈作为单独图像出现在织品之上，与塔格博斯坦萨珊浮雕上一致。宗教石窟中供养人服饰是对当时人们日常生活服饰的直接反映，表明月纹是一种当时较为常见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纹饰。此外还有以联珠月纹表现天文意象，如克孜尔第38、118窟，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第20窟等〔图八〕。
图七 克孜尔石窟第8窟供养人服饰上的月纹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图八 吐峪沟石窟第20窟窟顶天象图中的月纹
作者重绘
克孜尔第60窟主室西壁下部的联珠鸭纹〔图九〕，采用多方连续的联珠圈组合，两两共用一个联珠月纹，间隙的辅助边饰纹样也与萨珊波斯织锦上一致。这说明，开凿洞窟的工匠们已经极为熟悉流通货品上的纹样，直接将其应用在洞窟中，作为装饰纹样使用。此外，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北朝至隋代的织锦覆面〔图十〕，其上图案说明月纹也被使用在丧葬用品上。相似的例子也在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被发现，如哈拉和卓1号墓出土的彩绘木豆〔图十一〕，在黑底上就绘有白色联珠圈和红色月纹。
图九 克孜尔石窟第60窟主室西壁联珠鸭纹上的月纹
图十 北朝至隋代的织锦覆面上的月纹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图十一 哈拉和卓1号墓出土彩绘木豆上的月纹
联珠月纹也随着粟特人进入中原地区。山西出土的隋代粟特人虞弘墓石椁底座正面的浮雕上，一组乐舞人身着对襟长袍，长袍上以红色绘出简略的联珠月纹〔图十二〕，这是由于浮雕人像的尺寸较小，彩绘工匠在联珠圈上“偷工”，一笔连成所致。
图十二 隋代虞弘墓石椁底座人物服饰上的月纹
山西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萨珊波斯钱币和丝织品为主的月纹图像的梳理，将联珠月纹和活跃在这条贸易路线上的粟特人联系起来。中国境内北朝至隋唐出土的萨珊波斯钱币，大部分都位于因商贸、避难等原因入华的粟特人聚居的丝绸之路沿线。粟特文化的原生性并不强烈，善于经商的他们是许多其他地区文化的转手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宗教信仰多元，有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但最为传统的信仰仍然是受到萨珊波斯影响的祆教，自中亚到中国，许多祆教元素已经成为粟特民俗化的传统，成为其华化进程中的遗存特色。萨珊钱币上的月纹也是具有相似的萨珊波斯祆教属性而被粟特人广泛传播。萨珊钱币上的君主冠上月纹徽章有时直接代替月纹。月纹的完整样式是仰月托日，是日月的组合，但在使用中，代表日的元素常有变化和省略。这种王冠上的徽章也在入华粟特人的葬俗中出现。日月冠不仅是萨珊波斯的传统，更辐射到萨珊波斯周围，也见于中亚地区其他的神祇图像上（包括佛教以及其他宗教），影响到整个丝绸之路，如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佛教菩萨冠饰、突厥王冠等。
由此可见，月纹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以粟特人为主要传播人群产生的泛化的、民俗化的纹样，它的源头是萨珊波斯。在远离其原生地之后，虽然不能通过它来判断使用人群的民族属性，但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使用该种纹样的人群所受到的文化影响。
从月纹图像的发展来看，开元通宝月纹应当是受到了萨珊钱币的影响。
第一，从萨珊波斯钱币到开元通宝，月纹的发展脉络是清楚的。开元通宝背部月纹以穿上仰月（穿，或穿口，即铜钱方孔，穿上仰月即背部在与正面“开”字对应的位置铸刻月牙朝上的月纹）为大宗，月纹的朝向与萨珊波斯钱币、丝织品一致。开元通宝还有少量的背部四月的版别，亦如萨珊波斯钱币一样，方向朝钱缘，形成中心对称布局。有些版别背部为月孕星样式，更为接近萨珊钱币的型式。
第二，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路畅通为开元通宝在月纹上受萨珊钱币影响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开元通宝背部月纹出现的时间是开元天宝间，此后钱币背部铸刻月纹的模式多有延续。萨珊波斯钱币以及月纹图案自6世纪初至开元通宝月纹产生，已经历两百余年。开元通宝月纹出现之时，萨珊波斯即将退出历史，萨珊钱币虽被阿拉伯人继续使用和改铸，但时间很短。随着丝绸之路的物质转移交换，这种钱币上的月纹经粟特人的推广，到玄宗时被使用到唐朝国家铸造的钱币上。货币自诞生以来，就拥有无可替代的属性，是文化、民族和政权的意志体现，是政治或宗教实体赓续的直接名片，也是对外交流影响的通用 “商标”。一种货币上纹样的产生，必然拥有长期的积淀。有学者提出开元通宝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但并未将这种积淀考虑进去，即使是开元通宝月纹，也是经过漫长时间消化后的选择。
第三，从开元通宝本身的铸造历史来看，也能与粟特人相联系，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丝绸之路商人们正是将萨珊钱币和开元通宝月纹联系起来的中间媒介，以及月纹图像在丝绸之路沿线流传的推动力量。需要明晰的背景是，安史之乱前，唐人尚胡风、胡俗趋于顶峰。向达指出唐代“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洛阳家家学胡乐”，这里的胡化就是指以粟特人为主的北方系胡人对唐文化的影响。包容且善于吸收的大唐融汇了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文化，并进行了移风易俗和本土化的创新。唐开国至玄宗时武功最盛，其兵力的主要组成就有蕃将，即外蕃之人来华为将。玄宗朝时，蕃将继续崛起，形成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引发了权利之争，直接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并影响产生了藩镇割据。
彭信威在假设开元通宝月纹外来时，将其铸造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提出一个可能的假设，就是通过安禄山。笔者也认为开元通宝背部月纹的产生与粟特人，甚至和安禄山有直接关系。安禄山为粟特突厥混血，通胡语，互市牙郎出身，必然常接触萨珊钱币、波斯锦等，了解月纹所代表的意义。天宝三载（744），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可能已经进行私铸活动。天宝九载，玄宗许安禄山于上谷置五炉铸钱，已经正式拥有了铸币权。唐无上谷郡之名，故此上谷五炉应为蔚州飞狐县之三河冶钱炉。安禄山凭借飞狐道旁的三河冶钱炉获得了大量起事资金，《旧唐书》载安禄山奏请由其亲信河东节度副使吉温管理蔚州（安边郡）铸钱事，安甚至可能控制了绛州这一开元天宝年间全国最大的铸币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后，三河冶钱炉即被唐肃宗关闭，至元和年间才由王锷应李吉甫奏请重新开炉。
安禄山很可能在铸币中使用了与粟特人有联系的月纹，这种月纹同时承担了一定的炉别记号的功能。长安年间武则天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代表唐廷官方承认劣币可以合法流通，于是私铸、盗铸蜂起，这为月纹在开元通宝上的出现打开了制度控制。有的开元通宝背月纹的版别，制作精整厚重，显然出自官方钱监，其为安史之乱以后铸造的可能性很小，可能是来自安禄山的上谷五炉。史思明叛乱后，铸造象征其政权的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大部分有月纹，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历来记载为史思明所铸，而权势和地位较史思明更高的安禄山却无铸造钱币的记录，这不得不让人觉得奇怪，合理的假设就是安禄山的铸币是延续了叛乱之前的官炉铸造版别。
玄宗之前，就有钱背铸纹的尝试。1986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天宝元年韩忠节墓出土的一件鎏金乾封泉宝，背面有四处中心对称刻“莲瓣”纹（或宝相花）。乾封泉宝流通时间极短，鎏金且背有纹的版别更为罕见，可视为开元钱月纹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韩忠节亦与河东铸币有关，墓志载其任职雁门郡，“摄蔚州司马兼河东道支度营田铸钱判官”，开元时曾助信安王李袆破奚和契丹，墓志称其“采铜山之珍利殷王府，积海陵之粟粮赡军储”，“屯田务广，泉货愽克”。李袆晚年还主张开放私铸。这表明，河东道内钱炉确可为战争服务，且当时私铸相当活跃。晚些时期出现的所谓“图像乾元钱”，背后有云气纹的，是月纹中国化的变种。以上两者均非唐廷制造，图像乾元钱为梓州、益州二监（中晚唐剑南道梓州和益州的两处钱监）所出，月纹开元钱为蔚、绛等州钱坊所出。两者均担负战争支度，前者或为德宗时期赵赞所铸新钱，助讨李希烈；后者为安禄山所铸，妄行反叛。
如上，那么进入流通的开元通宝背面月纹出现的时间大致为安史之乱之前的十年内，下限不晚于天宝十四载。徐殿奎在开元通宝的分期研究中所分B型I式，如郑仁泰墓、张九龄墓、源夫人墓等所出开元通宝，大多在天宝三载之前，钱文“元”字仍为武德开元样式，且月纹较直，应为工艺导致。笔者查阅已知开元通宝月纹，最早之例为天宝四载偃师杏园唐墓M1204，其他安史之乱前的还有天宝十三载偃师杏园唐墓M5109、天宝十四载西安米氏墓（M18：7－2）、天宝十四载西安马腾空唐墓M22。
如果将月纹和安禄山的上谷铸币联系起来，时人想必是有所了解，或会有零星记载留下。但是自安禄山同时期的郑虔提出“文德皇后甲迹”开始，为何从未有相关的记载呢？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首先，飞狐道沿线的三河冶钱炉在为安氏掌控之前很可能已经开始铸造背面有月纹的开元通宝，加之飞狐道为联通唐代关中到河朔三镇的要道，多有粟特人沿此聚居和经商，安氏因其出身，素来和粟特人联系紧密，因此安氏凭借其在此地的特殊地位，将原本在三河冶钱炉零星铸造的，或者此前少量流通的背月纹开元，延续为其“官方”货币之事，时人是了解的，因此未必会将此钱的出现，归因到安禄山本人身上。其次，铸币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即使如郑虔等曾因各种原因而委身安氏之人也不能全面了解藩镇的经济情况。开元通宝背面铸月纹即使非由安禄山开始，也可认为由其确立并进一步推动月纹开元通宝的传播。与后续其他藩镇铸造的背部图像钱币相比，安氏势大，曾占据长安，加之月纹在丝绸之路以及相关贸易路线上的长时期的流行和司空见惯，因此背月开元的流通范围是其他唐代图像钱币无法比拟的。
安史之乱后，唐人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反感粟特人和胡化，影响所及，形成“唐代华夷观念的转折”。《旧唐书》载：“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此前的胡化带来的一切，唐人均讳莫如深，并且将胡风与叛乱相联系。这也是与安禄山等相关的胡风月纹少见于当时之人记载的原因之一。背月纹开元通宝流通量巨大，已经有广泛的社会接受度，安史之乱后，肃宗朝为解决财政和货币问题而新铸乾元钱，或许想去除安氏在开元钱上的影响。但是乾元钱并未如愿解决问题，唐廷仍行开元。故月纹虽与胡有联系，但背月开元此后依然进入流通，并未因为排胡风潮而中止。
综上，从图像学的视角来看，月纹及相关徽章式图像是繁荣的丝绸之路东西两端钱币上所共有的，这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历史留下的某些“结果”。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畅通提供了历史背景的可能，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的钱币和丝织品上相关图像的传播提供了路线传播的可能。根据考古发现，目前所知开元通宝月纹最早出现的时间，与安禄山的历史活动有一定的联系，加之安禄山为粟特人，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有理由相信他可能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丝绸之路沿线经商和聚居的粟特人促进了月纹图像的广泛传播，其中的关键人物，应当是拥有货币铸造权的安禄山，正是在安禄山的割据统治下确立了月纹图像开元通宝的铸造和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