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遗稿的活化运用： 谈“寻出一个信仰来——杨开慧烈士生平事迹展”内容策划

遗稿是烈士精神的物化，特别是手稿，兼具文物性和文献性，是最能够代表烈士说话的物质载体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杨开慧烈士的一批遗稿陆续被发现，成为研究阐释其生平事迹和思想的关键材料，部分遗稿选段经媒体多次演绎，逐渐演化为社会对杨开慧这一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杨开慧烈士诞辰120周年前夕，位于长沙板仓的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对其基本陈列“杨开慧生平展”启动提质改造。策展团队从杨开慧烈士遗稿入手，对遗稿内容进行深入研读，提炼精神内核，灵活运用，策划推出“寻出一个信仰来——杨开慧烈士生平事迹展”（以下简称“杨开慧生平展”）。展览推出后，社会反馈颇佳，为革命历史人物纪念场馆发挥馆藏优势服务党史学习教育作出了有益探索。

结合现有历史文献并根据相关学者研究，迄今为止，共五次发现杨开慧遗稿。除第一次情况不详外，后四次共计发现遗稿13篇，其中手稿10篇。

第一次：据曾佃居杨开慧家的缪姓农民后人回忆，1950年初，谬姓农民在用锄头整理故居前院左侧靠近桂花树的菜地时，发现青花“囍”字瓷坛1 个，其中有杨开慧的手稿和其他遗物。遗物目前下落不明，但杨开慧纪念馆至今仍收藏有青花“囍”字瓷坛1个。关于遗物的下落说法有二：其一是1950 年5月26日，毛岸英奉父命来板仓省亲和为母亲扫墓，在此住了三天，有可能毛岸英看到了这批遗物并带回了北京；其二是据说手稿历经20多年已化为酱色纸浆。

第二次：1978年，从范裕英处征集到杨开慧写给范的书信一封。1909年秋，杨开慧转入离家5里外的隐储学校读书，读书期间她致信同学范裕英，表达了她因病缺课的焦急心情。这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杨开慧手稿。

第三次：1982年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时，在卧室砖缝中发现杨开慧手稿12页，共4200余字，有几页字有残缺。湖南省文化局专门成立“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对手稿释读研究。经整理，共有文章8篇，其中完整的材料7篇，分别为：《从六岁到二十八岁》（自传体散文，写成于1929年6月20日）；《偶感》（五言诗，写于1928年10月）；《给一弟的信》（没有寄出，写于1929年3月）；《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文，预备寄《京报》莫愁的，没有寄出）；《女权高于男权？》（文，预备寄莫愁的，没有寄出）；《寄一弟》（新体诗，没有寄出，写于1929年农历四月初八）；《寄一弟》（信）。此外，另有1篇《寄爱》（没有寄出，缺文）。手稿现由湖南博物院收藏。这是目前为止发现杨开慧遗稿数量最多的一次，绝大部分稿件内容已公开。其中许多经典选段，多次与媒体的创新展演方式相结合，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第四次：1990年再度修缮故居时，在卧室房檐上发现杨开慧手稿4页，1000余字，系杨开慧1930 年1月前后为怀念毛泽东而作。这是目前发现的杨开慧生前最后的稿件，现由长沙市博物馆收藏。

第五次：2012年7月，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高级统计分析员李忠泽发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十年（1921年）6月出版的《福湘杂志》收录的杨开慧写的三篇短文（第十九至二十六页），分别为《致某公书》《随感录》《先父事略》。这三篇短文被研究者誉为“文献级”资料，为研究杨昌济、杨开慧父女生平和思想提供了珍贵史料。

不同类型的场馆对陈列主题的认知不同。作为全国知名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杨开慧烈士纪念馆在策划其基本陈列主题时，必须准确把握纪念主体的精神内涵与特质，为社会教育功能服务。

多年来，“骄杨”一直是评价杨开慧最权威且最深入人心的话语标识，语出毛泽东缅怀杨开慧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并自释“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作为杨开慧的丈夫和革命同行者，其评价具有天然真实感，使人信服；也因为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其评价自带权威性，让这一定位迅速且广泛地为世人所熟知。由此出发，对杨开慧生平的阐释，譬如1993年杨开慧生平展览，自然而然地遵循了“骄阳颂”的主题路径。然而，杨开慧的人生角色并非仅是“毛泽东的妻子”，她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她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生选择。

“自述式”遗稿的出现，除了填补了杨开慧生平史料的“两头空白”，也为阐释杨开慧找到了另一种途径。遗稿以真实、情感丰富、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叙述者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经历，让观众对叙述者的情感、思想和挣扎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叙述者如何面对困境、挑战自我，并从中汲取力量。

在自传《从六岁到二十八岁》中，杨开慧对自己一生做了简要概述，从她细腻的文笔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的纯粹和坚韧，她期望借助精神的力量让自己从弱小走向强大。她认为自己从六岁的时候，就知道了生命的悲惨与死亡，对世间充满怜悯与悲观，这种过度“深思”造成了她的体弱多病，是母爱这“有力牵绊”才让她能尽力活下来。对此，她自己开出了思想的药方，她立志要“寻出一个信仰”去指导自己的一切行为。于是，随父到北京期间，信仰化为“锻炼意志”，她开始冬天“早起洗冷水澡”“穿旧棉衣”，相信“寿命可以通过意志延长”；面对社会底层，信仰化为“众生平等”，她“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面对婚姻，信仰化为“纯粹的爱情”，她“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认定爱情“不完全则宁无”；面对爱人，信仰化为“命运与共”，她“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即使在最残酷的环境下，哪怕觉得自己“仍是弱者”，“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颤慄而且寂寞”（《寄一弟》信语），她仍旧高呼：“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吧！！”

纵观杨开慧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对爱情的信仰、对奋斗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伴随了她的一生。正如展览在前言中写道：“‘寻出一个信仰来’是杨开慧青年时代确立志向时的一声呐喊，也是她毕生奋斗所作出的坚定回答，它让人们记住了这样一位坚贞不屈、永不褪色的巾帼英烈。”

在自传中，杨开慧高呼“寻出一个信仰来”后继续写道：“后来我决定了我的态度，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只要做到这一个‘尽’字，其余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从“寻”到“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杨开慧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获得了对世界的认知，更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与提升。譬如在自传中，她描述自己从小体弱多思且不好动，因此立志要安心强身健体；到了福湘女中读书时，她的精神状态是逐渐走向健康豁达的，她甚至在《随感录》中呼吁同学：“吾人不要有消极之行为，吾人应日新月异，而得毕显吾人之精光。吾人应生趣勃勃，光辉四照，有轩天揭地之气概。”

追寻信仰带来的正能量，让她即便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仍然穷尽生命的力量勇敢面对。在《寄一弟》信中，她说“这一次的离别……着实是我一个转机，我觉得我的生命太简陋了，知识的饥荒非常厉害，读书的要求非常热烈”。在自传中她也表明“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面对死亡，她从儿时的惧怕走向坦然。她在《给一弟的信》中写道：“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而在《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一文中，她更是对朱德之妻牺牲后，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示众的行为进行猛烈地讽刺抨击：“我以为现在的人类，人类里头的一部分中国人类，其文明程度已经到了差一点儿不把死刑废除，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事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遗稿所透露出来的烈士内心的变化与成长，结合对烈士生平事迹的回顾，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从“寻”到“尽”的人生哲学渗透了杨开慧的整个生命历程。通过代入“共产主义信仰”这一逻辑起点，从“追寻”，到“践行”，最终至“献身”，她的人生轨迹被转换为一条在她人生哲学观照下的可理解的叙事线，既符合编年体叙事中“强调时间的作用，突出过程与次序，关注因果关系”的线性阐释习惯，又实现了“专题式”的聚焦解读（表1）。

此外，时代性与政治性是革命纪念馆展陈的基本要求。为了强化新时代语境，展览在前言、部题、结语中，引用了一些与展览主题贴合的新时代“金句”，如“理想指引人生方向”“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信仰铸就忠诚，担当诠释信仰”等。这些“金句”适时地与展陈内容同频共振，成为观众在新时代语境下理解烈士精神的意义指引。

表1 “杨开慧生平展”篇章结构

在红色题材展陈内容策划过程中，党史权威表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策展人在守正的要求下，实现创新的难度较大，特别是需要处理好“高站位”和“低姿态”的关系，让展览能够真正“接地气”。“杨开慧生平展”内容策划以杨开慧遗稿为突破口，通过烈士“自述式”遗稿中自然流露出的个人状态，让展览的纪念主体以更加真实、平等的视角走近观众，获取了与观众共情的基础。

顺着“自述式”遗稿的思维线索，在展览所构筑的历史时空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年轻鲜活的杨开慧，以及她的成长轨迹、她的思想变化、她的人生选择。此时展览的纪念主体已不是权威论述的客体，“而是具有自己言论的充实完整、当之无愧的主体”。

当然，展览并非杨开慧的个人“独白”，文物与图片作为历史的客观见证者，原本就是直抒己见的存在。此外，展览中大量引用杨开慧的兄长、好友、丈夫、保姆、同事等“身边人”的口述历史，这些口述史与她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一对应。还有新时代“金句”，在前言、部题、结语等不同的叙述层次中参与议论……值得一提的是，“寻出一个信仰来”本身也是一个非设限的开放式主题，寻什么信仰？怎么寻信仰？寻到了信仰吗？一系列问题随着参观不断浮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在展览尾声处，将杨开慧狱中对敌答词进行了集中展示：“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牺牲我小，成功我大”“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这正是“烈士杨开慧”对“青年杨开慧”用生命作出的回答。

展览最终所表现出的“尊重个体、平等参与、放开设限”等类似特性，可以用著名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阐释概括。它所带来的意义在于，若干个独立意识相互作用后，“使得旁观者没有可能好像在一般独白型作品中那样，把小说中全部事件变成客体对象（或成为情节，或成为情思，或成为认知内容），这样便使得旁观者也成为了参与事件的当事人”。或者可以更直白地说，观众在一个共时共存的空间中，与纪念主体成为了“同龄人”和“同行人”。正如有年轻观众所言，他们在这个展览中看到的是“开慧姐姐”，而不是“开慧娭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