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堂 | 伊犁河谷史前考古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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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05 12:02 来源:吐鲁番学研究
摘要：伊犁河是亚洲中部的内陆河，是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际河流。伊犁河考古与历史研究，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上半叶，原苏联学者对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岸的古代墓葬进行发掘，提出了它们属于塞人—乌孙文化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陆续展开对中国境内伊犁河上游，特别是对上游支流喀什河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墓葬和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的收获，这些墓葬和遗址绝大多数是史前时期的遗存，依据这些考古收获可将伊犁河史前文化分为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本文立足伊犁河流域多年来的考古收获，对史前伊犁河考古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思考和观点，将对伊犁河史前考古研究的深入，有新启示。
伊犁河发源于中国境内的西部天山，西流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河上游有喀什河、特克斯河、巩乃斯河三大支流，伊犁河上游及支流的河水主要源于积雪融水，且雨量充足，河的两岸支流发育，多为羽状水系。伊犁河的干、支流两岸，有普遍发育的冲积平原、多级阶地台地及山麓坡地。伊犁河谷两岸土地肥沃，草木茂盛，牛羊成群，宜于人类生存，被誉为“塞上江南”。考古调查显示，古代遗存也主要分布在这些不同的地形地貌之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这里调查和发掘一些史前时期的遗存，新世纪以来，主要配合当地的基本建设，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调查发掘史前时期的墓葬2千多座、聚落遗址数十处、岩画点数十处、史前祭坛数座，还采集和征集了一批青铜器。这些考古成果，为伊犁河流域史前文化面貌、谱系结构与源流，以及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伊犁河上游河谷的史前考古始自20世纪中叶，新世纪以来主要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工程等开展的新疆伊犁河谷考古持续展开，每年都有新的考古收获，揭开了伊犁河考古的新篇章。
据第三次文物普查，伊犁上游河谷分布的地表有明显封堆标志的古代墓地1175处，发现古墓葬5万余座，约占全疆古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一[1]。多年以来，伊犁河上游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史前遗存也基本为墓葬。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合计发掘的史前时期的墓葬达3000余座，发掘遗址面积数千平方米。目前见于报道的新疆伊犁河谷的史前墓葬和遗址可列成如下简表。
表一 新疆伊犁河谷史前墓葬和遗址情况简表
多年以来，特别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在伊犁河谷山地发现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包括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巩留县库勒萨依、萨尔布津、布库尔萨依、霍城县开勒木库尔沟、尼勒克县沃巴勒克增、穷科克[2]、塔特郎、却米克拜、喀拉旱德沟、库尔于孜克、吉仁台峡谷谷口、巴勒根萨依、纳仁喀拉、塔尔克特、纳仁喀拉西、奴拉赛、阿哈买提沟，特克斯县塔勒拜、阿克塔什、鄂勒格代萨依西、加汗萨依西、加汗萨依东、吾日克沟口、铁热克提萨依、可可达萨依、阿扎提萨依东、阿扎提萨依、库克苏河水电站、唐姆洛克塔什、新源县塔特然、克孜勒塔斯、铁木里克、铁木里克阿克赛、伊宁县的卡约鲁克沟、突尤克、托逊，昭苏县的科培雷特、乔什喀萨依、格登等40处岩画，对这些岩画进行了基本资料信息的采集[3]。
伊犁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内陆河，全长1236公里，其中中国境内的河长442公里。伊犁河在霍尔果斯河口以上称为上游，霍尔果斯以下至卡普恰盖为中游，卡普恰盖以下为下游。原苏联学者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对伊犁河右岸东西长600-700公里的区间内，间断分布的古代墓葬进行发掘，主要墓地包括克孜勒—厄斯帕墓地（Kzyl-espe）、乌特根墓地（Utegen）、卡普恰盖墓地（Kapchagaj）、泰加克墓地（Tajgak）、丘立克墓地（Chilik）、克孜劳兹墓地（Kzylauz）等40余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伊犁河谷十分相近，绝大多数墓葬类型与伊犁河谷相同，且出土器物类型相近，流行单人葬，偶见多室墓。竖穴偏室墓各类型均见于伊犁河谷甲组墓葬中，墓主多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葬式与伊犁河谷一致。竖穴土坑墓各类型均见于伊犁河谷丙组墓葬中，流行仰身直肢葬，墓主多头西脚东，随葬品置于墓主头部附近。竖穴石室墓类型少于伊犁河谷，墓主多为二次葬，随葬器物较少[4]。合计发掘古代墓葬230座。基于这些材料，建立了塞人（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4世纪）、乌孙（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两个考古文化序列。
前苏联学者，将哈萨克斯坦境内伊犁河谷的史前遗存，大体分为前后两个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墓葬，认定为与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塞人有关，后一阶段的墓葬认为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乌孙人的遗存。塞文化与乌孙文化遗存，关系甚为密切，有时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分出确定的界限，也有学者统称为塞人—乌孙文化遗存。
塞人是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在内，整个中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原苏联学者发掘的、确定属于塞人的遗存，主要分布在伊犁河中游右岸的狭长地带，发掘的墓地重要的有别斯沙迪尔墓地，这一墓地被认为是王族尖帽塞人的墓地，共发掘了18座墓葬，其中包括大型墓葬3座，其余都是中小型墓葬，除M25外，其余的墓葬都被盗了。这一墓地中发掘的最大的一座土墩墓，巨冢的外观就像一座小的山包，高15~17米，顶部有直径32米的平台，平台的中心部位下凹，底径104米。地表建筑结构复杂[5]，是一座级别较高的墓冢，是不是塞王的陵墓，亦未可知。另一处重要的墓地，位于阿拉木图以西55公里的卡勒卡拉峡谷中，编号为卡勒卡拉一号墓地和阿勒德-艾美里2号墓地，以这二处墓地为代表的遗存，被认为是塞人平民的墓地，两处墓地共发掘墓葬35座[6]。根据伊犁河中下游区域塞人文化遗存，原苏联学者K.A.阿奇舍夫和г.A.库沙耶夫讨论了塞文化的起源。他们认为“塞人文明应该就是来自中央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创造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们的后裔所缔造的。塞人文化脱胎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并在新的地方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7]。提出塞文化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说。
乌孙人是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在内，整个中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原苏联学者，在哈萨克斯坦的伊犁河流域，发掘了认为是乌孙人遗存的墓葬195座。
乌孙人的墓葬分布在伊犁河右岸地区，调查与发掘的有18处墓地。有一定规模的考古发掘的墓地有：1958年在卡普恰加伊3号墓地发掘的30座墓葬、阿尔金—厄密尔墓地发掘的19座墓葬、汪古尔—科拉1号墓地墓葬发掘的17座、秦加克1号墓地发掘的16座墓葬、克孜劳兹3号墓地发掘的15座墓葬、克孜劳兹3号墓地墓葬的15座发掘、汪古尔—科拉2号墓地发掘的14座墓葬、卡尔干1号墓地发掘的14座墓葬、乌特根1号、2号墓地发掘的11座墓葬；其余的墓地均发掘墓葬数座，最少的发掘墓葬2座。原苏联学者K.A.阿奇舍夫和г.A.库沙耶夫将这些墓葬划分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三个阶段。K.A.阿奇舍夫和г.A.库沙耶夫代表的原苏联学大多数学者相信，乌孙文化与塞文化关系密切，乌孙文化是由塞文化发展演变而来[8]。伊犁河左岸共发现两处大的墓群。一处墓群包括有德如安多别一、二号墓地、奇里克国营烟草园墓地、杰和坎村墓地、别特-阿嘎奇墓地[9]；另一墓群包括硕尔马克1、2号墓地和卡德尔巴伊2、3号墓地[10]。
无论是被认为属于塞人的墓葬，还是属于乌孙人的墓葬，都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早期铁器时代哈萨克斯坦伊犁河中下游与新疆伊犁河上游的遗存，共同组成了伊犁河史前文化区，伊犁河史前文化区还包括注入巴尔喀什湖其它河流流域，统称为七河地区，它们地理相连，文化谱系上存在密切的源渊关系。伊犁河史前文化区内不同区域和时代，其文化面貌上也存在着区别，这些区别是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表现，同时也与不同区域和不同时代接受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周边文化影响有关。
新世纪以来，伊犁河上游发现了多处青铜时代的墓葬和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伊犁河流域青铜文化的面貌、结构和源流的认识。
2017年，在天山支脉阿布热勒山南麓、巩乃斯河北岸墩那高速（伊宁墩麻扎至新源那拉提段）3标段发掘一座铜石并用时代的墓葬，编号为M5。该墓封堆下有3座墓室，墓葬中随葬有橄榄型陶罐，器表饰戳剌纹，另外还出土有铜片1件、砺石1件。从陶罐形态看，明显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范畴的遗存。根据墓葬中出土人骨测的碳十四数据，M5墓葬的年代为距今4900-4700年间，属于铜石并用时代[11]。
本世纪第一阶段的伊犁河考古，是由2001年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上游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拉开序幕的。穷科克墓地位于天山北麓喀什河谷南岸一宽阔的台地上，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墓葬大小规模差别不大，且有序排列。墓葬地表的石圈标志，大多围砌得十分规整。此为公元前1千年以后，生活在喀什河流域某社会集团的公共墓地，可以比拟为原始氏族的公共墓地，足见当时这一社会集团内部社会组织机构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是研究伊犁河史前史最完整且珍贵的材料。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参考碳十四测年，穷科克一号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
2001年秋，发掘穷科克一号墓地时，发现该墓地建在早期的遗址上，墓葬叠压打破遗址。穷科克一号墓地的陶器基本为夹砂红陶，是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遗存，属于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片均为夹灰陶，发现的纹饰陶片均为压印刻划纹样，属于青铜时代，两者属于完全不同陶系，文化源流截然不同。这一文化层位的发现，为伊犁河史前文化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考古层位上的基础。
穷科克遗址文化堆积一般在1米左右，最厚的地方约2米，堆积可以分三层，底层的水平位置已经与喀什河床接近。据出土文物和所测的碳十四数据，该遗址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或者更早一些。当时的人们在喀什河南岸一片开阔地带，建立定居的聚落，畜养牛羊。夏天的一日，负责T1发掘的关巴跑来，手里拿着一件打制细石器锥状石核。关巴是尼勒克县文物所的所长，2001年开始，一直随笔者做田野考古。当笔者看到那件典型的细石核后，瞬间怦然心动。急忙跑到探方中，确认细石核出自遗址最底层之下的河床卵石堆积层，该层是喀什河冲积形成的河卵石层。于该层发现细石核实属不易，稍有疏忽，就会与重要发现擦肩而过。很快，关巴又发现了第2件细石核。现在看来，讨论这两件细石核是否可归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层的意义不大，因为青铜时代文化层直接叠压在河床卵石层之上，它们的早晚关系是确定的。这样便通过穷科克一号墓地和穷科克遗址的发掘，确定了细石器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准确层位关系，也可以称为“穷科克三叠层”。
依据穷科克台地提供的细石器—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地层关系，可以把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概括为穷科克下层文化，早期铁器时代的彩陶遗存概括为穷科克上层文化[12]，青铜时代之前是以细石器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发展阶段，由于只在跨越文化层的底部发现两件细石核，这两件细石核为代表的文化阶段的面貌还不十分清楚。
青铜时代的遗存可以归纳概括命名为穷科克下层文化。穷科克下层文化是笔者根据穷科克台地层位关系，提出的一支新的考古文化命名。追溯源流，穷科克下层文化是广泛分布于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在天山地区的地方变体。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势力非常强大，这一联合体的成员掌握着先进开矿冶铜制金技术，制作大量成套组合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还牧养大量的牛、羊和马，他们还在水草丰足的绿洲上种植以小麦为主、包括粟黍类的农作物，他们驾驶着双轮的轻型马车，驰骋在辽阔的内陆欧亚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公元前2千年前后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逐渐成为内陆欧亚草原地带真正的“霸主”，对这一辽阔森林草原地带进行了历史性的文化整合。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成员，不断地南下扩张，进而改变了内陆欧亚的历史进程，是世界上古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进入西亚两河流域，中断了西亚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的进程，进入到了印度河流域，解体了当地的古老文明，开创了印度文明的雅利安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成员，是从阿尔泰山脉北麓和西天山的河谷地带，主要是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伊犁河谷等蓝色通道，进入准噶尔盆地北部和西部山麓绿洲地带，并翻越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周缘区域。这支人群进入天山南北，在博尔塔拉河上游山麓地带、伊犁上游山谷地带、帕米尔高原北侧等靠近水源，水草丰茂的山麓地带，创造了地方文化类型，并不断与东来西进的文化发生借鉴与互动，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的成分。
伊犁河上游地区的穷科克下层文化，除发现多处聚落遗址和墓地外，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还包括有：“王的祭坛”、冶铜聚落、最早用煤的遗迹等。另外，由于这些重要的发现，使我们对奴拉赛古铜矿的开采年代有了新认识。
喀什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一座巨大的地表石、土结构的大型地表建筑，因为建筑主体材料是用附近山体、山脚和河床采挖的石头，可以笼统地称其为石构建筑。石构建筑物覆压在一座矩形的半地穴式的石室之上，这一石室被发掘者认为是墓葬的墓室，进而认为该石构建筑为一巨冢，因其规模罕见，认为是青铜时代畜牧人群的“王陵”[13]。
石构建筑于吉仁台沟口的外侧，地表以上呈方形石墙围成的巨型覆斗状。石墙的边长120米，祭坛面积1.44万平方米。墙体用石板交错叠砌而成，残存1~9层，高约70厘米，石墙规整平直，石墙的外围铺有一周红土。石围墙地表主体修成覆斗式穹隆状，最高处约5米。祭坛内部构造复杂，总体结构是由中心向外，修出密集的、放射状、呈立体结构的土石条带，条带多两两一组或三条带一组，石条带之间用石堆和短石条相连，形成格状布局。这些条带是先修出放射状的梯形土垅，在梯形土垅的一侧，用卵石铺成护坡。从铺石的一侧观看，像是由中心向外放射状的石条，立体结构犹如四射的阳光。梯形条带间存在较多的隔段，中有大量的灰烬。
石构建筑中心有一平面呈矩形的半地穴状石室。石室的壁高于原地表，绕墓室外有红胶土围成土墙，土墙外再铺石，铺石形成的石堆高出墓口，高达3米，石室面积近40平方米，西侧有修建石室时方便进入的、宽约1.6米的斜坡，使整个石室平面呈“甲”字状。石室的东部向墓室外，伸出4个不规则的洞，高约1.2米，向个逐渐狭窄，洞内单面为石砌洞壁。石室内未见任何遗物，墓室填土中偶见有残陶片、残铜器和动物、人的残骨殖[14]。据碳十四测年，石室的年代在距今3600年左右。
整个石构建筑宏大雄伟，壮观巍然，其祭祀意义凸显。联想到青铜时代晚期中亚草原地区广泛发现的地表圆形石堆建筑，这些建筑的性质多被认为是社会礼仪的建筑，这些祭礼性的遗存实质是祭天的神坛，小型的称为克莱克苏尔，大型的称为太阳神殿[15]。吉仁台沟口巨型石构建筑，从结构看与略晚些时中亚草原地区广泛发现的太阳神殿的结构基本一致，只是结构更为复杂一些。据测算，修建这样一座祭坛的土石方量达43200立方米，如果按照每立方米土石的开挖、运输和填筑需要3个人工来计算，就需要200个人连续修建一两年才能完成，工程之浩大可见一斑[16]。吉仁台沟口的祭祀建筑，是青铜时代中亚草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区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祭坛，可称为“王的祭坛”。
“王的祭坛”修建在喀什河两岸壁立高耸陡直的峡谷出口处右岸，向南是喀什河谷最大开阔地，即喀什河冲积平原。峡谷出口犹如开在崖壁上的“石门”，“王的祭坛”在石门外侧。入峡谷口进入天山腹体，喀什河入山体迂回曲折。“石门”内侧，距祭坛不远河左岸的斜坡状台地上，是一处青铜时代吉仁台社会的冶铜聚落址。据碳十四测年和遗存的分期，聚落持续存在了五六百年，留下了37座房址。
吉仁台沟口冶铜的聚落有许多让人震惊的考古发现，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聚落内发现一处大型房址，编号F6，房址面积达374平方米，是新疆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一座史前单体房址。房址为长方形半地穴式木框式结构，门朝南，墙外有一周回廊式石垒护墙，室内中有用片石栽立围成的长方形火塘。F6位于台地西部地势最高处，居高临下，坐北朝南，俯视险要，是聚落发展到盛期的建筑，它是一处集会议室或者举行祭祀、宴饮等高等级议事的大厅。第二，根据吉仁台聚落的遗迹和遗物，可以判断这是一处冶铜聚落，为此前新疆史前考古所未有。吉仁台聚落遗址中发现了与冶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有煤炉、鼓风管、坩埚、范、铜矿石、炼渣、铜锭、青铜器等，出土有十余件浇铸铜器的陶范，及菱首剑、啄戈、镞、镜、锥等，对深入研究新疆冶铜文化源流的研究有重要的新启示。第三，用煤遗迹和遗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突破意义的考古成果。对此，下面单独介绍。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以煤为燃料，是历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为燃料的国家，据《史记·外戚世家》记，窦少君为其主做炭（石炭），据此，公元前179年中原地区就开始开采煤炭。考古发现最早以炭为燃料的遗存在西汉时期[17]。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聚落的人们，开始以煤燃料冶铜，将人类用煤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
吉仁台沟口冶铜聚落遗址的地层中，尤其是房子内发现了大量的煤炭、煤渣、煤矸石、未燃尽的煤块以及煤的堆放点。经调查，喀什河上游两岸，有七处煤炭祼露地点，这些煤炭为长焰煤[18]。根据煤质鉴定结果显示，遗址中的煤炭和附近煤层的煤炭样品均属长焰煤，品质优于常见的褐煤。遗址中的煤炭很可能来自周边6处煤层露头中的3处，且炭含量普遍较高，表明当时的人群可能有意识地选择了更优质的煤炭。长焰煤的燃点低，自燃的临界温度是60C-80C间[19]，当地表积温或煤层积温达到这一临界点，煤层就会自燃。2018年，在聚落居住区的东南缘，发现两座炭窑，年代在公元前2600~2400年间，由窑室和火道构成勺状结构的炭窑，窑室大体为圆形，窑内积满木炭。烧炭的目的是为提高冶铜的效率。吉仁台沟口冶铜聚落的人们，在烧炭过程中，观察到附近频发的长焰煤自燃现象，也可能他们用石状煤块做灶台的建筑材料，发现了煤块的可燃性，便自然地会用煤炭代替木炭，更多情况下是两者共用。吉仁台沟口青铜时代聚落中的用煤遗迹的发现，其重要性和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奴拉赛古铜矿位于尼勒克县城南，喀什河南天山余脉阿吾拉勒山北麓奴拉赛沟东侧，外观像馒头状凸起的山头。奴拉赛古铜矿的发现与考察，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伊犁河谷最重要的考古成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冶金史家梅建军曾数次深入奴拉赛铜矿进行科学考察。当年他曾给笔者讲过这个铜矿对研究整个欧亚早期冶铜业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因对于冶金考古是门外汉，对此一知半解。1986年，笔者第二次调查铜矿，那次是要划分古铜矿的保护范围。奴拉赛铜矿的开采是尼勒克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笔者曾询问当地矿业公司员工，一位从内地请来进行技术指导的秦师傅讲到，这里的铜矿品位最高，只要顺着山体的富矿脉掘进，自然会伸向古铜矿的矿洞。他问笔者，是什么时代，什么人掌握着这么高超的寻矿、采矿技术，将奴拉赛品位最高的富集矿脉采掘殆尽。笔者说是战国前后的人开采的，距今有2500年了。他一听，露出狐疑、惊诧的表情。这一次，秦师傅他们用绳子将笔者结实地绑好，从奴拉赛山头半腰处的竖井，悬坠深入竖井底部。这竖井深20米以上，接近底部时，漆黑如夜，正值炎夏，洞底冷嗖嗖，吸一口带有浓浓矿味、湿冷的空气，凉气直透肺腑。抬头仰看洞口，像是透过圆形亮窗，遥看天河。绳索碰到矿壁，碎石碰撞洞壁的声音清脆、尖利，轰鸣的回声在洞内长时间地缭绕。那时，洞底还有水，碰落石块的入水声，更为尖利、刺耳。黑暗中用手电四下环照，见有横井交叉。竖井底部的水很浅，但冰冷刺骨。这样的经历，对笔者理解古代矿工的开矿生活，有重要启迪。难以想象，几千年前的古人，开采矿时的，他们怎样用十分简单有亚腰状石斧和石锤，将奴拉赛山头掏成网状的空洞，将最富集的铜矿几尽掘完，从竖井口部残的几节木梯观察，他们是背着沉重的矿石，攀踩着几十米深的木梯，将矿石背出矿洞，或者由交叉的横洞将矿石背负出矿井。矿洞直径平均1~2米，掘至山脉腹体内部，洞更窄，黑洞洞的伸手难观五指，当时是如何照明的，那些横向的矿洞是否是通风的风道？欧亚大陆罕见的巨大的矿脉中，被开采的富集的矿料，又有多少？这些矿料又被运到什么地方？十多公里崎岖的山道，沟狭壁直，车辆难行，不会是肩挑人抬将如此沉重的矿料运出去的吧，现在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是靠马、驼的背负，来完成运载工作。用奴拉赛铜矿在何地，冶铸成了什么样的铜器，这些铜器在欧亚草原的铜器系统中，具有什么的地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青铜时代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形成，奴拉赛古铜矿在这一过程中，又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在奴拉赛古铜矿残留下来的几件冰铜块、废弃的几块炼渣背后伸引出来的，事关整个欧亚历史的重要问题。现在笔者知道的是，奴拉赛铜矿前面的奴拉赛沟，几乎被当年的奴拉赛矿工开采铜矿时的废弃物所填满。据说，当地的铜业公司，因在古铜矿附近的开采受到限止，便又把古人废弃的矿料重新“开采”了。在此之所以再回顾奴拉赛铜矿考察的经历，是因为这些过程，对更感性地认识奴拉赛古铜矿不无裨益。
奴拉赛古铜矿开采年代新识。至少到青铜时代的中晚期，喀什河上游一带的文化发展进入鼎盛阶段，这里成为当时内陆欧亚政治和矿业经济的一个中心。吉仁台沟口“王的祭坛”和冶铜聚落中大房子的发现，说明此时已经处于社会结构复杂的文明社会阶段。当时社会上层的统治者，控制着内陆欧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奴拉赛铜矿，或者可以这样说，喀什河上游之所以成为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与奴拉赛铜矿的开采不无关系。
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始于青铜时代的推论，其认识有一个过程。奴拉赛铜矿是国保单位，在遗址说明牌上，将其时代定在战国前后，依据是用一号竖井口部残留的木头梯架测的碳十四数据，毫无疑问的是，这木梯的残支架，不能代表铜矿初始开采的年代，它是古人最终废弃矿井的时候留下来残迹，只能代表铜矿的废弃时代。这一碳十四数据，只能说明奴拉赛铜矿在战国前后废弃了。奴拉赛铜矿始开采于何年，不得而知。奴拉赛铜矿的开采，需要有高度的社会控制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从伊犁河上游，特别是支流喀什河上游近年来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看，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步入了辉煌阶段。如前所述，修建吉仁台沟口“王的祭坛”，就要召集和动员周围多个聚落的劳动力，非上层统治者所不能为。所以，奴拉赛铜矿大规模开采，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审视，它属于穷科克下层文化范畴的遗存。
另外，将奴拉赛铜矿最初的开采，放到整个内陆欧亚冶金史的大视野观察，更有意义。据原苏联学者切尔内赫（Chernykh）的研究，欧亚草原北部早期的冶金技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环黑海冶金网的形成，时代为公元前五千纪和前四千纪，其源头在安纳托里亚高原。第二阶段是包括高加索在内的多冶金中心的出现，时代在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前2千纪。第三阶段是欧亚北部冶铜工业大发展时期，时代在公元前2千纪初到公元前1千纪初前后[20]。从欧亚草原视野考察，青铜时代中期晚段和晚期的早段，即公元前3500－前2000年间，欧亚草原西部的颜那亚文化人群，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冶铜制铜技术，紧接着在乌拉尔山东西两侧相当辽阔的范围内，出现了以辛塔什塔和阿巴舍沃（Abashevo）这两个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文化都以极为活跃的冶铜业而著称。辛苦什塔文化主要分布在乌拉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支流托博尔之间，几乎所有辛塔什塔文化聚落遗址上都发现有采矿、矿石加工、矿渣、熔炉残件以及各种制成品的遗迹和遗物。聚落上几乎每一座房屋内都发现了金属冶炼和制造活动的遗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时期，铜矿是人们最主要争夺的资源。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自东向西，陆续掀起的自青铜时代中期后段到晚期前段的冶铜高潮，自西向东，人们将中亚北部辽阔的森林草原地带的大多铜矿开采殆尽。青铜时代中晚期，草原地区中发现一些精制的兵器，如有銎斧和矛以及刀柄装饰醒目的匕首和短刀等，都是采用封闭的薄壁陶制模和陶范这种新工艺铸造的，用陶范一次性铸造有銎或插孔等器物的技术，是塞伊玛-图尔宾诺人群中青铜器工匠最显著的创新。据切尔内赫和库兹米娜的研究，这种新的铸铜工艺，源自铜矿丰富的萨彦岭—阿尔泰地区[21]。青铜时代晚期，即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阿尔泰山、哈萨克斯坦和中亚西亚北部地区新的铜矿资源都开始开采利用，同时出现了一批新冶铜制铜中心。安德罗诺沃文化区内的冶金中心，被认为是整个欧亚地区产量最大的，构成了新的“欧亚冶金”（技术）文化网。大约从公元前1750年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群东向运动，开始大规模开采外乌拉尔地区的铜矿，并懂得采用氧化铜化石，多个独立的冶铜中心在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文化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产生了[22]。喀什河的上游是一个安德罗诺沃文化覆盖区内，此为独立的采矿中心。喀什河上游铜矿的开采与冶炼，其背景无疑与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内陆欧亚铜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有关。吉林台冶铜聚落的工匠也用陶范制作铜器，显示出其与整个中亚草原制铜传统的关系，伊犁河上游多年采集有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也都与这一时期掀起自西而东的青铜冶铸活动有关。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晚期的前段，即战国之初，此后，因为奴拉赛古铜矿被开采殆尽，终成废矿。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当地急于发展工业经济，便又踩着古人脚印，围绕着古铜矿食古之余，二千多年之后，又开始续写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历史。
公元前2千纪末至公元前1千纪初前后，伊犁河的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早期铁器时代的穷科克上层文化取代了青铜时代的穷科克文化下层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体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不同的因素可能有其不同的源流，穷科克上层文化亦是如此。彩陶系统是构成穷科克上层文化的重要方面，究其主脉本源，当与整个天山彩陶系统的形成有关，探究起来彩陶文化大多与定居的农业经济形态有关[23]。穷科克上层文化人群过着半定居的生活；构成穷科克上层文化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的是与游牧有关的遗存，如马具、随葬羊肉（多以朽为羊骨）、羊距骨等习俗，它无疑与北部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因素相关。游牧是穷科克上层文化人群重要的经济形态因素。伊犁河上游及支流两岸发现的聚落遗址，绝大多数是属于穷科克下层文化遗存，穷科克下层文化人群则更多地过着定居生活。人们畜牧牛、羊，在水土条件优越的地方，种植小麦和黍类农作物。
穷科克下层文化与穷科克上层文化属于性质完全不同、文化源渊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蛛丝马迹，笔者在穷科克台地西侧靠近河岸的地方，发掘一处祭坛遗址，祭坛呈隆起的丘状，从出土的陶片看，属于穷科克上层文化结束和穷科克下层文化初始阶段的遗存。祭坛主要用河床中的卵石、人工打碎后堆成的，遗址中的陶片为夹砂灰陶，表面有压印刻划纹样。遗址中出土两件可以复原的器物，一件是无耳的彩陶壶，一件是平底的缸形器。这件彩陶壶可以作为伊犁河流域最早阶段的一件彩陶看待，平底缸形器可以作为穷科克下层文化最晚阶段的一件器物。前后两种源渊完全不同的文化人群，在这一祭坛相见。公元前1千纪前后，伊犁河流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变故，并促成了文化的交替，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彩陶系统的居民取代印刻划纹陶器系统的居民，成为伊犁河历史上的新主人，是伊犁河流域史前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彩陶文化取代压印刻划纹陶器文化，对整个中亚东部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深刻而久远的。
穷科克上层文化目前发现的遗存基本为墓地，穷科克上层文化遗址的发现有存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居民的祭祀活动、游牧社会的分化等问题。另外，由于伊犁河上游穷科克上层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引发我们对原苏联学者关于塞人—乌孙文化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穷科克上层文化与穷科克下层文化结构上的重要的区别是，穷科克下层文化是冶铜制铜的族群，穷科克上层文化人群则更普遍地使用铁器。铁器的起源与传播是中国考古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目前，更多的学者相信，中原的冶铁技术是由史前新疆传入的。就新疆与河西而言，新的发现表明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上游的人群最早接触到了铁器，但并未普及开来，只是偶见，另外一支最早接触到铁器的人群是河西地区齐家文化晚期的人群，其时代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前后，亦为偶见，并未在其后很快普及并推广使用。
公元前1千纪初前后，生活在新疆伊犁河上游喀什河流域的穷科克人群，自他们在这一区域替代了穷科克下层人群开始，就广泛地使用铁器并普及开来。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的一座墓葬中，多数墓葬中随葬铁器，其后伊犁河上游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墓地，大凡有随葬品的墓葬中，均以铁器最为常见。伊犁河上游铁器普遍使用的年代，要早于新疆其它地区，更要早于中原和国内其它区域。铁器的起源及其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尤其是向新疆等中亚东部和东亚的传播过程，仍有许多疑难未明的问题需要研究。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穷科克一号墓地的全面发掘，都为这一问题的研究积累了重要的资料。目前看来，穷科克铁器的突然兴起，当与西亚与中亚西部人群在伊犁河下游的七河地区、西天山的费尔干纳盆地、楚河流域的活动有关，以及对伊犁河上游的影响有关。
伊犁河上游牧早期铁器时代的祭坛，与中亚草原地带被称为“克来克苏尔”的祭祀遗存性质相同。“克来克苏尔”指的是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中亚草原地带的居民修建在草原上的祭天石圈建筑，被称为太阳神殿。结构一般是地表上围圆形石圈，石圈内堆垒圆石堆，中间石堆与外石圈间，常用石条联接，俯视为“车辆”状。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墓葬结构分为墓室和墓葬地表建筑两部分。墓室多为竖穴偏室墓，另外有竖穴土坑墓。地表建筑是在墓上起封土堆，然后在圆形封堆外选用基本一致的卵石围铺成石圈，是简单的“克莱克苏尔”。还有个别方形石圈，天圆地方，方形石圈也许是祭祀地神的“克莱克苏尔”。
穷科克上层文化的人们，还在公共墓地旁边，沿喀什河岸修筑专门的祭天神坛，即“克莱克苏尔”。2002年，在穷科克二号墓地旁发现一座，紧邻喀什河岸的祭坛与青铜时代吉仁台祭坛一样，位于喀什河出峡谷口的岸边。祭坛用挑选的石头在地表铺成同心圆形，中心圆心部分用砾石围砌，外圈用同样大小的卵石围砌。2004年，在铁木里克沟口墓地发现一座。这一祭坛，亦邻近喀什河，规模较大，结构相对复杂。整体像一个巨大的车轮状。外围用卵石围成圆形石圈带，带宽1~2米，中间是凸隆的石堆，石圈带与中间石堆之间用十字形的石条带连接。封堆凸隆的中部有一祭马坑，祭有完整的马头，祭马坑被破坏，只有马嘴中衔的铜马具保存完好，是三孔弓形柱状马衔和两孔直棍式马镳。此类马具的形式较早，可以早到春秋时期。
2003年，在发掘别特巴斯陶墓地时，发现一座结构独特的祭坛，除地表建筑与祭天仪式有关外，祭坛内中心地表浅坑中置有一石祖，是祈求生育的生殖祭祀神坛，为特殊功能的“克莱克苏尔”。别特巴斯陶，在蒙古语中是泉眼的意思。这座祭坛修建在山泉源头旁。祭坛的封堆，用很纯净的黄土堆成。封堆的结构与石圈墓别无二致，只是这一封堆下有燎祭坑，坑内存大量灰烬。封堆下原地表挖有两个方形浅坑，一个浅坑中是十分零碎的人骨，另一浅坑中，置一石祖，石祖的形象为“龟头”雕磨，石祖打磨得十分光滑，可见这是一座专门祭典石祖的祭坛。由祭坛的结构看，与这一区域战国前后的墓葬结构大体一致，故而推测这座祭坛年代为战国时期的。祭坛的功能与泉水联系起来考虑，可以推想出当年，生活在这区域的人们，赋予该泉水以神圣的生殖神力（生命之水，“圣水”），祭礼活动的重要仪式，是饮用“圣水”，抚摸石祖。
穷科克上层人群初入喀什河中游，选择河两岸环境优沃的区域，繁衍生息，营建公共墓地，留下穷科克一号墓地等相关的遗存。穷科克一号墓地代表着穷科克文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年代从公元前1千纪前后，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公元前1千纪中叶前后开始到公元1世纪前后，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到西汉，穷科克文化人群的经济生产方式更加优化，原来氏族组织的羁绊逐渐松懈，人们活动的区域更为广泛，在喀什河两岸及支流、特克斯河流域主要河沟地带，遍布这一时期的墓地。由于氏族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家族势力凸显，家族墓地的墓葬分布较为松散，墓地之间没明确边界，不少墓葬呈链状排列。这一时期，墓葬规模大小有序，大小墓葬规模相差悬殊，说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存在着明显差异。特别是超大规模地表有巨型封堆的墓葬，说明伊犁河流域游牧社会中王权的诞生。历史学家多认为，这些巨型封堆墓与乌孙王国驻牧伊犁河谷有关。
原苏联学者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流域（包括七河地区）、楚河流域发掘冠以塞人—乌孙文化遗存，与伊犁河上游中国境内早期铁器时代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特征一致，它们同源同流。原苏联学者认为，塞人—乌孙文化前后相继，特别是塞人遗存，认为源于当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这一观点虽然影响较大，质疑者不多，但考古学上的论证并不充分。伊犁河支流喀什河上游穷科克遗址下层与上层关系的发现，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穷科克下层文化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的地方类型。如上所述，笔者依穷科克遗址的文化层位，称其为穷科克下层文化。穷科克下层文化以夹砂灰陶压印刻划几何纹装饰为主要的文化标志，陶器的器型十分简单，基本为无耳的缸形器与带有圈足的罐形器。缸形器基本为直壁，圈足罐器的腹部微鼓。穷科克下层文化在整个安德罗诺沃文化谱系中处于中期晚段和晚期阶段。平底缸形器和圈足罐形器多为素面，极个别见有压印刻划的几何纹样。穷科克下层居址废弃后，穷科克上层文化人群便直接在这一居址面上开始挖掘墓穴，布局公共墓地。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性质的遗存发现，即穷科克上层文化对穷科克下层文化的替代是直接的。穷科克上层文化是以夹砂红陶、彩陶装饰为基本标志。陶器基本为无耳的陶罐，有明显的颈部，多鼓腹平底，其次为单耳陶器，如单耳杯和少量的单耳罐，陶钵盆类器物开始流行起来，单耳罐和陶钵类器物，多为彩陶，彩陶纹样独具特征。与下层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比较起来，无论陶器的质地、器物类型与形态、器表装饰迥然不同，特征上相去甚远，属于源流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前已有述。穷科克上层文化的文化因素在穷科克下层文化中找不到根与源。毫无疑问，穷科克上层文化并非脱胎于当地安德诺沃文化联系体的地方类型，即穷科克下层文化，而是另有所源，即穷科克上层文化，作为天山地区最西部的彩陶遗存，是彩陶文化由东部天山向西部天山传播的最外环[24]。天山地区的彩陶文化是中原地区半坡—庙底沟彩陶文化体系、西北黄河上游马家窑彩陶文化体系，由东向西，由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演变发展，传播到新疆天山地区，从而形成了天山彩陶体系。伊犁河谷的彩陶文化，是天山彩陶体系中最西，也是最后的一支。伊犁河谷及巴尔喀什湖东南其它河流流域分布的所谓塞人—乌孙文化一脉相承，学术界对此并无异声。只是早期兴起的塞人文化中，以彩陶为标志的文化因素，根源于东方天山彩陶体系，根系深扎于久远的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母体。
原苏联学者之所以将塞人—乌孙文化的源头，比较生硬、机械地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前后嫁接。究其原由，可能与当地早于塞人—乌孙文化的遗存，主要是强大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系体的地方类型。在没有找到塞人—乌孙文化正源的时候，只能做这样的解读而已。另外，任何文化的起源都不会是绝对的、单向的，会接受周边区域同时代和比较早的文化因素，比如分布于费尔干纳盆地和楚河地区的楚斯特文化对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出现和流变也会产生影响。在研究穷科克上层文化的时候，值得关注。另外，将塞人—乌孙文化作为天山地区最后的彩陶文化考察，彩陶存在一个由早至晚、由东到西，从相对繁荣到最后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这一文化最早形成于公元前1千纪初前后，公元前1千纪中叶，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文化体系结构的大视野考察，很早就开始的中国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东西向运动，为理解塞人—乌孙文化起源提供了更为纵深宽阔的背景舞台。联系到中国文献中关于塞人—乌孙故乡的记载与传说，伊犁河上游穷科克文化发现及兴衰的研究意义更为凸显。
伊犁河上游河谷三角洲，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穷科克台地“三叠层”的发现，为寻找该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公元前3千纪初的铜石并用时代，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的一支，迁徙到了伊犁河的上游，揭开了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序幕。公元前2千纪后段，伊犁河上游的居民学会了烧炭，他们可能用炭冶铜，提高冶铜的工效。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的青铜时代中期，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中冶铜大军中的一支，可能由北而南，自阿尔泰山脉南麓进入到了伊犁河谷，也可能由哈萨克斯坦中部草原，经巴尔喀什湖东岸的七河地区再溯伊犁河东进，到达伊犁河的上游，他们在这里发现并开始采掘奴拉赛铜矿，由于奴拉赛铜矿的开采，喀什河上游很快成为当时世界青铜贸易体系中重要的铜矿原料供给地。青铜时代伊犁河上游的青铜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人们使用平底或带圈足的压印刻划纹陶器，这一地方文化类型，依据穷科克的层位关系，命名为穷科克下层文化。因为奴拉赛铜矿大规模开采，约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喀什河上游就成为当时中亚草原地带青铜开采和冶铸工业的中心。草原地带的上层统治者，沿喀什河修建冶铜聚落，公共冶铜仪式建筑、修建王级别的祭坛。王的祭坛的存在，表明喀什河上游曾是某最高统治者的驻地。青铜时代喀什河上游的冶铜居民，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他们首先发现了煤的燃烧性能，以煤为燃料用于冶铜，大大提高了冶铜的效率，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煤炭能源革命的序幕，其实际性意义不言而喻。约公元前2千纪末的青铜时代晚期，穷科克下层文化走向衰落。约在公元前3千纪末，自东而西，由黄河上游经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地区，广泛制作和使用彩陶的文化居民，沿着天山山谷和山麓地带的绿色通道西进，约在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之交，进入伊犁河上游三大支流流域，他们在穷科克下层文化居民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了伊犁河上游的青铜文化。穷科克台地的层位关系表明，穷科克下层文化与穷科克上层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穷科克上层文化的居民继续开采奴拉赛铜矿，但这一文化居民更普遍地使用铁器，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铁器的族群。穷科克上层文化居民的经济生产中，游牧经济处于主导地位，伊犁河上游的河谷、山麓的草场均得到开发利用，穷科克上层文化居民创造了天山地区彩陶文化的新类型，并影响到伊犁河下游的七河地区和楚河流域。穷科克上层居民深刻地受到了中亚北部草原文化影响，墓葬的地表普遍存在具有祭天寓义的圆形石圈建筑，他们还沿河岸两侧，修出专门从事祭天活动的祭坛（克莱克苏尔）。公元前5世纪以后，奴拉赛铜矿中最富集的矿脉，基本开采殆尽而废弃，冶铜工业衰落。穷科克上层文化晚期，伊犁河上游牧社会的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游牧社会的上层更加重视墓葬的地表建筑，辽阔草原上出现的大小不同的巨型封堆墓，是不同级别游牧贵族的陵冢。伊犁河草原，曾是文献上记载的塞人、乌孙贵族驻牧之地[25]，那些超大规模的巨冢，可能是塞人或乌孙人的王冢。西汉时期汉中央王朝统一西域，包括伊犁河谷在内的西域，归属中央王朝统治，伊犁河上游社会进入到华夏一统的历史时期。
